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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总第五十三回高原牧歌上
《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
第五十三回高原牧歌（上）
自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到项羽自刎乌江亭，仅仅用不到了八年的时间（公元前209——202年），刘邦就以布衣身份登上了中央之国的最高权力宝座。
相信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之前我们也说了，能这么快的完成秦汉交接，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两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
项羽和韩信共同作用。
他们在军事上的卓越表现以及在政治上的不足，才共同打造出了汉家天下。
仔细观察秦末汉初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韩信，都是楚人。
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归结为楚人之间的博弈也并不为过。
而从地缘文化融合的角度看，楚人能够主导这段历史，并重建中央之国的秩序，意义非常之大。
它直接将原始属性为黄河文明的“华夏文明”，晋升为整合了黄河、长江文明的“汉文明”。
当然，在后来的历史中（尤其是现在），为了融合更多的边缘文明，“华夏”一词仍然成为了代表中央之国的，主要的地缘标签。
不过这时候的“华夏”二字，已经绝不会象先秦一样，把吴、楚所代表的长江流域，视作蛮夷之地了。
其实华夏文明，一直在遵循这样的博弈路线，不断的扩张的。
就好像在经历过夏、商、周三代的博弈、融合之后，本来发源于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在战胜了东夷之后，将整个黄河流域变成了中央之国的一部分一样。
而古典时期最后一次同等意义的地缘融合，则缘自于明、清两朝在台湾海峡所进行的最后的博弈。
基于那次博弈，华夏文明成功的站上了台湾岛。
只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台湾岛被割让给了日本，华夏文明这次扩张，差一点发生逆转。
如果不是项羽太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也许为华夏文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就是项氏家族了。
那样的话，项姓倒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排名前几的大姓了，就好像刘姓现在这样。
前面也有朋友说了，看了楚汉之争，觉得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走向也很重要。
怎么说呢，其实这就是看你的视角高度了。
如果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成功者并非是在创造历史，而是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如果从具体的朝代名称、家族的兴盛等微观角度来认定“历史”的含义的话，英雄人物的确是可以改变“历史”，或者本身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往往最能感受到的，是后一种“历史”。
因此这个帖子与其是说是让大家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个人不能影响“历史”，只能随着历史趋势随波逐流，倒不如说是希望告诉大家，只要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先一步看清大势所在，就会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回到刚刚创立了一个新时代的刘邦身上。
无疑，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开创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然而，如果刘邦不能够看清大势，顺应历史趋势的话，他很快也会象项羽一样，被历史所抛弃。
刚才我们也说了，汉朝的建立，代表着黄河、长江文明的完美融合。
不过要想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刘邦个人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
这个“牺牲”就是绝对不能象项羽那样依恋乡土，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到中央之国的东南部。
正因为如此，在结束了楚汉战争之后，刘邦很快便定都在了渭水之南的“长安”。
身为“楚”人的刘邦入主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缘板块——关中，本身就意味着南北文化有了完美融合的地缘基础。
然而对于迈进新历史时期的中央之国来说，仅仅从地缘文化上，完成融合是远远不够的。
