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主流文化嬗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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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型主流文化嬗变

文化转型主流文化嬗变

　　近年来,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是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着某种阐释误区。

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借助西方话语资源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嬗变进行阐释,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一个关键词。

于是,在“不确定性”、“非权威化”、“差异性”、“平面感”、“电子媒介”、“消费主体”、“文化工业”、“类象”等等新术语的涌流中,本土性的文化景象也就悄然转化为后现代主义世界文化风情的汉译文本,我们除了明白当代中国的文化之变早已是世界性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若干后现代共性之外,便很难获取进一步的信息了。

这也意味着阐释者只须掌握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般常识就足以解答中国文化转型的问题。

操作方式便是在本土文化表象中找到某些与所谓后现代文化标志的相似点,然后就按照既成的话语模式滔滔不绝地推理演绎。

这种阐释往往给人一种错觉:

当代中国的文化嬗变乃是对世界文化潮流的被动趋从,乃是弱势文化形态遭遇强势文化形态后的简单归顺,总归是某种空降而至的文化事变。

　　其实我们面临的并不是新问题。

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就曾发生过。

这便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出现的以社会主义为主导力量的思想文化变革。

毛泽东作过如下阐述:

“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

”[1]并且毛泽东将此概括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命题: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1]可见,如果当代中国的文化嬗变吻合了国际性的文化走势,那也只能视为是一种不谋而合的结果,至于原因,则应首先考察本土民族文化意志的内因性作用以及本土与国际之间特殊的内在契合关系。

　　假如给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确定一个肇始性的年轮,1976年至1978年期间想必会得到公认。

一旦如此,变化的本土基因也就愈加鲜明。

熟悉历史的人们很难想象,与十年文革紧密续接的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启动何以能够汲取非本土的精神诗情。

这是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颇不相同的文化之变———至少在启动阶段,思想资源的封闭性是其突出的特征。

尽管此时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西方先锋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均已在场,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只是一种未被感知的存在。

极端而严厉的文化政策不仅封闭了人们对外了望的视野,并且禁止了任何游离于意识形态标准之外的想象。

可见,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裂变,脱离本土的激情与动力是很难设想的。

邓小平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

“结果中国停滞了。

这才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

”[2]这也深刻地意味着: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是针对本土现实而发生的事变,它是中国本土文化历史发展的自身推进需要和结果。

　　强调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本土性,并不等于说它是一个永远封闭的过程。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进程一经启动,很快就出现了思想引进大潮,至今滔滔不息。

在转型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也确乎发生了种种西化或国际化的表现。

但问题在于,这不仅不应导致对本土文化因素的忽略反而更应该激发起我们的本土关注。

于是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国家意志一直是主导性的文化力量。

　　1978年以来,决定民族命运的三次思想解放无一不具有官方色彩并且昭示着国家意志的思想启蒙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变革,随之才发生了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才演变出知识分子文化、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的并存;才形成了许多学者称之为后现代的种种文化景观。

面对异邦文化思潮的涌入,国家意志一直在开放与坚守之间保持着原则与张力……诸此种种,都在彰显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本土魅力。

不过,人们似乎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将本土文化现实抽象化、共性化为一种国际文化景象的学术运作,或者,我们还看到,人们依据某种后现代话语的教条,正热烈地讨论着意识形态的退隐,大众文化的崛起和精英文化的衰落……

　　总之,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

在中国,主流文化即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最基本的文化生态语境,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主要承担者和推动者,这也就意味,探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主流文化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的最主要的本土文化基因。

　　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

它是调控一个国家所有文化形态的主导力量。

所以,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实质上就是主流文化即意识形态文化的转型。

无可讳言,这就涉及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思想差异。

对此,邓小平归结为如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2]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在形成这样的共识:

“认为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公有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贯的。

”[3]的确,这正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毛泽东强调生产关系、坚持公有制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公有制可以保证人际关系的公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尊严———这正是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的价值目标之一;其二,有了公平,有了当家作主的精神欢乐就能“精神变物质”,焕发无穷无尽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所在。

　　显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从社会主义的经典概念出发的,他也就必然认为,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的建设目的还是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看,都必须具有一种正义的精神,都必须以这种正义精神为前提,采用量化的财富指标无法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精神价值及其建构。

所以毛泽东更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与完美,更关注怎样塑造符合公有制社会要求的“大公无私”的人格品行与民族精神,至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是这种社会主义新人诞生之后的必然硕果。

于是,一种精神优先的意识形态理念与实践也就在社会生活中屡屡登场了。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政治利益重于强调经济利益,强调人民群众的阶级利益重于强调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在人民群众个人价值的实现方面,强调精神鼓励重于强调物质鼓励。

”[3]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乌托邦色彩的文化理想既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实际,也脱离现实国民的思想觉悟实际,于是推崇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就自然地寄希望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了。

尤其是利用意识形态对于人思想改造的权威性,借助战争年代发动群众斗争的成功经验,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斗私批修”运动,旨在培养符合公有制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

