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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社会的运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市场经济的改革在带来机会的同时因为缺乏经验和成熟管理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混乱，改革开放所伴生的一系列问题逐渐地浮出水面。
如萧功秦在《走向成熟：
中国改革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就指出了改革早期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
除了政治上权威的流失，经济上出现的危机外，由社会群体间差异造成了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失范和文化上同传统出现的某种断裂也逐渐的表现出来。
相关的评论我国改革早期经验领域的文献对这一时代的归纳和总结涉及到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等各个方面。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思索、忧虑中国未来的道路应该怎样走。
在市场经济改革同时伴随的体制改革中，核心是权力下放，但伴随和这种权力下放带来的权威流失格外为学者们所关注。
后来的学者认为，除了一些认为中国应该彻底推行自由民主的极端观点外，当时大部分卷入这场学术争论的学者的成熟的观点都可以归结为国家权威的重建，只是一部分人希望选择选举等民主措施的方式，注重过程；
而另一部分人希望可以寻找强大的新权威推行改革进程，关注结果。
（二）国际学术和经验研究背景
89年那场学术争论同时也具有很复杂的外来背景，苏联东欧改革压力，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所伴随的政治范式以及西方当代政治学说都深刻的影响了当时那场讨论的走向和趋势。
1、关于民主危机研究
国内兴起的“新权威主义”的思潮理论上与国际学术潮流中民主化理论和权威主义的相关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两方面的不同角度汲取理论营养。
大批与民主制度有关的研究同时涌入中国学界，现代民主政治、经验主义民主等概念逐渐被国人所了解。
很多学者开始关心如何学习和借鉴国际学术界已有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民主化概念理论和经验。
随着民主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同时遇到的种种危机，一系列研究民主危机、民主的其他路径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引入中国。
在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谈到，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政治安定，有时也可以实行一党专制。
民主只不过是形成权威的方法之一，并非可以普遍使用。
其所提出的权利与自由，权威与民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关于民主制度运转之争辩的一贯性主题。
虽然亨廷顿等人关于民主危机的研究是站在民主制度相对运行良好的政体中民主危机的研究框架中阐释民主的其他可行性办法，其对民主的悲观看法也在其后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得到矫正，但其对民主制度的批评和其他民主道路的启发至少在当时对国人还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威权主义类型学研究
根据陈尧在《新权威主义政权的转型》一书中的梳理，威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理路可归纳为20世纪30年代沃格林提出权威主义国家概念；
60年代萨托利将其阐释为与民主政治相对意义上一种政权类型；
后居安?
林茨和吉力摩?
奥唐奈等在拉丁美洲、南欧研究中赋予权威主义新内涵。
但当时学术界对于这一概念在使用上被简单理解为反对个人自由的权威原则的信仰。
一般的政治社会学教程如安东尼?
奥罗姆所著的《政治社会学导论》中，把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划分作现代世界的民主政体、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几种类型。
在爱德华?
希尔斯用类型学方法区分不同类型的寡头统治形式的研究中，所归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体特征：
领导人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的趋势；
这些领导人致力于促进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权威主义政权的特点。
典型的研究如吉力摩?
奥唐奈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和阿根廷境况中概括出了官僚威权政体这一概念。
更多的学者则从威权主义意味着这些政体缺乏对拥有广泛、平等的参政权的代表们进行经常性的、自由的和公平的选举，也缺乏能对由选举产生的国会负责的国家机构的角度论述威权主义的内涵。
其他一些学者对新权威主义做出类型上的划分，如M.沙林、R.C.麦克里迪斯、A.泼尔马特和L.莫利诺（LeonardoMorlino）等人，其中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列举了对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分类和居安?
