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gai华元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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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帝禹像印制在华元纸币上，是非常恰当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没有选择炎帝、黄帝等人文先祖，主要原因是当时尚不具有国家性质。
背面图案，帝禹山河图。
帝禹直接领导组织的国土资源考察成果，被记录在《五藏山经》里，相传当时绘制的《五藏山经图》被铸在九鼎上，可惜早已失传。
为此，笔者和画家孙晓琴合作，根据对《五藏山经》记载的远古信息的解读，历时多年重新绘制创作出42平方米的巨作《帝禹山河图》，画面计有人物、读物、植物、矿物、山脉、水系湖泊等景观数以千记（详情可参阅全彩绘《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
将42平方米的巨画，缩印在42平方厘米的纸币上，相当于10000倍的面积缩印比例。
显然，这是对我国纸币印刷技术的考验和挑战，同时也是展示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高精尖现代印刷技术的机会，而且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伪手段。
有鉴于此，选择《帝禹山河图》印制在华元纸币上，将有助于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悠久、伟大的文明与文化。
为了使印钞厂的技术人员对缩印《帝禹山河图》有直观的了解，这里提供一幅展示《帝禹山河图》的场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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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0元币值的纸钞图案
正面图案，秦始皇像。
秦始皇统一了战国纷争的局面，使中华民族重新统一起来。
而且，秦始皇统一了当时各国的货币。
因此，选择秦始皇像印制在华元纸币上，是必不可少的。
背面图案，万里长城图。
在秦始皇时代，万里长城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标志性建筑物。
此后两千多年，万里长城始终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维护统一的凝聚物。
因此，华元纸币上如果没有万里长城图，乃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三、20元币值的纸钞图案
正面图案，武则天像。
武则天是创造盛唐盛世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国家领导人。
因此，选择她的图像印制在华元纸币上，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背面图案，丝绸之路图。
盛唐时代的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沟通东西方的商业、文化的交通大道，因此华元纸币上不能没有丝绸之路的图案。
四、10元币值的纸钞图案
正面图案，明成祖朱棣像。
朱棣毅然决定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这是一项非常有远见的战略决策，避免了重蹈南宋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从而实现了国家的长期统一（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乃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大旱灾，参阅笔者《气候变迁与朝代更迭》一文）。
因此，选择在华元纸币上印制朱棣像，也是有着现实的象征意义的。
背面图案，郑和下西洋图。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大规模的远洋外交活动。
因此，在华元在纸币上应该有郑和远洋船队旗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图案。
五、5元币值的纸钞图案
正面图案，孙中山像。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他应当在象征中国主权的华元纸币上占有一席之地。
背面图案，南京中华民国总统府图。
象征总统府图案印制在华元纸币上，有助于向世界每时每刻宣示中国是统一国家的事实。
六、2元币值的纸钞图案
正面图案，毛泽东像。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创者，也是领导中华民族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领导人。
因此，华元纸币上不能没有毛泽东像。
背面图案，天安门图。
由于毛泽东的许多重要政治活动都选择在天安门城楼上，而天安门也成为新中国的象征。
因此，有必要把天安门城楼的图案印制在华元纸币上。
七、1元币值的纸钞图案
正面图案，选民投票图。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权力源自公民的意志表达，而投票选举正是国民意志表达的一种方式。
因此，在象征国家权力的华元纸币上，应该有选民进行选举的图案。
背面图案，人民大会堂图。
