谦虚耐烦的意义在孝亲尊师之中《述而集》卷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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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耐烦的意义在孝亲尊师之中《述而集》卷三

 

谦虚耐烦的意义在孝亲尊师之中(《述而集》卷三)

李树明撰

 

第一章有感于八十年前一句立国之论

读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录》时,很是感叹了那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在感叹作为当时著名学者杜亚泉先生那生前身后凄惨萧条命运外,有“七个字”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王元化先生写道:

“一九二四年,柳诒徵撰《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直截了当地指出:

‘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

’”(《九十年代反思录》第65页;王元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西方立国是否在宗教,让西方去明证好了,我们东方人是不习惯于干涉他国内政的。

因此,撰者颇有自知之明地把兴趣的目光投注在了那最后七个字上:

“东方立国在人伦”!

撰者没有读过柳诒徵先生的这篇文章,手头资料亦有所限,不能查阅原文,但相信王元化先生治学之严谨,更相信如是究竟的真知灼见也只能出自柳诒徵先生诸前辈之手。

史学大家蔡尚思教授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意撰写《柳诒徵先生之最》,高度评价其同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他人所不可企及之最:

担任大图书馆馆长时间最长;编出大图书馆藏书总目最先;培养的著名专家最多;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作为大学讲义《中国文化史》流传最广等等。

(《中国文化史》“导读”第1、2页;柳诒徵撰、蔡尚思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吴宓教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曾自编《年谱》,其中这样追记过柳诒徵先生:

“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

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

”(《中国文化史》“导读”第2页)

如是柳诒徵先生,言东语西,亦无不如是也。

柳诒徵先生所说“人伦”,自然是指国家社会习俗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尊卑长幼之间的等级关系,而这一等级关系核心内容则为“孝道”。

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都建立于孝道基础之上,倘若孝道不存,一切关系亦不复存焉。

说到家,柳先生那“最后七个字”的究竟真实意义是:

——东方立国在于孝!

所以,作为帝国两千多年来上上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法典”——《论语》,开篇明义,并且贯彻始终的是“学而时习之”。

“学”什么呢?

自然是孝道;

“习”什么呢?

自然亦是孝道(朱子把“习”解释为“温习”之义欠妥,“实习或实践”则更为确切)。

为什么要学习孝道呢?

作为孔子的学生有子,紧步老师后尘,诠释道: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论语·学而》)

“孝”,乃国家社会之根本所在,可以说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之大根大本。

根本牢固,为人治国的原则也就产生了。

持有如是原则,国亦其国,民亦为其民矣。

子曰: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孝经·开宗明义》)

无需多言,“孝”单就字面结构就充满了无尽之智慧。

其上有老,其下为子。

老上有老,老上还有老,无所穷也;子下有子,子下还有其子,亦是无有尽也。

其意之深,可谓“竖穷三际”。

——老与子上上下下绵绵不绝,紧密圆融,方能谓之“孝”。

这哪里就有什么“沟”呢?

今天产生所谓“代沟”诸类辞之现象,正是这个时代不讲孝道的真实写照。

若从横的方面再看,所有“老者”排起来有无限之广,所有“子者”排列亦是无限之阔。

其意广阔无涯,可谓“横遍十方”也。

记得恩师曾教导如是:

“尽虚空遍法界,无非一‘孝’字也。

宇宙核心是爱,孝乃爱之动也。

“孝”乃是一个具有无始无终意义的隐喻,是将一个国家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全部融入海德格尔哲学式的“缘在”。

中国文字是启迪智慧的符号。

仅仅凭此,我们就不得不对造字祖先肃然起敬。

话说回来,《论语》就是其“隐喻”或者说其“缘在”之义趣的生动简洁演说。

换而言之,《论语》讲述的是孔子带领弟子们学习实践孝道精神的故事。

不单单《论语》,整部“四书五经”讲述的又何尝不是孝道故事呢?

