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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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一
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
（一）
一、书证外延问题
（一）视听资料应当属于书证范畴
关于书证内涵的认识，我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认为包含这样几层含义：
1．它首先是一种物件或物品；2．该物件是一定文字、符号、图表等的载体；3．这些文字、符号、图表等记载或代表一定的内容、含义，而且能证明案件事实。
但对于书证外延的看法则有所不同。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把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即视听资料。
在理论上，我国学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赞同这种立法上的分类，也即在理论上认同这种分类方法。
1]笔者主张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视听资料不应当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而属于书证范畴。
因为它与普通书证在本质特征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不能作为与书证并列的独立的证据种类。
不可否认，表现事物内容的方法可以是用文字、符号、图案等，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
但表现方法本身的区别，并不影响其以所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这一书证最本质的特征。
2]尽管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须借助一定的设备才能知晓其内容，但毕竟同样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
其实，有些普通书证也需要借助一定器械或其他工具，才能解读其内容。
如微雕作品，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阅读或看见其文字或图案。
又如，利用某种化学药剂书写的文字、符号等，在通常条件下无法识别，必须在特定的化学药剂中才能显现。
这些微雕作品或用化学药剂书写的文字、符号，显然不能排除在书证之外。
同样是借助于一定的外在工具才能知晓其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并不因此成为一种独立证据的理由。
我国的《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其本质特征仍是以电子记录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与书证并无二致，甚至其载体也被纳入了广义的书面形式的范畴，因此电子证据应归属于书证。
对于书证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查明其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就适用的证据规则来看，书证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即提交书证原则上必须提交原件，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交复印件。
视听资料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则。
学者们在论述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时往往认为，视听资料具有易于复制和伪造的特征，主要应当审查其真实性。
3]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对于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辨别真伪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求当事人提交视听资料的原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8条规定的拒不提供原件的法律后果，应当包括视听资料在内。
4]可见，视听资料并没有有别于一般书证的采信规则，都适用统一的证据规则，应当属于同一种类的证据。
（二）书面证言应当归入书证范畴
1．书面证言的性质属于书证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权威学者大多认为，证人既可以出庭提供口头证言，也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证言。
对于这种理解，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证人应当亲自出庭，向法庭提供口头证言。
在英美法系，证人作证的基本程序要求是，证人亲自到庭、宣誓陈述、对方当事人诘问；大陆法系国家同样要求适格的证人证言必须是证人亲自到庭、宣誓陈述、接受法官和当事人的询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5条中规定：
“证人确有困难不出庭的，其所提交的书面证言应当当庭宣读。
当事人自己调查取得的证人证言，由当事人宣读后提交法庭，对方当事人可以质询；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人证言，由书记员宣读，双方当事人可以质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56条则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的情形更加具体化。
由于立法上和司法上都明确规定了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所以，在理论上也就认为证人证言有两种表现形式：
口头证言和书面证词。
以亲自出庭作证，提供口头证言为原则，以提交书面证词为例外，即只有在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出庭作证而提交书面证词。
我国现行立法对提供书面证言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可以提供书面证言，但提供的书面证言不应当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据种类，本质上属于书证。