中国的最高权力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大会堂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场所。
有鉴于此，在1元纸币的华元图案上，印有选民选举图和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可以明白无误地象征中国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全体中国国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7种华元纸币正面和背面的图案设计，符合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历程，符合中国现代化的追求，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统一进程。
有鉴于此，笔者在这里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人民币有必要在台币之前改称华元，占据中国货币名称之先机。
与此同时，华元的图案设计应该能够反映中华民族辉煌的文明文化历史，能够有助于把所有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并向全世界充分展示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附件：
欧元之后是华元
2002年1月1日，欧元就像是一个赴约的仙女如期而至，她身披十二颗闪闪发光的星星，轻轻地扣响了千家万户的门，似乎要比圣诞老人更贴近欧盟3亿人的心坎。
她温柔地亲吻着每一个抚摸她的人，并悄悄地说：
“要想得到我，你们要团结成一个国家，用一个声音对外。
”或许是她真的有性感魔力，或许是财富使她变得如此美丽，凡是抚摸过她的欧洲人，都想入非非做起了“欧国”梦。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对欧元的问世，表面上是乐观其成，心里却不是滋味。
本来嘛，小小环球，惟美元独大；
满世界的富翁富婆，不论是斤斤计较级别，还是吨吨计较档次，只要有钱有办法，存的都是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只要开得动印钞机，编得圆美国金钱极大丰富的神话，世界的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现在情况不同了，欧元翩翩而降，她浑身上下迷漫着少女的魅力，回头一笑百媚生，令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热爱财富的人，恨不得寻机拜倒在她的超短裙下。
老气横秋的美元，强忍着911处伤心的泪，不停地用往日的辉煌抚慰着自己的余生。
太平洋隔岸的日本人，听着欧元清脆的敲击声，既垂涎欲滴，又怅然若失。
自从日本人在几百年前派海盗骚扰中国以来，日本人就想着登上大陆，尝一尝大国的滋味。
为此，日本人处心积虑，终于从大清帝国勒索出亿万银元，打造了富国之路。
此后，日本人自以为羽翼丰满，足以称雄亚洲和美洲，便西图华夏，南略印度洋，东袭夏威夷，终于激起众怒，一败涂地龟缩回岛国之上。
从此，日本拜倒在美国之下，改走经济登陆之策，日元坚挺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
现在情况不同了，欧元的出现，无异于在美元和日元的亲密关系中多了一个第三者，美国人和日本人再想操纵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变化以中饱私囊，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众所周知，目前美国占世界经济份额的30％；
欧盟经济规模为美国的三分之二，约占世界经济份额的20％；
日本经济规模为美国的一半，约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5％。
事实上，货币的地位是要由经济规模来支撑的，因此美元的独领风骚，欧元的异军突起，日元的游刃有余，均在情理之中。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也曾占世界经济份额的30％。
但是，那时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一种人口经济，也就是说经济规模是由众多人口来构成的。
因此，当中国的领先技术产品诸如丝绸、瓷器、造纸被欧洲人无偿使用和制造出来之后，中国的经济优势也就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中国在信息传输技术和信息管理服务政策上的长期落后，又使中国在本土上的军事优势也荡然无存，结果是泱泱大国沦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人口大国。
万马齐喑的时代随着大清帝国的倒台而逐渐结束了，当中国人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时，创造力也就又回到了中国人的身上。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目前为美国的七分之一左右，约占世界经济份额的4％强。
因此，面对欧元的横空出世，中国人心里不免跃跃欲试，也打算着横刀立马一展身手。
事实上，世界人民都在问，欧元出世了，下一个该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这种打着阶级斗争烙印的名称，也该让位于国家货币的名称“华元”。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经济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在越来越强烈地吸纳着澳门、香港和台湾的经济，这种经济上的吸纳与融合，势必会形成一个可以与美国、欧盟、日本分庭抗礼的经济共同体，其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久就将达到10％以上。
