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艾略特与中国现代文学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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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西方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时，以个性主义为其思想基础的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正好契合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

不少诗人从自我的人生体验以及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专制压抑寻求情感的喷发的需求出发，对浪漫主义情有独钟。

例如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从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的冲动性的人，这决定了他的诗重在表现自我，凭灵感和直觉写作。

因此他提出了诗的本质在于抒情、诗歌应以感情的自然流露为上的诗歌理论，在这里情感被置于诗歌之首。

另一方面，针对当时白话诗太直、太白，没有诗意，形式粗陋，以及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追求极端的自主、绝对的自由的倾向，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却开始了对创造社浪漫主义的反拔，开始了新诗的自由化向新诗的规范化的转换。

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批评郭沫若关于诗只是一种自然流露，“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主张，明确提出诗是一种选择的艺术。

认为选择是创造艺术最重要的一环，美不是现成的，只有通过选择才能鉴别美丑，才能创造艺术。

同时，陈梦家也特别强调写诗应有规范性，就像一匹马得用缰绳与鞍辔。

新月派对于诗歌创作强调了两点：

一是诗在“写什么”问题上，诗人不能“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而应当根据诗人的审美理想对自然和生活、灵感和想象进行美与丑的鉴别，从中选择出能入诗的美来；

二是诗在“怎么写”的问题上，诗人不能“话怎么说，诗怎么写”，而应当对自然形态进行艺术处理，并用适当的艺术形式传达，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这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这种寻求对新诗进行改造以推动它向本体回归的努力中，新月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审美原则以及诗的形式的格律化的主张。

他们反对在诗歌中感情的过分泛滥，主张理性节制感情，不论是抒发个人感情的自我表现，还是对社会黑暗的直接揭露，都在应该节制之列。

从这种美学要求出发，他们在诗的艺术表现的理论与实践上都作了新的尝试。

首先是客观化的间接的抒情方式的创造。

一方面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一方面对个人情感着意克制，努力在诗人自身与客观现实之间拉开距离。

作为这一诗歌理论的积极倡导者的闻一多在《口供》这首诗中实践了这一理论。

诗人通过“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一壶苦茶”，“苍蝇在垃圾里爬”等具体可触的客观对象来表达一种苦闷彷徨的情感。

与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一致，新月诗派还提出了新诗形式的格律化主张。

1926年4月1日，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新月派诗人们共同创办的北京《晨报副刊·

诗镌》问世，闻一多在该刊发表的《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戴着脚镣跳舞”的主张。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新月诗派提出这一系列诗歌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着他们的主张，那么，他们的理论资源与艺术渊源是什么？

毫无疑问中国古典诗歌是一大来源，而更重要的源泉只能是英美诗歌。

正如朱自清所说的：

“他们都深受英国的影响，不但在试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①]虽然这里所说的影响似乎是近代英国诗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歌的影响，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此时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在西方已是风生水起，而新月诗派主将都有留学英美的经历。

闻一多1922年赴美留学，而正好这一年艾略特的《荒原》在伦敦《标准》和纽约的《日晷》杂志上发表，同年，《荒原》单行本在美国出版。

《荒原》的发表为艾略特带来极大声誉，同时也在英美诗坛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闻一多必然关注英美诗坛的流行色。

“他在1922年9月写的信中说，他已订了《诗刊》（指门罗主编的Poetry）并寄给国内友人，还与友人讨论诗歌格律及自办杂志问题：

‘杂志内容余意宁缺毋滥，篇幅不妨少。

体裁仿寄上之MissHarrietMonroe′sPoetry:

AMagazineofVerse,吾希望其功用亦与Poetry同。

’众所周知，门罗主办的《诗刊》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主要阵地之一。

因此，前面的引文就很有意义了，可视为闻一多诗歌创作及诗歌观念前后变化的一个注释。

闻先生以前主张‘诗家的主人是情绪，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无需拒绝，也不必强留。

