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论战兰格论战.docx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论战兰格论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论战兰格论战.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论战兰格论战
兰格论战
20世纪30年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之间，围绕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论》和正在蓬勃兴起的前苏联经济模式，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本不相信政府这个市场以外的组织能够掌握有效配置资源所必需的信息。
政府怎么可能确切地知道所有消费者准确的需求和生产者精确的生产能力呢？
像那些处在“价格漩涡”中的16世纪西班牙经济学家们一样，哈耶克同意“价格的确定和形成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观点。
政府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足以使市场需求恰好等于供给的产品“出清”价格，更不要说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创造出一个不是由市场决定的“理想价格体系”了。
哈耶克在当时进一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建立完全受政府计划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努力，也注定是要归于失败的。
因为没有“经济概念”的政府计划，取代了“市场激励”对于资源的调配作用。
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主要是通过政府意志的决定，而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时候，这些产品的供应者为什么要去考虑消费者的情绪和嗜好呢？
当生产厂家不能从优质的生产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当经理们不必为企业亏损或者产品的销路操心的时候，在国家和厂家的双重“预算软约束”下，市场中必然缺乏生产符合消费者消费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的动机，曾经在市场经济激励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竞争”也不复存在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哈耶克和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政府的干预能够像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所描绘的那样，政府对经济的“垄断”比市场的“试错”具有更少的盲目性，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福利的最大化。
而兰格则坚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因此市场激励的核心部分——竞争和价格体系既不完整也不普遍。
而且市场本身也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
由于市场本身的失灵，扭曲的市场经济原则根本不可能像古典主义经济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引导资源实现自发的有效配置。
因为竞争是不完全的，因此形成的经济激励和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本身也是不真实的。
这就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无药可救地深陷周期性的“癫痫”——经济危机，无法逃脱“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经济周期轮回。
市场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相信，造成这种糟糕局面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的盲目性。
因此得找一只“看得见的手”去从根本上解决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不治之症。
办法是让这只“看得见得手”装成“看不见的手”——计划经济模拟市场。
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
在这个模型中，兰格相信将来借助于“更好的计算机”，政府中的计划者是可以同时确定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数百万种产品的需求状况和生产制造能力的。
因此精确地实现计算出来年所需要的数百万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投入必要的资源以组织生产，对于掌握了巨大经济资源，可以直接指挥政府企业组织绝大部分生产和销售的国家来说，是能够轻易完成的。
这种计划经济模拟市场据说要比哈耶克的自由资本主义优越而有效得多。
在政府的计划制定者“理性的”管理下，精确计算出来的价格不管怎么说也要比“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价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供求双方的愿望和力量对比。
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在产品定价时得到了全面的考虑；市场分配资源的“不平等”也由于政府的“大公无私”而被消除了。
政府的经济学家甚至能做到比“第一时间”还要早就能够对社会生产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最细微的变动明察秋毫，了如指掌。
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与该死的“经济周期”说再见呢？
在这场关于政府——这个被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是“理性的化身”，在市场——这个先天性的“瞎眼巨人”的活动中应发挥的作用的争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刚刚结束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一场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学与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有效性的论战。
主张计划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是从关于市场经济有效性的严格假设入手，通过攻击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放纵和市场经济的“市场失灵”，来论证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模拟市场的优越性和可行性。
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有效性的严格假设：
市场中的各种资源，包括劳动者、机器、自然资源在内，甚至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思维等等都不具有任何差别。
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
只要需要，种地的庄稼汉与大学教授之间可以自由转换；昨天还是生产婴儿手推车的校办企业，今天就可以制造奔驰牌轿车或者航天飞机。
当所有生产资料的差别都不存在了之后，各种生产资源就可以在表示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在各个经济领域之间自由流动。
当然，在这里，不存在来自于政府或者行会的限制，而改行转产的成本和时间都为“零”。
而价格信号则是在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通过市场进行的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竞争”来实现的。
当然，这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竞争还必须满足一系列的严格前提：
首先，所有的商品都能够自由流动——既不存在“国家保护主义”，也不存在“地区保护主义”；而且流动的成本都为“零”。
其次，所有的生产者生产的同种商品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大小、颜色、功能、寿命、质量、品牌、包装、销售条件、甚至连女售货员的长相衣着以及谈吐举止、服务态度都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除了价格之外，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的因素，或者说不存在任何导致某种“消费偏好”形成的因素。
否则就必然会导致某种意义上的“垄断”的产生。
第三，所有交易活动的交易成本，包括因为交易发生所需要支付的路费、精力、体力、时间的机会成本等等，要么全都为零，要么全都相等。