刘邦必须为他的国家，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以避免象秦帝国那样，在完成统一之后，迅速陷入崩溃。
在结束楚汉战争时，我曾经说到，摆在刘邦面前的头等大事，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帝国，还是王朝。
这其中的实质，就在于汉朝到底是准备采取秦人所打造的，中央集权体系；还是周人创建的，封建式的分权体系。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以郡县制为政治标签的中央集权体系，无疑是最高统治者所希望做到的理想状态。
如果能成功做到这点，无疑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避免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动乱。
只是有了秦帝国的前车之鉴，要想让整个社会接受中央集权制，暂时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最起码那些经过项羽分封，后来又或被动，或主动倒向汉军阵营的诸侯，以及为汉朝建立，立下汉马功劳的重要军事将领（比如韩信、彭越、英布），不会满意这种安排。
有人说这些曾经的“王”，最终都倒在了汉帝国中央集权的车轮之下，是因为他们看不清形势。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即使是历史发展到古典时期末期的清帝国，也一样会有裂土封王的“三藩”与中央政权的博弈。
这种分权与集权的博弈，实际上是贯穿于整个历史的（现在也是一样，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既然秦人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不适合新生的汉朝（最起码当时不适合），那么象项羽那样，以战功为依据，把中央之国重要切割为一个诸侯国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方案呢？
有了项羽的教训，这种做法显示也是不可取的。
就算你从形式上，接过了秦始皇所创立的“皇帝”的称号，而不是象项羽那样，仅仅满足于“霸王”的名号，也改变不了中央之国又一次陷入分裂边缘的境地。
有了秦朝、项羽这两个反面教材，加上之前周王朝，名义上保有了八百年中央之主尊号的历史经验。
刘邦有机会为汉朝创立一个自认为集众家之长的混合模式。
那就是郡县+封国的混合模式。
既在中央之国内部各板块，既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郡县，又分封拥有行政自主权的“封国”。
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这些封国与郡县犬牙交错，互相制衡。
一方面保证了帝都中的最高统治者，拥有高于所有封国的实力，以及对封国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又保证了，那些有功之臣，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力。
然而事情却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刘邦所创立的混合模式，其依托郡县制所延伸的核心权力，固然是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些他认为也是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封国”，却也是必须以血缘为纽带，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也就是说，在刘邦的汉帝国混合体系中，并没有韩信、彭越这些异姓诸侯王的生存空间。
很快，一场在汉帝国内部的清洗工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战争，成为了帝国建立之初所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刘邦为汉帝国，选择混合模式，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虽然我们一贯把战国以后的中央之国，定位为“中央集权制”，但限于技术的原因，仅仅依靠帝国首都的控制力，是很难控制如此广袤的国土的。
尤其是在那些面临重大外部压力的边缘板块，如果没有大尺度的授权，是很难在面临变故时及时作出反应的。
因此封建近亲、功臣为藩王也好；建立军政一体的藩镇也罢，这种集权与分权共存的模式都是不同程度共存的。
而中央之国的各个朝代，也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制衡、博弈当中，不断的轮回了2000年。
对于刘邦来说，秦晋之地算得上是汉帝国的根基之地，也是必须牢牢抓在手上的。
相比之下，帝国在东部远离政治中心的领土，就暂时需要用封建、郡县相杂的形式加以稳定了。
虽然在刘邦心目中，周王朝那种以血亲封建为主的模式，被认为是王朝永固的典范（相对的，秦帝国那种不封建血亲的模式，就被认为是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了），但现实上，那些在项羽封建体系中有一席之地，后来又在不同时期倒向汉军阵营的诸侯王，以及象韩信、彭越这种开国功臣，才是帝国建立之初，所必须用“封建”制安抚的对象。