至于喧宾夺主是万万不行的’。

这是一种浪漫主义诗歌观。

几年后，《死水》出版，我们看到了闻一多诗风发生了嬗变，以至于沈从文说《死水》‘作者的诗无热情’，是‘一本理智的静观的诗’”。

[②]

当然，对一种外来文学因素的整合，必然以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前题。

也就是说，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契机，一种外来因素才会进入人们视野。

1928年徐志摩在欧游途中与旅居法国的梁宗岱结识并相约为《新月》杂志撰写关于象征派诗人瓦雷里的文章；

而我们在全部新月杂志上找不到他介绍象征主义的文章,倒是在1931年4月出版的《诗刊》第二期有了《论诗》的长文,这是因为此时新月才有了介绍现代主义诗艺的要求和时机。

随着社会生活的迅猛发展，诗歌内部因素的嬗变，新月诗派的情感节制和格律主张难以为继，时代催逼着诗人们探寻诗歌发展的新道路。

后期新月派诗人力图冲破格律诗的局限性，寻求诗歌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于是他们将目光由英美浪漫派诗歌转向以波特莱尔、艾略特等为代表的现代派。

可以说艾略特在30年代全方位着陆中国诗坛，直接促进了新月派的分化以及中国现代诗歌的异军突起。

后期新月诗人出于对艺术的追求，更加自觉地探索着西方现代诗人的理论，呈现出向现代主义大潮归附的趋势。

1931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在上海创刊,这使新月诗派的诗人们有了集中展示诗作的机会。

但在此前,闻一多已埋首古籍三年,对于新诗的制作几无兴趣；

加之《诗刊》创办后不久,徐志摩、朱湘的相继去世,新月诗派在30年代初便大致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换代,从此,崛起的新人跃上了前台,开始演奏新月诗的新乐章。

新月诗派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

后期新月诗在美学追求上显示了与前期新月诗的不同色彩,有了明显的转换和新变,同时,在人事上也有了新的聚合,孙大雨、叶公超及新加盟的梁宗岱从不同的方面崭露头角，在前期新月诗的典范影响下成长的卞之琳、陈梦家、邵洵美、林徽音、曹葆华等一批主要出自北大、燕京的新诗人各自展示了创作上新的成果。

后期新月诗的现代主义追求中,叶公超在组织译介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2年9月,叶公超接编《新月》,从此,《新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西方现代诗艺的翻译、介绍。

艾略特的理论和作品成为介绍的重点。

从此艾略特与中国新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说，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新月派功不可没。

叶公超不仅是第一个将艾略特详细介绍到中国的人，而且是开启中国学界对艾略特研究之风的人物。

他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书香门第，五四运动时，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是“南开救国十人团”的核心人物。

五四过后，家人怕他耽误学业，于第二年将他送往美国。

在美国读完高中、大学后，他转入英国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深造，于1924年获硕士学位。

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

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

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

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

叶公超在英国时与艾略特有过密切交往。

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

“我在英国时，常和他见面，跟他很熟。

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

有关艾略特的文章，我多半发表于《新月》杂志。

”[③]而且还说：

“我那时很受艾略特的影响，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首像《荒原》这样的诗，可以表现出我国从诗经时代到现在的生活，但始终没写成功。

”[④]而更有趣的是九叶派诗人辛笛在描述其见到艾略特时的感受：

“艾略特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叼着板烟斗，一副英国绅士模样。

一看到他，我就立刻想到清华的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绅士派头，骨子里含有讥讽意味。

”[⑤]这也许能从感性上认识到叶公超为何那样钟情于艾略特，因为他们有精神气质上的相似，因而也就有审美上的相通吧。

叶公超在1932年11月的《新月》第4卷6期上发表《美国<

诗刊>

之呼吁》，文中称赞门罗主编的《诗刊》刊载‘新知觉的探索，新方法的表现’的实验诗，所涉及到的诗人就有艾略特。

与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同，叶公超比较赞同在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吸收。

因而他对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关于传统和历史意识的诗学观很为欣赏。

他在《论文学》（载《文学杂志》1937年5月）中大段引用艾略特关于新艺术品与旧艺术品相互调整适应的蓍名观点。

艾略特认为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

由于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的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