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讲斯瓦希利语的土人从赤日严严的赤道非洲出发，在进行了周游世界考察之后，决定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涮羊肉”所花的全部成本和时间与在自家楼下的连锁店里品尝同样的美味没有任何区别。
在这个活动中，不用考虑机票、关税、时间、语言障碍、或者任何可能影响这位土人做出决定的因素，包括全球旅行、货比万家所花费的时间。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条件是，“理性人”和“信息充分”，也就是说交易者拥有和交易活动有关的全部信息，并且能够及时准确地、合乎“理性”地、根据任何细微的价格波动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来不会犯错误，干蠢事。
根据古典经济学鼻祖的看法，以上这些比佛门清规戒律还要苛刻的条件，只要有一条不能被满足，竞争就是不完全的，交易和生产就会存在盲目性，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是不确定的。
市场社会主义者进一步推论，在市场中，由于存在各种形式的垄断、过度竞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没有被价格反映出来的外部性等等因素，因此价格规律和市场都会严重失灵。
而失灵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源配置失调和分配不公——周期性的“发酒疯”，以经济危机这样极端的形式来矫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理智”。
市场社会主义从现实出发，在一举抽掉了亚当•斯密主义信徒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础之后，又成功的引入了价值判断，证明了在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平等是对立的，而且甚至不可能在牺牲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效率，其结果必然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价格信号的形成上是虚假的；在资源配置上是无效的；在社会道德上是丑恶的。
而兰格等人的计划经济模拟市场则是“理性的、理想的”——既讲究效率，又能够确保公平的合理选择。
其关于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来实现对于全社会数百万种商品的“合理定价”的思想，更是令一个世纪前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们望尘莫及的天才创举。
不难想象，尽管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声称；“市场经济办不到的事情，兰格所构思出的计划经济模拟市场同样办不到，而且还会办得更糟”；但是面对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所取得的成功，信奉古典市场经济原则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中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措，实在是太明显了。
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了几个世纪、对市场的缺陷和金钱的“丑恶本性”有着充分认识的西方知识界，在当时公认兰格取得了论战的胜利。
事实上，与其说哈耶克们的失败是由于兰格的高明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被经济周期折磨得不胜其烦的人们对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太过于熟悉了的结果。
被兰格和大萧条搞得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地位的哈耶克于1931年移居英国。
由于自觉在经济学界已经无法容身，这位具有苏格拉底式辩才的学者转向了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自由意志论者”。
而随着哈耶克的主要敌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的问世，主张政府必须通过需求管理，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正式取代了崇尚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主流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1974年，已经加入了英国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因为他“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而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位在40多年前愤然脱离了“正统经济学”的老人，一下子被授予了“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颁奖典礼上，这位75岁高龄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的傲慢与偏见》的著名演说。
在他多少有点儿令同行和主人尴尬的演说中，哈耶克不客气的宣称：
“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已经把事情搞糟了”。
哈耶克相信，“使经济学家认识到他的知识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确实应该教育研究社会的人谦逊一点，这可以使他不去参加人们控制社会的不幸努力”。
谁是胜利者：
凯恩斯还是哈耶克？
作者：
赵峰来源：
敖天文论
一、大萧条：
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20世纪30年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寒冬。
大萧条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使人们失去了对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信心，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
1932年，保罗.斯威齐[I]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进行一年的研究生学习。
危机的破坏性使他震惊，传统经济学对解释和解决危机问题的无能为力让他失望。
在伦敦经济学院，斯威齐初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为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危机问题的强有力的解释，于是，斯威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确定了终身的使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美国学术生活的一个完整的受人尊敬的组成部分。
”[II]韦伯夫妇[III]从斯大林的苏联考察回来，坚信社会主义开创了充分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新的文明”。
资产阶级经济学阵营面临着分化。
伴随经济危机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
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吗？
对大危机束手无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真正成为阴郁的科学[IV]。
中间道路！
一个逐渐清晰和宏亮起来的声音从剑桥传来。
这个声音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新剑桥学派的领导人。
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逐步认识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认识到通过政府的干预可以控制任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向盘，使这驾车回到通往繁荣的道路上。
但是，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可能意味着对传统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某种侵蚀，经济自由可能因为国家干预而受到损害。
如何认识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
一场论战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经济学院和与凯恩斯为旗手的剑桥大学之间展开。
二、论战：
哈耶克和凯恩斯
1929年初，还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哈耶克就预见到大危机即将到来[V]。
在1928年的《利润》、1929年的《储蓄的‘悖论’》等论文中，沿着米塞斯的货币的商业周期的思路，哈耶克提出由于信贷扩张扰乱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的关系，从而扭曲经济结构的思想。
