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宋乔安的善与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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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宋乔安的善与恶

摘要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随机杀人事件”，记录了该事件发生后，所引发的后续事件发展。

对剧中不同身份持有的立场和观点，进行了展示和详细描述。

本文通过分析女主人公宋乔安一角，改变观众对电视剧人物一贯的认知，拓宽了观众的思考深度和维度。

对宋乔安同时作为新闻媒体人及受害者家属在向善性和趋恶性的体现和造成原因进行说明及分析，使观众了解塑造宋乔安人物形象的意义。

关键词：

宋乔安向善性趋恶性人物形象意义

Abstract

TheteleplaynamedTheworldbetweenushasdrawnitsmaterialsfromrealeventsthatamankilledpeoplewithoutaims.Theteleplayrecordswhathadhappenedafterthatthing.Itrevealsanddetaileddescribethecharacterswhoowndifferentpointsinthisteleplay.ThispaperaccordingtoanalyzethecharacterQiaoanSongwholivesintherealisticteleplaynamedTheworldbetweenusinordertoarousetheaudiencestothinkmorewider.ItalsotranslatethebehaviorsandanalysethereasonsaboutQiaoanSong’sdefinitelydifferentidentitieswhichspecificallycalledqualitytowardskindnessandqualitytowardsevilness.AudienceswillrealizethemeaningofshapingthecharacterQiaoanSong.

Keywords：

SongQiaoan；qualitytowardskindness；qualitytowardsevilness；meaningofthecharacter

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宋乔安的善与恶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HBO电视网今年出品的一部台湾电视剧，该电视剧取材于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台湾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即“郑捷杀人案”，编剧吕莳媛对该起随机杀人事件发生后引发的连锁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同时，编剧在剧中引入了社会上热议的话题：

媒体失实报道、精神病患能否融入社会等。

剧中作为媒体从业者的女主角宋乔安，不仅是新闻台总监，还是这起随机杀人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属：

宋乔安年幼的儿子刘天彦在此次事件中失去了生命。

在剧中的不同情境下，主人公在向善及趋恶在两个不同的方面都有所表现。

作为媒体人和受害者家属的宋乔安，为了在职业领域中表现出彩，选择埋没媒体人基本道德底线；为了一时的报复之快，不惜滥用私权曝光施害者李晓明家属的住处和私人信息，这是她恶劣的一面。

作为媒体人和受害者家属的宋乔安，因一则错误报道导致被报道者绝望轻生后，她逐渐唤起媒体人良心，试图在行业中做出改变；曝光了施害者家属行径后，尝试撕掉受害者标签，直面过去，这是她善良的一面。

一、宋乔安趋恶性的体现

（一）媒体人对新闻真实性的缺乏

宋乔安作为新闻台总监，负责把控社会新闻的剪辑和播出，把控社会新闻舆论。

在被媒介包围着的当今社会里，每个人都依赖媒介作为获得信息的首要渠道。

而相比起智能手机和电脑，电视这种媒介存在着更新速度不够快的缺点。

由于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甚至产生了“过度媒介化”的效应，因此电视媒体就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去播报新闻。

同时为了迎合当代观众的观看品味，电视新闻的播放与否标准并不取决于该则新闻的社会价值，而转变取决于是否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进而得到收视率。

但宋乔安在处理社会新闻时，并没有将新闻真实性摆在首位。

在一次播报晚间新闻期间，其他电视台临时插播了巴厘岛发生爆炸事件，在该则新闻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时，新闻台的同事坚持等待消息得到确认再进行播报。

但宋乔安作为把控新闻播放的最终决定人，为了维持收视率，贸然将该则未得到证实的新闻消息播报到电视中。

但其实该则新闻仅是网络上的谣言，并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证实。

因此，做事要强的宋乔安在新闻真实性上没有做到坚守原则，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恶劣的方面。

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为人服务的，但是，新闻的前提是真实性。

不能因为盲目迎合受众的品味而报道不实的新闻，引起不实新闻报道后社会大众的不安，扭曲了新闻本身的价值。

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中曾这样提到：

“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而且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一个群体表现出与这个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特定，那个群体里面的所有人的情感和想法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他们那些有意识的个性消失了，一个集体的思维形成了。