问题是，帝国体系对于异姓王的这种不信任，在项羽自刎乌江之后很快就显露出来了。
取得最后胜利的刘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将他从有山河之利的齐地，改封至东楚之地为王（都“下邳”，齐地则封建给了刘姓诸侯）。
次年，又以谋反的罪名夺其楚王之位，降为淮阴侯。
从清理异姓诸侯，为刘氏江山铺平道路的角度看，韩信以及其他的异姓诸侯，下场都是可想而知的。
问题在于，作为汉帝国当中军事能力最强，又完全成长于楚汉战争（与项羽封建体系无瓜葛）的韩信，是否应该最先被削弱。
按照远近亲疏的处理原则，正常情况下，刘邦应该先利用韩信消除那些项羽体系的诸侯势力，然后再一举拿下他的。
最终没有这样处理，而是最先拿韩信开刀，只能说是因为韩信的军事能力过强了。
其过于强大的实力，让刘邦认为只有他，才是真正能够威胁到汉家江山的人。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尽管刘邦对韩信“狡兔死，良狗烹”处理方式，不免让其他的异姓王有兔死狐悲的想法，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对汉帝国造成真正威胁。
在那些试图先发制人，不愿坐以待毙的诸侯中，实力最强的要算是英布了（公元前196年反）。
一方面，英布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所统辖的区域大致与他在项羽体系中重叠，算得上是地头蛇了；另一方面，英布也是秦汉相交这段历史中，最得项羽军事能力真传的将领。
也就是说，就其军事能力来说，比那些同时期封王的诸侯们要强的多。
然而，即使是战斗力最强的英布，在汉军开始平叛之后，也仅仅支撑了3个月就兵败身死了，其他的诸侯下场会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英布和这些诸侯的下场，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毕竟现在的刘邦所掌握的资源，已经大大超出楚汉相争时期，而这些无法形成合力的异姓诸侯们，实力又不可与项羽相提并论（战略上还都处在帝国的包围之中）。
不过，并不是所有试图为生存而战的诸侯们，都没有给帝国的稳定造成大麻烦。
在整个秦汉相接历史中，都处于打酱油状态的边缘板块——燕、代之地，就差一点成为了帝国的心腹之患，并迫使帝国几度用兵平叛。
事实上，燕代之地也是最先开始叛乱的地区之一。
而引发这场叛乱的诸侯王，就是在韩信大军压境之下，才被迫倒向汉军阵营的“燕王”。
公元202年8月，叛乱的燕国很快向西攻取了代地所属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
这也使得帝国的北部边境，尽数成为了叛乱地区。
当然，燕国并不是第一个叛乱的诸侯，比他还早几个月的，是同样在楚汉战争中打酱油，但却未正式投入汉军阵营的，江汉平原的临江王。
对于这些诸侯王来说，应该也很清楚，即使没有刘邦试图以血缘纽带作为封建基础的打算，没能在楚汉战争中建功立业他们，也不可能真的在帝国的版图中保留一块自留地的。
正因为有这种忧虑，在汉帝国建立的当年（公元202年），这两场叛乱就爆发了。
从结果上看，虽然没有韩信相助，刘邦在解决这些叛乱之地时，也算游刃有余。
与后来攻灭英布的所花费的时间差不多，基本都是三、四个月解决战斗。
只是问题在于，与其他地区的叛乱不同，燕代之地的叛乱，并没有因为燕王（臧荼）的被擒杀而告终止，反而“按下葫芦起了瓢”似的屡生事端。
不仅如此，这场以燕代之地为根源的叛乱，还向南延伸至了山西高原的中部（太原盆地一带），以及原属赵地的，河北平原的中部。
也就是说，北地的叛乱，很快便要直接威胁到帝国的核心地区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不是因为北地叛乱的那些诸侯、将领们军事实力强，或者这几个板块，有足够的地缘实力与帝国分庭抗礼。
真正能支撑他们和帝国作对的，是来自中央之国以外（当时的范围）的地缘力量—蒙古高原。
而这一时期，代表蒙古高原影响中央之国历史发展的力量，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匈奴。
附：
匈奴地缘结构图1
从战国后期开始，匈奴所代表的蒙古高原游牧势力，就开始向南渗透。
其实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并非始于战国。
事实上，华夏民族的原始基因，与游牧文化的关系，本身就十分密切。
这种关系，在周、秦两代的崛起过程中就很容易看到。
不过秦以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地缘博弈，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通过秦人的努力，中央之国开始转入集权式的社会结构，并将这种被归结为“大一统”的思维、组织方式，牢牢的根植在了文明的基因中。
如果按照传统的归类方式，那就是中国自此进入了“封建”王朝时代。
只不过，用“集权帝国”来形容这个延续了2200年的时代会更合适。
其次，在中央之国开始从封建“王朝”时代，转入集权“帝国”时代时，游牧文化也开始了质的跨越。
简单点说，就是以蒙古高原为基地的，亚洲游牧文化，同样开始了集权的趋势。
很难说，这种趋势没有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