书面证言根本不能够满足证人证言的程序规则要求，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
不管是否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都不会对书面证言的本质特征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不因能够证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就使得书面证言等同于一般的证人证言，从而成为适格的证人证言。
书面证言符合文书证据的要求，应当将其视为书证接受为适格证据。
其实，就证据种类的划分而言，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如何进行分类才能更有效、更客观、更科学地评判证据价值或证明力，运用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案件真实。
为此，就必须考虑不同证据所具有的不同特征，针对不同特征的证据设立不同的证据规则。
因此，证据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和所适用的证据规则就成为划分证据种类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标准。
据此，书面证言应当属于书证，其理由是：
首先，证人证言作为一种言词证据，其最根本的属性是以口头陈述（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并以此内容以及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来证明案件事实，或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真伪进行判断的心证。
书面证言与此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却与书证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以文字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
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
其次，对书面证言资格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书证证据能力的判断要求。
对于书证，举证的当事人应当首先证明该书证作成的真实性，即证明确系出具该书面证言的名义人所亲笔书写或签名、盖章。
提出书面证言的人还必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书面证言所陈述的事项必须能够正确识别。
5]书面证言原件具有证据能力，因此，举证人原则上应当提交书面证言原件。
如果提交的是书面证言复印件，必须在符合法律关于书证的规定，才具有证据能力。
6]
最后，就证据方法而言，证人证言属于人证的方式，是通过对证人的询问和证人的口头陈述来证明案件事实。
7]而书面证言属于书证的方法，是通过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书面证言所记载的内容进行评判，以形成对案件事实真伪的内心确信。
2．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依据书证规则评判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是否意味着该规定是书面证言具备证据资格的前提条件？
就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及审判实务来看，实际上已经把“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为书面证言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
换言之，如果提出书面证言的当事人不能证明出具证言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该书面证言就是不适格的证人证言，就将被排除。
理由是：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重要义务，也是对证人证言的原则要求；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允证人提交书面证言，即接受书面证言为证据，必须证明符合“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要求。
审判实务中，有些法院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制定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21条规定：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的，提供的书面证言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就将是不适格的证人证言。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试行）》对此规定更加详尽，该规则第39条关于证人证言的性质中规定：
“证人证言由证人到庭作出，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询，证人出庭作证应经法庭传唤或允许。
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到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
”该规则一方面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另一方面又对“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例外情形用列举的方式予以具体化，必须证明提交书面证言符合该列举的具体情形，才能容许为证据。
这些规定都表明，在司法实务中，实际上已经把“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为书面证言具有证据资格的前提条件。
否则，就将视为不适格证据予以排除。
3．把书面证言作为书证具有合理的价值基础
如果把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下，提出的书面证言都认为属于不适格的证据而予以排除，在理论上是否有充分的根据？
在审判实务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
就民事诉讼而言，英美法系对证据能力的限制在向减少的方向发展，即所谓传闻规则自由化。
自1968年的民事证据法以来，英国民事诉讼已经没有传闻规则的限制，到庭证人的传闻陈述，所引用未到庭人的言词陈述或书面陈述，皆可容许为民事证据，而不设例外规定的限制。
