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事业的曲折发展教案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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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当时学术界的情况，并谈到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一学派压制另一学派的倾向。

在这个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在科学工作中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陆定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谈得十分简略，相关的档案材料也未见公布。

不过，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此时作出科学研究应当开展“百家争鸣”的决定，大致是有依据的。

因为同一月发生的另一件事，可以与此互为印证。

　　这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的故居时，向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

中宣部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共中央是否有必要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反映。

2月19日，毛泽东批示说：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

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

因此，不要向尤金（按：

尤金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

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

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　　这年4月中旬，毛泽东又看到了一份关于学术问题的材料，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3月2日的谈话纪要。

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

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家中很有权威的微耳和（RudolfVirchow）的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

科学可以有各种学派。

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

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

这份材料使毛泽东产生了共鸣，他感到中国又何尝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

　　4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讲话的核心是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但他强调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双百”方针的内容。

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陆定一在发言时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

“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表态，是因为当时中国两位受党的领导人器重的大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有不同看法，分别提出了春秋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

郭沫若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范文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

郭和范都是中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毛泽东本人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更倾向于郭沫若一些，但他确实不好做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便认为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自由争鸣为好。

　　又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1956年以前，毛泽东还两次讲过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

一次是1952年或者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约请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

毛泽东回答说：

“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

”另一次是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也回答说：

“百家争鸣”。

虽然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明确提出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它所涉及的领域仅是历史研究。

这大概与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十分熟悉有关，他熟读过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对历史很有研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是不为过的。

正因为如此，他也深感历史研究“百家争鸣”的必要。

“文艺黑线专政论”提法的出笼　　在当年，由江青召集的这个座谈会是极为秘密的；

至于座谈会后形成的《纪要》，也是数易其稿，并经过毛泽东主席多次修改。

《纪要》第一次提出了“文艺黑线”：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指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几篇文章―――引者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

　　这样，《纪要》就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三十年代，并明确地为三十年代文艺判定了性质：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

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

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

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一段对三十年代否定的话，直接暴露了江青等人险恶的政治用心。

　　第一，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三十年代，周扬、夏衍等人就戴上了“文艺黑线头目”的帽子，而从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在文艺战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也都捆绑在这条“黑线”上了。

既然现在的文艺队伍是“黑”的，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组织”新的文艺队伍。

这就为他们残酷镇压、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重新组织”自己的队伍制造了口实。

　　第二，在江青看来，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周扬等长期在文艺界负责的领导人是其直接的障碍，只有搬掉这个障碍，才能达到目的。

为此，将三十年代周扬等所提倡的“国防文学”判定为“资产阶级的口号”，也就直接达到了搬掉周扬等人的目的。

　　第三，肯定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使左翼文艺运动与鲁迅这个“盟主”对立起来，纳入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范畴。

这样，江青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既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而又把自己打扮成鲁迅的“拥护”者。

　　其实，虽然江青对周扬等人早已恨之入骨，但把“文艺黑线”的源头放到三十年代还不是她所能想出来的。

否定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把两个口号的争论往路线斗争上扯，是老谋深算的陈伯达。

　　另外一个“理论家”，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康生：

　　1966年3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告诉毛泽东：

“鲁迅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的大众文学与党的国防文学是两条路线。

”而当时领导“国防文学”那条线的“党”，是谁的“党”呢？

康生言下之意，当然不是正在长征中的党，而是王明路线的那个“党”。

这样，同中央失去联系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周扬等代表人物便属于王明线上的人了。

而毛泽东当时最敏感的恰恰是“路线斗争”，康生此招，可谓击中“要害”。

这个问题虽然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当面同周扬谈开了、解决了，但时事变迁，他这时也认为：

国防文学是民族浪潮淹没了阶级性，还说起鲁迅对夏衍的《赛金花》的批评。

　　有这两位“大理论家”的点拨，江青横扫文艺界的理由就更充足了。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布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至此，批判“文艺黑线”公开化。

也是在这个月，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纪要》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

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是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

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

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

这样，左翼文艺运动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与纷争，一概不加分析地看做是鲁迅所代表的毛泽东革命路线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以周扬为代表的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

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此后，与“文革”的10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

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破四旧的由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

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

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

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

「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五个一工程奖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自1992年起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上一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分部委，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组织生产、推荐申报的精神产品中五个方面的精品佳作。

这五个方面是：

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片）作品，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部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

并对组织这些精神产品生产成绩突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和部队有关部门，授予组织工作奖。

对获奖单位与入选作品，颁发获奖证书与将金。

1995年度起，将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列入评选范围，“五个一工程”的名称不变。

“五个一工程”实施以来，对各地、各单位精神文明产品生产的发展与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了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号召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五个一工程”中文艺项目的评选，贯彻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催促富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浓郁生活气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的问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本届“五个一工程”评选中，上海的成绩突出。

