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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边界越清晰，规则意识越易养成
19.15元米饭，到底公道不公道
20.“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
1.无知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乙肝病毒”
堂吉伟德
吴昕怡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
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
今年3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
（4月30日《新京报》）
尽管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大多是“血液、性交和母父婴传播，以及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密切生活接触传播”，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处一室、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
然而，基于对乙肝知识的不了解，以此由此产生的歧视，才使得乙肝携带者被视为异类，甚至被当成“不可接触者”而受到排斥，让其背负了过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在被人为孤立的情况下，被社会抛弃者若心态不够坚强，其就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归之路。
歧视来源于恐惧，恐惧又来源于无知。
因为对乙肝的认识不足，从而才有了“谈之色变”的恐惧，并对乙肝病毒感染或者携带者避而远之。
很多人歧视乙肝或者艾滋病患者，就是基于对这种病症的认识不足，对其安全性没有把握，于是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方式，人为将其孤立起来。
比如学校让感染乙肝病毒的学生住单间，保护反成了最大的伤害。
这种如同瘟疫的隔离，也意味着将其作为一个异类，被限制在主流人群之外。
科学素养不足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无知的恐惧，无孔不入体现在各个层面，即便连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窠臼。
包括政府在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招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都对乙肝携带者或者患者给予了拒绝。
当然，这样的恐惧与认识，并非与生俱来而属于医学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只有以此结论作为基础，然后才能开展常识性的宣传和普及，让公共政策迈出第一步后去实现破题。
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具有“先知”的超前性，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危害性的情况下，不能以“有可能存在传染”，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现偏差和歧视。
虽然像女大学生这样自杀的案例还不少，但公众对于乙肝的认识发生了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由之前的抗拒者而转身为呼吁者和接纳者，同时政策层面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比如在高考、公考和就业方面，“不得强制要求检测乙肝项目”已成一种规制，并以此推动了整个社会观念的迅速跟进。
但必须承认，根深蒂固的偏见要得到消除和改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有待于做好长久之功。
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歧视，还得从解决无知和消解恐惧上下功夫。
因而，进行医学常识的普及，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依然是解决乙肝、艾滋病歧视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权利平等，让每个人都免于恐惧的最终出路。
郭文婧
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刘佳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可她通过自己的身份证号在网上查询，却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
原来学校录取她时采集的身份证号有误，是个错误的身份证号。
毕业证成为一张废纸，找工作屡屡碰壁。
学校也为她着急，可是表示无能为力，无权修改信息。
（4月23日《法制晚报》）
这年头，谁都不想摊上事儿，高校也不例外。
对于已经毕业了的学生，除了可以沾光的荣誉，或者以校友身份捐款，面对因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信息错误而焦急万分的学生，学校的“无能为力”四个字，呈现了“常回母校看看”的几多虚伪、几多矫情。
反正，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母亲，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想孩子之所想、急孩子之所急、做孩子之所需，即使是真的无能为力，也不会忍心将“无能为力”破口而出。
错误总是需要改正的，办法也一定比困难多。
