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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纯真而深厚的友谊
【课外阅读】纯真而深厚的友谊
——叶圣陶、冰心和巴金之间
1988年2月9日（农历十二月廿九日，丁卯年除夕）上午八时二十四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元老、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和杂志编辑叶圣陶（绍钧）老人——一位被同代人尊为一代完人、万世师表的杰出文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不幸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公元1894年10月28日生）。
自从1978年叶老害了一场大病，又住院多时之后，他告别人世已是亲友们意料中的早晚间事。
但噩耗一旦真的传出，对于广大的中国文艺界、教育界和出版界人士，仍是意外的惊愕、唏嘘与哀伤，虽然生老病死是谁也违抗不了的自然规律，可是敬爱叶老的人们想到他平日里是一个正直宽厚、谦虚热情、乐观向上、敢言直说的人，其作风有利于养生，以为他也许还能振作地活一段日子，所以都企盼他能活过100岁。
结果他就差十几个小时，竟挨不过旧历年，送不了兔，迎不了龙，在戊辰龙年到来之前撒手尘寰!
《文艺报》的副主编吴泰昌闻讯赶到叶宅，他一方面帮忙叶家办理后事，另一方面又急急忙忙挂电话给上年纪的文艺界老前辈们的家人，叫他（她）们小心提防其家长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这个噩耗。
吴泰昌担心叶老的死讯会成了冰心、巴金、沈从文等老一辈作家心底深处一道突然大出血的伤口。
吴泰昌为了要瞒住巴金老人，还赶到电讯局发了一份贺年电报给巴老，祝他“龙年健康、快乐、长寿!
”
吴泰昌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
1983年春天的一个正午，他正在巴老上海的寓所客厅里跟巴老交谈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的事时，巴老的女儿小林去接电话，当她“啊”地失声叫出“茅公”时，巴老就忽地从沙发站起来，急急地走过去把电话接过来，只听得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吃力地说：
“我很吃惊，我很难受，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放下话筒，巴老站了一会，就独自走出客厅，到后院去。
他的情绪突然低沉，客厅的气氛整个都变了。
之后，巴老好几天不说话，只在沉思。
那时，巴老的身体比现在要健康一点，终于能抵住失去老友的哀痛。
现在，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他能受得起刺激吗?
认识吴泰昌的人，都知道他为人热情而机灵、朴实而洒脱，又特别懂得关心、尊敬前辈。
加上他的工作岗位需要他经常去串门组稿，所以文艺界的一些老一辈的作家甚至把他看成为家中的小辈一般，对他真话直说，常不客套或不转弯。
中央电视台的下午七时全国联播的“新闻联播”节目，是关心国家社会大事的冰心、巴金每天所必看的节目。
叶老逝世那天下午七时之前，冰心的女儿吴青刚刚要去接听电话，疏忽了防止她母亲依时收看“新闻联播”节目的劝告；身在北京的冰心老太太，自然是依时地从电视中看到和听到了叶圣陶当天早上病逝的消息，也立即像受了重锤地呆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
吴青放下电话，发觉悲伤地沉默着的母亲神色不对劲时，已经太迟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巴金在上海也习惯地掀开了收音机的枢纽，安坐在沙发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他猛然从“新闻广播”中得悉了叶圣陶逝世的消息。
这新闻对他真的有内心深处突然受了剑创似的一阵莫名的刺痛、震荡而且悲怆的情绪冲击。
新闻广播虽然只是一刹那，但叶圣老去世的噩耗却使巴老仿佛陷入了长长的时光隧道，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悠久，现实世界才又慢慢地恢复正常的平静。
……
冰心问她女儿说：
“泰昌这个家伙，中午时来的电话跟你说了些什么?
”
吴青支吾地答道：
“没什么，闲话。
”
“叶圣老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们别再瞒我了。
”冰心平素那张充满慈祥微笑的脸，现在显出的竟是紧张、凄然的神色。
“给我挂电话给泰昌!
”吴青哪敢怠慢，连忙依母亲的话去做。
……
刚忙了一天，回到家中想借电视松弛一下神经的吴泰昌，突然听到家人叫他接听电话：
“快来，吴青找你!