林茨在《变动中的民主》一书中从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有限多元论的权威主义概念来区分出当时拉美和欧洲的新权威主义的两种划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新权威主义与传统极权主义之区别
在学界，传统的集权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概念使用具有特征上的差异。
概括而言，新权威主义政权与传统集权政权相比，新权威主义政权控制的社会一般已经或正在进入现代化进程，民众动员入政治生活；
其权利也并非完全的私人化；
具有现代化取向和以宪法、法律名义进行统治，存在形式上的代议机构和利益表达机构等。
4、权威主义的经验研究
另外，相关的以国家权威主义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讨论早期见于对南欧、拉美地区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中，随后非洲地区因大量民主国家兴起、殖民地独立带来了研究跨阶段民主化研究资源，进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政权形式之间可能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吸引了大部分学者的兴趣，直到八十年代后半叶，苏联体制改革又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规模讨论。
这些研究从理论的阐发到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东亚地区国家和苏联改革鲜活的国情的例证给国内学者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导向。
这一倾向可见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今天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些地区与我国国情相似性、可借鉴性和差异性的讨论。
（三）小结
上述讨论的有关国外学术界对于权威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概念的界定和论述，在八十年代末所有涉及“新权威主义”与“民主现行论”的这次讨论的背景中，只是作为一个起到一定辅助作用的外因，相对而言可能也只是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
在当时讨论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国内的国情——改革背景和对亚洲地区及苏联改革的经验借鉴。
观察当时有关讨论和近期对当时讨论的追述可以发现，国内在论述新权威主义时与当时和后来引入的新权威主义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更多的是观念的引入而非学理上的照搬。
整个这次八十年代末的争论的背景具有明显的冲击和矛盾的特征。
三、“新权威主义”争论的主要观点
（一）大致走向及过程（程序和态度）
这次争论在时间走向上大致可以从1986年，经济改革导致地方经济紊乱和物价失控，知识界要求中央严厉制衡地方经济活动开始，86年王沪宁在其演讲中力陈改革中必须由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88年张炳九在北京的演讲中也主张我国现阶段采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强制性的推进现代化比马上实行彻底民主更为可行；
吴稼祥（时任中共办公厅政策研究部干部）认为中国目前就需要一个君主立宪式的开明专制。
但当时因为国内的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学术背景该观点饱受质疑并被搁置。
这一时期，国内主要的舆论偏向民主自由方向，权威主义和集权政治并不能产生大的影响。
88年，萧功秦第一次使用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随后一些北京的青年学者开始使用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表述下述观点：
民主政治只有在经济条件成熟时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改革的当前阶段应该建立的是一种强有力的新权威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国内学术界开始了以“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现行论”等观点为核心的争论，此时国内的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出现的问题扩大了新权威主义的呼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权威主义内部也以南北两派为代表有不同的见解。
89年后到90年代最初几年，在海外的一些学术期刊杂志上还散见一些相关的总结这次学术争论的文章，以海外或滞留海外的学者的声音看，大部分是关于民主自由的呼声，支持新权威主义的论述进入低谷。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到本世纪初几年的时间里，国内主流话语虽然不再提及“新权威主义”，但实际上相关的几次学术讨论或是体制改革研究的核心还是“新权威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只是关注的核心从是否采用新权威主义推行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改革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以“新权威主义”的论调强力推进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新权威主义”引导的改革对于我国社会制度、国家结构产生的影响和“新权威主义”在新时期强制推进改革外的社会功能。
（二）89年左右争论中主要人物及观点
1、概述
对于这场争论的主要观点，详见于齐墨编著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大陆未来命运的论争》和刘军、李林主编的《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以及公羊编著的《思潮》等著作，前两者集结了89年、90年左右主流报纸上对“新权威主义”这一观念的探讨和争论，后者则从九十年代学者的角度对80年代末的那场争论做出评价。
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当时的学者对于民主化在中国所要走的道路的设计和建议。
这场争论主要是有两派观点引出的（此观点见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
一派观点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以多元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为先导，只有加快推进多元民主制度和地方分权的政治改革，并以此来制衡社会腐败尤其是官员腐败现象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民主制衡论或民主先导论）。
另一种认为多元民主和地方自治，不是当前改革的前提，而是改革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变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自然逻辑的结果，而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来制止社会腐败和无序化状态，并推动社会经济变迁，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权威制衡论）。
论战的一方以张炳九、吴稼祥、萧功秦、杨百揆等专家学者和官员为代表主张实行新权威主义，另一方以荣剑、秦晓鹰、黄万盛、于浩成、王逸舟、韩水法等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为代表强烈反对新权威主义主张实行多元民主政治。