哈耶克的上述论文引起了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的注意。
1931年初，哈耶克应邀在伦敦经济学院就“价格与生产”的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
短时间，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都成了哈耶克主义者。
同时，也为哈耶克在英美经济学界赢得了声誉。
熊彼特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呈现给英美经济学界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著作所无法比拟的成功。
”[VI]同年《价格与生产》出版后，约翰.斯特拉奇说，哈耶克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的一颗新慧星。
”[VII]
其实，让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感兴趣的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可以成为对抗正在形成的凯恩斯周期理论——储蓄过多，消费不足导致危机——的武器。
“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
”[VIII]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之间的抗争，有着学术讨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学术地位竞争的问题。
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经济学家没有好感，坎南向来与马歇尔不和。
1929年罗宾斯担任经济系主任之后，试图创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于是，双方的竞争达到白热化[IX]。
面对大危机，当整个经济学界陷入一片惊慌失措后的沉默之际，凯恩斯的崛起让伦敦经济学院感觉到真正的威胁。
哈耶克的出现，由于其思想基础与凯恩斯的对立，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看到对抗凯恩斯的希望[X]。
1931年8月，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上发表批评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反思凯恩斯的纯粹货币理论》（一个月后，哈耶克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
此后，双方进入了一年多的论战。
双方论战的焦点在于：
如何认识周期及如何应对周期。
哈耶克将周期原因归结为信贷制度的运转。
如果货币严格保持中立，需求变化就会在生产上得到反映，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化来维持。
信贷通过银行体系发放意味着利率有可能反映的是金融条件的变化而不是消费者喜好的变化。
这样消费者需求和生产结构之间可能产生失衡。
松散的信贷政策鼓励生产者进行过度投资，使生产者的投资超过消费者的储蓄。
为了使两者重新保持一致，应该减少货币供应，通过降价实现成本结构的调整。
相对价格的调整可能引起经济衰退，但经济衰退是一种天然的疗伤药、一种清肠剂，用于清除那些没有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储蓄来支持的投资。
凯恩斯认为，危险不是投资过度，而是投资不足。
真正的问题是储蓄太多而不是投资太少。
必须通过提高需求量来刺激经济活动，释放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太低而没有创造性使用的闲置储蓄。
哈耶克的办法只会使需求进一步紧缩，危机加剧。
凯恩斯认为，战时危机非常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哈耶克所歌颂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就会消失殆尽。
紧急事件，需要采取非常手段。
这场论战也许并不真正具有思想交锋的性质。
双方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观念交流，双方既没有在论战中说服对方改变想法，也没有通过论战深化自己的思想。
双方激烈的交锋主要体现在非学术的攻击上。
在哈耶克挑起战斗的《反思凯恩斯的纯粹货币理论》中，似乎将重点放在批评凯恩斯的写作上，“事实上，很显然，本书不过是急速发展过程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那样新颖……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辞……”[XI]
接着，凯恩斯在《经济学》1931年第11期发表了《纯粹货币理论》，在用三分之二的篇幅针对哈耶克的指责进行解释之后，如法炮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
“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
这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
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境，尽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给梦中发生的东西安了一个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却没有任何魔力，一定能够使读者去思考他脑中那点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
”[XII]
尽管凯恩斯尖锐的嘲讽让哈耶克感到沮丧，但他在英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却借此不断提高并稳定下来。
在杂志上的几个回合的笔战下来，凯恩斯感到对双方的沟通作用不大，他无法理解哈耶克的思想而哈耶克也仍然不理解他。
于是他们开始私人通讯。
但几轮通讯的结果仍然让凯恩斯失望。
现在，令他失望似乎是哈耶克的学术水平。
他说哈耶克的文章“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
”“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
”[XIII]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论之所以大为恼火，部分原因在于，他之前对哈耶克很友善。
1927年，哈耶克曾经请凯恩斯给他寄过一本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1929年，哈耶克送给凯恩斯一本自己的著作，凯恩斯不仅接受而且写信致谢。
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一个无名小辈之间，这体现凯恩斯对后辈的关心。
而且，在他的《货币论》中，凯恩斯两次肯定性的提到了哈耶克。
因此，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掀起战斗，是恩将仇报之举。
尤其令凯恩斯无法忍受的是，哈耶克实际上是乐于充当伦敦经济学院的枪手，目的是通过对自己的攻击引起注意，而进入英国经济学界。
哈耶克又为什么如此严厉的挑战凯恩斯呢？
关键原因在于，哈耶克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凯恩斯理论中的国家干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最大威胁，凯恩斯否定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观点，实际上是为扩大政府的作用、为放弃传统的不干预政策找借口。
哈耶克把凯恩斯看成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对经济自由原则最严重的威胁。
当然，从个人利益上看，部分原因可能是，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讯速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
哈耶克的后一个目的看来是实现了。
虽然在论战中哈耶克一直没有占上风，但通过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论战的结果，是使他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在1931到1935年“经济学学报”引用指数上，哈耶克排名第三名。
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了。
哈耶克正独自欣赏自己的“成功”，一个霹雳划过夜空。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
凯恩斯清晰表达了他的国家干预思想。
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转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
通过政府干预，增加有效需求可以使经济回到正轨并实现充分就业，这时，古典模型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模型把阴郁的科学变成了乐观主义的俱乐部：
人终于成了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
……凯恩斯的中间道路政策没有被视作对自由企业的威胁，而是它的救星。
”[XIV]经济学研究的风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白天，旧经济学仍在讲授。