是的，高校确实无权随意修改学生的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信息，但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是有权修改的。
教育部要进行修改，也得首先确认以前采集的信息确实有误，需要从源头提供证明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就读的高校，不仅有义务告知学生更正的程序，更有义务协助学生提出申请和提供相关证明，怎会“无能为力”呢？
明知可以为，却告知学生“无能为力”，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
按照笔者所熟悉高校学生学籍管理的工作，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至少有三次可以发现和更正错误信息的机会。
第一次是新生入校后的入学资格复查，发现错误后，学校会及时与学生生源地省级招办复核，省级招办负责办理并补报教育部更正，并将复核结果及时反馈学校。
第二次是新生正式取得入学资格后，学校要通知学生上学信网查询校对学籍注册信息，第三次是毕业前的图像信息采集、毕业资格审查与毕业生信息核对，发现有误，都可提出来要求更正。
刘佳同学的身份证号，除了前两位和生日数字无误之外，其他均是‘0’，学校在入学资格复查时，理应发现这个疑点并进行复核。
该发现却没有发现，这一个细节实际上已经反映出学校相关工作的“认真”程度，我们也可以估计学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也就明白了学校“无能为力”的原因所在，就是学校不愿意承认工作疏失，更不愿意承担因工作疏失造成问题的责任。
当然，由于该身份证号码来源于录取时招生部门采集的考生有效身份信息，在刘佳同学高考报名、打印发放准考证、高考证件信息核对等环节，也理应发现错误并进行更正。
要更正刘佳同学在学信网上的错误信息，也少不了高中就读学校、教育局、招办、考试院、公安局等单位的协助，甚至有可能追究责任，所以这些部门不愿意配合高校进行错误信息更正。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也可能确实“无能为力”。
即使是这种情况，学校也可以告知刘佳同学，可咨询学信网的客服，可通过行政申请、甚至是行政诉讼来要求更正。
实事求是地说，刘佳同学也是够糊涂的，居然到拿到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后，才发现自己的信息有误，可见她平时对自己的事情也是不认真、不够负责任的。
而她的不认真、不够负责任，也许正是学校长期“无能为力”的教育熏陶的结果。
如今，整个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学校更是强调以生为本，尽管有学生自己的责任，但更多的是相关部门、学校自身的工作失误，给学生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一句“无能为力”岂不让“以生为本”难堪？
问题来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
包括“以生为本”在内的所有理念与口号，既体现在平时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里，更体现在面对问题时的作为上。
对学校来说，学生为本，不能只挂在嘴上；
对其它学校来说，也当以此为鉴，包括学籍管理在内任何关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的事情，都马虎不得；
对刘佳同学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应该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任何事情，首先都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不能总是指望别人对自己负责。
（
薛家明
4月29日，广州市副市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谢晓丹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一名记者投诉早上收到自称广州市公安局某分局打来的诈骗电话，谢晓丹借此爆料，自己局长办公室的座机也经常接到诈骗电话。
据他透露，广州市公安局将出台“一揽子”防诈骗举措，开展针对信息诈骗的专项打击行动。
（4月30日《南方都市报》）
在记者与公安局长的一问一答中，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如今诈骗无孔不入，甚至敢在公安局长的“太岁头上动土”。
二是，骗子的手法，虽不断升级，但万变不离其宗，公安机关早就对这些诈骗路数摸得门清了。
但言及于此，每个人都不禁会问，既然骗术早就没有秘密可言。
可现实中，公安机关为何任由骗子嚣张？
到底是什么助长了骗子的嚣张？
还需先让事例说话。
2014年7--11月，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先后被骗54万多元。
颇让人玩味的是，在被骗走7万元的时候，刘先生已经意识对方有问题。
可他却选择继续被骗，原因很简单，“才这么点钱，公安应该不会管的，干脆就赌一把，把数额弄大一点。
”刘先生任性被骗，可能只是个案，但这也是相关部门不给力的现实投影。
试想，如果公安机关对每一起网络诈骗，都给与足够的重视，刘先生用得着兵行险招，把骗局做大么？
当然，“案值”较小的诈骗案得不到重视，也与基数大有关。
据统计，仅今年1至3月,北京网络安全反诈骗联盟共接到网络诈骗报案4920例,报案总金额高达1772.3万元。
窥一斑可知全豹，可以想象，加上其它诈骗，以及未报案案件，全国诈骗案件总量肯定是个“海量”数字。
囿于有限的警力，公安机关也只能抓大放小。
但“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对小额诈骗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诈骗分子的疯狂。
试问，“小打小骗”驾轻就熟之后，突然有一个机会，能骗几十万，骗子会收手么？
结果只能是越骗越大，最终害人害己。
而且，经小“案值”诈骗练手之后，骗子的演技会越来越逼真，达到戏霸的程度。
这也是，“我是你领导”“社保卡出问题”“你家人生病”等老掉牙的骗术，依然能够“钓”人上钩的重要原因。