撰者常常惊叹《四书五经》编纂者的睿智,既有孝道那生动的理论指导原则,亦有孝道丰富活泼的实践方法。

真让人怀疑,如是精致完美教材竟然自人类之手!

不用说四书五经,中国两千年乃至五千多年历史,亦无非是对孝道不断教与学的实践历史罢了。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礼记·学记》)

“先”什么?

先教学孝道而已。

自汉武帝制定以儒家孝道(孝亲尊师)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方针以来,两千多年里,尽管朝代纷繁更替,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但是从没有那个王朝更改过如是方针,无不老老实实一以贯之,严格遵照执行!

到满清帝国,孝道意义可谓叙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其艺术发挥方面亦达登峰造极境地,因此才以“极少数”人,牢牢统治了一个泱泱大国二百六十七年时间(满清入关时,军队二十万,满族人丁五万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由是之故,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硕果仅存者之所以是中国,其道理在于中国那两千多年不变的教育教学方针。

享有“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美誉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博士认为:

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汤因比博士之所以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其意在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参见一九七四年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在英国约克郡会面,二位尊者十日谈话内容整理而成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汤因比先生在不少演讲及其著作中或间接或直接表达过这一学术观点,亦可参见其代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历史研究》等)。

世间立国之本是孝道,那出世佛法又何尝不是以孝道为教育教学根本呢?

展开经卷,我们就会发现,释尊十九岁出家,勤修苦学十又一年,三十岁悟道,教育教学四十九年,三百余会,也就是说了“孝养父母”或者说是“孝亲尊师”四个字而已。

孝养父母,不仅仅是养父母之身,更重要的是在于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

每每面对“孝养父母”这四个字,撰者总是有无尽感慨,又惭愧万分。

在这个物欲横流时代,我们充其量勉强做到养父母之身,就算是“孝”了。

但我们这些为人子女者能耐下心烦陪父母说上几句话?

父母在风烛残年里的那份孤单,我们又能体察到几何?

我们整天在外面风风火火又是为了什么呢?

因此那养父母之心、之志也就免谈了,即使少有欲行之者,却往往又力不从心……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于不会孝敬老人了。

“孝道”的确是门很难实践的艺术,但又是必须要实践好的艺术。

这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亦是国家社会乃至宇宙的意志!

如此看来,那句“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自古无孝子”的教育意义就更为丰富了。

就佛法而言,“孝养父母”源于《佛说观无量寿经》,释尊告韦提希夫人:

“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

”此三业称之为“三福”。

释尊又告之:

“汝今知否?

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

“孝养父母”属“三福”之首,失其一,则一切皆失,孝道亦是佛法基础之基础。

因此,大乘佛教四大菩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其一门深入地对如是基础课程之教育教学也。

作为四大菩萨之首的地藏菩萨表法意义是孝道(孝亲尊师),其意愿记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

尊经乃佛法启蒙经典,入门教科书,一向被誉之为“孝经”。

我们不仅仅要孝养自己父母,还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把“孝养”意义发扬光大到全世界乃至尽虚空遍宇宙,此乃大慈大悲之观世音菩萨是也。

能够荷担如是如来家业,那得具有智慧。

于是,表法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骑勇猛狮子亮剑而至。

骑狮亮剑倒也威武,但不是目的,手段而已。

真目的是把孝道落在实处,表法“真干”之普贤坐骑大象稳重出场,一步一步地开始抓落实了。

——落实才是硬道理!

普贤菩萨如是说。

顺便说一句,撰者始终坚持并坚信佛法不是宗教(事实上把佛法误以为宗教,是近三百年来的事情),亦非哲学,而是人生必需的教育教学,是以“孝道”为核心内容,通过“去染还净”手段,使人健康长寿、幸福快乐、聪明智慧的生活教育教学。

释尊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等目的,仅此而已,他老人家连王位都弃之如敝履呢!