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
”[XV]
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XVI]吸引了经济学界最年轻也最睿智的头脑，伦敦经济学院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巴.勒纳——都转向了凯恩斯主义。
路德维希.拉奇曼说，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哈耶克和我本人。
”[XVII]
在与凯恩斯的第一轮论战中，哈耶克失败了。
可是，哈耶克彻底失败了吗？
三、一个人的战争
哈耶克体味着深深的沮丧。
他的学生们离开了他，就连他最亲密的战友罗宾斯也离开了自由主义的阵营[XVIII]。
但是，哈耶克并没有放弃阵地。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也是他生命价值的源泉。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必然导致集权主义，而集权的结果必然是自由的丧失。
他在三十年代后期的研究，仍然致力于与凯恩斯的对抗。
但是，二战开始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私人关系却出人意料的亲密起来。
当然，这里可能体现着凯恩斯的宽容和大度。
1940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
伦敦经济学院被迫迁到剑桥。
在住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是凯恩斯为哈耶克提供了一处宽敞的住所。
他们不仅经常一起讨论收藏心得，一起坐在房顶欣赏伦敦的战火。
1944年，凯恩斯还推荐哈耶克为英国研究院院士。
战争期间，哈耶克也暂时收敛了他的批判锋芒。
本来，哈耶克准备写作《纯粹资本理论》的下半部分批评凯恩斯的，但是，“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
凯恩斯几乎是唯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
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反对他的那些追随者，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
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
……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
”[XIX]
战争期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深化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让敏感的哈耶克预感到了某种危险。
他所担心的是，国家干预在战时的成功可能会延续为战后的普遍制度，其结果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胜利。
而哈耶克深信，全权社会主义的实现将会带来经济、道德和政治上的奴役。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为哈耶克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是在美国，适应应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及对抗社会主义思潮的需要，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哈耶克被看成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的守护神。
但《通往奴役之路》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不是经济学著作，因此，该书虽然给哈耶克赢得了世界级思想家的地位，但他和经济学的距离实际上是拉开了。
弗里德曼甚至认为，哈耶克本来就不应该从事经济学研究，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不会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成就。
哈耶克选择研究经济学就是一个错误，政治理论才是哈耶克适合从事的专业。
凯恩斯同样认同《通往奴役之路》的价值，但仍然怀疑哈耶克的经济观点。
他说，“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
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
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
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而且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深表赞同……”[XX]晚年，哈耶克感慨到，在“40年代中期——我想我有点过于自负了——我觉得，我很有名，是两位打过一场大笔仗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另以为就是我。
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了，成了一位圣人；而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
……而渐渐地，没有人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
”[XXI]
哈耶克和凯恩斯其实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XXII]。
因此，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斗争，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维护自由主义纯洁性的斗争。
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
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在左翼政党执政的情况下，甚至将国有化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推广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的结果对于熨平周期波动、推动持续增长及实现充分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经历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时期被誉为“凯恩斯时代”。
哈耶克痛心地观察到，随着国家干预的加深，国家权利的集中，自由主义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担心，如果任由自由主义蒙受损害，人类将会进入另一个千年黑暗中。
为此，他一如既往地投身推动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中。
1947年，组织成立研究和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朝圣山学社；1948年出版《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60年出版《自由秩序原理》；1973——1979年出版《法、立法与自由》；1988年出版《致命的自负：
社会主义的谬误》。
至少在1974年以前，为维护自由主义，哈耶克同时在对抗凯恩斯主义和反击社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而这期间，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各国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他几乎没有什么同盟军。
哈耶克在进行一场维护自由主义的一个人的战争。
四、谁是胜利者？
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说；“一项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对手从而使得他们认识到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最终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
”[XXIII]凯恩斯在世的时候，哈耶克从来没有在交锋中占过上风。
即使在凯恩斯死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哈耶克的思想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和回应。
表面上的原因也许是“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还没有成长起来。
其实，关键是，即使在凯恩斯死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凯恩斯主义依然是西方各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的负面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
哈耶克的预言——凯恩斯主义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