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

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

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就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

艾略特的个人才能只有融入传统的深厚底蕴之中才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独特意义的观点深得叶公超的认同。

认为“把自己一个二千多年的文学传统看作一种背负，看作一副立意要解脱而事实上却似乎难于解脱的镣铐，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

”[⑥]并提出“以往的伟大的作家的心灵都应当在新诗人的心灵中存留着，生活着。

旧诗的情境，咏物寄托，甚至于唱和赠答都可以变态地出现于新诗中。

”[⑦]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叶公超这种试图在尊崇传统的基础上整合外来资源以推动新诗的发展的观点与新月诗派的理论和创作实际是一致的。

1934年4月，叶公超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上发表《爱略特的诗》，这是中国最早系统评述艾略特的论文。

文章从论述艾略特的两本书威廉生（H.R.Williamson）的《艾略特的诗论》（ThePoetryof.S.Eliot）和托马斯·

马克格里非（T.McGreevy）的《艾略特研究》（T.S.Eliot,AStudy）以及艾略特《批评论文自选集》（SelectedEssays,1917-1932）谈起，指出，从艾略特的论文集可以看出，他诗歌与他对于诗的主张是一致的，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可以说明他的诗里为什么要用典故，可以揭示他的诗里常用旧句或整个历史的事件来表现态度与意境的理由。

同时文中对马克格里非在《艾略特研究》中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马克格里非认为艾略特的诗歌前后冲突，自从《荒原》之后，令人失望，在技术和知觉方面都有一落千丈之势。

叶公超则认为艾略特《荒原》并没有什么冲突，有但没有冲突，而且是出于同一种心理背景。

叶公超批评马克格里非把诗与信仰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艾略特在诗的技术上的地位。

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诗歌的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对象征的运用。

叶文总结艾略圣的诗歌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在于“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

”[⑧]

叶公超的另一篇论文是其为弟子赵萝蕤出版的《荒原》中译本撰写的序。

该文以《再论爱略特》为题在《北平晨报·

文艺》（1937年4月5日）上发表。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艾略特的诗歌理论，诗歌技巧进行论述，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诗歌与理论可以互相印证。

艾略特提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即“置观念于意中”（thepresenceofideaintheimage）（即思想的知觉化）；

同时，因为诗歌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所以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

叶公超认为，艾略特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采取了英国17世纪玄理派与法国19世纪象征派的运用比较的技术，就是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照”，两样东西在通常观察者看来是毫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意识里却有异样的、猝然的联想或联系”。

[⑨]关于艾略特的诗歌技巧，叶公超认为是融合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无韵体和法国拉福格而创造出他自己的自由诗，“得力于前者的戏剧的活力和后者的柔软与讽刺的技巧”。

[⑩]

在将艾略特的诗歌理论与中国诗论进行比较中，认为“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与中国宋人的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

《冷斋夜话》云：

‘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

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

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

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叶公超认为，这与艾略特关于传统的理论可以互相补充。

他说：

“爱略特的历史的意义（见《传统与个人才能》）就是要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所以他主张我们引用旧句，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

”[11]

除了对艾略特的积极引介外，叶公超还翻译过弗吉尼亚·

伍尔芙的名作《墙上一点痕迹》（TheMarkontheWall），并写“译者识”，发表于1932年1月的《新月》第4卷第一期；

他还特别津津乐道“新批评”理论奠基者瑞恰慈（I.A.Richards）的文学主张，为曹葆华译瑞恰慈著作《科学与诗》作序时，强调说：

“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

”[12]

卞之琳在一篇回忆叶公超的文章中说，叶接编《新月》后,使刊物的面貌大为改变,“诗歌方面发表了更多除了语言风格、实质上已非《新月》派正统诗格局的作、译。

我就在他手下发表过从尼柯尔孙（HaroldNicolson）《魏尔伦》一书摘译出的一章，加题叫《魏尔伦与象征主义》；

也发表过我的《恶之华拾零》（译诗十首）。

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T.S.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

这些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30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