精神优先的文化特色也就越来越凸显。

毛泽东说: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4]人们也敏锐地发现:

“毛泽东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夸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归根到底都是夸大人的作用,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3]由于这种夸大脱离实际,塑造“新人”的灵魂改造运动必然遭到思想冷遇和行动阻力———这便是所谓“落后人群”的出现。

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便通过政治权力来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斗争与思想改造,并且坚定地认为,这是关系到“亡党亡国”的大事。

因此,充其量只能算作先进与落后的思想分歧,也就与关系到社会主义存亡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合流了。

面对落后人群远远多于先进人群的必然社会现实,也就必然出现了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的论断。

再演绎开去,一系列激进的文化命题和激进的社会行动也就逻辑地发生了……也许,问题的产生远比上述情况复杂,但结果都是一样:

毛泽东的价值准则忽略了一般民众的物质诉求,也超越了对一般民众的可塑造限度,加上采取激进的强制手段来加强意识形态理念的推行,结果必然导致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动乱就是证明。

　　那么,邓小平自己的答案又怎样呢?

我们发现,他与毛泽东有一个最关键的思维差异———他考虑问题不是从“应该怎样”的精神理念出发,而是从“只能怎样”的现实实际出发。

这也就导致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充满着现实的中国特色:

　　首先,在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知方面。

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2]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全面的公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因此而存在不公平,也必须接受。

　　其次,在对人民群众普遍精神境界的认知方面,邓小平认为:

“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5]

　　根据以上两点基本认知,邓小平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这也就是说,为广大群众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应该逻辑地把“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富起来”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调动所有切实可行的手段和动力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全体社会公民的共同富裕。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毛泽东更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的重要性,而邓小平更强调的是一种物质的重要性。

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强调的是公平化的生产条件,邓小平强调的是富裕化的生产结果。

诚然,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思想体系有着更基本的共同性,包括二者都主张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但是在怎样实现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方面,两人确实存在重大差异。

换言之,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精神优先还是物质优先———前者属于毛泽东,后者属于邓小平。

二者的差异,构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前后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当代中国的种种文化变迁,也因此而发生。

　　把握物质优先这一新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特色,也就能顺理成章地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一系列新举措中蕴涵的文化新观念,例如“个体”、“私营”、“致富”、“市场”、“竞争”、“交换”、“效益”、“民主”、“法制”、“发展”,等等,究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体现物质优先的价值诉求。

诚然,社会主义的需求不止体现在物质方面,还有精神方面,那么,邓小平又是怎样处理二者关系的呢?

众所周知,他的著名公式便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物质优先的趋向。

　　其一,邓小平认为:

“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

”[5]

　　其二,邓小平提出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思路,亦即对少部分先进分子可以提出较高的精神道德要求,对于广大群众则采取可以普遍施行的精神道德要求,“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

”[6]

　　其三,邓小平说:

“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还“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2]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他明确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其四,邓小平还相信:

“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

”[2]

　　由此可见对物质优先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已经放弃了正义的精神追求,而只是表明,第一,它认为正义的精神必须用始终不渝地发展经济来保障;第二,它根据现实矫正了某些精神目标,使之变得更加可以企及;第三,在必要的情况下,它愿意牺牲某些局部的精神价值以保证最基本的精神诉求。

　　进一步推敲,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物质优先原则的确立,新的主流文化还演绎出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姿态:

　　首先,新的主流文化在利益构成方面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

这是由于物质优先的价值诉求代表了普遍的世俗群体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

因此,新的主流文化的阶级界限比较模糊,全民色彩比较浓郁,它较少矛盾性更多统一性。

　　其次,新的主流文化在自身意志实现的方式上更多民主性。

这是因为新的主流文化具有较广泛的利益代表性,也就容易被认同,所以并不特别需要采取激烈的强制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文化意志。

　　其三,新的主流文化在文化趣味上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特别是对于大众文化和异邦文化趣味,新的主流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与开放风度。

这同样是因为新的主流文化具有广泛的利益代表性和兼容性造成的。

　　其四,新的主流文化有着更强烈的功利性。

这不仅是指它对经济基础的维护性,也指它对于各种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观念与举措都能持利用态度。

比如对于文化商品化、产业化的认同便是物质优先文化态度的必然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可以强烈感受到新旧主流文化之间的对峙或差异,而且可以更进一步认识到,当代中国的种种社会变迁———阶级斗争的消解、经济主题的凸显、民主化的进程、私有意识的浮现、竞争化人生的确认、西方思潮的引进、通俗文化趣味的流行、文化产业的崛起等,都是新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积极变革的结果。

而这种种文化嬗变又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指向———世俗化。

总之,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大大强化了广大民众的世俗期盼,也多少淡化了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憧憬。

这不禁令人想起马克思所说:

“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

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7]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在“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的意义上重构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观。

