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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族主義,主權國家,保國（權）,保（華）種,保（孔）教,民族認同,國粹保存

Keywords:

nationalism,sovereignty,Confucianism,nationalidentity,culturalrestoration

摘要

本文論述所關懷的主題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帝國主義強權國家侵略下，為了保衛國家主權、民族的生存，為堅守儒家信仰，以及復興中華文化所作的各種努力。

他們又如何建構國族與文化的認同意識，以凝聚民族的力量，傳承中國的文化。

研究結果顯示，國家主權觀念，在晚清社會已普遍為知識分子和商人階層所接受，並付諸行動於收回國家主權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改革派官員與學者致力於以富國強兵為導向的現代化運動，中國現代化的教育目的是讓學子掌握西方的科技知能，並使他們堅守儒家道德信仰，以維持對清朝的效忠和對傳統文化的認同。

他們並強調融合中國所有民族為一大民族國家才足以對付外敵。

革命黨人則認為滿清屈服於帝國主義勢力，故要救中國必先進行排滿革命，建立共和民族國家，而革命的終極目標是恢復中國主權的自主與獨立。

革命黨的國粹學派，則致力於語言、歷史等國學的研究，他們建構出漢民族的祖先和漢語根源的譜系，以之做為國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基礎。

但是國粹派貶經抑孔，並不以儒家倫理做為文化認同的基礎，從而挑戰了儒學的權威地位。

整體而言，評估民族主義的作用必須注意到，在中國的情形是民族主義有利於凝聚國家意識，但是族裔民族主義卻也是造成中國分裂不穩的因素。

而知識分子在民族認同建構上，固有其趨同之處，但亦有殊異未能達共識之處。

Abstract

ThispaperfocusesonexaminingtheeffortsmadebymodernChinesenationaliststorecoverChina’ssovereignty,tostrugglefornationalsurvival,andtorestoreChineseculture.Thepaperalsodiscussestheissuesof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hichhasbeenacontroversialdebateamongintellectuals.Inessence,thenationalisticmovementsforsavingChinawaspresentedinthreeapproaches:

1.Thepoliticalnationalistmovementfocusedonanti-imperialism.Thenationalistsincludedofficials,merchants,andintellectualsaimedatrecoveringtheindependenceofChina’ssovereign.

2.InordertomakeChinawealthyandpowerful,forcompetingwiththeWesternPowers,thereformersweredevotedtomodernizingtheeducationalsystembystudyingwesterntechnology,whilepreservingthetraditionsofConfucianismatthesametime.TheyemphasizedthatConfucianethicsarethebasisofnationalidentity.TheyalsostressedthatallChinesepeoplesmustbeconsolidatedintoonegroupasthemeansforexpellingimperialisticpowers.

3.Therevolutionarynationalistsengagedinanti-ManchurevolutioninordertobuildaRepublicnation-state.TheultimateendofrevolutionwastorecoverthefreedomandindependenceofChina.TherevolutionarySinologistsweredevotedtopreservingbothnationalheritageandnationalidentity.Theyemphasizedthatthecommonlanguageandancestorarethebasisofnationalidentity.Nonetheless,theyalsochallengedtheauthorityofConfucianism.Finally,theeffectofnationalismmustbecarefullyvalued.InthecaseofChina,theideologyofnationalismcanbecomethedynamicsofunifyingnationalconsciousness.Inspiteofthis,ethnicitynationalismalsobecamethemaindestabilizedfactorinmodernChina.

一、前言

在近代以前，中國人並沒有西方概念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歷史上長期影響中國統治精英與知識分子看待民族關係的思想，是以文野做區分，具有濃厚文化主義色彩的「夷夏之防」和「華夷之別」思想，以及以華夏族或漢族為中心的種族主義（racism）優越意識。

近代中國具有西方概念的民族主義，是在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侵略下為了救亡圖存而產生的。

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年）中國戰敗後，特別是1900年庚子事變後，在中國興起了具有現代性格的民族主義思潮，其思想內涵與所激發的作為大異於昔，其一，它是以保衛國家主權為目標，包括政治主權、領土主權和經濟主權，而以反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行動為表徵。

其二，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以及「種戰」等等觀念的刺激，知識分子有了「保國保種」的救亡意識，此一意識促進各種改革運動和革命運動的興起。

其三，為拯救中華文化淪亡的危機，中國的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有的著重「保教」運動以捍衛儒學道統，有的致力於保存傳統「國粹」文化。

要言之，改革派民族主義運動訴求的重點是「保國、保種、保教」，即是保衛國家主權獨立、保衛華種生存和保衛儒家文化。

而革命派民族主義運動訴求的重點則是「救國、保種、存學」，即是保衛國家主權、保衛漢種生存與保存國粹、國學。

如果說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有如多重奏的樂章，那麼「保國」、「保種」、「保教」與「國粹保存」，就是構成此一多重樂章的基調。

「保國」與「保種」運動大體可歸於政治民族主義的表現，係為國家主權、民族尊嚴、以及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而產生的集體自衛或反抗行為。

「保教」和「國粹保存」則是屬於文化民族主義的表現。

而文化民族主義係為維護或重建族群文化，所產生的集體自衛或開創行為；

也可以理解為：

當一個民族警覺到本民族文化受到威脅，或有所欠缺、不適當時，意圖透過保護傳統文化或創造文化或強化民族的文化認同，以再造國家、民族文化的意識與行動。

筆者注意到，自晚清以後中國各種類型的民族主義思想，是融合了西方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的民族意識，彼此之間也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為激盪，進而產生思想上的質變，這是本文想要釐清的一個重點。