可见，“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丛生，也是公安机关对小额诈骗放纵的恶果。
当然有人会说，诈骗案件丛生，杂糅着多方面因素。
比如，电信公司、银行的长期“视而不见”。
试想，电信公司对手机号码实名制执行的严苛一点，对诈骗号码封杀的及时一些，银行假若多科普一点银行卡使用技巧，骗子们的犯罪门槛都会提高很多。
但任何事都不能因过程变复杂，就推卸掉担当。
公安机关不能因为案件多、侦办难，就推卸掉担当。
目前，广州市公安局已推出“一揽子”防诈骗举措，但不重视再好的举措，也出不来。
以110设防诈骗专线为例，假若机位不够，电话长期占线、无人应答，对防骗而言，又有何益呢？
因此，要让防骗举措出实效，相关部门就要百分百的重视起来。
也唯有真抓实干，“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才不会继续到“局长头上动土”。
何勇海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近日发布的《行政改革蓝皮书：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显示，当前我国行政审批改革中存在“中梗阻”现象，近六成接受访问者认为“部门利益作祟”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
（4月30日《南方日报》）
这份报告的副主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样的调查结果发人深省”，“这个调查佐证了多数人对本轮简政放权，可能出现‘中梗阻’的担忧”。
确实，国务院近年来在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激活市场，这些改革大多数要靠地方落地，地方如何落地收效，是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之关键。
当部门利益成为地方改革阻力，改革出现“中梗阻”绝非危言耸听。
一旦出现“中梗阻”，改革就会出现政令不通、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等问题。
举个“红顶中介”的例子。
近年来，一大批审批事项本被取消或下放，地方相关部门不能把控着审批权而敛财了。
然而，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相关部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下属单位，或直接指定的中介机构同，或有利益输送关系的中介机构），却悄然从政府部门手中接过本被取消或下放的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的改革红利，致使百姓和企业需面对的审批与收费有增无减。
这样的改革，可谓是走了样、变了形。
要提升改革“含金量”，首先要突破改革“中梗阻”，而要突破“中梗阻”，首先要去除部门利益。
去除了部门利益，才能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
事实上，部门利益成地方改革阻力，这是不难想到的多年顽疾，决策层旁敲侧击了多回。
比如前几日，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
去除部门利益关键要真正动刀。
一者，要制定各级各部门权力清单，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使各级各部门真正做到“到位不越位、无事不插手、有事不放手，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
二者，必须对“红顶中介”之类的所谓第三方事项进行清理，该砍掉的坚决砍掉，不能砍掉的推进产权改革，使之不再依附于行政权力，成为简政放权后的“二政府”。
最关键的是，要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监督，对“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现象露头就打，一旦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格局，自会形成巨大的改革阻力。
对这些部门中的官员，为了部门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在简政放权等改革中能拖就拖、阳奉阴违，搞“假简政”与“假放权”等把戏，致使改革效果难以取得群众满意，则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当他们的前程利益远大于部门利益时，自会作出明智的选择，确保政令畅通。
叶祝颐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4月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有186家5A级景区，门票平均价格达112元。
报告指出，中国5A级景区的门票价格以100-200元居多。
近三年27家5A级景区门票涨价。
（4月30日中国新闻网）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规范景区门票价格。
利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以及景区内另行收费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项目价格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体现公益性，严格控制价格上涨。
国家旅游局今年3月还宣布将在全国景区系统开展“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创建活动。
然而，从社科院的报告来看，景区门票纷纷涨价，5A景区门票均价高达112元。
这对于想亲山水、远尘埃，舒缓疲劳神经的民众来说，是一条大煞风景的坏消息。
在我看来，景区门票即便过了三年涨价解禁期，也不能想涨就涨。
某些地方不对公共景区进行财政投入，却把公共景区当成摇钱树，这些景区的价格还信得过吗？
