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外部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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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外部反思

伽的墨尔：

黑格尔通过对主观思想的，不间断的批判，第一次开辟了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

黑格尔的外部反思：

就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没有深入到事物内容本身当中去，但他知道一般的原则，并且知道把这个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

外部反思不能遗忘实体性内容

　　当前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近日在演讲中指出,在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

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

他们知道一般原则:

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

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一次武装起义,但一次一次失败。

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内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

唯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

中国建设时期也曾一度有把苏联的经验无条件运用到中国的倾向。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甚至比那时有过之无不及。

只是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

只要一谈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道路时,往往会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

我认为,这是当今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中国自近代以来,为了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可以说一直是殚精竭力地对外学习,向一切可能的先进学习,我想这一点始终是重要的。

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

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关键是实行民主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教授许耀桐认为,能否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面临着是否实行民主的问题。

因为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敌人”就是“四风”,还包括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等弊端。

这些弊端,究其实质,就是专断、专制的问题,是与民主相对立、格格不入的。

要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就是要反对专断、专制,充分实行民主。

如果离开了民主,“四风”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等等弊端就难以根除。

由此可见,真正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关键是实行民主。

　　在中国,毛泽东深刻地阐述过实行民主政治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和核心制度。

民主集中制要求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就来自于群众路线的规律性。

因此,毛泽东指出:

“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

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

　　由此可见,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过程,就是同党的群众路线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完全一致。

这就从哲学高度上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了深刻的理论概括,把党的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有机统一起来,指明了民主政治的运行实际上就是群众路线的运行,要把民主政治贯穿于群众路线的实行之中。

　　如何看待贤能政治

　　一段时间以来,以贤能政治为主题的对话和研讨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参与。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赵冰冰撰文认为,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度使优胜者博取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

无论该体制有何缺陷,它确实提供了选拔贤才的最低标准,并带来了适度的社会流动。

科举制度传播至韩国、越南,同时影响了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发展。

二战后,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为按照贤能标准选出的政治统治者所作出的周全决策。

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普遍支持贤能政治的理念。

　　贤能政治的实践并不总能达到理想的状态,这引发了有关贤能政治应该被如何改良,以产生执政能力更高的政府的思考。

因此,我们仍需要提出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如何被选拔的问题；一旦他们被选拔出来,何种政治实践和制度设计能提升其管理能力的问题；以及降低其滥用权力的风险的问题。

考虑到贤能政治的理念可能更深地根植于东亚社会的儒学传统,应该多了解东亚地区贤能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但同时也要学习其他社会的经验。

现实：

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

海德格尔：

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伪造历史。

“理性的狡计”也称为理性的机巧、狡黠等，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表达了理性利用某种手段、工具以实现其目的并从而使历史的发展表现出某种规律性的重要哲学思想。

近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理性被认为是人的本质，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批判，才能够得到其合法性。

可是，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恰恰是通过非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存在着两种理性：

个体的理性和普遍的理性。

从个体的角度看，每个人自己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有着自己的目的。

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充满了热情，甚至不惜生命。

这种热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

“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

”每个人都热切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却在同时实现了普遍理性的目的。

那个普遍理性仿佛隐藏在幕后，观看着人们的悲喜剧，坐收渔利。

个体的人，人的热情，都成了普遍理性实现自身的工具。

从总体上看，个体的行为却是盲目的，没有目的的。

因为，人们一旦将自己的目的付诸实施，就会相互之间产生矛盾，由此就导致了如下的结果：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

普遍理性就是这些个体冲突所构成的一个合力，这个合力规定了历史的方向。

普遍理性则是超越于个体理性之上的，它贯穿于历史的过程之中。

普遍的理性——黑格尔称之为“世界精神”，正是通过个体目的之间的相互冲突而实现了自身就个体而言，他们的行为是有理性的、合目的的。

普遍理性看起来是无意识的，它并不走上历史的前台，却轻松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人虽然是有意识的，却往往事与愿违，抱恨终生。

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2历史编辑

黑格尔主要在《小逻辑》和《历史哲学》这两部著作中，集中讨论了“理性的狡计”。

“理性的狡计，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

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程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狡计。

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1]。

“热情的特殊利益，和一个普通原则的活泼发展，所以是不可分离的：

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

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

那个普通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

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

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

这样被理性所播弄的东西乃是‘现象’，它的一部分是毫无价值的，还有一部分是肯定的、真实的：

特殊的事物比起普通的事物来，大多显得微乎其微，没有多大价值：

各个人是供牺牲的、被抛弃的。

‘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由各个人的热情来受这种惩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