新权威主义者将自己称为“稳健的民主派”，而将对方称为“激进的民主派”。
2、对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立场支持
⑴王沪宁：
在1986年的报告中力陈改革中必须由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
⑵张炳九：
从开始就主张我国现阶段采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在1988年初，新旧体制僵持之际，重申：
在目前条件下有一些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强制性的推进现代化比马上实行彻底民主更为可行，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
政治上实行集权制，以期为多元民主制创造条件。
他还指出，新权威主义同已知的某些激进主张的区别，在于途径的选择而非中国是否要发展市场经济和确立民主政治。
⑶戴晴：
认为中国大陆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政治强人。
⑷张永成：
在《也谈“权威”》一文中提到讨论和明确权威问题在改革问题的必然性。
认为改革提高了社会活力的同时使控制社会难度提高，权力下放过程没有和实施对权力制约同步，进而权力丧失会影响改革措施的实施。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权力下放的同时更需高一级权力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防止短期投机，并完成更大范围内协调统一。
同时提出个人权威同职能权威相互补充可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体制改革之路，并指出能否实现这样的体系设计取决于科学民主和科学的程度。
⑸杨百揆：
在《政治发展中的民主和权威》一文中阐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需要过渡，首先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带来矛盾，而且这种过渡需要“开明”的“新”的政权。
⑹吴稼祥：
在其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评述》、《再谈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研究提纲》等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其对于新权威主义的认识和对当时各种新权威主义持有者观点的评价，提倡以新权威主义的行使实行一种稳健民主的目的。
认为他们强调的新权威主义与传统集权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
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使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
吴稼祥认为新权威主义注重的关键不是政体而是领袖（以及决策集团）；
强调个人自由是经济自由。
阐述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市场经济，致力于在社会转型阶段形成解决重大社会难题和摆脱社会危机的政治力量；
关心传统社会在旧权威衰落后社会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方式，并关注国情。
针对当时改革中集权政治出现的一系列弊端，吴稼祥认为官场权力垄断不可能有经济自由，发展商品经济会导致混乱；
需强大权威将官场、市场隔离开，即荣剑“政治经济二元化”排除政治权力对市场干扰，实行平等自由竞争。
新权威必须提供经济无法提供的保证经济自由发展的客观条件，如强制的资本积累、资源有效配置、法律秩序等。
在中国的国情下，市场化需要新权威。
国际经验中也没有任何国家提供过首先建立现代化议会民主政体可以反过来更快地推进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成功例证。
在支持新权威主义的同时，吴稼祥也同时关注民主政体对中国未来道路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他看来基于权威政权的两面性，对新权威要保持民主压力，尤其应该积极利用在人大和政协中的民主活动，来防止新权威向旧权威蜕化。
⑺萧功秦：
对于“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萧功秦自认为是从学理角度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界定更趋近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范畴。
认为新兴国家在实行自由民主制时，由于不发达国家自身实施民主条件贫弱，新权威主义具有一定合理性。
萧功秦也注意到了新权威主义对民主化进程的阻碍问题，他也支持民主政体的最终目标的，并认为在中国，基于可以作为一种与现政权保持相当距离的独立社会力量构成——与强人政权抗衡局面，防止新权威主义政治腐化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市民阶层的联盟没有形成这一点，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甚至还不具备施行新权威主义政治形态的背景和条件。
选择新权威主义虽然是必然之举，但也有风险和困难，这也是其将新权威主义视为过渡性体制的原因。
根据萧功秦先生自己所作的总结，他认为89年左右大陆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中内部存在着南派（萧功秦）和北派（吴稼祥、张炳九）的划分，两派在商品经济优先发展、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来些调整社会秩序等方面存在共同点。
但萧功秦同时也认为两派间也存在着很大区别：
①北派新权威主义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南派则是一种学术理论主张；
②双方在如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思路上截然不同，北派倾向于西方制度与体制可经由行政手段人为、快速的搬用到中国取代旧体制，其阻力仅仅来自于思想阻力，需要通过建立新权威排斥这种阻力；
而南派的新权威主义则认为搬用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或民主政治体制，均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严重脱序，进而政治激进主义也将会因此导致主导改革的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主张政府应通过适当加强宏观控制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社会失范进一步加剧。
基于上述两点，萧功秦认为某种程度上讲，北派只是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
而南派的矛头则是针对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激进主义的，可以归入到新保守主义的范畴。
一九八八年底到一九八九年初的新权威主义论战是一次完全自发的有关中国现代化命运选择的学术讨论。
尽管现在这场讨论已趋沉寂，但是这场讨论提出的核心问题——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时代的权威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与未来几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3、对新权威主义的否定
⑻荣剑：
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在客观上需要政治上的相对集权，但又必须尽快完成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在其《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等文章中，他批驳了简单的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商品化）只能在政治集权条件下实现，当前政治领域中进行主要改革将不是全面推进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必要政制集权和政治垄断”的观点。
