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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术破碎了”。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研、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按《艺文志》，尹文有《尹文子》一篇，张舜徽曰：
“顾其言主术，悉归本黄老。
今观《大道上》、《大道下》二篇，发明人君南面之术，时有善言，非尽后人所托。
”也就是说，《尹文子》是本于黄帝之道术的，庄子之言实可谓“黄帝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
”按《史记孟荀列传》：
“慎到，赵人；
田骈，接子，齐人；
环渊，楚人；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
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
”《艺文志》法家类载：
“《慎子》四十二篇。
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我们今天看到，《慎子》一书明显是以《黄帝四经》为基础的。
《艺文志》道家类载：
“《田子》二十五篇。
名骈，齐人。
游稷下，号天口骈。
”《史记孟荀列传》：
“田骈，齐人。
学黄老道德之术。
”钱大昭曰：
“《吕氏春秋》云：
‘陈骈贵齐。
’高诱《注》云：
‘陈骈，齐人也。
作《道书》二十五篇。
贵齐，齐生死、等古今也。
’田、陈古今通用”。
田骈和慎到一样，均受《黄帝四经》之影响。
《天下篇》所言“古之道术”者，即黄帝与颛顼之道也。
且庄子明言“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彭蒙、田骈、慎到这三个人，未能真正通晓大道。
《天下》篇曰：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关尹、老聃算是古代得道的真人啊。
老子在诸子中，是最神秘、最麻烦的一个，如云中之神龙，见首不见尾。
连司马迁都是云里雾里，不知就里，一曰“莫知”，二曰“或曰”。
其实答案应当就在莫知那里。
老子者，世人所称老人也，并不是一个像孔子那样很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泛称。
老子是老彭、老聃？
还是老莱子、太史儋，谁也说不清楚。
但随着地下竹简帛书的不断出土，这个问题也许能够得到解决。
《老子》一书，事实上是古代道论的读书笔记，它集中了古代道论的精华。
《老子》大量引用黄帝《金人铭》言论并阐述其思想，其“谷神不死”章亦来自《列子》所说的《黄帝书》，《老子》五千言引用过《黄帝四经》的大量言论，这些都证明了“黄帝之道，老子言之”这个铁的事实。
正因为《老子》集中了上古道论的精华，所以它在黄帝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后世黄老连称，亦在于此。
先秦无黄老一说，老子是诸子之一，而黄帝不是诸子，黄帝是诸子之母，是超越于诸子之上的，并不为老子一家所宗。
就像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不是为邹衍一家所宗，而是“学者所共术”。
黄帝学说是先秦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杂家之所本。
阴阳概念，是《黄帝四经》带有基础学说性质的概念，六国时韩诸公子作《黄帝泰素》二十篇，刘向《别录》云：
“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
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六国时阴阳家楚南公有《南公》三十一篇，《正义》引虞喜《志林》云：
“南公者，道士。
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
”
法家申不害著《申子》六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
“申不害者，京人也。
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
终韩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申不害本于《黄帝四经》而建立起其刑名学说，司马迁所谓黄老者，均是黄而不是老，老无刑名之说。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
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有《韩子》五十五篇，但并非均是韩非所作，《解老》、《喻老》明显系后人所加。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老子》无刑名法术之学，在众所公认为韩非自撰的《孤愤》、《说难》、《奸劫弑臣》、《五蠹》、《显学》诸篇中无任何有关老子之人物和思想的痕迹。
日本学界认为《老子》之书的编纂，当在韩非死后的战国最末到汉初之间，而《解老》《喻老》篇所使用的《老子》材料，乃是最新之编纂物无疑。
《史记》所说韩非“归本于黄老”者，实“归本于黄帝”也。
其实，黄帝为诸子之母的文化结构，早在商周两代就形成了。
《艺文志》有《伊尹》五十一篇，张舜徽说“然《孟子》已征引伊尹言论多条，则《孟子》时已有所谓伊尹书者可知。
《逸周书》有伊尹献令，其起原当亦颇古也。
”《史记.殷本纪》云：
“伊尹从汤，言素王九主之事。
”而马王堆汉墓随《黄帝四经》出土的就有《伊尹.九主》。
魏启鹏先生认为《伊尹.九主》是前黄帝形名之学的珍贵佚篇，其重要概念和用语，可与西周金文、《国语》、《左传》印证，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末期，而不排除其成书更早的可能。