8]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资格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的原则，对证据力的大小进行自由评判。
对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出具的书面证言，如果我们一概排除其证据资格，与国际社会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也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更是缺少合理性。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往往都是向法院提交书面证言，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极其少见。
如果都认为没有证据能力予以排除，无疑是大大阻碍了当事人的举证和法院对案件真实的发现，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是从理论根据上讲，还是从现实的合理性出发，对书面证言都不应当排除其作为证据的资格。
对《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应当给予新的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笔者认为，对该条规定应当理解为：
知道案件情况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并接受法官和当事人双方询问的义务。
如果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免除其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但负有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
即在证人出庭确有困难，经法庭许可的情况下，仅仅免除其人证义务，但仍然负有提出书证义务。
究竟以人证方式出庭作证，还是以书证方式提供书面证言，不是取决于证人本身，而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一是证人出庭作证是否确有困难，9]一是法院是否准许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
这两个因素如果具备其中之一，即可以改变证据方法，免除出庭提供口头证言义务，仅仅以书证方式提交书面证言即可。
但如果法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已发出出庭作证通知，该证人就必须出庭提供口头证言，而不能擅自改变证据方法，以书面证言予以代替。
提供书面证言和出庭提供口头证言是两个不同种类的证据方法，因此，即使提出书面证言，也同样没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当然就不能够因此而免除其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
审判实务中，将书面证言不作为书证对待，而视为一般的证人证言，就导致了这样一种误解：
往往认为提交书面证言就是履行了作证义务，于是，为了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主张严格限制提交书面证言的条件。
10]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认为：
“民事证人提出的书面，是本案诉讼外的陈述，如果有不到庭的原因，可依文书证据的规定，证明真正”。
11]将书面证言视为书证，依据文书证据规则来审查判断。
但认为必须有不到庭的原因，如果证人能够到庭而不到庭的，不能采作为证据。
笔者不敢苟同。
没有不到庭的原因而向法院提出书面证言，依据文书证据规则的要求，同样具有证据能力。
《法国民事诉讼法》也有关于书面证明的规定，12]该书面证明类似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书面证言。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
“在准许证人证言时，第三人就其亲自了解的有争议的事实所做的能够查明该事实的声明，法官得接受之。
此种声明，依其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以书面证明为之，或者经调查途径收集之”。
该条规定即是要求法官不得拒绝知道案件情况的第三人提供的书面证明和口头证言，但同时要求，如果以书面形式作证，则用书面证明的方式；如果以口头形式，则以证人证言的方式予以取得。
13]对于书面证明，完全按照文书证据的程序进行审理。
如该《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
“法官直接将向其提交的书面证明交各当事人阅知。
”交当事人阅知是处理文书证据的基本程序要求，《法国民事诉讼法》在关于书证程序的第132条有明确的规定：
“援用某项文件、字据的当事人应将此文件、字据送交诉讼的其他当事人阅知。
相互传达书证应当自动进行。
”由于书面证明直接提交给法院，因此，由法官送交各当事人阅知。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3条还规定：
“法官得始终经调查途径听取出据书面证明人的口头陈述”，这意味着，提交书面证明与口头提供证人证言，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证明方法或证据种类；提交书面证明法院固然要接受为证据，但并不因此免除其口头作证（证人证言）义务。
《日本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没有《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得详细和具体。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
“法院认为适当，当事人又无异议时，可以提出书面证词代替证人询问。
”也就是在当事人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改变证据方法，免除证人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
以上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本文提出的看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将书面证言归入书证类证据，有利于划分证据种类标准的统一；其次，有利于当事人举证以及法院获得更充分的证据资料，也就有助于发现案件真实。
因为书面证言，就书证角度而言，只要其作成真实（确实为提供书面证言人所为），就具有证据能力，不能够因为没有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予以排除。
14]再次，有利于更科学、更合理地运用证据规则，对书面证言的证据效力作出更客观的评判。