然而,伴随着那鸦片战争炮火,辛亥革命的杀伐裂帛,五四以来震天动地的呐喊声等等,特别是五四前夕那颇有石破天惊之势的“打倒孔家店”口号,人们就以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之所以挨打,罪魁祸首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于是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孝道”关押在了地狱。

这样以来,最能体现孝道精神外衣的“天、地、君、亲、师”,发现主人已经缺席,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在某个早上突然集体辞职。

于是乎,我们清晨爬起来,猛然发现:

天上天下一切秩序全乱了套,几乎所有的人都摆不正位置,找不到位置,甚至是没有位置。

——屁股决定脑袋。

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讲人伦道德,没有屁股亦没有脑袋,无秩无序的时代从天而降。

今天再次凝眸百年来的现实,不要说,不能说是帝国炮火震醒了东方睡狮,事实上是帝国炮火把东方巨狮给弄糊涂了。

巨狮不但没有扑向外敌,倒是慌慌张张、稀里糊涂地啃咬起自己那立国基石来了。

孝道不讲,人伦又从何而谈呢?

孝道失却,师道也就没有了。

没有师道,教育则无从谈起。

谁来教我们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谁来教我们如何处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谁又来教我们如何处理与天地鬼神,时髦地说是与不同维次空间生命体之间的关系呢?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天下大乱,在所难免。

毋庸讳言,八十年来,乃至是一个半世纪之多,最为愚蠢祸害者,莫过于对“东方立国在于孝”之否定。

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在更为深刻沉痛地继续明证着。

柳诒徵先生那“最后七个字”,可谓“一言兴邦”之见也。

可惜,我们并没有理睬。

记得公元两千年到来之际,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费夫尔先生在其《西方文化的终结》开章而言:

“我们不幸福是我们再也不能判断我们是否在以正确的方式生活。

”(《西方文化的终结》第2页;拉尔夫·费弗尔著、丁万江曾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倾其十二年心血,在本书最后一章《蜂群精神·结束语》又言:

“在以前有绝对把握,毫无疑问的地方,现在我们感到很迷茫,身处困境……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生活,不但丧失了道德规范,也失去了幸福之源。

——这已经成为全人类普遍面对之现实。

拿这句话来形容东方,又有什么不妥呢?

多年前撰者曾有感而发:

没有什么是正确与不正确的了,亦没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的了,所有的一切仿佛都被预先阴谋地悄悄表决了,唯有许可与不许可的了。

因此,所有日子在突然间都失去了坐标,所有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亦皆迷失了指南。

于是,每个孩子几乎同时开动了反叛步伐,每位成年人的目光愈来愈迷茫,每位白发苍苍者的脸上无不挂满了失望……

慈悲智慧的释尊,在三千年前圆寂时,将代佛住世之重任全权委托于表法“孝亲尊师”之地藏菩萨,一直到弥勒菩萨成佛从知足天(兜率天)下降为期限。

其深刻的警示性含义,一天比一天地凸显着。

然而,在那个被帝国坚硬铁蹄蹂躏得几乎所有人都晕头转向时代,在那个热血沸腾之“五四”岁月,在那个生死存亡关键之秋,有几人不惊慌失措或醉眼朦胧看世界呢?

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明了佛陀故事的教育义趣呢?

撰者不得不再三赞叹,史学家柳诒徵先贤那目光的清醒与深邃了。

 

 

第二章孝亲尊师之演义 

辛卯年佛诞日,亦称华严会等,余等学人数位,宴坐老潍县东盛园林。

不酒素餐,以此纪念圣诞。

众位方家以年长为由,力推余作佛子致辞。

余乃一无知凡夫,邪知邪见充满,迷惑颠倒,怕是玷污了清净圣门,有心立雪却也姗姗来迟,因此至今无缘作皈依受戒之形式。

故此不敢以佛弟子自称,又何敢弄白衣说法之举?