有学者比较说,毛泽东主要是发挥了人崇高的一面,邓小平则充分利用了人平凡的一面。

[3]民谣亦云,毛泽东要把穷人变圣人,邓小平要把穷人变富人。

这都是特别生动而意味深长的文化概括。

20余年来,我们就在这样一种充满诱惑也充满困惑的主流文化现实中生存着。

20余年来,当代中国发生的种种文化嬗变,也只能从这样的本土文化现实中寻求基本依据。

　　尽管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发生了由精神优先到物质优先的嬗变,但这并不表明传统意识形态命题的全面失效。

其实,绝大部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理念,例如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根本任务等都在转型后的意识形态话语中继续弘扬。

这说明,毛泽东之后的国家意志更愿意在传统和变革的张力中确立自身的定位,更愿意将主流文化发生的变革理解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诸命题之间的关系调整与补充。

确切地说,就是希望在物质优先的原则下逐渐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使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正义精神与“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现实相协调。

　　史实表明,在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建设历史进程中,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重要标志的精神文明一直是又一个同步推进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便是人们熟知的“两手抓”。

极力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也说: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2]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又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及至今日“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有关先进文化的阐述,诸此种种,都恰恰表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边界性和本土文化个性。

事实上,国家意志不仅明确宣告:

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社会主义性、民族性是不可动摇的。

[8]也在实践中通过各种反对“自由化”和“西化”的举措证明了这种文化态度。

亨廷顿承认,当代中国的变革特点“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

”[9]这也就意味着,在明眼人看来,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绝不是对于某种国际文化大潮的简单呼应或盲目归顺,更不是在国际文化大潮冲击下本土文化诉求的土崩瓦解。

　　然而,按照某些后现代主义的想象,当代中国的种种社会变迁,是主流文化的中心权威遭到消解后的失控。

许多人相信,传统的意识形态独霸天下的局面已变为“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割据态势。

　　这种三分天下的说法暗示着:

主流文化已经在另类的文化力量夹击下萎缩。

这种认识与有人简单地认为主流文化便是体现英雄主义理想的主旋律文化相关,根据这种认识,很容易产生主流文化已经退缩的错觉。

其实,主流文化应该包括国家认同的所有价值形态。

今日主流文化虽然继续弘扬主旋律,倡导崇高的人格精神,但它也对平凡的、多样化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认同。

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

所以,解读当下主流文化,不仅要关注它倡导的“主旋律”形态,也要考虑它容许的多样化形态,才能全面地把握其价值观体系。

　　此外,主流文化与其他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也远不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紧张。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1976年以前,这种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景象还是一种梦想,就不难发现,正是主流文化给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签发了“准生证”。

甚至还可以认为,这种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更象一种有意设计的文化分工。

当然,在这种分工中配合默契的是主流文化与市场文化,至于知识分子文化,则往往表现出卓然不群、执著于超越和批判的矫情态势———我们感受到的文化冲突大部分也是因此而来。

不过,意味深长的是:

这种超越和批判仍然是在主流文化的调控预期之中,并且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自诩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带来的显著贡献,哪怕是批判意义上的贡献。

近年来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就是证明。

这似乎也在暗示,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文化并非真正参与了历史。

那么,谁在控制局面呢?

自在不言之中。

　　也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一种情况,就是邓小平说的“不争论”。

的确,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激进思想交锋或思想讨伐。

这可谓是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又一时代姿态。

其效果不仅保证了对经济建设的全神贯注和社会的稳定,还使多样化的文化表意形态获得了相当大的话语空间。

或者,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一种情况,就是近年来越来越明确的执政党思维对国家意志深刻的影响。

官方文件已经宣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10]这都将导致主流文化的温和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的包容性。

于是,在众语喧哗的文化格局中,也就很容易产生意识形态淡化的错觉,从而滋长出一种文化战国已经降临的幻象,这种幻象恰好又与文化无政府主义的后现代文化特征相重迭,使一些人对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作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判断。

　　但是,即便如此,也仍然有足够的参照使我们保持清醒。

仅就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基本诉求———“非中心化”而言,只要我们面对现实就不难相信,作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主要承担者和推动者的主流文化形态,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导致自身消解的文化设计。

在主流文化的默契下崛起的市场文化或大众文化倒是显现出某种非中心化效应,有论述说:

“市场文化的无所不有,无形中解构了‘一体化’的文化专制,它分散了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分关注和热情,使一体化的文化霸权在无意中被分解。

”[11]

　　不过,事情的真相往往是,中国市场文化的这些行为,都是在执行主流文化的意志。

这就是说,至少我们对当下中国市场文化力量的认知,往往带有夸张,而这种夸张,大都来自后现代主义传说的影响。

再说,目前中国市场文化的自我意识还远远谈不上具有“非中心化”的文化自觉。

而缺乏“非中心化”的文化自觉,也就很难说是经典的后现代主义现象。

否则,我们就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就蔚然壮观了。

可见,要正确解读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必须认真地关注当代中国本土文化意志尤其是主流文化即意识形态意志的种种嬗变,如果忽略这种内源性的文化透视,将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包装成为某种时髦的国际文化事件,就必然会造成认识的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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