”吴泰昌的心，禁不住卜地跳上咽喉。
他心想：
别又是老太太出了事!
原来1985年，冰心老太太为了接他的一个电话，心脏病突然发作，险些酿成大祸，至今想起来他仍然心有余悸。
那次是吴泰昌向冰心报告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主席的事，吴泰昌告诉她：
“巴老票第一，×××第二，×××第三……”她听着，接连问了几个人的票数。
当吴泰昌一一回答时，电话筒里突然传出嘈杂的声音，“不好了，娘心脏病犯了!
快快，叫急救……”吴泰昌拿着话筒，又叫又嚷，总是没人回话，他心知不妙，幸而，那次老太太在大夫的急救下，恢复正常，安静地入睡，他才真的安下内疚的心来。
这次冰心老太太在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却是很平和，她问了些叶圣老后事的细节，说马上给叶家去电话。
她最后却郑重地问：
“老巴那边，你去过电话了吗?
”冰心老人，知道巴金跟叶老的友谊是十分的深厚，她真担心巴金闻讯会大受打击，倘若发生意外，定然非比寻常。
“我已经给小林去过电话了……”
谁料李小林就是刚刚有事离开客厅，没有预防她父亲会依时地、习惯地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当巴金知道叶老不幸病逝的消息，刹那间无数往事都涌上心头。
从1929年他从法国回来，去上海访问那位替他经手将处女作、他在法国时写的小说《灭亡》安排出版的朋友周索非，从而看见《小说月报》上登的出版预告时，知道他的《灭亡》被这时当《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采用了……
从1929年到1988年，大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在这大半个世纪（59年）之中，多少事情发生了、多少考验经历了，巴金跟叶老的友谊却是从浅到深地发展起来，这一切历历在目，巴老又如何能一下子接受叶老的死讯。
这时，他的女儿小林从厅外进来，见爸爸沉默不语。
巴老朝她问道：
“泰昌一定早就知道叶圣老的事!
他给我发贺年电时，他就已经知道了。
但他不告诉我。
他是着意瞒我。
”“你给我挂电话给他，请他打电话给叶家，代我致意，请至善、至诚他们节哀!
”
巴金独坐久久不语，他的心境极不平静。
这时，该是一家团聚，欢欢喜喜地在一块吃团年饭的时候了。
可是，他的家属，谁也不敢去惊动他，更别说开饭了。
到他发觉客厅内内外外站满了家人，他的妹妹多次轻声招呼他“该吃团年饭了”时，他才乏力地摆摆手，低声说道：
“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他把女儿小林叫到近前：
“你还是给我挂个长途到叶宅找找至善，我该亲自向他们问候一下。
”
他同时又口授唁电叫女婿祝鸿生代他发出去。
他在唁电中说出他对叶圣老的最哀诚的悼词：
病中惊悉叶圣老逝世，不胜哀悼。
谨电吊唁，并致慰问。
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
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
我的心中。
巴金1988年2月18日。
这些不是客套话，更不是说给活着的人听的颂词。
真情真性的巴金一直深深地领会到：
叶圣老把他送进文坛之后，虽然很少跟他直接地接触，也很少机会同他细细交谈，但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他、关心着他。
1949年初，北平解放，叶圣老他们从香港到北方，当时有人传说巴金去了台湾，叶圣老听了很是着急，立即写信向黄裳打听真相。
几个月后，他在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见到巴金，巴金紧握着他的手，他才安了心，说：
“见到您就好!
真高兴!
”这样的关注，是多么纯真深厚的友谊表现啊!