然,顾忌诸位脸面,便举棍自棒自喝,发露忏悔。

有好学者,将余之忏悔记录在案。

依其意,发其辞,拙其笔,得成于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圣诞之际。

禅宗六祖云: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净土印祖言:

“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

”又说:

“看一切人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

”(《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示修持方法》,李净通居士编)

故而文中恶言污秽,乃余之昔日形状,丝毫不及他人。

常惭愧人有心修道久矣,故此顶礼三拜明白人玉成。

——撰者题记

古今中外一切宗教,无不是以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为主要的、重要的、崇高的景行行止形式教化民众的,此乃宗教之所以称之为宗教而存在的唯一理由。

其学习过程,是边学边落实的实践活动。

如此活动,当是以幸福并快乐为目的。

因此,作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而集其大成,构建了千秋事业的至圣先师孔子,于《论语》中开口即作如是教诫: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学而》)

圣人杏坛设教,开门即一语中的也!

是语道出了一部《论语》,整个儒学,《四库全书》,乃至自伏羲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所有真实学问,甚至是华夏内外、世出世间一切学问学习过程中,应该取得的真实利益,即学习过程是收获人生幸福的快乐过程,是“人生的最高艺术享受”(著名一代哲学大家方东美教授语)。

因此,学习者生命存在形式当为愉悦状态。

其最低限度,理应确保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

非此,无足道哉。

学儒也好,学道、学佛也好,乃至学天主、学基督、学穆罕默德,学习任何圣贤也好,倘若学习者过了若干年而未获得如是真实利益,则非为真学习者也!

应当马上回过头来检讨自己,修正“身语意三业”。

孟子说: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孟子·离娄上》)此亦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当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之最佳阐释。

换而言之,学习圣贤过程就是征服自我过程。

佛家有言:

知错即开悟,改错乃修行。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征服自己,在不断地知错改错中完善自己,享受了最高的真善美慧且艺术快乐的幸福人生,因此其教育教学思想光辉福泽千秋万代;而英雄也许能够征服当时天下,但未必能够征服自己,其人生幸福指数就不言而喻了。

此乃圣人与英雄的最根本分野。

《庄子》有言:

“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

”(《庄子·杂篇·让王》)

是言,深矣,诚哉!

学习者修学全过程既然是愉悦的,那么最高、最真实的愉悦是什么?

也就是说,“学而时习之”究竟目的为何?

《大学》开章即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诚乃世出世间一切真实学问学习之究竟目的也!

非此,则不足以称之为真实学问乃至宗教。

孟子亦曰: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放心者,清净心也,清净心即是“平常心”,即是“明德”。

儒家称之为仁,道家曰道,释家之谓佛。

一即三,三而一。

另有释家宗门之说是父母未生前之本来面目也,亦是贤首国师所谓“自性清净圆明体”,等等等等,都说的是同一个性体,称呼不同而已。

由此观之,一切真实学问乃至一切宗教教育教学之究竟目的,是以教育教学为手段,教化民众破除一切烦恼及不幸,从而获得一颗最清净心。

唯有保持一颗最清净心,方能享受最究竟幸福人生。

单就佛教而言,创教者释迦牟尼佛,十九岁薄帝王而不为,弃位出家,勤学苦修十又一年,三十而立之年于菩提树下目睹明星放下一切,示现八相,大彻大悟成就无上之道。

由此,开启了那长达四十九年的伟大教育教学生涯。

想当年,作为佛陀的释尊于鹿野苑以五比丘起教,当时具有宗教大国之称的印度,就有九十六种宗教之多。

佛教作为教育教学的师道(佛陀释尊的教育自创立到很长的一段传承时间里并非为今天意义上的宗教),八小时讲学、八小时修行,为人演说,以其生动活泼、生机勃勃、丰富多彩且独有的教育教学活动风行于世。

宗教接受佛法,提升了本教内涵;民族接受,加强了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国家接受,国家得以文明和谐、繁荣富强……

尔时,释尊为一切国家、民族、宗教乃至学术界所爱戴拥护。

民众纷纷来学,十六大国王护驾,教育教学活动威仪十方,颇为庄严,叹而观止。

何者为佛?

