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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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
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
将基础研究和教学与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的MIT模式，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
在大学将教学和科研与知识资本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创业型大学。
承担起创业的角色是大学从中世纪的机构演变过来的历程中迈出的最新一步，从其最初保存知识的职能发展到后来知识的传播以及使知识资本化的职能。
通过产出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大学加大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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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Compton，MIT20世纪30-40年代的校长，将WilliamBartonRogers把大学角色定位于推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具体化，创建了像纽带一样联系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风险基金公司，为学术公司的创建者提供种子基金和商业咨询。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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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风险资本从学术研究中建立公司。
FrederickTerman是VannenarBush的博士生，他把MIT的创业模型带到了Stanford，而且他还在大学广阔的土地上建起购物中心和产业园，用租金收入来雇用更多的教师。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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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回顾从斯坦福大学创建出来的那些公司，当时还没有政策使大学获取股票，而其中的几家，如太阳公司（SUN）和硅图公司（SiliconGraphicsInc.），如今已经成为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
10年之内，大学将拥有类似公司的大量股票，从依靠接受资源救济的机构转变为至少是部分自立的机构，它创造的资源不仅提供给企业，同时也供自己使用。
这正是大学走出资金困境的途径。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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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的发明一般都是来自学生而非直接来自教授。
作为教师，教授们提供指导和资源，但实际的工作和想法通常都来自学生。
MIT的理念融合了三种学院潮流：
一是欧洲集中于应用研究的多科性技术学院；二是如今被我们称作基础研究型的大学；三是集研究、培训和服务于一体并致力于农业创新、后来被称为“增地”模式的学院。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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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已经具备从事商业活动的能力，远远超出其传统的收学费和支付教师工资的财务职能。
超越了大学传统的产业职能——为企业培训职工。
大学新的创业型职能不仅包括向现有的国际国内公司以最高的价格出售技术，还要在当地创立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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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教授无法获得德国那种通常紧跟学术地位而来的资金支持，研究者必须自己负责寻找资助渠道。
组织博士学位研究是对这种财政压力的创造性回应。
当作为教师的学者获得少量的资金得以购买研究物资和雇用学生从事研究的时候，科研活动就不再是个人单枪匹马的努力了。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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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基金会将从学术研究中获得的专利出售给企业并用得到的资金资助教授的科研。
这些资金帮助威斯康星大学在20世纪30-40年代成为全美重要的生物研究中心。
大学的科学家为企业工作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他们帮助建立了早期的美感企业研究实验室。
长期以来，大部分“大学-企业”的联系还是把学术和商业活动区分开来。
即使在已有的联系中，咨询活动也通常是与学术研究分开的，虽然咨询是建立在校园科研积累的专业知识之上的。
咨询关系通常包括对企业现场的简短考察或者是在大学校园内完成零散的项目。
这种将学术和商业分开的做法的后果，是将大学研究的商业化机会留给企业，而把选择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的权利放在了大学科学家的手中。
虽然个体的咨询者会得到报酬，但是企业向大学支付大笔基金的做法则将取决于公司的慷慨之心。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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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学-企业”关系形式包括大学和大学教师参与资本形成项目，比如在科技园的房地产开发和在孵化器建立公司，大学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资源的增值。
也包括大学科学家个人参与公司，比如通过成为监理会或者董事会的成员、通过咨询服务获得股票所有权、担任管理职务或者直接参与公司的建立等。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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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参与到依靠他们的科研成果而发展的公司的建立，其目的是通过股票市场——要么直接通过新公司的建立，要么间接从已有公司获得源源不断的专利权税的方式——增加学术研究中产生的知识产权的价值。
大学教师、研究员和企业创办者各种角色之间以及与传统的学术角色之间可能会同时发生冲突和融合。
创业活动与大学传统的教学与科研职能的结合，产生了一个追求多元化目标的“杂交组织”，这些目标之间既有冲突又互相支持。