”[13]卞之琳所说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应该是指现代派诗歌。

艾青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派诗是由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的[14]。

那么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叶公超应该说是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他本人对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诗歌理论与作品进行积极译介和推荐，而且还影响了他的一批弟子，他们共同推动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播。

“九叶诗人”之一的辛笛于九十年代的一篇自述文章中写道，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叶公超的《英美当代诗》课上我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

叶公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我们听得忘了下课的铃声”[15]卞之琳也说过：

“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的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16]另据闻家驷回忆，在1935年的一次聚会上，叶公超对闻一多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艾略特，他指出“艾略特很推崇法国象征派诗人朱尔·

拉佛格（JulesLaforgue）并受他影响”[17]。

正如有人说的“如果说我们把艾略特在中国的接受看着一条长河，那么，叶公超这位‘T.S.Eliot的信徒’（徐志摩语）就是源头，而他的弟子如卞之琳、赵萝蕤以及弟子的弟子如袁可嘉、杜运燮、穆旦、蒋洪新等则构成这条长河的上游、中游和下游、河面随着接受的深入而不断拓宽------”[18]

就在叶公超积极将艾略特引介到中国并开启学界对艾略特诗歌理论研究的先河的同时，他的学生赵萝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使中国人能享受到这一道精神的盛宴。

赵萝蕤当初是因好奇而对艾略特的诗发生兴趣，她认为艾略特的这首诗不同凡响。

1935年5月她试译了《荒原》的第一节，可随着好奇心的减弱，未能继续下去。

促其全部译完这部作品的是诗人戴望舒。

那时她曾创作了《中秋月有华》、《游戒台寺》两首诗，投给了由戴望舒等人编辑的《新诗》杂志，并因此与戴望舒相识。

戴望舒等人创办的“新诗社”此时正有出版“新诗社丛书”的计划，听说她译过《荒原》一节，督促她把这译工做完，并交他们出版。

赵萝蕤于是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潜心翻译，终于大功告成，还请老师叶公超先生写了篇精彩的序文，即那篇《再论艾略特》。

1937年6月1日《荒原》作为“新诗社丛书”的第一种推出。

赵萝蕤在翻译《荒原》的过程中得到两位艾略特研究专家的指点：

“我的‘译者注’得益于美籍教授温德先生。

然而很可能叶老师的体会要深得多，这在后来他为我的译文所写序中可见一斑。

温德教授只是把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老师则是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比较。

”[19]

《荒原》一诗，素以艰涩难懂著称，赵萝蕤在书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为诗作注释。

但她的译文忠实于原文，深得各方面好评，林语堂在主编的《西洋文学》上发表书评，称赞译者对原作的透彻理解和“保持原著的气息、蕴涵原著的每一个shadeofmeaning”的直译风格，誉之为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

[20]

赵萝蕤是新月派诗人理论家陈梦家的夫人，著名学者、神学家赵紫宸先生的女儿，她生于1912年，小学就读于苏州的一所教会学校，一入学即开始了英语学习，但她父亲又特别注重女儿国文的培养。

她的作文，也常得到当时在学校执教的女作家苏雪林的好评。

1928年，赵萝蕤直接升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后改学英国文学。

燕大毕业后，她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继续深造，此时，虽偶有诗文发表，但更多的是把精力投入到外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上，以至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外国文学研究家。

赵萝蕤还是与艾略特直接有过交往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之一。

1946年6月她在哈佛大学俱乐部与艾略特共进晚餐，艾略特将签有自己名字的照片和《1909-1925年诗集》、《四个四重奏》赠送给她，在前一本诗集的扉页上题字：

“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

艾略特还谈到《四个四重奏》是一首与《荒原》不同风格的诗，还为她朗诵了其中的片段，希望她能将这部作品也翻译成中文。

赵萝蕤在十年浩劫中受尽磨难，并遭受丧夫之痛，以至曾经精神分裂。

但在这漫长孤独的人生旅程中，艾略特签名这本诗集一直陪伴着赵萝蕤女士。

直至晚年，她还对《荒原》进行修订，并写有一篇《<

荒原>

浅说》。

[21]