“文革”期间，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叶圣老较早得到“解放”之后，到上海公干，他要求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巴金。
他虽然没能够见到，因为巴金还是“反革命”，不给见客，他知道巴金的含冤受屈的惨痛遭遇，当然难过，但知道巴金还健在，无权无势的他也只有把一切都咽在肚里。
1977-1978年，“四人帮”下台前后，“四人帮”搞的“巴金是反革命”结论被推翻，“上面”要对巴金落实政策，他可以参加开会，而且会前被嘱写了发言稿和文章，他能将心里的话讲出来。
于是，从朋友那里来了鼓励，来了安慰。
叶圣老这时不但几次来信慰问他，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赠给他，鼓励他。
诗说：
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毫雄
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叶圣老写这诗给巴金是在1977年10月底，离“四人帮”倒台（1976年10月6日）才刚一年，坐直升机登上政坛的“左目天王”们还分布在各大部门之中，轻视科学文化、轻视知识分子、轻视智力开发仍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但叶圣老敢于接触和关心巴金，并写诗鼓励，可不是简单的事。
长期被关在活葬墓中、刚熬过血和火的考验的巴金，读到叶老的诗，又回到了50年前写《灭亡》、《新生》和《死去的太阳》的那个充满灵感和写作激情的时代。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
我是我自己”（均见《随想录》）。
叶圣老这样的友情和信任，促使他重拾信心、恢复勇气，渐解心头结冰，在做人和写作的正路上继续前进。
对巴金来说，叶圣老，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萧珊走了，丽尼（郭安仁）走了，靳以走了，老舍走了，方之走了，黎烈文走了，黄佐临走了，穆旦（查良铮）走了，马宗融走了，满涛走了，李健吾走了，匡达人走了，顾均正走了，茅盾走了，胡风走了……他们不是巴金的至亲就是相交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们一个个由于生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年老体衰而相继逝世，故人日稀，他能不感慨、能不悲痛?
如今，他尊敬的老师、诤友和“责任编辑”叶圣陶竟又撒手尘寰!
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叶圣老那独特的爽朗而开心的笑声，或是看见叶圣老那张正直、善良脸上所带的能给他策励鼓舞的笑容。
这叫他怎样能对“新闻联播”中传来的噩耗无动于衷呢?
叶圣老的死讯，使巴金一下子感到：
今后他走那风风雨雨、有泥有石的黑夜道路时，他倘若需一点照明路灯可就不容易找到了；他需要有人在他脚步乏力中拉一把时，也不容易得到了。
他这刻感到特别软弱无力。
叶圣老这位“五四”时代的最后一位文学大师的逝世消息，使巴老有突然失脚摔倒，顿觉四周尽是一片空虚、窒息的云雾似的感觉。
这天晚上，巴老不单没有心情吃团年饭，而且带着那种惋惜、悲痛、不安的心情，一夜也不能安睡。
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在他心头起伏不停……
叶圣陶（绍钧，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谢冰心（婉莹，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和巴金（李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三人可说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被“五·四”运动“震”上文坛的知识分子。
叶圣陶比冰心长了六年，比巴金大了十年；冰心则长巴金四年；叶老视冰心、巴金为好朋友，冰心、巴金则敬叶老为前辈、老师、老学者、老编辑或责任编辑。
但在冰心的心目中，巴金也不是普通的文友，而是一个令她牵动情怀的、过分克已为人的弟弟。
成立于1926年、纯由文化人主办的开明书店与不少新文艺作家结下文学姻缘。
它的编辑们本身也就都是新文艺作家。
其中如叶圣陶，他的小说集《城中》，1926年由开明出版。
1923年，他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与郑振铎合编《文学旬刊》杂志。
1927年底叶圣陶写作了反映“四·一二”政变的小说《夜》时，他正担任着商务的《小说月报》主编。
这本杂志先是沈雁冰（茅盾）主编，后来由郑振铎接手主编。
1927年5月下旬，郑因为政治环境的逼迫，离国赴欧，《小说月报》改由从国文部调来的叶圣陶代编。