它展现了一个对高等教育目标以及使大学的经济角色合法化的假设。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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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企业的关系，现在，而且将一直处于比大学与政府关系次要的地位。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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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企业冲突的紧张程度代表了大学从封建模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转变的进程。
研究成果的发现与应用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小，而大学正积极平衡其学术和商业角色。
一旦学术研究从之前的免费行为转化为市场化的商品并且被当作知识产权，传统的传播模式，比如在学术期刊或者会议上发表论文，虽然会继续，但是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
“有限的保密性”成为为了争取获得专利权的时间而延迟发表的口号。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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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学坚持公开并且不为等待专利而延迟时间，公司通常会做出让步。
或者大学有技术转让办公室，能够对是否有必要为申请专利等待一段时间做出快速反应。
在有影响力的期刊发表文章有助于公司寻找支持其产品开发的资金或者提升股票价格。
当大学依靠其研究活动参与了商业行为时，技术转让的过程会直接影响科学信息的自主权。
1980年的《贝杜法案》（Bayh-DoleAct）实际上相当于第二次“赠地”，这就使从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产权转化成为大学的无形资产。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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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专业观点和目标，在发现和理论进步与商业和军事的对立中，完成了每个阶段。
到最近，这个过程被压缩到一起，有时候变成同一个人参与不同的阶段。
研究转化为企业应用的机会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很少有高校利用了这样的机会。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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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长久以来就出现卷入了一种较为隐蔽的趋势：
由团队研究扩展带来的向创立公司的组织模式发展较为隐蔽。
大学学术科学是一个创业型的风险企业，与起步阶段的公司相似，因为研究团队的领导已经取代了单独一个科学家，管理着由不同层次的研究者组成的研究团队。
这些学者与几个学生单独交流，这在人文学科中仍然是一种通常的做法。
19世纪20年代英国哲学家WilliamWhewell将科学定义为知识的合成者，3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JeanBaptisteSay定义企业家为经济风险的承担者。
两个概念都强调个人独创在创造新形式方面的重要性，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组织上，都能给不确定的环境带来秩序。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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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的企业家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概念。
比如，19世纪末开始创建农业创新系统的美国农业部，被认为是一个集体化的企业家。
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二战后通过公共事业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也是在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除了抢夺对手的商机，这些努力通常是依靠地方大学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创立新的公司。
当今的创业型大学是各种大学模式的综合体，包括传统的教学学院（teachingcollege）、多科性技术工程学校（polytechnicengineeringschool）、赠地学院（landgrantuniversity）和研究型大学（researchuniversity）。
作为一所与企业有紧密联系、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型大学，MIT不可能轻易套用现有的任何一种大学模式。
研究型大学主要是要平衡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创业型大学则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任务，因而需要在三个学术使命之间保持一种创造性的张力。
MIT展示了一种以创新的对比模式为基础的创造性学术研究综合体。
研究型大学展示的是一种从学术研究到实际应用的线形创新模式，通常采用发表研究成果的方式，这些研究成果满足了企业科学家发展生产的需要。
赠地大学则展示了另外一种反向的线形创新模式，形成其研究项目的基础常常是社会的需要，比如农民希望改进他们农业耕作的愿望。
MIT结合了这两种模型，正向的和反向的，沿着非线形的交互创新模式在发展。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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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建立时的理想包括用文科和实用学科一起培养学生，使他们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导人，而不仅仅是技术人员。
这个非正式的目标是为了确保MIT毕业生能够有充分的准备担任企业领导，从而能够成为高级管理人员而不会沦为哈佛毕业生的打工仔。
MIT作为一所由很强的科学基础和特别的人文取向的技术学院，各种大学的范式为它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灵感。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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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的教育设想是要将技术教育置于第一位，与人文和科学教育并存。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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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Roges写道：
没有哪项实用工业的分支，无论是建筑、制造或者农业，在没有了解它与物质现实的联系和规律之前，是不可能被更好地操作或者在过程中被改进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哪类熟练工人，科学教育无法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巨大作用和物质价值。