”[1]当盲目迎合电视受众的媒体人形成无声的共鸣时，新闻真实性不再成为新闻媒体人把控新闻价值的首要关卡。

宋乔安作为这一类扭曲新闻价值的媒介群体中一员，是其在专业领域上逐渐走向恶劣的一面。

宋乔安曾说过，选择新闻播出与否的标准

就是仅是把电视观众当作是只有三岁智商的观众来权衡。

在信息高速发展和更新的社会环境下，选择新闻的价值卡尺着重在能否已经观众眼球，而把新闻真实性忽略在后头，这样会引起相应的社会负面影响，也是新闻价值的负效应。

其次，剧中有这样一个小细节：

宋乔安所在的新闻台，在每天的新闻报道播出后，会收到很多投诉电话和法院传票。

在新闻传播学中，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是把受传者的反应和反馈包括在内。

即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是由一下要素构成：

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及反馈。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当社会中一则可以作为新闻的讯息出现时，新闻媒体人接收该则讯息并判断权衡其播出价值，经过新闻编辑和加工以后通过自身所在的媒介传播给受众，受众接收到讯息给出反馈。

不难看出，宋乔安在传播过程中忽视了受传者的反应和反馈，根本原因是其忽略了新闻真实性从而引发了受众的不满反馈。

（二）媒体人盲目迎合受众

在剧中，“北市幼儿园惊传精神病患挟持儿童”新闻中，青年导演应思聪，在自己患有思觉失调症却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冲进幼儿园“挟持”了一个班的幼儿园学生配合他完成拍摄任务。

宋乔安得到该则消息后，下意识主观断定应思聪是幼儿园附近“康复之家”即收容患有精神疾病人群的住民。

在应思聪身份尚未得到确定时，宋乔安邀请精神科专家进行专题谈话讲述精神失常患者对于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该则“一名疑似患有精神疾病陌生男子闯入幼儿园挟持儿童”的新闻在电视台进行专题分析精神疾病患者发病率及危害社会机率中被无形引导成了“精神病患闯进幼儿园挟持儿童”的新闻，这样扭曲了新闻本身意义的做法，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群体及其亲人家属是十分不公平的。

同时，具有针对性的专题报道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不知情的受众对精神病患的歧视只会加深，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势。

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编辑通过对新闻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实现最佳传播效果的传造型活动。

作为选择新闻的最高决策者，宋乔安在把控新闻走向报道时，为了迎合受众对精神疾病患者普遍存在未知的自然恐惧，将精神疾病患者这些群体二次加工成十恶不赦的群体，在新闻报道的组织和策划中缺乏了实事求是的客观真实性。

同时，宋乔安作为新闻把控人，理应将预测新闻报道后产生的社会效果，将新闻内容及发布新闻的时机与社会背景综合考虑，谨慎分析受众心理，站在全局看问题。

新闻报道的组织和策划需要将新闻的媒介适应性考虑在内，因为满足大部分受众的片面需求而深入浅出的报道社会现象会引发负面的社会效果，影响新闻媒介的公信力。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说：

“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

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

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

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

恶泯灭了思维。

”[2]以“跟踪拍摄无差别杀人案凶手李晓明家人行踪”这一新闻分析，宋乔安作为电视媒体体制内的一员，策划如此缺乏严谨的片面报道，对施害者家属颇乏公正的同时引发和调动了受害者家属的愤怒情绪，即便达到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也不能起到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理想效果。

（三）母亲身份失职导致女儿的心理扭曲

宋乔安作为职业女性的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其大儿子刘天彦在有诚戏院随机杀人事件中不幸失去生命以后，宋乔安对待丈夫，女儿的态度变得冷漠。

在工作压力和丧失儿子的双重夹击下，宋乔安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在她女儿需要关心和家长引导成长的年纪里，宋乔安作为母亲却失职了。

女儿刘天晴与班上男同学交往过于亲密的时候，想通过男女之间的异性关系找寻“爱”的感觉时，宋乔安没有给出天晴正确的引导，选择了中断女儿电话的通讯功能来隔绝女儿与男同学的联系。

相比起宋乔安丈夫刘昭国对待女儿刘天晴时关心的态度，耐心的引导和教育，宋乔安作为母亲中的失职使得其家庭关系逐渐走向恶化。

宋乔安的家庭背景，也是促使其在儿子不幸离世以后，她在家庭中作为母亲却没有尽到母亲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乔安的双亲在其年幼时因为一场车祸不幸丧生，留下她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妹妹，对家庭的依赖感强但脆弱。

爱子的离世，像是压垮宋乔安对家庭概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宋乔安在作为母亲却没有保护好爱子的自责和内疚中，对家庭这一概念逐渐认识模糊，家庭关系逐渐走向恶化趋势。