前一年（1926）冰心的短篇小说《剧后》即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一号发表；她的另一短篇《三年》，亦于1980年1月出版的第二十一卷第一号《小说月报》发表。
在写作上、工作上，叶圣陶跟冰心无疑是早已有了联系，但只是间接的联系。
1930年叶圣老改任开明书店的编辑，他在开明一共工作了十多年。
巴金的许多著作，都经由他审阅付样。
叶圣老跟巴老的联系，比较直接。
冰心的散文、诗歌、小说，本来都是由北平《晨报》（1919年8月25日起）发表的，她早期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散文集《超人》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23年5月），诗集《春水》是由新潮社出版的（1923年5月），通讯集《寄小读者》是由北新书局出版的（1926年5月）。
到了1930年1月，开明书店才出版她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往事》。
之后，再隔13年，开明书店才再出版冰心所著的《冰心著作集》（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共三卷）。
在此之前，她的作品主要还是由北新书局（1931年出版散文集《南归》，1932年出版《冰心全集》、短篇小说集《姑姑》，193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去国》、诗、散文集《闲情》，193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等）、新民书店（1931年出版《先知》）和天地出版社（1943年出版《关于女人》）等出版。
冰心跟叶圣陶先生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不过他们的交往并不因此而变得密切。
《冰心著作集》还是经过巴金的提议，她才把北新版的《冰心全集》重编交给开明出版。
后来，《关于女人》一书也是通过巴金的安排，才于1944年交给了开明书店出版。
1980年她写过一篇关于叶圣陶的文章，说他们初次见面是在解放后（1949年后）的北京，叶老看了文章后更正她说：
“我们初次见面，不是在解放后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嘉庐。
”原来那次见面，是为了洽谈《关于女人》交给开明书店出版的事。
叶圣老在1944年9月19日的《日记》中，有这么的一段记事。
巴金是这件事的介绍人，当时也在座。
冰心战时（1940年）到重庆，是住在郊区的歌乐山。
她在昆明（1938年）时的住处叫“默庐”。
“嘉庐”可能是她在重庆的住所名字。
因为重庆的歌乐山正面临着嘉陵江，“嘉庐”是结庐在嘉陵江边的意思。
抗战八年间，叶圣老在1938年初离开上海，10月到乐山武汉大学教书，1940年才离开武汉转到成都去担任教育部科学馆国文科的职务。
这时，他已离开了开明书店，他写的《精读指导举隅》等专著都交给了来务出版，而不是由开明出版。
1944年夏他回到开明的工作岗位，当时开明的总店设于桂林，为了迁就叶圣老的方便，编辑部就设在他居停的成都。
1944年9月他到重庆是第二次光临，这次逗留了将近四个月，于12月离开重庆；他见冰心大概就在这一次。
12月之后，他坐了一个半月的木船到达汉口，直至抗战胜利才返回上海。
他与冰心重逢，显然是解放后1951年冰心从日本东京返国后，于1953年9月共同出席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跟叶圣老再会于北京。
这已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此后，冰心跟叶老有着较多的交往，因为他们同是长住北京的文艺界、教育界人士。
叶老又在解放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第一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
冰心在工作上，免不了也常跟叶老碰头（冰心也曾被选为一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
冰心在追忆她和开明书店的关系时曾说：
叶老是“多么好的老编辑，多么谨严的老学者。
像我这么一个散漫的人，在叶老面前，只有拜服、惭愧”（见1984年《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
而早在1982年2月冰心就已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专文《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表达了她对叶圣老的认识和称许。
从叶老早年为冰心写的几则图书广告中，也可以看到他对冰心的创作是很关心的，所以作出了十分简明、正确的评介。
这些评介，也表现出一代文学前辈们彼此之间相互关怀、敬重和支持的大公无私风范。
例如：
《冰心著作集》