随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除开风气之先的叶公超、赵萝蕤师生之外，30年代中期对艾略特诗歌理论和作品的译介越来越多。

如现代派诗人曹葆华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底功能》和《批评中的实验》等重要论文，发表于他所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学园》之《诗与批评》栏目。

另外，《诗与批评》也刊载过艾略特的《诗与宣传》、《完美的批评家》的译文。

1934年7月的《北平晨报》副刊《诗与批评》连载了（施）宏告译瑞恰慈（I.A.Richards）的《哀略特底诗》。

1934年9月，上海的《现代》杂志第5卷第5期刊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要目预告》，其中“作家评论”中列有《诗人爱里奥特》一篇，作者为新月派健将孙大雨，遗憾的是第六期上却未见此文。

10月，《现代》第5卷第6期以大副字体特意标明本期是“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其中有四篇文章涉及到艾略特，分别是：

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徐迟《哀慈拉·

邦德及其同人》、李长之《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以及薛蕙《现代美国作家小传》。

邵洵美的力作《现代美国诗坛概观》篇幅长达万余言，对当代美国诗坛的主要流派作一鸟瞰式的纵览，并且详尽分析、高度评价艾略特《荒原》的艺术成就；

而薛蕙的《现代美国作家小传》一文简要地介绍了艾略特的生平。

1935年，《清华周刊》第43卷第9期上发表了章克椮翻译的威廉姆逊（H.R.Williamson）的《T.S.厄了忒的诗论》，而第11期的《战后英国文学》也提到了《荒原》和艾略特的深远影响。

1935年10月，戴望舒任主编的《现代诗风》（双月刊）第1册刊出艾略特的论文《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译者是周煦良。

1936—1939年，九叶诗人辛笛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在伦敦观看过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谋杀案》，在洛杉矶欣赏了艾略特的戏剧《野猫》的演出，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爱丁堡大学英文系主任威尔逊（DoverJ.Wilson）请艾略特为学生开设莎士比亚专题讲座，辛笛得以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诗人，并在日后的随笔中有生动的记述：

“我到爱丁堡大学第二年春天，……有机会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现代诗人。

听课时的舒畅感觉我记忆犹新。

艾略特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叼着板烟斗，一副英国绅绅士模样。

……”。

[22]由此可见当时的年青诗人对艾略特明星式的崇拜。

1936年10月，周煦良译出艾略特的《诗与宣传》，在《新诗》第1卷第1期上发表；

12月，他又译出艾略特的《勃莱克论》，发表于《新诗》第1卷第3期。

《新诗》第1卷第4期的《社中杂记》预告说：

“在下一期我们还要发表现代英国大诗人爱略特的著名的长诗〈荒原〉（TheWasteLand）。

这首诗有名地难译难解，可是经过了译者赵萝蕤女士的努力，并附以极详尽的注释，这两个问题便大部分可以解决了。

”

抗战爆发后，张扬民族的、民间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话语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与三十年代学者们译介艾略特作品的迅猛势头相比，抗战时期，这种翻译活动呈明显递减之势。

抗战胜利后，中国新诗发展更进一步走向成熟，对艾略特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化，已有为数不少的作家开始接受艾氏之影响，或在创作上认真借鉴他的诗歌艺术技巧，或在理论上提出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构想。

在此期间，对艾略特的传播活动中，青年学者王佐良，“九叶诗人”袁可嘉功不可没。

王佐良在40年代拟撰写《艾略特评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卒篇，仅完成数章，连载于天津的《大公报》。

这几章的标题是：

《一个诗人的形成——〈艾里奥脱：

诗人及批评家〉第一章》、《诗的社会功用——艾略特五章》、《宗教的回想］、《普鲁弗洛克的秃头》。

这是这一时期较为全面地介绍艾略特的文章。

九叶诗人兼诗歌理论家袁可嘉不仅发表了《托·

史·

艾略特研究》这类介绍性的书评文章，而且自1946年起更有一系列提倡借鉴艾略特的学术论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