波士顿地区依靠纺织业和金属业打下了与科学相关的工业的发展基础，是实现技术大学想法的一块沃土。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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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能够提供科学原理和规律的培训，用于指导工程和制造业的实践。
“创建技术知识层”。
通过在制造业发展和引进新机器和生产工序，来实现科学原理在企业中的应用。
罗杰斯强调的科学指导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使他相信科学训练对于产生“真实和永久的价值”的必要性，没有任何工业技术能够在系统理解自然规律之前得到改进。
实用性是应用科学的主要但不是唯一合理的主题。
在单纯的实用性之外，罗杰斯给应用科学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目标：
应用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其他形式有同样的价值，但是与它下属的实践者也有紧密联系。
这样的研究具有道德上的提升作用：
将那些想法很实际的学生引导到宽阔和高尚的层次上，在这里所学的大自然的规律将一直指导着心灵……从而将他职业生涯中的日常琐事与他身边伟大的物质力量联系起来。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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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
科学家和工程师会各自追随其狭隘的学科目标，而牺牲工程学科所需要的广泛、跨学科的科学基础。
MIT的建立得到了马萨诸塞州30%的赠地。
根据《莫雷尔法案》，每个州都有一定的联邦赠地，用以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和帮助美国当时主要的产业——农业的发展。
在马萨诸塞州，农业发展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于是《莫雷尔法案》被这样解读：
议会将基金的大部分拨给一所非农业学校。
这个结果可以归功于罗杰斯的想法和游说工作，这为MIT在已经拥有很强的技术和农业基础的地区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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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产业相关联的大学概念起源于农业发展的一种模式。
第一个农业实验站于1816年建立在康涅狄格州，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当时，农业不仅是美国主要的产业，而且与大多数人都直接相关。
在这些人中间，有农场主，他们相信科学能够用于改进农业生产，还在自己的试验田开展实验来改进他们的庄稼。
农民科学家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有很和的科学成果。
研究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而且必须由专业人员完成。
因而，这些农民科学家游说政府考虑他们的利益建立从事农业研究机构。
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仅仅靠实验站本身建立研究机构，只是部分的解决方式。
当研究的目的是要将研究应用于实际的时候，这种孤立的研究模式不是非常有效率。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研究成果，进一步的创新是将实验站与学院相结合，培训农民的子女。
当接受了科学农业教育的新生代回到农场时，将完成实验到应用的一个循环；而当新一代拥有技术知识的农民能够更好地给研究者提出问题时，研究机构与教学学院的结合又可以完成从问题产生到研究的反向循环。
农业创新系统的最后一环是县级代理人，他们扮演了熟练的使用者和研究者之间技术和知识转移的中介角色。
农民和研究者有时候直接接触，但主要还是通过这些在农场和学术研究点之间穿梭的代理人。
他们也将自己的意见带到实验室。
他们综合接触到的农民的经验，提供给农民、研究者和同事。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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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尔法案》为基础的1867年《哈奇法案》（HatchAct）和1918年《史密斯-莱沃法案》（Smith-LeverAct）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基金以及技术转让和联系的能力。
赠地大学帮助美国农业成为全球的领头羊。
大学里的农业实验站，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资助，向农民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建议。
实验站也支持基础研究。
赠地运动创造出了一类服务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学；一类将地区和环境需要纳入自己的研究和课程设置的大学。
除了美国独特的“赠地”运动之外，欧洲舶来的多科技术学院，为MIT的发展提供了另一块基石。
多科技术理念的提出者开创了研究与实践结合的观念。
在他们看来，科学与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活动，即现有行业生产过程的理性化和从科学发现中创造新的行业。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分工在于，科学家的任务是发现新的和有潜在用处的物理规律并且帮助工程师利用现有的物理规律系统地指导产业活动；工程师的任务是应用相关的科学，在知识结构体系内重组技术操作。
技术人员认为需要一种新型学术机构来实现这个目标。
工程学科是这些机构的心脏，基础科学起辅助作用。
传统的文科也包括在内，学习这些课程是和大学培养有绅士地位、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型工程师相吻合的，这会使他们具有与将来要打交道的经理上级共同的文化基础，因为那些人如果接受过学院教育，他们通常受到的都是传统文科的训练。
在工业基础不断增长的城市里，当地的精英支持引入新的高等教育模式。
在新的模式里，科学被用来系统化工业生产过程，而大学则用来培训“新技术管理阶层”。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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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研究、有吸引力的文化和生活环境，这是三个推动高科技地区增长的重要因素。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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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罗兰提出一种模式：
从好奇心驱动的科学转向应用研究，最终获得长期的利益。
这成为19世纪末由巨大的产业财富拥有者创办的大学的组织理念。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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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拥有面向基础科学的研究生院的科学型大学，另一种是致力于培养为企业服务的本科生的工程技术学校。