简而言之:

佛者,觉也。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是也。

也就是说,不但自己要明明白白地处理好人与人、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命体、人与大自然之间关系,还要没有任何条件地帮助其他一切众生,这些都做圆满就是佛。

说到家,佛菩萨是人不是神,是明白人,而最明白者乃佛。

佛熄灭一切贪嗔痴,放弃一切拖累,明白且亲证了什么是究竟人生幸福。

何者为佛法?

佛说:

“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金刚经》)

释尊入灭后,以阿难为首的五百阿罗汉弟子,将本师四十九年之演说集结为三藏十二部,计八万四千法门,一大藏教是也。

后世学者又将一代圣教判为五时:

即华严时,最初二七日或三七日说;阿含时,次十二年说;方等时,次八年说;般若时,次二十二年说;法华涅磐时,次八年说。

爬其容,梳其类,教育教学内容亦可分而为五:

即伦理的教育教学、道德的教育教学、因果的教育教学、科学的教育教学、哲学的教育教学等。

再跟进一步,虽说内容有五,归结于一,无非宇宙人生真相而已,即“诸法实相”是也。

人生就是我们,宇宙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

为了让我们明白看清如是真相,释尊慈悲演说,从“孝亲尊师”起始,至“孝亲尊师”圆满。

可以说,一大藏教,文若烟海,玄刚浩瀚,穷经皓首膜拜读来,亦是此四字之落实也。

“孝亲尊师”落实圆满,宇宙人生也就真相大白,佛之能事毕矣。

因此,以四大菩萨为次第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中国大乘佛法,首以表法孝道的地藏王菩萨为首。

将孝道推广出去,感恩整个人类社会乃至宇宙,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也;如是大孝需要智慧,此乃文殊;有大孝心,又有大慈悲,还有大智慧,关键是落实,即真干!

这就是普贤菩萨。

佛家不重形式而重实质,实质需要真干!

一即四,四即一。

四位菩萨“共复一形”(《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品第二》),成就了世出世间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业乃至一切学问的大根大本——孝道。

有道是:

佛法就是以“孝亲尊师”为根本,遵循事物本性而运动变化的规律。

世出世间,一切循其内在规律而存在的事物,都蕴含着佛法。

国家为安定社会制定的一切有效法律,蕴含着佛法;世人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从事各正当事务,也蕴含着佛法。

如:

科学家循事物内在规律发明创造,造福人类;医生依医理治病救人;教育依教育法规开启文明,传播技能;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军人保卫国家;商人依法经商……皆蕴含着佛法,关键是看我们为人处世心态。

六祖慧能大师说: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六祖坛经·疑问品第三》)

世间一切法皆是佛法,出世间法相对于世间法而存在,没有世间法就没有出世间法。

不要认为脱离世间法单独有一个佛法存在,那也太孤芳自赏,太脱离实际,太脱离以真实利益为上的佛法了。

因此而言,健康、和谐、向上的日常生活即是佛法。

所以,学佛要怀有一颗“孝亲尊师”的最平常心。

进一步说,就是从“孝亲尊师”做起,在平常日子里将其推而广之。

有一颗与一切人、事、物为善的平常心,吃一碗平常饭,做一些平常事,平平安安一辈子,即使不闻佛法,也是真学佛者。

所以,学佛先学做人。

把“孝亲尊师”做好,人就能做好。

人做好了,即成佛道。

藏传佛教密宗中有一大法叫“大手印”,翻译成汉文即是“平常心”意思,“孝亲尊师”乃佛陀教育教学之根本“大手印”也。

凡此种种,佛法的教育教学之究竟目的亦不出前说,无非是教人在学着力行“孝亲尊师”实践活动中放下包袱,去染还净,妄尽还源,得到一颗清净心罢了。

放下什么包袱?

从何处入手?