其实，旅游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吃、住、游、娱、行、购”等六大旅游要素中，门票只是旅游经济的一个环节。
景区门票价格低廉或者不卖门票，将大大提升景区周边人气，带动周边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多重利好。
从促进旅游消费、拉动旅游经济的角度讲，门票优惠根本不会亏本，还可以为景区赢得公益美名。
比如杭州西湖免费开放虽然减少了门票收入，但是拉动了地方综合旅游经济，赢得游客青睐，根本无损旅游经济效益。
过高的门票价格吓跑游客，不利于吸引游客，更不利于旅游产业长远发展。
表面上看是赚了一把，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从景区的地位与归属来看，不少景区是大自然的恩赐，有的还是著名文化遗产，是国人共享的名胜财富。
地方只是这些公共景区的管理者，并非所有者。
既然是公共景区与文化遗产，就应具有公益属性与社会功能，不能单纯以门票论价值，陷入无休止涨价的误区。
而且景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像自来水、天然气那样牵涉到当地民众的利益，还直接影响外地游客利益。
而按行业惯例，景区往往会出台多种优惠措施补偿当地游客，比如门票打折，推出月票、年票等等。
受门票涨价影响较小的群体参与价格决策，而真正要多掏腰包的外地游客却被排除在听证会之外，景区与地方关门涨价，难言公平。
相对于国人的收入水平而言，当前国内景区门票价格已经很高了。
社科院的报告显示，“除主题公园外，欧美日韩等国家知名景区门票价格大多低于中国。
”比如，法国卢浮宫的成人门票价格为11欧元；
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为6欧元；
以色列国家公园门票一般为10~20谢克尔，最低为3谢克尔（1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8元）；
日本自然景观不收门票，文化景点收费很低；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免费开放；
人家低价甚至免费吸引游客，我们的门票价格屡创新高，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的确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不仅地方政府与景区要权衡涨价利弊，增加对公共景区的财政投入，摆脱“门票经济”依赖，拿出诚意让利于民；
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也应该对哪些景区属于公益景区，哪些是商业景点，做出明确界定，把景区门票列入民生价格监督体系，建立合理的景区定价制度，有效遏制景区随意涨价，推动公共景区回归公益本质，吸引更多人外出踏青观光，欣赏美丽中国，促进旅游行业健康发展。
朱永华
昨天上午，北京高院、北京律协、通州政法委、通州公安分局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崔慧律师反映被法官和法警殴打一事召开新闻通报会。
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得出结论，不存在通州法官赖秀林殴打崔慧和庭长杨宇指使法警殴打崔慧的情况。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相关监控和执法记录仪录像（据5月1日《京华时报》）。
律师到法院办案反遭法院法官、法警的两次殴打，这样的新闻一曝出，想不引发舆论关注都难，自从上月15日有媒体爆出北京恒清律师事务所主任崔慧自称4月2日她在通州区法院办案遭该院执行局法官和法警的殴打，致使眼部、面部、肢体等多处受伤后。
不但引起各大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法官作为国家法律的代言人，居然会对同样维护法律公正的律师，而且还是女律师大打出手，更让不少人对于法院法官的职业素质和法律公正产生担忧，人们也迫切希望相关部门通过调查用事实来还原真相，给公众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
平心而论，无论是这次调查组的构成还是出具的调查结果，都足以让人心服口服，调查组除了有北京高院、通州政法委、公安局之外，还有当事律师的“娘家人”——北京律协，这样的架构组成任何一方都没法进行“袒护”，确保了调查结果的公正性；
而最后出具的调查结果，虽然文字不多，但毫无剪切的监控视频和现场执法记录仪的完整记录，即使目不识丁，也能看出“律师被打”真实情况，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所谓女律师在法院被法官、法警两次殴打，实质上不过是女律师的有意“碰瓷”，法官、法警在整个过程中，不但表现的非常理性、规范，面对女律师的蛮横和咄咄逼人，相信很多自认为有良好修养的人，都难以克制“动手”的冲动，然事实上，法官、法警非但没有殴打女律师，女律师借机“碰瓷”并大哭大闹，更被监控和执法记录仪拍摄的一览无余。
公正的调查结果，在给还原事实真相让社会公众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让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和法警所谓殴打律师事件得以澄清。
但在笔者看来，如果就此画上句号，不但对“蒙冤”的法官法警乃至整个法院系统有失公平，也难以让社会公众信服。
本来，在女律师自曝遭受通州区法院法官法警殴打之后，从北京高院对此事的表态中就能看出，一旦查清情况属实，当事法官、法警肯定会受到严肃处理，然现在情况明了，当事法官法警非但没有像女律师自曝的那样对其殴打，反而是女律师有意“碰瓷”，对法院法官法警进行恶意“栽赃”，也是有意给法官法警队伍乃至法律“抹黑”。
更值得注意的是，女当事人并不是一般的普通群众，而是熟知法律条款并与法官一道共同维护法律公正的执业律师，也最懂得并非常善于运用法律，如果缺少法院监控系统和执法记录仪对其故意“碰瓷”有完整的视频证据，无论调查组如何客观公正的做出调查结果，既难以驱散公众心目中法官法警殴打女律师的疑云，更难以彻底去除法官法警“打人”的嫌疑，扣在通州区法院法官法警甚至法院系统头上的这个“黑锅”恐怕怎么都难搬掉，对于女律师对法院甚至法律的这种“碰瓷”行为，显然更不能局限于“查清”了事，尤其作为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北京律协，更应当对崔慧律师给予相应的处罚。