荣剑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新权威主义存在条件——政治经济分离。
同时，中国所有制问题尚未解决；
中国传统体制产生的影响；
中央地方矛盾，条块分割，集权与分权存在矛盾；
以及世界性民主化浪潮带来的人民民主的觉醒等等一系列条件都带来了在中国实行新权威主义的不利因素。
由此，国家不仅经济体制需要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⑼陈新权：
在《现代化中的政治民主与权威》一文中，陈新权阐发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确立一种合理的权威的观点。
新权威主义在我国无论作为政治改革总体目标或短期目标、过渡形式都不可取。
其理由是我国历史政治上主导是专制和集权的历史条件便于建立旧有的“权威政治”；
而且重建新权威政治在我国对外开放可能会令我国与其他民主国家交往中受挫。
应把冲破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格局，强化法制、淡化政治以及政治生活自身的民主化看作解决问题建设民主的关键。
⑽黄万盛：
在《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一文中，黄万盛把新权威主义看作是专制主义旧梦重温。
认为新权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目前中国改革应依赖于一个有力专制政体强制推行改革；
把对中国整体改革抱有民主民主化的要求指责为浪漫主义；
认为民主会导致总过混乱；
中国下层社会不会使用民主；
“五四”选择科学、民主是情绪主义，东亚经验是政治集权，经济起飞；
中国需开明专制，须铁腕人物，强调民主化削弱了权力，造成了普遍腐败；
而且与民主思想相比，这些观点存在较大实践可能性。
总体来讲，新权威主义基本观点是在中国民主行不通，基础不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而是否定了民主。
把民主指责为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空想，新权威主义把新专制主义修饰为权威。
黄万盛认为，对民主的不可操作的批评是不对的，民主既有理想层次，也有其体制方面的——相应的社会制度层次。
民主制度中也许统计学多数不是最好的，但可以防止最坏的。
对民主结果不应抱一种真理性的高级要求，只要求民主的合理性程序。
专制与民主的区别不仅在体制上，也表现在权力性质设定上，民主观念认为，权力是恶的，新权威主义要求一个高的专制权威但不证明其合理性。
⑾许良英：
在《中国的反民主逆流》一文中直接指出民主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是人性的体现。
东方特色是专制烙印，同民主是不相容的。
民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
新权威主义是一股反民主逆流，以“新权威主义”、“精英统治”、“强人政治”、“开明专制”等名词出台，把民主与“大民主”和“痞子运动”混为一谈，或把后两者称为“无政府主义式的民主”。
他所引用的民主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法治，凡由多数公民（或公民自由选的代表）做出的决定（主要指宪法、法律、法规），任何人不得违犯。
⑿邵燕祥也在《中国需要皇帝吗？
》一文中指出中国现有的经验证明，绝对权威导致生产凋敝，同时，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论调在现代化问题上可能逐渐产生一种唯经济与泛经济观点。
⒀李泽厚：
在《新权威主义与现代化》指出，精英治国并非新权威，现代化民主国家就是精英治国，所谓新权威只能是个人独裁。
从历史上看，通过政治上高度集权即可以走向现代化，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新加坡、台湾、韩国等亚洲地区，铁腕领袖的好处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但实行集权政治、个人独裁、建立权威主义并不必然就实现现代化。
李泽厚主张建立权威性，但指的是建立现代法律的权威。
⒁于光华：
在《新权威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幻想》一文中指出就权威主义而论，在有深厚的君主专制传统的中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新权威主义是在旧权威主义破灭之后产生的。
来自知识界的精英，首先否定了苏联经济模式，也肯定了自由企业制度的优越性。
但中国不具备实行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条件，当务之急是树立民主法治权威。
⒂吕嘉民则在《空想与深化危机的理论：
新权威主义》一文中分析台湾、韩国例子与中国国情的区别，并指出新权威主义之下会造成权力黑市不断扩张，其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⒃陈云根在《为中共新权威主义盖棺》一文中指出经济改革给国家带来的多重危机，剖析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是殖民时代（日治或英治）留下的法制体系、同质化的劳动人口和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
脱离这些历史条件，盲目的集中政治权利，并不一定加快经济建设。
而且四小龙有一些后遗症：
工运抬头、反对党的挑战、福利国家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国外保护主义反倾销政策和放缓技术转让等。
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实际上反映的是英美近年来的“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学理上权威主义来源自韦伯的政治理论，其强人和高效率的行政体系是分不开的。
除了欠缺独立的中产阶级交托新权力外，原有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也给经济体制改革带来阻碍。
东亚经济奇迹地区的特色是政治经济二元化（互不干扰）、私产法明确，充分防止政府干预；
完善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制度；
企业自治、独立法人和强大的自由专业人士是经济自主发展的中坚。
种种经验证明中国并没有适合的这些条件。
⒄华一夫：
从《再评新权威主义》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样貌的“新权威主义”争论，认为所谓新权威主义这里是指少数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危机的理论方案。
主要流行于京、沪两地理论界，赞成这不多，但仍有一定代表性。
北京有吴稼祥、张炳九、戴晴等；
上海有萧功秦、王沪宁（本人不承认）等。
个人所述不同，背景有别。
学运爆发后，其代表人物迅速分化，命运各异。
针对萧功秦的观点，华一夫剖析了新权威主义的历史渊源。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对内对外面临的重大压力下，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仁人志士采取自上而下的全盘改革的行政手段或自下而上的激烈的革命手段，试图把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只有中产阶级作为载体存在才产生作用的市场商品经济制度及其配套的政治制度全面引入中国的观念。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叶经历的那次断裂，社会上已经不存在独立的中产阶级，没有与商品市场制度配套的载体。
由于不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由于中产阶级的缺失，推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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