如果将其视为证人证言，又无法运用询问规则，对其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于是，就忽视书面证言的证据效力，甚至导致极端地、片面地运用证明责任分担的原则，对案件进行裁判，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裁判事实基础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15]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的问题。
16]书面证言和出庭提供证言是两种不同的证据方法，提交书面证言，并不是履行了作证义务，因而不存在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的问题。
二、书证效力的评判
关于书证的证据效力，有书证的形式证据力和书证的实质证据力之分，这是由书证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
书证是记载人的思想的诉讼证据资料，判断其证据力必须经过两个阶段，即首先判断文书所表达的思想是否为某人的思想，即该书证是否被伪造，称为形式上的证据力，也叫文书成立真实。
在肯定没有被伪造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该书证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争议的案件事实，即对文书内容的证明价值进行判断，称为实质上的证据力。
17]任何一种书证，必须是由书证制作者真实作成，并与待证事实存在某种关联，该项书证才能论及其证据力。
如果书证系由他人所伪造，该项书证就自始无证据力可言。
一项书证系书证制作者真实作成，并非属于伪造，该项书证即具有形式上的证据力。
有形式上证据力的书证，而且其内容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此种书证就具有实质上的证据力。
书证必须先有形式上的证据力，然后才有实质上的证据力。
当然，具有形式上的证据力，未必一定有实质上的证据力。
形式上证据力涉及书证存在的真伪问题，而实质上的证据力涉及书证内容能否证明待证事实的问题。
书证是否具有无实质上的证据力，往往由法院根据经验法则，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
（一）公文书证证据效力的评判
1．公文书证形式证据力的推定
公文书证，无论为处分书证或报告书证，对其中所记载的事实，均认定其具有形式证据力。
日本学者三个月章认为，“有关形式上证据力的认定，或多或少都存有推定。
亦即，如根据文书的方式即内容认定为公文时，则推定为真实成立。
”18]记载公共管理机关（如行政管理机关、司法机关等）意思表示的公文书，即处分性公文书，如记载裁决或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的公文书等，能够直接证明该公共管理机关在该公文书载内容上的处分事实。
例如，行政处分的公文书，即有证明在该公文书上记载裁决或行政处分事实之效力，应当直接认定其具有形式上证据力。
对此，法院不得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否则将有悖于设立公文书制度的立法精神，同时也不利于交易上的安全。
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类公文书形式证据力的认定，在理论上一般不认为可以提出反证，否则，将降低公文书的信用，同时也导致诉讼迟延。
19]
记载公共管理机关观念表示（认识表示）的公文书，即报告性公文书，同样系其作成者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按法定方式而制作，因而具有证明其中所记事项属于作成者行为之效力（形式证据力）。
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及其他应该法律的规定，检记记录、送达书证、执行记录、票据拒绝书证、登记簿、户籍、受理证明书、邮件收受证明书等都属于此种情况，应当推定其具有形式证据力。
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公文书，其形式上证据力可以根据文书的程式和意旨直接予以推定。
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此有争执，认为其不真实者，可以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出反证予以推翻”，并不是指对此有争执的对方当事人仅仅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实际上负有本证的证明责任。
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果不能使法官的心证程度达到相信公文书为虚假，仅仅使法官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对方当事人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法官必须采信公文书为真实。
公文书证之所以能够产生形式证据力推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的考虑：
首先，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行使公权力而形成的文书证据，一般要遵守一定的程序，特别是一些生效性公文书，需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才能够制作形成。
如果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严格遵守行政处罚的程序，也赋予了相对人的充分的救济手段。
由于有规范的程序保障，制作的公文书证一般真实可信，和私文书证相比较，显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其次，一般而言，公文书往往有法律的特别保障，如《刑法》中关于伪造文书罪的规定，这里就是对伪造公文书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刑事制裁。
由于法律对公文书的特别保护，从而伪造公文书就更加困难，虚假而不真实的公文书相对而言就比较少，赋予其形式上的推定力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最后，由于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制作的，是运作公共管理权力，履行管理职责的结果，往往会保存在档案资料中，可以随时查阅的。
正是由于公文书存在这样的管理制度，审核和核对公文书是很容易的，故意提供虚假的公文书很容易被发现和查明。
2．公文书证实质证据力的推定
公文书证是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依据法定方式所作成的书证，因而与私文书证的证据力，是有所不同的。
依据文书的程式及意旨认定为公文书的，推定其内容为真实。