因此，在一个可见的时期内，人民币、澳币、港币、台币，也有必要升级为一种统一货币，这种统一的新货币的名称当然是非“华元”莫属。
美元与日元哥俩好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世界进入了美元、欧元、日元的三国演义时代。
不久的将来，华元也将登上历史的舞台，届时首先热情欢迎他的人，一定是美丽的欧元姑娘。
对于中国人来说，心急者恐怕已经在琢磨如何设计华元的图案了；
而深谋远虑的人，则在思考着如何练好与世界列强周旋的舞步。
这是因为，从人民币到华元，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而难点之一就是政府要转变立场，从有倾向地为“人民”服务转变到中立的平等的一视同仁地为“国民”服务上来，因为只有这样人民币才能变成真正的国家货币华元。
北京山海文化企划苑·
重构文集020105AM2－1800重构（王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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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学
张五常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整个世界的百多个国家只不过是大小不一的百多家公司，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跟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没什么不同。
----对0多年来经济学发展的失望，我说过多次了。
经济是一门科学，而一门科学的发展有长时期的不称意，历史上屡见不鲜，研究学术历史的专家是知道的。
然而，从正常的角度看，经济学还是如日中天：
30年来，经济学者人数急升，学报如雨后春笋，好不热闹。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其一，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起，以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学大行其道，薪酬高，从事者众。
这是关于投资风险与资金市场的学问，不容易。
虽然到今天还没有证据证明金融学专家可以在投资上多赚钱，但因其对资金市场的运作知道得多一点，或能提出较有新意的阐释，求知的顾客多得很。
就算是那些言不成理的近于风水先生的投资学说也有市场。
没有谁不喜欢投资赚钱，所以风水先生也不乏问津者，更何况有些金融学说是真学问。
其二，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先是中国，继而东欧及前苏联，都一起大搞经济改革。
在外间献策的学者不少，而事实上这些改革之邦的学子对经济学着了迷，蜂拥地去学习。
不幸的是，他们大都混淆了经济学与数学，以为方程式可以改进民生，漠视了普通常识。
今天我还不大明白，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于上世纪70年代人才辈出，但从1981年起，以产权及交易费用入手分析经济改革的，只有我一个人。
高斯、艾智仁、诺斯、德姆塞茨、巴赛尔等师友，于今回顾，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元老。
他们赞同我选走的分析经济改革的路，但自己却不染指。
这不仅解释了在制度改革的分析上我一士谔谔，更重要的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念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要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而这看法恰恰是今天我不同意好些专家的经济观的原因。
传统的分析是把一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分开来处理，正如微观与宏观也是分开来处理一样。
虽说有关联，但还是分开来处理。
分开来看而后论关联与一起看不是同一回事。
多年来我老是不知道微观与宏观有什么分别，也不明白国家经济与国际经济在原则上有什么不同。
遥想昔日作学生时，国际或对外贸易课程是我的强项，对什么比较优势定律、生产要素价格相等定律等可以如数家珍。
殊不知在课堂上，一位同学问艾智仁为什么不教国际贸易，艾师竟然回答：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只有一处不同，前者用船，后者用车！
一言惊醒梦中人，从那天起，我意识到分割开来的学问，皆小学问也。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其实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或机构），而这公司内的议事程序称为宪法。
这庞大公司内有无数的附属小公司，而小公司的成员就是庞大公司的市民了。
这样看，整个世界的百多个国家只不过是大小不一的百多家公司，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跟一国之内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没什么不同。
当然，国与国之间有不同的政治、不同的生产力、不同的生活水平，而这些“不同”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公司中也是存在的。