《伊尹九主》可谓是论证在春秋以前，存在独立的黄帝学说的重要证据。
《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张舜徽先生言：
“班氏自注所云‘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当作‘或又以有近世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刘向、班固并未言《太公》为伪书。
自宋以来，目《太公六韬》为伪书者，到20世纪几成定论。
然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一出，伪书说顿破矣。
伪书论者，不亦悲乎。
《艺文志》载“《鬻子》二十二篇。
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
周封为楚祖。
”《鬻子》述黄帝与颛顼之道，《列子》、《新书.修正语》所引鬻子，当采子《鬻子》一书，宋濂曰：
“熊为周文王师，封为楚祖。
书二十二篇，盖子书之始也。
”“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
”《列子》三引《鬻子》言：
“物损于此者盈于彼，成于此者亏于彼。
损盈成亏，随世随死。
”“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积于弱必刚，积于弱必彊。
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向。
”其与《黄帝四经》，确实一脉相承，《十六经》之《雌雄节》曰：
“皇后历吉凶之常，以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向。
”“故德积者昌，殃积者亡。
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向。
”《鬻子》言黄帝与颛顼之道，岂虚言哉！
《天下》篇庄子所言的“古之道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黄帝学说。
古之道术有千万条，有大道，有小道；
有正道，有歧途。
而黄帝与颛顼之道，是古之道术中的大道和正道。
鲁迅说：
“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黄帝与颛顼之前，一定也有前期的道者在母系道术这条路上走，而黄帝带领更多的人走到母系道术这条路上，后继的道者，则不断汇入这股洪流，终于形成了黄帝学说这样博大精深、庞广无涯的大学问。
4．走出迷茫，走出疑古，重光道术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考古学大量成果的出现和地下竹简帛书的大量出土，古史辨派已声誉扫地，梁启超、胡适所建立的先秦文化史体系完全被颠覆。
现在已经到了走出迷茫、走出疑古、重光道术的新时代了。
地下出土的竹简帛书证明，先秦诸子和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班固父子是严肃的，他们并不是江湖骗子。
我们需要肯定两个尊重，尊重先秦诸子，尊重司马迁、刘向、班固三父子，他们的结论和观点，没有有力的证据，不能随意推翻。
我们对先秦文化史的梳理，还是要以他们为标准的。
我们虽已看不到刘向、刘歆的《七略》和《别录》，但司马迁父子与班固父子的言论我们是清楚的。
司马迁父子把黄帝学说置于百家与六经之上，司马迁明言黄帝为“学者所共术”。
而班固则明言，到诸子那里，就“道术破碎了”，而且到他那个时代，已经无所更索了，叹息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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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地下竹简帛书大量出土的新时代，有很多甚至是司马迁和班固都无缘目睹的宝贝。
庄子所说的那个古之道术，日益明晰起来。
1973年马王汉墓出土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的《黄帝四经》，先秦黄帝学说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古之道术的主体露出了水面。
1994年上博楚简已整理出《三德》、《彭祖》和《恒先》等古代道论，黄帝与颛顼之道的传承线索虽然隐隐约约，但已经能够看出轮廓和影子来了，这个线索的大体走向和来龙去脉已可以大致加以描述了。
相信随着更多竹简帛书的出土，古之道术的线索会越来越明晰，其真相一定将大白于天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学术条件来重光母系民主道术了，我们已经重新掌握缔造过光辉灿烂的诸子时代的古之道术，重新拥有了中国文化的根本。
由于最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成熟的现代民主，事实上就是母系民主的延续和产儿，所以母系的民主道术，和今天的宪政既精神一致，又声息相通。
黄帝学说这个母系民主道术的重光，“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摩尔根）
壮哉，中国文化，巍巍乎六千年道术不绝；
伟哉，黄帝学说，绵绵万世为子孙所常者。
段振坤：
古之道术与诸子百家
道本质的勾勒
PostBy：
2009-10-291:
53:
00
无限的无可用0来标志，永恒的有可用1来标志。
0=1和1=123就是道的本质。
若将0比作圈，将1比作点，0=1就是圈变成点和点变成圈。
无限的圈和无限的点是浑然的一体。
圈是静止而具有吸力的空体，点是永恒的运动。
同于圈的点运动于圈内而自生为圈中的点。