二、宋乔安向善性的体现

（一）媒体人良心的唤起

当今社会中，商业媒体收视率决定着电视台的生存与否。

为了生存各种价值甚微的新闻都会报道，目的就是吸引眼球，迎合受众品味，电视媒体存在着“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便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问题。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和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意外的事物，人物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

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3]在这样的拟态环境里，媒体的舆论导向是造成信息社会环境健康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以“一初中生于戏院外砍伤七人”这一新闻分析，电视媒体针对初中生被捕前所说的一句“（无差别杀人案凶手）李晓明万岁”进行报道而忽略了犯罪人背后的犯罪企图，轻易调动了受害者家属的愤怒情绪，即便达到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也不能起到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效果。

宋乔安作为电视媒体机制内的一员，这一次她不再选择盲目的迎合受众和随行业做法逐流，她试着做出一些改变。

“一初中生于戏院外砍伤七人”新闻被报道后，新闻中的初中生和母亲选择了轻生。

宋乔安在得知以后，并没有吩咐下属对此展开详细的报道，而选择了与搭档廖纽世前去吊唁母子。

在快节奏、目的是抓住受众眼球的每日新闻中，宋乔安试着进行一些深度的报道，这是她被逐渐唤起的媒体良心。

（二）受害者家属试图撕去受害者标签

宋乔安在得知下属李大芝是杀害自己儿子凶手李晓明的妹妹以后，安排了拍摄队伍跟踪李大芝，报道了李大芝父母的居住地，引发了两人的冲突。

面对李大芝的质问，宋乔安情绪激动地提起了自己年幼的儿子，质问李大芝难道自己的儿子没有生存的权利吗？

这个回复其实与问题并不对等。

当凶犯已被处决之后，宋乔安的质问已经失去了根基，李大芝质问的是凶犯的家属。

宋乔安本应从受害者家属本身的立场进行回击，但剧中的她并没有这样做。

宋乔安在“无差别杀人案”中失去爱子以后的性情大变，实则是创伤应激障碍的心理病状之一，而宋乔安本身无病识感，导致她活在失去爱子，不断自责的自我阴霾当中得不到自我疗赎。

创伤后应激障碍又称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这些精神障碍导致了宋乔安在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方面的功能受损。

当宋乔安选择了利用电视媒体曝光下属李大芝的生活以后，周围人对她的建议和劝说使宋乔安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做法。

最终她没有她与李大芝二人在摄影机前争吵对质的片段播出，这是她人性中本质的善良一面。

与丈夫回到爱子遇害的电影院，共同回忆当时的情景后，宋乔安激动地大哭，这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即让当事人学会识别与自己烦恼情绪有关的想法,不止是消除表面症状,而是针对当事人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开展，目的在于教会当事人成为自己的治疗师工作这时意识到病识感的宋乔安撕去受害者标签的信念更加坚定，这是宋乔安作为受害者家属一方的善良一面。

三、宋乔安趋恶性和向善性相矛盾的形成原因

（一）受害者家属身份和职业身份矛盾

宋乔安作为母亲，她年幼的儿子在“无差别杀人案”中失去生命，是受害者家属身份。

而宋乔安的职业是新闻台总监，负责把控和掌握新闻的播出。

作为受害者家属身份，宋乔安带有个人主观色彩，对凶手李晓明痛恨至极而她作为新闻台总监，在面对该类社会危害事件时则需要以公平，谨慎的态度去审视新闻，不能有任何一方的偏颇导致舆论走向缺乏客观。

两个身份的感情色彩是相冲突，导致宋乔安在作为母亲、受害者家属身份切换时，在面对不同的情境下会产生趋向恶的一面和趋向善良的一面。

宋乔安挚爱的儿子在“无差别杀人事件”（“无差别杀人”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杀人案件。

犯罪嫌疑人作案是有预谋的，杀人的手段一般也是有预谋的，只是作案的对象是随机的）中失去性命，与大多数受害者家属一样，对于杀人凶手的情感是痛恨至极的，萌生“杀人应该偿命”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

因此，当宋乔安在偶然的际会下得知自己的下属李大芝是“无差别杀人事件”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时，为了满足其想要报复的私欲，选择了派人跟踪拍摄下属李大芝父母的住址并且在媒体中曝光。

作为一名受害者家属，对施害者及其家属本能的带有恶意是无可厚非，不可避免的想法。

然而，宋乔安不仅仅是一名受害者家属，她同样也是一位电视台的总监，宋乔安的职责是把控电视新闻的播出。

宋乔安滥用私权曝光施害者家属的隐私，既不符合编辑新闻报道策划时的原则：

公益原则。

公益原则指的是编辑新闻报道策划时，不能偏离公共利益这个宗旨，要杜绝将媒介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吸引眼球对低俗的新闻内容进行炒作，或者违背新闻伦理，在报道中出现损害当事人合法利益、有意误导社会公众的做法。