作者以诗人的眼光观看一切，又用诗的技巧驱遣文字。
她的作品，无论诗，小说，
还是散文，广义的说都是诗。
二十多年以来，她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
文评家论述我国现
代文学，谁也得对她特加注意，作详尽的叙说。
这原是她应享的荣誉。
现在她把历年的作
品整理一过，定个总名叫做《冰心著作集》，交由本店分册印行。
《冰心小说集》
作者的小说，文笔清新流利，词句优美动人，素为读者所称誉。
本书包含短篇小说
三十篇，每篇都能在平淡的故事里见出深致。
卷首有作者的《自序》；书末有巴金的〈后
记》。
《冰心散文集》
收散文四十五篇。
体裁虽是散文，骨子里全是诗，展读一过，是无上的享受。
《冰心诗集》
收新诗三十首，作者的诗以智慧和情感的球缀成，能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
《寄小读者》
这个集子是作者特地赠与少年们的礼物，换句话说，是为了少年们写的。
一般认为世
间最不失其童心的诗人，作者以诗人的心情跟少年们谈风景、谈人事、谈人与人的关系，
宛如兄弟姊妹间的娓娓清淡，完全没有教训的意味，而又特别富有感染的力量。
少年们
读了，智慧跟感情自会受到深重的培养。
中小学的国文课文常常选用本书中的文章，是
很有道理的。
现在这集子既是全份，该是少年们课余的良伴。
不失童心的成人也会喜欢
本书。
《关于女人》
本书是著者用了“男士”这笔名所写的散文。
最近又加以增订，视初版已经大不相同。
本书自从发表以后，曾轰动文坛，莫不称为名著。
良以作者观察锐利，文笔隽美，把女人
的一切，加以刻画，描绘成一幅幅精致的素描画。
著者自己说：
“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
连带着也虽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
”
凡是爱好文艺的和关心“女人问题”的，都应该一读本书。
《先知》凯罗·纪伯伦著冰心译
本书是一册谈哲理的散文诗，里面谈爱，谈婚姻、孩子，谈饮食、工作，谈理性与
热情，悲哀与痛苦、罪与罚、善与恶，——关于人生的一切，几乎无不触及。
作者是叙利
亚人，漫游过欧洲，后来长住在美国。
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书，多数已译成欧洲各国
文字，有达十八国文字的。
《先知》是最受人欢迎的作品。
冰心女士翻译本书，曾尽了最
大的力量。
她说“那满含东方气息的超越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给与她“以极深的印象”。
译文更是清丽流畅，得未曾有。
以上各则叶老为冰心的书所写的广告，均见上海三联书
店出版的《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
把冰心引进中国新文艺世界的是她那位在《北京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刘放园和当时任《晨报副刊》记者的孙伏园，前者把她的作品介绍到“晨报”，后者鼓励她写诗，决心打开她心中的文栏和诗栏的界线。
其次，许地山、瞿世英、茅盾、郑振铎等人，也对她的登上文坛，起过直接或间接的、积极或催生的作用。
1921年她列名于茅盾、郑振铎（时任燕大教授）、许地山、叶圣陶、王统照、郭绍虞、周作人、瞿世英等人所发起的“文学研究会”，虽然是由许地山、瞿世英替她在入会申请表上签了名，事后才告诉她的，她可也没有反对过。
后来，她也没有积极地参与过。
许地山、瞿世英跟冰心都是燕京大学出身的。
许、瞿比冰心早几届，许还当过冰心的助教，算是老师辈。
郑振铎更是冰心的正式教授，给她上过课。
冰心的散文《笑》、小说《超人》分别在文学研究会主办的、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第四期发表，多少有点因为她是文学研究会的年青成员而为茅盾、郑振铎特加青睐的。
在早年的冰心看来，“表现自己”和“真”的文学，是可以划上等号的。
茅盾曾说她：
“在所有的‘五四’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最最属于自我的，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冰心论》）。
茅盾还是《超人》的第一位评论者。
他了解冰心。
他具体地推荐冰心的纯真风格给读者。
上述的叶圣陶为冰心写的《广告》，虽然没有书明年月，但显然是为战时（1943至1944年间）替开明书店出版的冰心著作展开出版宣传时而写的。
这时，冰心已经成名，先后（1926年）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出任教授，成为“五四”时期新文艺界的资深作家了。
叶圣老虽然不像茅盾、郑振铎、许地山那样，赏识冰心于未成名之前，但叶圣老跟冰心的情谊，反而在中年、晚年时有所发展。
他们并且越来越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和互相关怀。
叶圣老说的：