这个点受着圈的吸引再返回圈内的居所。
点返回圈内之前变成三个点，也就是，1返回0内之前变成123，可见1就等于123。
12就是01的再版。
本来01就是道的两极，现在1照样生出12两极。
当初是1自生于0，现在却是1生2。
2与1相反，具有0的性质。
1内本来蕴含着0，具有0性质的2自然回归于蕴含着0的1。
所以，1生2，2归1。
若用点和圈来表示，圈内的点变成三点，分布在上方圈内，圈的中心和下方圈内。
上方圈内的点是1，圈中心的点是2，下方圈内的点是3。
通过12两点画一个圈，1生2和2归1便可用逆时针旋转来表明。
通过23两点也画一个圈。
1生2，12生3，12是01的展现，3则是12的实现。
2生3，3归2，而1是起点，3是终点，彼此相反，所以23之间的往返是顺时针旋转。
12和23所构成的两个圈在2点上相交形成一个8字。
1逆时针旋转展现于2，顺时针旋转实现于3，再经由2返回1便是写8字。
道的本质就是圈化为写8字的点和写8字的点化为的圈，即0=1和1=123=0。
稷下学宫——最早的大学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期。
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
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
一时间，学派蜂起，百家争鸣。
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
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1]。
古代齐国设立的齐都临淄稷下学宫，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堂，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也是战国之时闻名列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和多学科的社会科学院。
稷下学宫的出现，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不仅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而且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至齐王建时衰弱，历时一百四十余年，繁盛时达“数百千人”。
当时各国著名的文学游说之士多曾先后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互相切磋驳难，掀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一大波澜，形成了空前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阵容之强，历史之久，史所罕见。
（一）稷下学宫的性质、特点和成就
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建立，有战国时期思想解放大环境的影响，有齐国雄厚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有齐国统治集团图霸争雄的政治目的产生动力，更有齐国务实开放、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酝酿打造，所以稷下学宫的性质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是一个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制度的学术研究中心。
田齐当权者出于其力图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为广泛引进人才，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兴土木，建设稷下学宫。
并且为荟萃于稷下学宫的高级学者们提供特殊的政治地位——据其学问、资历、成就、贡献的不同，授予“客卿”、“大夫”、“上大夫”、或“先生”、“学士”等不同的称号和荣誉；
优厚的经济待遇——畅通的交通，优越的居室，高昂的俸禄；
宽松的学术气氛——不论何家何派，以何种形式发表思想、各抒己见，均为来者不拒，往者不追，潜心鼓励他们“不治而议论”，大力奖励各家学术探讨，纵论天峡大事。
享受着齐国君王恩惠滋润的稷下先生们，关注现实，反思历史，探索未来，议论世界，不仅注重抨击现实，而且注重针对现实发表改变现实的策略，取得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逻辑、美学、法学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
这些稷下学术著述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的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其次它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咨询机构和智囊团。
执政者之所以招揽“天下之贤士”，就是为了“有智为寡人用之”，为了用其智，给予厚禄和优遇。
在稷下学宫里，稷下先生们不任官职，有充分的时间和优裕的条件专心于理论、学术和国策的探讨；
对国家大事的研究论说，对统一大业的舆论准备，对君王言行的考察进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让稷下先生“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这种知识分子政策是齐国的创造。
