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经济增长中的软硬基础设施比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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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一个人很难说出这10年间北京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简言之，由于印度一直在软件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实质进步的同时，没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其硬件基础设施，它的实力容易被低估。
而中国则恰恰相反。
以硬件基础设施为衡量标准的话，中国处于明显优势。
据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评估，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的里程是印度的7倍。
2002年，中国对电力、交通、通讯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就达到2600亿美元；
同年，印度制造业的电力成本是中国的2倍，其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
以软件基础设施为衡量标准的话，印度在一些关键层面上优于中国，如私有产权保护、私人企业融资及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需要格外重视的一点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上的优势并非在每个领域都相同。
在税务和劳动力管制方面，中国确实领先印度。
这种比较是为了表明，中国和印度在不同领域内有各自的优势，并非一方在所有领域都比另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占优势的领域（如产权保护、私人企业融资）是促进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领域。
印度的经济规章制度的确比中国更为复杂和更为官僚化，但大多数市场经济都有复杂的规则。
印度比较突出的方面并非在于它有复杂的规章制度，而是在于它能在人均收入如此之低的同时，有如此复杂的规章制度。
金融市场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BusinessEnvironmentSurvey，WBES）提供了一些很有力的和很有代表性的依据。
该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企业对于其经营有关的商业环境的看法。
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创业型企业为重点。
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是私有企业，只有12%的企业属于国有。
因此，该调查反映了私有企业的商业环境而非整体商业环境。
调查在1999～2000年之间开展，覆盖81个国家的1万多个企业。
它首次同时包含中国和印度的调查，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直接比较两个国家。
WBES有助于说明中、印两国金融市场状况的某些实质性差异。
它包括关于企业融资、信贷有效性的诸多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请按对你企业运营和发展阻碍程度高低，对企业融资环境打分。
”在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有80.21%的企业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相比之下印度只有52.1%的企业为融资所困扰。
中国企业面对更多融资限制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中国不但排名低于印度，而且低于许多国家，中国在81个国家中名列第78位。
三个在融资限制问题上排名低于中国的国家分别是：
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斯坦。
其二是同印度相比，中国有规模大得多的银行业。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年由银行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为132.7%，而印度仅为53.8%。
如此看来，中国的银行业提供了2倍于印度的贷款，但中国的私有企业仍然面临更多融资限制。
WBES的其他分析也确认了这一点。
举例来说，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企业留成利润占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的56%；
而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企业中，这一比率仅为27%。
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字，那就是尽管中国银行业规模比印度大得多，在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由当地商业银行提供的固定资产融资仅占总数的9%；
而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企业中，这一比率达到了22%。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中印企业都面临融资限制，尽管程度不同，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却大不相同。
WBES就造成融资困难的原因询问接受调查的企业。
它提供了5个原因供被调查者打分：
（1）抵押品要求；
（2）银行手续；
（3）高利率；
（4）同银行的特殊关系；
（5）银行缺少可贷资金。
在其中4个选项上，中国银行实际上比印度银行得分高。
比如说，在被调查的印度企业中，有50.5%的企业认为抵押品要求是融资的“主要”或“一般性”障碍，而只有20.2%的中国企业这么认为。
印度企业强烈抱怨银行的手续繁多（50.5%）、高利率（81.2%）和需要与银行有特殊关系（35%）。
与之相反，中国企业在这三个原因上给出的分数的比例依次为29%、35.4%和25.3%。
另外，印度拥有效率较高的金融市场。
这个优势的作用不是经常被低估，就是被误解。