除了电影《生死抉择》荣获特等奖外，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了一等组织工作奖。

在３７０部获得入选作品奖的作品中，上海还有13部作品获得入选作品奖，包括电影《詹天佑》，电视剧《忠诚》、《红色康乃馨》、《张闻天》，戏剧《闪闪的红星》，歌曲《新世纪艳阳天》、《祖国，你好》，广播剧《嫁给了公家人》《夕阳奏鸣曲》，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图集》《汽车城》，理论文献电视片《浦东十年》，理论文章《春风化雨润沃土--上海市黄浦区文明城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双百”方针与和谐文化的提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事业，需要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践中不断去探索和总结，以获得更多的历史自觉。

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指导思想，在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方面获得了高度的历史自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

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运动、制度和观念的集中反映和深刻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的同时，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关乎全局、关乎根本的位置来抓，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从毛泽东的“二为”到“双百”方针，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到江泽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代领导人一脉相承，他们提出和制定的文化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从中贯穿和反映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高度文化自觉。

和谐文化无疑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充分继承前人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和全面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着眼于不断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提出来的新的文化建设指导原则和战略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达到了新的境界，是我们党所具有的高度文化自觉的鲜明体现。

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创办于1981年，当年是中国农历鸡年，故名“中国电影金鸡奖”，简称“金鸡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邀请中国国内最具权威的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和电影事业家组成评奖委员会，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选出最佳故事片、科教片、美术片、记录片、以及最佳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美术、音乐、导演处女作等二十余个奖项。

由于金鸡奖评委会组成的权威性、评选程序的严密性和评奖标准的学术性，因而被称为“专家奖”。

金鸡奖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同时也包涵着激励中国电影艺术家闻鸡起舞，努力创新，奋发向上的意义。

金鸡奖的评选分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进行，最终的获奖名单在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颁奖典礼上当场揭晓。

金鸡奖以昂首啼晓之金鸡雕像作为自己的奖杯。

《大众电影》百花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创办于1962年，简称“百花奖”。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由中国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根据当年中国国产电影发行放映情况，提出候选名单、刊发选票、组织读者、观众投票的评奖活动。

《大众电影》百花奖设最佳故事片三名、最佳男女主角各一名、最佳男女配角各一名等五个奖项。

近年来观众投票数量大约50－70万张左右，是中国大陆参与人数最多的电影评奖活动。

百花奖主要反映了广大观众对电影的评价和喜好，因而被称为“群众奖”。

百花奖以盛开的百花取名，象征影坛百花齐放，春色满园，鼓舞电影艺术家创作出更多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好影片。

百花奖以百花女神雕像作为自己的奖杯。

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华表奖是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奖，其奖杯采用的是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造型，每年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前一年度完成的各片种影片进行评选。

华表奖的前身是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始评于1957年。

中断了22年后，从1979年继续进行评奖活动，一年一届。

1985年文化部电影局整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后，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

除1986年与1987年、1989年与1990年合并评外，仍为一年一届，1994年开始启用现名。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飞天奖"

是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的全国性政府奖，1980年创立，按照每年惯例，分为长篇电视剧、优秀系列剧、单项奖等共计7大奖项。

从今年开始正式并入"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

，每两年一届。

《大众电视》金鹰奖电视“金鹰奖”是《大众电视》社1983年创立的，名为“大众电视金鹰奖”，由广大电视观众投票评选，奖项包括连续剧、单本剧、短剧小品、儿童剧、戏曲片以及男演员、女演员。

当时《大众电视》隶属浙江省广播电视厅。

1990年，《大众电视》改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合办，但“大众电视金鹰奖”的名称、性质以及设奖项目，均无变化。

1997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工作的通知》和中国文联《关于贯彻中央加强全国性评奖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的要求，“大众电视金鹰奖”改由中国文联和中国视协主办，名称也改为“中国电视金鹰奖”。

中国电视金鹰奖是我国电视界唯一的并经中宣部批准的观众投票评选的全国性电视艺术大奖。

百花奖大概创办于1962年，这个是已故周恩来总理提议创办的。

金鸡奖是创办于1981年，有了金鸡奖之后，1981年开始，两个奖就合在一起颁奖了。

真正从颁奖典礼变成电影节，是从1992年，1992年是第一届。

金鸡奖是为鼓励艺术创新的，应该给那些不断探索的作品，由专家来评定，而不必参照华表奖；

百花奖是由大众评选的，就应以票房为主。

这三个奖要各有特点，才会有生命力，中国电影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现在的情况是，每次华表奖一公布，金鸡奖基本也就定了，这两个奖没有区别，没有特点。

而百花奖虽是以市场为准则的，奇怪的是有的影片没有公映也能获百花奖，所以观众不满意，我们圈内人也有意见。

设奖应该是对市场有引导的，尤其是金鸡奖，应通过权威的专家点评，引导观众消费。

中国电视金鹰奖是中国唯一的以观众投票为主、观众评选与专家评选相结合的综合性国家级电视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