正因如此，可以竭尽心智，竞相献策，以求使自己的学说见用于王候，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再次，它是一个官办之下有私学、私学之上是官学的官私合营的高层次的培育人才的摇篮。
稷下先生在完成自己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同时，为了使自己及其学派的学说能够发扬光大，永传世间，于是广收门徒，授业解惑，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文化、有知识的优秀人才。
稷下学宫元老淳于髡死后，其“弟子三千人为衰经”，足显其学生人数可观。
这些活跃在稷下学宫的贤士名流，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大学里，既发展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也使得稷下学宫成为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摇篮，使诸子学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作者：
楚铭风
2009-8-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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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稷下学宫还具有学会的性质。
据史书记载，稷下学宫不仅是个大学堂，而且是具有学会性质的一个大论坛，各国文学游士定期相聚于此，或短期访问，或聚会论辩，各家平等，言论自由，公开辩论，兼容并包，来去随便，不管是集团或个人，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去而复返同样欢迎。
由上可知，稷下学宫具有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等多方面的特点。
稷下学宫使百家争鸣进入全盛时期，不仅齐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也带动了列国文化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同时，稷下学者在学术争鸣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稷下学者所议论的各种学术问题，一直激活着先秦以来学术界的论争。
随着各个诸侯国封建化过程的相继完成，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形势的明朗，各派学者在学术辩论中开始更多地吸收、借鉴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以使自己学派的学术观点更丰富、更成熟，因此出现了吸收各派学术思想之精华的集大成之作，如《吕氏春秋》、《管子》和《荀子》。
（二）稷下学宫对当代中国的科教制度的启示
中国进入现代科技文明以后，新的科教体制基本上是以西方社会为蓝本创立的。
如设立高等学府、建立科学院。
在建设现代科教体制、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以及培养现代化的人才上，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绩。
当今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稷下学宫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都是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旧的生产关系逐渐变革、社会文化面临转型的时期。
其次，政府都重视科技文化建设、采取开化自由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政策、重视人才培养。
最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重视。
虽然稷下学宫以忠君强国的目的出现了短短百余年，有着它的历史局限性，以及特殊性。
但是，它能在短短百余年造就了对中国后世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文化成果，是直至今日也无法比拟的。
虽然，我们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当代中国在人文哲学领域的成果，与稷下学宫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都是逊色的。
此外，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体制、院士制度上都存在着很多问题。
在很多方面，站在当代的角度看稷下学宫的很多经验能够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政府的角色遵循文化建设规律，政策宽松，机制灵活，氛围和谐。
毫无疑问，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政策是最为宽松，也最具有多元化思维特点和民主色彩的，这主要体现在田齐君主，特别是齐威王、齐宣王为代表的有为政治家，不搞一言堂，搞群言堂；
不用行政手段钳制、禁锢大家的思想，而是鼓励支持思想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平等的论辩；
不囿于一家一派的偏狭见解，而是支持百家争鸣，对诸子之学理性的取舍。
象齐宣王对待儒学思想大师孟子，不但积极倾听他对齐国政治的看法，仅《孟子》记载就有17次之多，而且态度极为谦逊、恭敬、尊重。