印度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较低，并且整个印度银行业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本国的私营资本都比中国更为开放。
印度银行业比中国银行业出色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它不像中国银行那样有偏见意识。
第二，印度银行改革起步比中国早得多。
而这并非出于政府的积极政策，而是迫于压力。
由此可以看出两国间的不同之处。
印度的银行改革是被一桩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存款者诉讼所推动的，存款者要求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有银行公开信贷标准。
存款者认为，银行中各种不良贷款率不断提高，损害了其作为存款者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次诉讼，银行和国有银行业开始明确公开其提供贷款的标准，由此增加了透明度。
在中国，这种事还从没发生过，也很难想像会发生。
产权保护
在私有产权保护这一软件基础设施上，印度占有实质性优势。
例如，根据WBES的调查，中国的报税诚实性不如印度。
在该调查中所涉及的中国企业中，只有11.9%的企业相信，其所在行业领域内的典型企业在缴税时是报告了实际收入数字。
而在印度，这个数字是41%。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得分最低的国家之一；
而海地的这一数字是11.7%、马来西亚为13%、孟加拉国为12%、吉尔吉斯斯坦为16%。
中国和它们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这一点让人吃惊。
因为这些国家，除马来西亚外，没有一个被认为是可以效仿的经济模式。
而印度的41%则与美国的45%、葡萄牙的42%、西班牙的49%和瑞士的46.1%接近。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企业逃避国家的征税？
首先，我们应当设定，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企业愿意公开运作，而非秘密运作。
一个合法的企业更容易生存；
与顾客、供应商和债权人的合约，也只有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才具有可实施性。
因此，地下经济存在肯定有其政策和体制上的原因。
包括两种合理的解释：
第一，对企业家收入征税过高，降低了其投资回报。
最有效的避税方法就是秘密运作。
在许多国家，包括意大利和俄罗斯，这一问题都非常严重。
第二，企业家缺少产权保护。
他们担心政府会占用其投入资金、精力和时间后所获得的税后收入及累积的财产。
这种担忧降低了企业家如实报税的积极性。
原因很简单：
如实报税，意味着告诉当局你有很多财产，有可能招来麻烦。
产权不安全是导致灰色经济最主要的因素。
高税减少了企业家的收入，但产权不安全会减少企业家的财产。
很多经济学家都发现，缺乏产权保护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非正式经济的主要原因，而税率是非正式经济形成的部分原因。
高税率和混乱的税务管理可能是导致印度人不诚实报税的主要原因，而在中国对产权保护的担心可能是报税不诚实的主要原因。
接受WBES调查的中国企业，对高税率和混乱税务管理规则的抱怨比他们的印度同行们少得多。
在被询问缴税和规章制度是否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时，28.7%的中国企业回答是肯定的，而39.2%的印度企业回答是肯定的。
WBES调查所提出的针对缴税的具体的问题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回答高税率和税务管理是否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时，分别有50%和30%的中国企业做出肯定回答，而在印度则高达67.9%和41.2%。
由此看来，税收体制方面的问题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企业比印度企业更经常性地瞒报收入，那么产权方面的考虑可能更为重要。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重大差异之一是：
中国的法律体系对外国企业的财产权保护同其对国内私有企业的保护相比要强有力。
这可以从2004年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中看出。
2004年3月完成的保护私人产权方面的宪法修正条款，对中国的私有经济部门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修正条款是对过去私营企业极端歧视的一种矫正。
我们可以用1982年宪法来说明这个问题。
1982年宪法已经提出对外资投资者的保护条文。
这很能说明中国法律体制的问题，因为绝大部分外资投资者其实也都是私营企业，只不过它们是外国的私营企业罢了。
公司治理
从公司治理层面来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比印度相去甚远。
两国公司治理的直接比较材料不多。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在2001年4月发表的关于《迅速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理》的报告是一个相当系统、超越了单纯数字排列的报告。
下面摘要了其中一些关键结论。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新兴市场的报告用7个标准来衡量公司治理的质量，并且用包括57个与公司治理有关问题在内的问卷来衡量重点公司在多个新兴市场中的表现。
这7个标准是：
（1）管理纪律性；
（2）管理透明度；
（3）独立性；
（4）可信任度；
（5）责任感；
（6）公平；
（7）社会责任感。
在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以10分为满分的评分中，印度的公司治理得到了5.4分，而中国名次相当靠后，仅得到3.4分。
在全部国家的排名中，印度名列第6，中国名列第19。
相对中国来说，印度的表现较为优秀，但绝不是最优秀的。
在这次调查中，新加坡得分为7.4，中国香港为6.8。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的报告给印度在公司治理的几个领域打出的分数比其总体得分要高。
在公司治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好。
报告还赞扬了一些印度公司采纳了比法律要求更高的公司治理标准。
2000年1月，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采纳了曼格拉姆（Mangalam）公司治理委员会提出的以下建议：