如果对公文书证的真伪产生怀疑时，法院应当请相应的制作机关或公务员陈述其真伪。
对此，提出该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不必证明公文书证为真实。
如果对方当事人仍然对此有争执，应举出反证以证明公文书证为非真实。
但对于外国公署或外国公务员于职务上作成的公文书证，不能当然推定为真实，应当由法院审酌情形断定其真伪。
如果法院审酌情形，依自由心证不能判断其真伪的，提出该项书证的当事人对该外国书证的真实性负有举证责任。
20]但如果经驻在该国的本国大使、公使或领事证明的，应当推定为真实。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第四稿）”第170条关于公文书效力的规定认为，“公文书推定为真实，对公文书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核实。
当事人任何一方对公文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对此负担证明责任。
”这也表明我国学者也大都认同实质证据力的推定。
根据《美国联邦证据法》第902条的规定，盖章的国内公文、无印章的国内公文、经过证实的公共记录、官方出版物、经过认证的文件等，并不要求其在采纳作为证据之前有其他外来证据证明其真实性，而可以直接确认其证明力。
在法国，公文书证具有特别的证据效力。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19条的规定，只要在形式上符合规范要求的公文书证，直至提起伪造文书之诉讼为止，始终产生证据效力。
因为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必须通过起诉方式才能达到否认其真实性的目的。
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文书证的证据力也同样可以被推定。
如果公文书所记载的是在公共机关和在制作文书的人面前所作的陈述，对于这种由公共机关或制作文书的人以文字记载的事项，将当然确认其证据力。
但对文书内所记载的事项，对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证证明其不真实。
由公共机关制作的载有公务性命令、处分或裁判的公文书，应当认定其为真实。
此外，其他具有内容的公文书，如送达书证、邮局收据、户籍簿、出生书证、死亡书证等，对其中所记载的事项，也同样认定其为真实。
21]
日本学者认为，处分性公文书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如果成为待证事实，“理论上惟有为其解释及判断其法律上之效力之必要，殊无评定证据之余地也。
故确定书证之真实，同时亦即确定应证意思表示之存在及内容，不能谓无实体之证据力也。
”22]但认为这种推定证据力仅及于该书证内容部分，不及于作成书证的地点、时间等情形。
对于公文书内容是否正当，对方当事人可以进行争执，并可以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如，经过公证的合同文书就具有公文书的效力，或者其他诉讼案件笔录中涉及的自认的记录，在本案件中可以把该笔录作为公文书直接确定其证据效力。
我国台湾学者在论述评判公文书实质上证据力时，认为生效性文书，因其文书内容的作成，即系该法律的行为的完成，若该文书为真正，文书内容即存在，不得再存疑义，即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
例如法院判决书正本，如为真正，即可证明有法院的判决行为及宣告内容。
对于报导性文书，因其系传述文书制作人观察的事实，虽文书为真正，但传述内容事实是否可靠，尚须斟酌，因而并不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
例如医生的诊断书，即使为真正，并非当然可以证明有诊断行为及诊断的病情。
因此，公文书如为真正且属生效性文书者，当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
若为报导性文书，除有反证推翻公文书内容与待证事实不符之外，通常均有实质上证据力。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例认为，法院书记官依法定程式所作笔录，除有反证证明其记载失实外，就其所记事项有完全的证据力。
送达书证为公书证，就其所记载事项除有反证外，应认为有证据力。
至于勘验、依法制作的笔录及附勘图，均有完全的证据力。
23]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
“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该条第
（一）项从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证明力大小对比的角度，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公文书证以外的其他书证也就是私文书证。
这里的公文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应当如何理解？
事实上这也是困惑法官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规定没有具体明确公文书证的证明力问题，不应当从不同证据比较的角度，而是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视角来规定公文书证的证明力。
本文认为，这样的规定不是科学合理的，明显具有法定证据的色彩。
《证据规定》第77条第
（二）项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这也是从证据力大小的角度，明显带有法定证据色彩成分的规定。
该条列举规定的“档案、公证、登记的书证”仅仅是部分公文书证，这里的“其他书证”完全既包括私文书证，也包括公文书证。
在立法文件中规定一部分书证的证据力大于另一部分书证的证据力，而又没有设置具体的适用情形，从操作层面上说，法官将无所适从；从证据法学理论层面上讲，以法定证据形式机械的规定不同种类书证的证据力大小，有悖于书证证据效力评判的基本规律，违背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最终导致背离对客观真实的追求。
在自由心证原则下，证据力的大小由法官自由评判。
《证据规定》第64条明确了证据力的批判原则：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规定，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规定公文书证的形式推定力和实质推定力。
（二）私文书证证据力的评判
关于私文书证形式证据力的评判。
对公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存在争执的，应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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