甚至好多次被孟子弄得顾左右而言他，十分尴尬，也毫不在意。
尽管后来孟子的主张与齐国的实际不相吻合，齐宣王还是从“用人之长”的角度，给孟子大量经费，希望孟子为齐国教育出力，可谓仁至义尽，宽宏大度；
名士颜斶、王斗敢当面斥责他的过失，大谈“士贵君不贵”，齐宣王愣是没有大动肝火，反而希望他们能当自己的老师，时时听从他们的教诲。
一言一蔽之，在齐宣王时代，齐国的思想之活跃，氛围之和谐，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
连齐国的丑女钟离春、青少年闾丘卭都敢上书讨论政治，当面批评国君的过失，可见当时齐国文化政策的宽松[3]。
第二，“兼容并包、尊贤尚智”的文化土壤。
稷下学宫的建设，将理论建设置于先发位置，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鼓励诸子百家自由争辩，兼收并蓄，通过促进学术繁荣，带动了理论创新。
自太公封齐以来，太公施政不同于伯禽，他“因其俗，简其礼”，“修道术，尊贤智，奖有功”，对于周礼既有依循，又根据本地习俗灵活变通，奉行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致使齐地诸子云集、兼收百家。
这种政策行之既久，便逐渐演变为一种兼容并包、尊贤尚智的社会风尚，并沉淀为优秀的文化传统。
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熔铸了齐国开放务实、注重事功的文化品格，使齐国走上了一条不同鲁国的生机勃勃的发展道路，产生出“泱泱乎大国之风”的灿烂文化。
[4]
3
第三，合理公正的管理运作机制。
稷下学宫的文化机制可以用“不治而议论”进行概括：
所谓“不治”是指管理机制；
所谓“议论”是指运作机制。
这与当今我们施行带有浓厚“官本位”色彩的科教体制是截然不同的[5]。
议政主要是一种行政性的议论，而著述和论辩则主要是学术性的议论。
再将两种议论进行对照，则可以进一步看出：
稷下先生们的“议论”始终以学术性为主，同时又不忽视行政性。
这是因为，稷下学宫虽然也可以为当政者提供咨询服务，但其自身毕竟不是行政机构，从根本上说还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
换言之，稷下学者们的“议论”至多可以具有行政性而非行政行为，这就正是它的“不治”[6]。
第四，“士无定主、主无定士”的开放人事制度与平等、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
当时，合则留、不合则去是众多学者奉行的原则，“士无定主、主无定士”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政治与学术的相互选择，共生共荣，客观上为稷下学宫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准备了生长的土壤。
在齐国，齐王允准稷下学士“不任职而论国事”，“无官守，无言责”，稷下学士得以就国计民生直书己见，“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即便犯颜直谏，也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未闻有杀头之事。
在学宫中，稷下先生的聘任不考究其政治立场与学术派别，惟以有无真才实学为依据，终致诸子纷率群徒、云集学宫。
鼎盛之时，学宫内学派林立，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7]在教学上，虽同处学宫，各派稷下先生均有自行其是的教学自由；
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正如《中庸》所云：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至定期的辩论会上，各派平等辩论，坦诚交锋，互竞短长，相互融通。
通过期会，一方面维持了稷下学宫研究高深学问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以现实社会幸福为鹄的的政治家、教育家，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鸿篇巨制。
第五，学者为学需要有“体悟力行、兼善天下”的学术品格。
稷下诸子学说，无一不以匡时救弊、兼善天下为自己的理论目标。
为了“干世主”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稷下大师们不是躲进书斋作经院式的研究，而是深入实际，体悟力行，得出负责任的思想。
因此，从或然性前途预测，他们的理论都有可能成为一统天下的指导思想。
为对负责任的思想去负责，稷下大师运用自己的智慧，“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希冀实现匡时救弊、兼善天下之目的，即使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也在所不惜。
科教兴国战略是培养人才，推进科技进步，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方略。
科技教育的发展，不仅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也与政府上层政策的制定实施有关，与科教制度体系的健全合理有关。
人才的选聘、学术资源的分配、以及学术成果的激励制度，必须采取公平公正，民主透明的策略。
从今天看来，我们不仅要珍惜和传承稷下学宫带来的巨大精神财富，更要理解筑就这些璀璨文化的背景和理念，在承继前人“活的思想”的基础上健全当前的科教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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