“二十多年来，她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
文评家论述我国现代文学，谁也得对她特加注意，作者详尽的叙说。
这原是她应享的荣誉。
”这段评语是多么崇高的溢美之词，然而却是出自老于世故、阅尽文坛和卓著声誉的叶圣陶之口，这岂是一件信口开河的事。
《关于女人》一书在开明书店再版面世之后，作为编辑的叶圣陶还立即公开地给予它们极高的评价；在他编辑的桂林版《国文杂志》的第一卷四、五号合刊上，他以“翰光”为笔名选讲了《男士的〈我的同班〉》（1943年3月10日），说“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
”叶圣老是一位严肃认真的编辑和学者，习惯地对读者、对社会负责任，他决不会像广告商那样随便为冰心写广告、为冰心的《冰心著作集》、《关于女人》等作无原则的吹嘘，他作的广告是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
叶圣陶晚年在北京的家的院子东北角上，有棵上了年岁的海棠树，每年4月中旬开花。
叶老曾多次约友好们上他家小聚，一齐观海棠花。
1983年冬天，叶圣老就早早地带信给冰心，邀请她明年春天来他家里看海棠花；冰心也在早早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那时，冰心虽然因骨折住过医院，谢绝了社交活动，但她十分乐意、甚至有点翘盼这次聚会早日到来。
可惜步入1984年春天，叶圣老家诸多事故；先是叶圣老住院动手术，跟着是那位与他共住的他的六十多岁的长子至善也入院动手术，接着从南京来协助叶圣老整理文稿的次子至诚也住入医院。
那年叶家海棠花依旧盛开，可是谁能有心思去促成这件邀友赏花的雅事呢?
事后，叶圣老多次透过朋友表示：
“对不起冰心，今年请不了她，明年吧!
”不巧，翌年海棠花盛开时，他又住到医院里去了。
他没有忘记那次约会，所以又多次说对不起冰心。
他不再说明年了，但亲友们从他的目光里，看得出叶圣老对邀约好友的热切期望。
叶圣老在病中还如此情感诚挚地惦念着亲友，决非是偶然的事。
其实是中国传统中的仁爱、正义、忠诚、宽容、孝友等传统精神，在他心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五四”时代的健将们，是反封建思想、反儒学礼教的。
但是，纵观叶圣陶、冰心和巴金他们，在变革中国、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几十年探索和奋斗的过程中，虽然向往于西方的科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艺术的发展方向、内涵及模式，但是他们言行上却并不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的做人处世原则和影响，例如：
他们反对礼治秩序，认为三纲五常扼杀人权，封建大家庭窒息青年追求进步理想；但他们都很重视人伦关系（它首先表现在三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比如夫妻、父母子女、亲戚朋友或师生之间等等的人际关系中）的尊卑、厚薄、深浅关系，给予或称许每个人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位置和情感规范的做人处世原则——尊老爱幼、存心仁厚、至诚待人、敏事慎言。
孟子说的：
“恭敬之心，礼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三位老前辈在实际生活上，都或多或少地从克制自己的角度去讲究以恭敬、辞让、仁厚、至诚为准则的“礼法”的。
他们充分地恭敬以待人，辞让以待己。
他们之间的互相关切、恭让，当然不是基于纯古代礼法的伦理名位，更大的因素是基于爱国家、爱共同事业，互相欣赏认真工作的态度与各自的创作才华；还有，他们都在造旧社会、旧思想的反，他们也都抱着追求光明、自由、民主、科学和富民强国的革新社会的理想。
正因为在文化倾向上、在人生理想上、在工作关系上，他们有着共通的倾向和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情谊才能日益密切。
他们相濡以沫，就变成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叶圣老当了病号，招待不了故人赏花。
冰心老太太年纪不小，自己也是行动不便的病人。
但她关照病人时的那副劲头，可绝不像个八旬老人或病号。
她在惦记巴老的同时，对叶圣陶也频频致意问候。
在巴金托人送鲜花给住医院的叶圣老致意之际，冰心除了多次通过电话托人关照叶圣老的治疗之外，还“违例”地亲自出门上医院去探望过叶圣老。
冰心老太太几年前骨折后就没有串门探过亲友，这次去探望叶老，用冰心自己的话说：
“偷偷地去看一下”。
这话的背后，包含着多么纯厚、炽烈的友情啊!
这种文坛泰斗间的情谊，我真不知有哪些后辈已经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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