我们都知道，执业律师比包括司法系统专业人员更善于运用法律的一个群体，有时候甚至职业法官更懂得规避法律风险，保障法律公正需要整个社会尊重律师，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就能超越法律，尤其是对于极个别律师的不轨行为，法律更应当对其特别“较真”，很显然，自曝被通州法院法官法警殴打的女律师，其行为不仅明显违反了律师的职业操守，更涉嫌恶意诬陷，让这样的人继续从事律师执业，同样也是给律师队伍“抹黑”，北京律协及相关部门应当对其进行处罚，也必须让其受到处罚。
胡印斌
5月26日-29日，2015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将在贵阳举行。
据披露，贵阳地质构造稳定，信息网络设备“安全系数”很高；
电价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
贵阳富氧离子含量很高。
此外，贵阳还是贵州主要的人才集聚地，具有人才优势。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贵阳是发展大数据产业的首选。
其实，除了这些“硬件”优势之外，在发展大数据产业方面，贵州还有一项值得大书一笔的“软件”优势，即较高的政府透明度。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15年法治蓝皮书》显示，贵州省政府透明度综合评分73.5分，比上年提高13.39分，在全国排名第12位；
其中“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指标90分，列全国第2位。
另据贵州省政府3月30日公布的《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去年，贵州省省、市、县三级政府及部门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51.49万条，同比增长20.87%。
这些信息涵盖了行政权力运行、财政资金、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公共监管等重点领域信息。
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还存在着不小差距的偏僻省份，却拿出了一份亮眼的政府透明度“成绩单”，让人略觉意外的同时，也不免大开眼界。
这表明，当地政府多年来戮力打造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经济落后的原因可能很复杂，特别是会受制于历史、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则在于政府治理。
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一项产业如大数据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政府透明度至关重要。
不仅意味着公开更多的政府信息，也必然指向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权力运行，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较高的政府透明度，既是大数据发展的“因”，也应该是大数据思维的“果”。
有了这样一个较好的底色，固然可以促使贵州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但反过来，这种基于开放、互动、共享的大数据思维，也必将让贵州受益匪浅。
也即，政府信息越是公开透明，则地方就越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得先机，获得发展。
毕竟，与传统产业相比，大数据产业需要更高效、更扁平化的治理结构。
同时，也要求打通政府与社会的壁垒，实现更便捷的横向交流与互动。
如果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大政府、小社会”思维中，将很难适应新的业态发展。
当然，政府的公开透明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
值此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瞬息万变的信息，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资源的政府信息涵盖全社会信息的80%，它既是公众了解政府行为的直接途径，也是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
政府主动积极推进信息公开，本身也是“大数据”思维的体现，能够让民众以及市场主体直接感受到政府的诚意。
贵州省这些年来致力于提高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下大力气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开公正，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加大发展大数据产业，必将事半而功倍。
功夫在诗外，提高政府治理透明度，将大数据思维运用到日常施政中去，必将推动贵州省实现跨越式发展。
贵州省此前亦表态，将完善“云上贵州”公开平台，推动大数据在信息公开领域的应用。
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于贵州而言，数博会不只是一次契机，更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
临近五一假期，北京开往全国多个城市的火车“一票难求”。
对此，有网友称“放假回不了家就报旅行团”，因为“他们能拿到票”。
对于拿票的途径，有旅行社称车票系某铁路局预留的“计划票”。
对此，北京铁路局表示，不存在铁路部门预留车厢再允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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