宋乔安违背了公益原则，损害了下属李大芝的个人利益，将本身也深受亲人作为杀人凶手，身上背负着罪恶感与愧疚感的施害者家属再一次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本应秉持客观，谨慎态度把控电视新闻播出的电视台总监宋乔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她作为受害者家属，下意识对待施害者家属的态度是以牙还牙。

在双重身份的糅合下，宋乔安主观意识中的愤怒盖过了在她从事专业中所需要的理智，所以她选择了以不公平，不负责编辑新闻报道策划原则的方式曝光了施害者家属同时也是她下属李大芝一家的隐私。

同为新闻台总监的廖纽世在剧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宋乔安并非是个恶人，在她手下工作多年的下属怀孕生子，她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察觉到女儿的心情欠佳，她会靠到女儿身边和她谈心；在陌生男子闯入幼儿园时，坚持拒绝现场报导新闻镜头拍到教室内的孩子而造成家长恐慌。

宋乔安的恶与善相矛盾又存在，是身担两个身份中感情色彩的相互冲突。

（二）职业领域报道趋势与媒体人良心冲突

宋乔安处在行业竞争激烈的新闻媒体中，普遍的电视媒体报道趋势不再是追求新闻真实性，实现新闻服务于大众的价值而是以迎合受众品位，吸引观众眼球作为“标准”。

在群体传播中，群体规范的主要作用在于排除偏理性的意见，将群体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保证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效率。

每个群体都有一般成员承认却拥护的规范体系，成员个人的群体归属意识越强，也就越倾向于积极维护群体规范。

因此，当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与群体规范发生冲突时，该个体面临的群体压力是巨大的。

在虚假的“巴厘岛爆炸新闻”“网红pinky妹为出轨男友殉情”“初中生模仿随机杀人事件凶手李晓明在戏院门口砍伤路人”几则新闻中，都存在虚假的报道，电视媒体单纯以吸引观众眼球，引发社会不道德舆论为出发点报道。

宋乔安作为主张报道这些虚假新闻的最终把关人，在当代新闻媒体体制内的她并非不知道这些虚假，非客观新闻对社会舆论持续非健康发酵的影响。

为了能在激烈的媒体行业中占据一隅之地，得到高收视率，她选择了顺应媒体领域普遍报道趋势。

错误的引发舆论，缺乏公正性的妄下定论，违背了新闻工作人的初衷，这是宋乔安作为她所在职业领域中恶的一面。

报道了“初中生模仿随机杀人事件凶手李晓明在戏院门口砍伤路人”新闻后，初中生母亲曾向电视台发送声明上试图澄清，却遭到多家电视台的恶魔剪辑，将原本重要的部分，初中生母亲曾提及其儿子患有精神疾病且长期受到学校霸凌的片段剪走，仅留下无关事实本身的片段拼接并播出，最后母子二人葬生大海。

曾经决定将该则新闻播出的宋乔安在得知以后，阻止了自己电视台对事件后续报道，与搭档二人前往吊唁往生母子。

这时的宋乔安，自身的媒体良心与责任感存在渐渐大于在行业中首拔头筹。

在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编辑新闻是新闻传达至受众的最后一个关卡。

新闻编辑由于处于其特殊的地位，在把关上担负的责任更为重大。

这种把关既包括杜绝新闻报道在政治思想和政策上的差错，也包括消除其事实的技术性的差错，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接下来对社会新闻报道中宋乔安以新闻真实性为原则，客观报道事实真相，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是宋乔安在职业领域中善良一面。

四、宋乔安人物形象的意义

（一）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做事要强、追求收视率的宋乔安为了得到最快报道，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基本新闻原则，这是她在职业领域中恶的一面；在得知下属是杀害自己儿子凶手的妹妹时，利用电视媒体曝光其行踪，是她作为受害者家属中恶的一面；对女儿成长过程中的疏忽照顾、对伴侣的漠不关心，是她在家庭中作为母亲和妻子恶的一面。