从长远来看，MIT的发展包括了这两种选择。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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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MIT开始与企业建立联系，这是MIT发展研究能力的战略之一，它引入了参与实践的咨询工程师成为其主要的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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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一”或者“每周一天”（即指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于咨询或者通过参与企业挣钱，而不会受到质疑。
一周其余的工作日，他们要向大学尽义务。
虽然在正式规定中，咨询的上限是每周一天，但这个规定对一点从来没有明确过，即这项规定到底是应该被理解为五天中的一天还是可以扩展为七天中的三天。
）这个制度将教授参与公司咨询的活动合法化。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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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发展往往是考虑双方的主要利益而达成协议的必要序曲。
争论因而在合理化游戏——一个使新的做法被接受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当争议被拿到公开场合讨论时，每一方都可以参与对方的讨论，既能考虑相反的观点，也能更和地审视自己的立场，这样争论往往就能得到解决。
“一致空间”的产生使对立双方的观点有了清晰的焦点，能将对手带入对话，即使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结果页往往能达到协商和妥协。
这个过程与一味争论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在后一种情况下，对立双方隔着很远的距离传播他们的观点，维护各自的立场，而不去考虑对方的想法。
争议往往是旧的秩序正在瓦解、重要而积极的社会变化正在发生的一个标志。
当支持者和反对者竭尽他们的逻辑和情感所能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争议的过程还能够展示出组织的动力。
通过表达明显的分歧而公开讨论一个问题，可以引导协商，建立新的范式。
两类机构交往中的争论，比如大学和产业界之间，同样也是权力和相对重要性平衡的一个信号。
一方面，如果没有途径可以调节潜在的冲突活动，机构之间的交往将会受到阻碍。
另一方面，争议的解决可以给新的组织制度提供指导性原则。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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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全职教师的传统教授批判企业导向的工程师离开大学从事咨询，占用了学生的时间。
咨询工程师争辩说通过咨询活动，他们把在实际应用中获得的知识带回课堂，能够促进教学。
他们相信他们的课程会因为现实中的例子而变得更加生动。
这些咨询教授试图合法化他们的咨询活动，原则是他们的咨询活动是适应其教学承诺的，而不是强调在企业的权利。
咨询活动包括个人建议、研究项目以及测试，公司向服务提供者，而不是大学支付费用换取以上咨询。
诊断“大学—企业”的关系是否健康，第一步总是对咨询过程的调研。
因为它们是：
其他形式的“大学—企业”关系建立的基础。
咨询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是组织间的转让信息，同时又保持组织领域间，比如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界线，或者是发展一种互相影响的紧密关系。
咨询是通过刊物公开转让知识的私人形式。
这是一种并不昂贵且快速有效地转让信息的手段。
它提供了双向交流的渠道，并且常常是关系更加深入的前奏。
、
咨询活动将教授身份分为学术和商业两个部分。
作为学者，教授要致力于发展在公开刊物免费共享的知识；作为咨询者，教授是商人，将知识出售给有保密权利的买家。
实际上，学术咨询是要在两个原则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咨询可能涉及使用大学的设备和将专门的学术知识应用到公司中的问题。
通过访问企业以及与产业研究者的讨论，教授能够为公司提供个人的观点以协助其发展研究项目。
“扩展和加强咨询联系应该作为推动‘大学—企业’直接联系的第一步”。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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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管理层对咨询怀有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它为其教授能够向企业提供服务而感到自豪，并且以此作为向企业家争取捐赠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校外的工作会影响教授的校园职责的观念。
那些认为教学是教师主要职责的人往往支持对咨询加以限制。
他们担心咨询会将教授从MIT抢走，学院的资源也会因私人目的被不正当使用。
有三类教授：
一类是不从事外部工作的教授，并且愿意靠他们的工资生活；另一类教授是同样感兴趣于学院的工作，但是因资金需要（增加不足的研究经费）而去外面找工作；最后一类教授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宽裕的生活，而平衡科学与教学的兴趣。
”后两类人从事三类咨询活动：
在不利用MIT资源或者在校外提供咨询；在客户所在地开展研究；利用学院设备、场地和空间进行研究。
教授雇用一名助手在他的系实验室为公司做事的做法也不少见。
虽然一些教师会为他们在咨询活动中使用学院的设备记账并且定期付费，但仍然出现了学院的资源被误用的看法。
这些批评强烈坚持有必要对咨询进行限制。
尽管这样，他们并不建议完全禁止咨询。
还建议对离开学校或者使用学院资源进行咨询的教授征收所得税，学院应加强对实验室的管理，特别是那些雇用了助手的实验室。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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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咨询工程师谴责大学教师为企业提供咨询是不公平竞争，他们认为大学实际上是在协助其成员的咨询活动。
独立咨询工程师指责大学教授是在大学提供的实验室之外工作，而不必支付维护实验室或者私人使用大学实验室的费用，并质疑这样的商业行为是否是以大学的名义进行的。
一位MIT的代表回答道：
大学很少甚至从未要求任何人参与这样的活动，除了那些具有超前性的工作，其余大部分都是交给商业实验室完成的。
但是，当大学被要求担任商业实验的仲裁时，它不得不承担一些日常事务。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王孙禺、袁本涛等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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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电机工程系的VannevarBush在一些地方公司的研发实验室担任兼职咨询员。
他同时也将问题留给学生去解决。
由于能从公司的问题中将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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