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不同不足以言别，因为一国之内的公司之间的议事程序往往不同。
移民管制也不特别，因为一家公司大可禁止非成员参进。
我可以想到的唯一的国家公司与国内公司的不同之处是，不同的国家公司用不同的货币，虽然这几年欧元区的成立废除了不同货币的观点。
但我认为，欧元成员国的失业率差距甚大，所以这统一货币制度不算成功，而加上不同国家的政治需要不同，举世实行统一货币是遥遥无期了。
我认为，从国家公司的角度看，不同货币与国与国之间的汇率，是一国之内的公司竞争分析唯一不会遇到的问题（虽然人民币与港币是难得一见的例外）。
最近读到外国学者及专家们对人民币的评论及对美国经济发展的看法，我意识到，在基础上专家们和我有很大分歧。
他们的分析还是国家归国家，国际归国际，微观归微观，宏观归宏观，虽然大家都知道有连带关系，但毕竟棱角分明，怎样也不能深入体会世界经济发生了什么事，局限条件在哪方面出现了大变，或今后的世界会向哪个方向走。
虽然自1981年起我屡次对几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推断，但说实话，好些重要的局限转变我是看不到的。
恐怖活动的杀伤力、互联网行业的急升与暴跌、战争的行为、小瘟疫的大宣传等，都重要，事前事后都不容易拿得准。
但我认为，昔日封闭国家的开放不会回头，信息费用会继续下降，而世界会渐趋大同。
这是说，20年前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司与竞争理论看世界，虽然同样可取，但没有今天那样来得顺理成章。
看法是简单的。
理论的重点还是需求定律，但国家公司之间的竞争的局限条件比一国之内公司之间的竞争局限条件来得复杂，不过也来得明显。
看法差不多，而处理复杂的法门还是要以普通常识向浅中求。
重要的只有三点：
1.一国之内的不同公司，因为法律类同，其权利结构不会有很大差别，所以在竞争上我们少谈公司之内的权利结构。
但国家公司的制度改革是权利结构的改革，可以有很大的供应与需求的转变，而不同国家公司之间的竞争局限也会跟着变。
人家改革了权利制度，增加了竞争力，你不改，被淘汰的机会当然上升。
所以几年前我说，美国还大事推行反托拉斯是不识时务，还大事推行社会福利的国家也是不识时务。
2.国与国之间货物与资金流动的约束与政府协助的垄断，在国际竞争中急升的情况会受到很大压力，首先放弃这些人为局限的国家公司会先拔头筹。
20多年前印度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今天却落后了不少，非无因也。
3.不同货币会引起汇率争议。
我说过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定律只可以在物品换物品的情况下才肯定有效。
如果汇率的转变有顽固性，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失却好些原有的比较优势。
这带来一国之内的工资与物价需要调整协助。
这些调整（包括汇率调整）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而在调整期间会出现经济不景气，甚至苦不堪言。
上述三点都与交易费用有关，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了。
关于管理的冥想（上）
亨利·
明茨伯格
----当量化逐渐成为管理信条后，生机勃勃的生意就变为干瘪的财务数字。
----管理学家亨利·
明茨伯格（HenryMintzberg）的研究主要涉及一般管理和组织学，着重研究管理工作的本质、组织的形式和战略形成过程。
他著有10本著作，包括《管理工作的实质》（1973）、《战略远征》（1998）和最近出版的《我为什么讨厌坐飞机》。
----管理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它报酬丰厚、影响巨大而又无比缺乏常识。
至少，就像太多的实践一样，很多关于管理的说法其实是缺乏常识。
问题的根源在于，当管理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服务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就会脱节。
----1995年，我应邀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
为此我拜访了论坛管理总裁玛丽亚·
卡托伊，和她讨论我的发言主题。
我本来想做个关于政府的演讲，希望她能给我一小时时间。
她回答说：
“我更希望你做些关于管理的演讲。
此外，很多首席执行官的注意力最多只能集中大约15分钟。
----回到家后，我在纸上列出了10点“关于管理的冥想”，并将其传真给了玛丽亚·
卡托伊。
幸运地是，她对我的另类作风比较宽容，甚至是热情。
所以我就在达沃斯做了这个演讲，用了10分钟，即每分钟阐述一个管理的冥想。
----我常常会批评很多人，目的是希望大家能从对管理实践的自满中警醒出来。
我相信，这种自满情绪正在削弱我们的组织，并进而削弱我们的社会。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管理实践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1.组织没有高层与低层。
组织的真正现状是拥有外部的、内部的人以及所谓的中层管理者，外部的人联系着世界，内部的人与世界隔绝，中层管理者则绝望地试图将内部与外部的人彼此联系起来。
----越早抛弃掉所谓的高级管理层（没有人敢说低级管理层）的概念，我们的状况会越好。
这个概念歪曲了事实。
毕竟，组织在地理上分布不同，即使首席执行官坐在纽约100层高楼的办公室里，他所在的海拔位置也比丹佛地区第一层楼的低级职员低。
----唯一让首席执行官坐在最上层的是组织结构图，而这个可笑的图表的全部作为就是蛊惑我们相信管理的不切实际的概念。