只不过从形式上来看，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拷贝中央帝国的组织形式，来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从结构上来看，游牧政权更象是周天子时期的“封建”时期，既内部虽然尊卑有序，建立了等级制度，但每一个部落有享有自己独立的领地，彼此之间的关系处理，也类似于周王室还拥有控制力的时期。
如果说，中央帝国的真正建立、成熟，秦人的功劳大些，还是汉朝的贡献多些，可能还有些争议的话，那么实现蒙古高原统一的功劳被计在“匈奴”头上，应该就没有异议了。
这个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在河套地区与赵国进行过精彩博弈的游牧民族，成为了第一个“草原帝国”的建立者（所谓“帝国”其本质就是权力集中使用，从这个角度看，统一蒙古高原的匈奴，就可以当得起这二字的）。
匈奴统一蒙古高原的时间，到底是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完成，还是在秦汉相接时完成的，并不是一件十分确定的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刘邦击败项羽，得以建立汉帝国时，他所面对的匈奴，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了。
换句话说，这时候的匈奴，已经统一了东到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阴山的蒙古高原。
其实象所有历史事件一样，匈奴帝国的建立，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历史的偶然性。
说历史的必然性，是游牧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势必会出现统一的趋势；而说历史的偶然性，就是哪一个游牧部落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要看“人”的努力了。
这个解释，相信也有助于解答一些朋友心中的困惑，既到底英雄人物能不能决定历史（简单点说，就是看你怎么理解“历史”二字了。
我在这里谈的，更多的是“历史趋势”，而不是谁顺应了这个趋势。
）
作为活跃于蒙古高原的众多游牧部落之一，匈奴的起源之地一直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匈奴帝国建立之后的结构划分。
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对蒙古高原的地理结构，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很多时候，对于大部分生活在低地的我们来说，高原的概念是很模糊的。
其实高原只是海拔比较高罢了，身处其中，除了有可能会有高原反应以外（那也要高到一定程度），能直接感受到的高度，还是相对高差。
山脉、丘陵、盆地、平原这些地理形态之间的海拔差，并不象它们的绝对高原那样吓人。
从蒙古高原的地表结构来看，总的来说是一个被山脉切割的低缓丘陵地带。
这些纵横于蒙古高原的山脉，也把蒙古高原表面，分割为一个个盆地或者类盆地区。
而这些山脉之间的相对低地，则靠着收集周边山脉的河流之水，成为了一片片草原。
如果以山脉为切割，把蒙古高原划分为一个个地理单元的话，位于贝加尔湖南部，由外兴安岭（雅布洛诺夫山脉）、肯特山、杭爱山、唐努乌拉山、东萨彦岭围就的这片，位置居中的高原腹地，无疑是整个蒙古高原内部的核心板块。
这个类盆地地带内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河流从多，且均匀分布。
由周边山脉上流入腹地的河水，首先是汇集到了一起（色椤格河），然后向北注入了贝加尔湖。
也就是说，从水系的角度来看，蒙古高原的这块核心板块，是被扇形分布的“色楞格河水系”均匀覆盖。
这种地势低缓，水源充足的结构，无疑是有利于连片草原的形成的，这也让色楞格河水系地区，成为了众多游牧民族的驻地，而最初的匈奴部落，也正是活跃于色楞格河上游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
匈奴之名，最初其实只是游牧于蒙古高原色楞格河上游地区的一个部落之名。
只不过这支部落最终在高原内部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建立了统一的政治体系，所以也就成为了当时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标签（后来的所谓“突厥”“蒙古”，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其实不用太纠结于，去搞清北方那些游牧民族内部到底应该如何分类。
事实上，只有那些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在亚洲地缘政治版图上，谋取过一定位置的游牧部落，才有可能被历史所记住。
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湮没在历史当中，并被更强大的民族所代表了。
就匈奴来说，他们最初崛起的“色格楞河上游”地区，介于蒙古高原最核心的两座山体：
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
这两座呈倒八字排列的山体，象一座半开的大门一样，守护着贝加尔湖以南的整个色格楞河流域。
依照一般的扩张路径，与匈奴部落最先进行竞争的，应该是那些同属于色格楞河流域的部落（比如位置更靠近贝加尔湖的“丁零”部落）。