（1）50%以上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应是非公司行政主管；
（2）必须建立由非行政主管任主席的董事会，并且由其向股东以及投资者传达信息和听取投诉；
（3）年度报告应有专门对公司治理的说明，并且详细披露执行情况。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评级很低的印度公司中，许多都是国有公司。
这非常能说明问题，也为解释中国公司的管理表现不佳提供了线索：
中国公司治理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对企业的干涉。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报告认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
第一，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优先权。
第二，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年度报告。
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
第三，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
第四，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
第五，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
尽管多数私有公司的创始人担任着公司最高层并控制公司，但国有公司中的许多高层管理者还是由政府任命的。
大多数董事会规模过大、成员太多，没有实权。
在中国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企业主要是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这些企业缺少非行政性的董事会，公司的运作不是被内部管理层牢牢控制，就是被政府牢牢控制。
经济管理制度
中国具备的一大软件基础设施优势在于其经济管理规章制度。
例如，中国关于税务和劳动力雇佣解聘方面的规章制度远没有印度的复杂。
在印度开办企业的每一位企业家都知道，同印度烦琐的《劳动法》打交道是多么困难。
在最近出版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在劳动市场灵活性方面印度名列75个国家中的第37位，而中国名列第23位。
在前文引用的WBES报告中，只有16%的中国企业将劳动力规章制度视为障碍，而在印度这个比率为63.7%。
WBES发现，印度的税务和规章制度都比中国复杂。
除去劳动力规章，WBES包括7个衡量税务和经济管理环境方面的问题。
这7个方面是：
（1）商业注册；
（2）海关；
（3）外汇；
（4）环境；
（5）劳动解雇；
（6）高税率；
（7）税务管理。
中国和印度的企业在商业注册上得分相近（27.7%的中国企业和26.2%的印度企业将商业注册视为主要障碍），但在其他方面，印度的经济管理环境要比中国差。
在税务管理上，41.2%的印度企业将其视为主要阻力，而只有30%的中国企业这么认为。
对50%的中国企业来说，高税率是主要问题，而有67.9%的印度企业这么认为。
在规章制度上，中国有19.8%的企业认为环境规章是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有14.4的企业则将劳力解雇规章视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
而印度企业对上述两项规章制度调查持赞成意见的分别占40.6%和20%。
这充分表明，印度企业比中国企业面临更烦琐、更没有效率的规章制度。
我们应正确地分析一个没有效率的经济规章制度会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低效率的经济规章制度阻碍经济活动的进行，但是通常对于高效率的企业来说，在复杂规章下仍有发展空间。
只要企业家拥有产权保护并能够融资，他们就能克服糟糕又低效率的经济规章制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仍然能够成长。
一个低效率的经济规章制度会抑制所有的企业的发展。
但是一个没有产权保护的市场环境会更大地抑制有效率的企业。
证明这点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和印度纺织业和成衣业的比较。
有趣的是，尽管中国纺织业和成衣业的总体规模远远大于印度，但单个的印度企业却非常具有竞争力，并且相对中国企业而言，印度企业在价值链上占据着更为有利的位置。
印度具有和中国相似的劳动力成本，但它的纺织业和成衣业出口量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小部分。
现在，印度纺织产品和成衣的出口额为150亿美元，而中国的出口额为800亿美元。
就像在其他出口领域一样，印度很难在数量和规模上同中国竞争。
但在微观经济层面，印度却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
其出口成衣的单位价值相当高。
据格马瓦特和帕蒂班德拉（GhemawatandPatibandla）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出口成衣的单位价值在5美元左右。
近年来数据表明，印度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又进一步降低。
2002年1月到2月，印度向受限制国家出口的成衣总数达到7.145亿件，总价值达到24.97亿美元。
也就是说，每件的价值为3.5美元。
尽管价格已经如此低廉，事实上这些产品的平均单位价值仍然比中国的出口成衣高。
1999年，中国出口了91亿件成衣，总价值为244亿美元，单件价格为2.67美元。
2001年，平均单件价格下降到2.3美元。
到2004年，这一价格仅为2.19美元。
证据还表明，两国制衣业内的企业生产力相当接近。
这里所使用的衡量标准是25家增加值最高企业的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离散度与25家增加值最低企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离散度的比率。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按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和印度水平非常接近：
在成衣行业，中国的指标为5.6，而印度这一指标为5.7。
在电子工业，中国的指标要比印度的指标差得多。
也就是说，印度的企业因为面对低效率的规章制度环境，总的规模不如中国企业，但印度企业的个体规模要比中国企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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