下一次如果你看到这类图表，最好盖住该组织的名字，猜猜它是干什么的。
组织结构图这个公司最突出的人为产物，从未认真考虑过实实在在的产品或服务，更不必说与之每天打交道的人了，就好像组织是为了管理而存在一样。
----让我们打个比方。
把组织看作一个圆圈，中间部分是中央管理层（不是高层管理），外围是从事产品的开发、生产、运输和提供服务的人，这些人拥有日常运作的知识，对组织了解得很透彻，因为他们离实际行动最近。
但他们只能勉强为之，因为他们只能了解自己身边很小的一部分。
位于中央的管理者视野广阔，但看不太清晰，因为他们离实际操作太远。
因此，窍门是将这两组人联系起来。
大多数组织都很需要介于这二者之间、了解情况的管理者，他们在了解了外层之后，回来向位于中央的人汇报。
我们习惯性地将这些人称为中层管理者，但他们大都已经消失了。
----2.主张裁员的人应该被裁掉。
我曾给独立出版公司Prentice-Hall写过书。
这家公司很大，但组织得相当好，而且非常敬业。
它被Simon&
Schuster收购了，而后者又被Paramount收购了。
结果经营不错、历史悠久的Prentice-Hall变成了一家属于Paramount传媒的公司。
我的一个编辑引用了她的新老板的话：
“我们的生意是提高营业收入。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编辑和我都曾以为该公司在做出版书籍和启迪读者的生意。
----不久前，这整个生意又被收购了，于是Prentice-Hall摇身变为一家属于Viacom的公司。
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之后，出版书籍还会像让老板满意一样重要吗？
----让我们回到刚才圆圈的比方。
把一个财务经理扔到中央部分的最上层，然后在他上面压上另一个人，可能的话，再加一个。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堪重负。
用大家喜闻乐见的管理学的方式来表述，就是新的层次根本不“增加价值”。
相反，它们因专注于数字而降低了真正价值，把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意变成干瘪的财务数字。
----几年前《财富》杂志写道：
“宝洁公司历史性的重组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对消费市场而不是股市的回应。
”（1989年11月6日）。
这句话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它使用了“令人惊异”这个词。
----在裁掉所有中层管理者时我们看到了这种苛刻态度。
裁员可以被定义为什么都不懂的人干掉了懂行人的过程。
裁员是以“授权”给那些留下来的人的名义进行的，但他们很多人位于外部边缘，最终与内部失去联络，而组织真正的数据库，那些决定组织未来的关键人物，却在失业办公室里列队等着找工作。
----3.大多数战略遇到的麻烦是那些自认是战略家的CEO们。
伟大的战略家或者有创造性，或者有雅量，遗憾的是，这两种类型都太少了。
我们把具有创造性的那些人称为梦想家——他们看到的是其他人熟视无睹的世界。
他们通常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很难与之打交道。
有雅量的人则相反，他们从其他人那里汲取战略，他们建立的组织鼓励质询和创造。
他们给自己定的薪水不高，通过这一点我们能分辨出他们。
对他们来说，薪水不是用来向其他CEO炫耀的工具。
创造性的战略家从圆形组织的中心走出来，触摸边缘，有雅量的战略家则通过把战略思考转化为集体学习来巩固整个圆圈。
----然而大多数所谓的战略家只是坐在组织结构图的顶层，假装在制订战略。
他们为其他人设计看似非常聪明的战略，并让他们去实施。
他们发布华丽的战略蓝图，在号角声中带着组织奔向末途。
在这些人的带动下，战略变成了一盘棋，棋子——大块业务和公司——带着让市场分析家眼花缭乱的戾气四处移动。
所有棋子似乎巧妙交织在一起，至少在棋盘上看上去如此。
除了棋子本身被忽略而最终溃散外，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每个人都盯着大动作。
试想如果我们把洗清牌局的精力用于提高实质性业务，那又是什么情况。
----看看我们是怎样在MBA课堂上培训战略家的。
我们弄来一些几乎没有业务经验的年轻人，挑选标准不是创造力，更不用说雅量了，然后灌输给他们一个个案例。
在案例中，他们坐在一点儿也不了解的机构顶层，扮演伟大的战略家的角色。
头天晚上用一两个小时读了20页关于某个作业的问题，第二天早上来到紧张的80分钟课堂，决定下一个千年这个课题要解决的问题。
最终，我们得到的是执行官们在套房里伪装成战略家思考出来的案例研究。
----4.分权者集权，授权者收权，量化论者其实算不清。
这些时髦话语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方案。
炙手可热的技术让我们眼花缭乱一阵，然后就草草收场了。
在全面质量管理非常时髦时，甚至没有人记得工作生活质量这个字眼。
就在不久以前，这个字眼还引起了毫不逊色的狂热。
工作生活质量是怎样寿终正寝的呢？
全面质量管理会遇到同样的结局吗？
我们能吸取教训吗？
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吗？
----现在，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已经神奇地蜕变为授权的代名词。
在这里，授权的真正含义不过是制止对人们的不授权。
但那只是把我们带回到级别金字塔，因为确切地说，授权巩固的正是级别。
人们得到权利，不是因为这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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