在统一了整个流域之后，再把扩张的目光，投向蒙古高原的其他地理单元。
如果要说匈奴人在争夺蒙古高原腹地的这场竞争中，有什么地理因素的话，位置更偏南一些，可能是一个原因。
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相对较低的纬度，能使得年平均气温更高些，让匈奴人的草场生长期更长一些。
当然，在东亚核心区的农耕民族看来，这种差别相当于没有差别。
因为即使是位于色格椤河流域最南部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带（也就是匈奴的兴起之地），平均气温低于零下15底的冬季，也长达5个月之久。
而在气温最低的1月份，平均气温甚至达到了零下30度。
这样的气温环境，加上较低的降雨量，别说是支撑古典时期的农耕生产方式。
即使是已经适应了环境的游牧民族，其能够从土地上收获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蒙古国现在的人口，也不过几百万）。
不管怎么说，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之上的竞争，暂时还不用考虑远在阴山——燕山以南的，华夏农耕民族的影响。
事实上，在华夏农耕民族的成长过程中，游牧民族的影响力是一直存在的。
在中央之国成型的周王朝时期，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山西高原北部，都曾经活跃着各不相属的游牧民族。
只不过经历过春秋、战国的成长期之后，不仅华夏内部趋于统一，那些在黄土高原边缘的游牧区域，基本上都被华夏文明所覆盖了。
如果匈奴想代表游牧文化，向趋于统一的中央之国发起新一轮的冲击，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整合蒙古高原之上所有的游牧力量。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和南方那个已经进入帝国体系的汉王朝进行PK。
很难判定，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开始向黄土高原渗透的匈奴人，是否已经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从他们对赵国的战绩来看，这种整合应该还没有完成。
对于匈奴来说，统一色格椤河流域，仅仅是他们建立游牧帝国的第一步。
在蒙古高原之上，他们还有很多地缘板块和部落需要征服。
单从方位上来看，匈奴人在征服了东萨彦岭、贝加尔湖、兴安山脉（外兴安岭的西部）、肯特山、杭爱山之间的这片高原腹地之后，可以向四个方向继续扩张。
然而实际上，真正的有效扩张方向，只有两个：
东和西。
南、北两个方向一个太冷，一个太干，都不是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地区。
所谓“太冷”指的是贝加尔湖以北地区。
比小的板块命名角度来说，这一地区被叫作“外贝加尔高原”，而从大的划分来看。
整个贝加尔湖以北，一直到北冰洋的西伯利亚中部地区，被叫作“中西伯利亚”高原。
至于整个西伯利亚的地理环境，我在之前的国际部分，已经有过专节分析了。
只能说，如果你不是想挑战极限，或者说被逼得实在没去处。
在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下，向这一片永久冻土带索要生存之地，是非常不明智的。
既然向北再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情，那么向南寻找温度更高的草场，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从大的方向来看，这种选择并没有问题。
匈奴后来也的确把位置更靠南，已经侵入黄土高原边缘的阴山以南地区，当成了扩张的重心。
只是当他们准备沿直线，侵入农耕文明区边缘时，首先要面对一大片极限之地——戈壁。
戈壁二字本身就是源于蒙古语。
有沙漠、石头、干旱的意思。
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其实就指的就是“荒漠”了。
在蒙古高原的地形图上，寻找到这片荒漠的边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它本身并不象盆地、河谷那样，有明显的山体作为板块边缘。
而了解这片戈壁荒漠的分布范围，对于我们解读匈奴乃至后来游牧帝国的地缘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在中央之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长达二千多年的地缘博弈中，这片面积比高原腹地——色格椤河流域还要大的戈壁荒漠区，极大的影响了双方之间的博弈方式。
并且将整个游牧帝国，由北至南的进行了地理切割，即所谓“漠南”、“漠北”。
附：
匈奴地缘结构图2
虽然说很难在地形图上，一眼就看出蒙古戈壁的地理边界，但通过对主要河流的分布结构，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这片干旱之地的范围的。
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北起肯特山、杭爱山相接处，南至阴山山脉北部，西接阿尔泰山东部余脉，东到大兴安岭的大片区域内，地势都相对平缓，没有高大山脉。