但是仅凭这些，宋乔安不能单纯的被定义为坏人。

在利用精神病患可能威胁社会秩序这一言论大做文章后，宋乔安对自身编辑选择新闻的重新审视和改变，是她在职业领域中善的一面；利用电视媒体曝光下属行踪后，她试图理性客观的撕掉受害者家属标签，以公平眼光对待背负施害者家属头衔的下属时，是她作为受害者家属中善的一面；真试图修补与女儿的关系、逐渐与伴侣坦诚相待、解开心结是她作为母亲和妻子中善的一面。

倘若将宋乔安定义为好人，观众的观看感会变得索然无味。

之所以宋乔安既有善的一面也存在着恶的一面，不仅仅是宋乔安所处两个身份的特殊性，也是因为该剧作者试图将宋乔安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体现人性的复杂性。

阿道司·赫胥黎的著作《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井井有条，有条不紊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书中将人定义为：

阿尔法、北塔、伽马等级别，清晰的划分人类。

在这样的世界里，人性是单一甚而是不存在的，鲜少能有打动人心的点。

余华《活着》笔下的福贵，年轻时任性、胡作非为，经历了人生种种沧桑以后，痛改前非。

书中的福贵，他并非恶人也算不上好人，只是个普通人，却打动了大部分读者的心。

《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在故事开篇时，是个勤勤恳恳的普通百姓。

祥子在众多人生历练后，最终堕落了。

书中的祥子，也不能被单纯的定义为好人或恶人，却让读者每每惋惜不已。

宋乔安与列举书中人物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都是感情饱满且性格复杂的普通人。

这些人物可能有双重甚至更多的身份，他们在不同身份中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让自身角色在形成自身性格相互矛盾从而达到戏剧化的效果。

作者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宋乔安这个复杂的人物角色中每一个不同立场的完整思考地呈现在观众眼中，颠覆了以往观众的惯性思维，引发观众深思：

倘若只在自己的世界思考和看待问题，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二）体现电视剧结构线索的关键

宋乔安在剧中作为“随机杀人案”的受害者家属，同时也作为一个每天都需要和社会新闻打交道的媒体人。

“随机杀人案”中的嫌疑犯妹妹李大芝是宋乔安的直系下属，李晓文的房东是“思觉失调症”患者应思聪的姐姐，宋乔安的妹夫是应思聪的主治医师。

而这所有的故事又是由一直想要寻找嫌疑犯杀人背后真相的法扶律师王赦寻求宋乔安丈夫刘昭国帮助牵引出来的。

作者在设置《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人物关系时，将宋乔安作为人物角色基点，把复杂的人物关系摆在一起，赋予他们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作者不仅让立场对立的新闻台总监同时也是受害者家属宋乔安与加害者家属李大芝成为了工作中上下级的关系，也让曾经与丈夫刘昭国关系亲密无比的妻子宋乔安因为工作中想法不同而产生矛盾和隔阂，这种复杂的人物形象和心境造就了情感饱满，扣人心悬的剧情。

《我们与恶的距离》作者吕莳媛找准了最容易造成社会恐慌的随机杀人、精神病患行为引起社会舆论、媒体失实报道造成霸凌等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应的重要案件作为题材，把女主人公宋乔安巧妙地安排在了剧情发展中，通过宋乔安的立场和做法反映通过大众对嫌疑犯抑或是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精神病患者的仇恨与不满来制造看点将故事更自然的推进发展。

五、结语

现实主义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通过取材于真实事件“随机杀人案”作为主轴线索，展现了外来冲击对个体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故事设置编排并非单纯的让事件随着剧情发展进入高潮而给出结论，而是让观众聚焦关注于隐藏在情节背后的事物联系。

作者利用宋乔安这个具有特殊双重身份的角色，站在她的立场与同事、家属不断产生冲突、深化矛盾、增大故事情节中，打破了观众对于好人恶人在电视剧中一目了然、盖棺定论的惯性思维。

《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虽然一直在找寻李晓明进行随机杀人的原因,但直到李晓明被执行死刑,观众也不能从剧中得到李晓明进行随机杀人的原因,《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剧终都没有明显呈现出表达对无差别杀人的观点,只是将这个问题作为剧集的主要脉络展开剧情的发展。

作者吕莳媛把现实事件模糊处理化的艺术手段，并不急于解开剧中种种悬念，交代清楚剧中人物关系的发展，而将剧中设置的悬念在错综复杂人物关系产生的矛盾中自然地从带出，予以观众带有逻辑性的观看体验。

宋乔安角色的出现，颠覆了观众传统的观点和立场，最大程度的用客观公正的镜头语言宋乔安不同立场的想法，别出心裁的将视角聚焦在人性复杂性的思考上，让观众能得到思维深度的扩展，这是现实主义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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