从“孝亲尊师”开始,从放下一切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五欲六尘享受入手,从而放下一切障碍践行“孝亲尊师”之道的烦恼(我执、法执)而已。

因此,佛法教育教学成就不在于学多少,知道多少,而是在于放下多少。

放下执著烦恼,就取得阿罗汉学位;放下分别烦恼,则为菩萨学位;放下一切妄想烦恼,即成佛果。

放下才能量大,量大才能将“孝亲尊师”弘扬。

量大福大,量大才能过幸福自在快乐的生活。

老子有言: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老子》第四十八章)亦是教我辈放下。

佛教就是教人放下的教育教学。

学佛,就是学着放下障碍人生幸福生活的一切邪见与累赘;就是学着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亲朋,正确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是学做有健康、有道德、有智慧,富贵且幸福的人。

富者,知足也;贵者,受人欢迎也。

知足常乐且又受人欢迎者,乃真富贵也。

如是释尊,弃帝王如草履,成就了佛陀万古伟业(释尊当年预言其法运,即佛陀的教育教学事业为一万二千年),享受着最为智慧的艺术人生。

以一星之火燎原,破除人类千年暗室,开启人类智慧艺术生活新纪元,确指了人类究竟幸福走向。

经云:

“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

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如贫得宝第三十七》)

如是如是,佛陀的教育教学事业,在若干年后也备受伟大来者赞叹,诸如马克思、恩格斯等等。

国父孙中山先生虽然信仰基督教,但一直以来与佛教有着难解之缘,对佛门教育教学事业发展积极支持,在佛教界享有极高声誉。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九世班禅曾为国父奉安大典撰写过祭文,云:

“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先生手造共和,奠国基于磐石之安,解民众倒悬,俾登极乐,人民歌功颂德,有史以来,今古世界第一人也。

”(《九世班禅为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所撰祭文》,《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国父生前经常出入佛门,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游普陀寺时,亲身经历过佛门不可思议之殊胜境地,撰有《游普陀寺志奇》(《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2、3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拜阅国父谈话、演讲等诸类文稿,发现国父对佛教历史、教义及社会功用有着深刻认同,其国民革命思想亦是深受佛教的启发。

国父曾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演说:

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具足“救世、救人、救国”之仁,可以纠正科学之偏,“补政治之所不及”(《孙中山与佛教》,作者陈金龙;《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毛泽东主席的母亲对佛教非常虔诚。

受母亲影响,主席早年就接触到佛教知识,建国后还读过不少佛教经典,并且批示要重视佛学哲学研究。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外出前,主席指名带的书籍中就有多部佛经。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主席同班禅谈话时,说:

“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又指出:

“佛学不可不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是不行的。

”(《毛泽东读书札记诠释——出入佛道(上)》,作者陈晋;《瞭望》1993年第8期)

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我等毕竟是知见立知的凡夫之流,并不具备英雄智慧。

再说,释尊那高尚的教育教学发展至今,依中国传统记载,有三千年历史了。

佛灭度一千年后,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六十七年被中央政府请入中国,建立第一座教育教学机构——白马寺,开展其独有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以来,亦有近两千年之久矣。

在其传承过程中,难免以讹传讹,特别是前清慈禧执政期间,佛门放弃教育教学,而以超度经忏佛事、问卜扶鸾迷信活动等等为务,致使佛教沦落为狭隘意义上的低级宗教,乃至迷信(据当时作为生活在清宫的国师十九世章嘉大师后来说,清帝国是灭亡在慈禧太后迷信上,国家大事一概以扶鸾决断,我们相信章嘉大师不会撒谎)。

以破除迷信、开发智慧,引导众生走向究竟幸福彼岸为己任的佛教,竟然沦落到如此迷信之低谷,实在是很难很难为世人所接受乃至容忍。

《左传》云:

“人弃常则妖兴。

”(《左传·庄公十四年》)

自慈禧以来,佛教抛弃了教育教学之“常”,歪师邪说趁机而兴。

正如阿难尊者当年告诫末法时代众生:

“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六)

任何宗教如果不以教育教学为要务,必然流于形式,走向迷信邪说,走向极端乃至恐怖之流,危害社会民众。

这,毋庸讳言,实在是背师叛道,更是极度违犯了创教者初衷。

佛教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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