相比被色椤格流域所覆盖的，贝加尔湖南部这个类盆地区，蒙古戈壁所处的这个类盆地区，在水资源的供给上就显得先天不足了。
一方面周边的山脉，在高度和体量上，都不足以从天空拦截更多的水气；另一方面，腹地面积过大，那些从周边山脉上流下来的有限水资源，最多只能滋养自己附近的区域，根本没有机会在中间汇流成一个象“色楞格河”那样的完整水系（地下水资源也同样受影响）。
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蒙古高原的东南半壁江山，成为了荒漠化地区。
假如你一定想从一些客观指标上了解蒙古戈壁。
我们可以在蒙古的行政地区上，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南部，找到四个叫作戈壁的省份：
中戈壁省、南戈壁省、东戈壁省，以及面积较小的“戈壁苏木贝尔省”。
这四个省份所覆盖的区域，基本上就是以戈壁、沙漠为主的区域了。
当然，与所谓的“撒哈拉大沙漠”一样，整体呈荒漠化的地区，并不代表人类完全无法驻足。
在蒙古戈壁中，那些相对靠近边缘山脉的地区，依托有限的土壤以及有限的水资源，也能有顽强的灌木及草原生成（由四周越往中心腹地走，沙漠化越严重）。
只不过这种荒漠化草原，不仅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产草量也是非常低的（一公顷也就2、3斤干草）。
这样的植被条件，能够承载的牲畜和人口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以来有一句很写实的概括——逐水草而居。
从本质上来看，这也农耕民族的需求，并没有本质区别。
哪有有水，能生长自己生存所需的植物，哪里就是家园所在。
只不过相比游牧民族靠天吃饭（往好了说，是尊重自然），居于定所的生活方式。
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注定要通过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来提升一块土地的产出。
不过，以蒙古戈壁的自然条件，即使是有现代技术条件支撑的我们，也很难将之改造为一片绿色之地，更别说是古典时期的人了。
因此无论是对蒙古戈壁，还是对它以北的那片有水、有草的高寒之地，中央之国都很少表露出兴趣。
而尽管蒙古戈壁的自然条件，注定也不可能成为游牧民族的核心草场，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使得他们更容易在这片干旱之地中机动甚至小规模的生存，这也使得这片干旱之地，事实上成为了游牧民族的地缘优势所在（我比你更适应）。
相比南部荒漠化的情况，蒙古高原东西两翼的情况就要好的多了。
如果从地势的角度看，蒙古高原大致呈现西高东低的走势。
其西侧较为密集的存在着东、西萨彦岭、唐努乌梁山、杭爱山、阿尔泰山脉几条山脉。
而这些山脉之间形成的河谷、盆地，也有条件成为水草丰美的牧场。
只不过和色楞格河流域一样，高纬度和高海拔造成的低温，始终是限制其发展的关键问题。
按照中央之国的方位习惯，当你站在一条河流边上定位时，你的脸应该朝向下游方向，并以此来区别河流的“左”“右”两岸。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以色楞格河流域为核心区的匈奴人，应该把西侧的这片山地盆地区，视作“左翼”。
然而事实却是，在匈奴人的概念中，这片即将纳入匈奴帝国的土地，是在自己的“右”面。
而为单于经略此地的贵族，也因此被称之为“右贤王”。
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与华夏民族的先民，是从黄土高原沿河流向下游地区扩张不同。
匈奴也好，其他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也罢，心目中最向往的地方，并不是下游所指的西伯利亚地区，而是南边温暖、富庶的农业区。
当他们习惯于把目光投向南方时，左、右之位也就定下了。
对于匈奴人来说，高原左、右两翼的开拓同样重要。
只有把这些同样住在毡房里，逐水草而居的部落，纳入草原帝国体系，匈奴才有足够的力量，与正在统一的中央之国对抗。
另一个技术原因则在于，如果匈奴不能统一整个蒙古高原的话，那么他们即使能够穿越蒙古戈壁，并在汉地获得额外的资源（或交换，或劫掠），也难保自己的后方，不被其他游牧民族所侵袭。
不过如果让匈奴人选择优先扩张方向的话，他们应该会更倾向于优先从左翼，也就是肯特山以东着手。
相比右翼那高低起伏的多山地形，蒙古高原左翼就要显得平缓多了。
从外轮廓来看，这是一片由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兴安山脉）、大兴安岭所围就的“箕”状地理单元。
比南部戈壁区要幸运的是，走向基本与海岸线平行的肯特山、兴安山脉，能够从太平洋季风中，得到相对不错的降雨量。
这也使得肯特山以东，直到大兴安岭北段的蒙古高原，拥有鄂嫩河——石勒喀河、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等水量不错的河流。
与蒙古高原腹地的河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色楞格河水系”，并最终注入有贝加尔湖一样。
肯特山以东的这些河流，无论长短最终都合流入了我们所熟悉的一条大江——黑龙江，并注入太平洋。
有了这些生命之源，蒙古高原左翼，特别是靠近大兴安岭，同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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