此外，民族主義思想與運動對近代中國歷史造成的重大變遷，特別是有關民族、國家和文化三個面向的認同變遷趨勢，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而事實上，保國、保種、保教與國粹保存四個思想觀念，恰恰概括了整個清季中國知識分子投入的民族運動的重點與方向，包括政治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運動。

因此，特別值得吾人就其思想興起的時代背景，思想的來源和特質，及其激發國人去努力的方向和導致的變革，做一較為完整的分析，庶幾可以更清楚掌握晚清民族主義運動的特質和圖像，這是本文撰述的主要動機與目的。

在研究方法的取向上，筆者認為歷史的發展有其延續性和變遷性，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固然受到西方國家許多民族主義思想的啟發、激盪。

但在探討各類型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特質時，應注意到使之不和本國歷史傳統上的民族、文化觀念做切割斷裂，否則將無法看清楚民族主義思想在各個面向的真正面貌，以及整個民族主義思想流變的趨勢，乃至其對近代中國歷史所發揮的影響力量。

職是之故，本文擬先探討近代之前傳統民族意識的特徵及其歷史影響，然後說明在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衝擊下，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出現，並透過各類重要的民族主義救亡運動，檢視傳統民族主義與西方的民族主義經過對話、摶合後所產生的思想變化。

另一個須先做澄清的問題是，在當代世界，民族主義不只是歷史學界所關注的研究課題，也是政治學、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各學門領域熱衷探討的議題，跨學門的對話也正方興未哀。

然而，本文的研究重心不在於有關民族主義的理論探討，以及跨學門領域的理論比較。

而是著重透過史料、史實的建構，來展現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歷史特色及其發揮的作用力。

在時間斷限的處理上，則以中英鴉片戰爭結束的1842年為起點，迄於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的這段時間。

基本上這一時段是中國跨向近、現代史的關鍵年代。

二、紫竹絲調：

傳統「華夷之辨」

民族思想的歷史作用

「夷夏之防」或說「華夷之辨」的思想，是由古代中國華夏族發展出的民族思想，隨著時代的推衍，其中的觀念主要呈現出文化主義的傾向，不過也具有種族主義的特性。

文化主義涉及一族群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肯定，也涉及該族群將自己和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徵做區別、文化價值做優劣比較的思維取向。

傳統中國士大夫就是以文野做為中原「華夏」族與周邊「夷狄」民族區別的基準，認定華夏文化高明，夷狄文化低落。

這種「華夷之辨」和以華夏文明為中心的思想影響廣泛，包括：

士大夫階層對中國境外民族的觀感與接受程度，對域外世界的文化觀點，史家對於異族「征服王朝」是否合於正統的論斷。

華夷之辨思想且成為統治精英處理民族關係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華夏族的「夷夏之防」觀念早在先秦時代已出現。

由於春秋時代，夷狄與華夏之間交侵，使得彼此認識到在語言、生活、習俗和心性等文化特徵上，雙方是大有不同的，故夷與夏之間的族群分類意識已相當明顯。

基本上，居中原之華夏民族自視本身的文化遠優於夷狄，認為只能用華夏文化去同化夷狄，不能讓夷狄文化改變華夏文明，如《孟子‧滕文公下篇》所言的：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就是個典範概念，此一以華夏文化為中心的「用夏變夷」觀念，影響後世極為深遠（詳後文）。

而華夏族對外族的「攘夷」戰爭，則具有文化保衛戰的深厚意味。

如孔子所言：

「唯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篇〉，就是肯定用「攘夷」以保華夏衣冠文化的必要性。

這句話一則顯示孔子認為夷俗野蠻，夷狄征服華夏必導致華夏文化淪喪的危機，二則讚美管仲「尊王攘夷」捍衛中原文化的功績，含有鼓勵人們效法其作為的用意。

大體上而言，自春秋戰國以降，「夷夏之防」的觀念逐漸成為儒家思想體系的重要一環。

例如左傳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春秋公羊傳強調的「內諸夏外夷狄」。

儒士經常以禮治文化之有無，做為辨別夷狄、華夏之標準，可以說這樣的民族思想是一種文化主義的表現。

既以文、野為判準，歷史上對夷、夏之區別往往也呈現相對而非絕對的觀念，例如唐代的韓愈在所作〈原道〉一文中就提出：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觀念。

基本上此一觀念強調：

只要夷狄學習中國禮教則文明化為中國成員，不行禮教之華夏族則轉視之為夷狄。

雖然「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觀念當中，仍以中國文化為中心還是有華尊而夷卑的意味。

不過，多少淡化華、夷之間的對立，開啟「華」與「夷」的地位可以互相轉換的概念，並且成為判斷何謂「中國人」的一項重要認同指標。

因此，比起「嚴夷夏之防」的概念而言，「中國而狄夷也則夷狄之；

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的觀念，還是比較具有彈性，它使得夷夏之間的分際不再那麼絕對也不再那麼嚴格。

而韓愈此一更具文化主義的民族思想，也影響後世儒生士大夫甚鉅。

「嚴夷夏之別」和「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思想，兩者皆影響後世史家對歷史的論述，特別是對入主中原之夷狄王朝是否合於正統的解釋，而滿清王朝則援引後一種思想合法化其在中國的統治權，這使得原具文化主義色彩的華夷觀念有著鮮明的政治化傾向。

綜觀歷史發展趨勢，大體在南宋以前，不少學者是本著「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觀念看待夷狄王朝。

例如，北宋史家歐陽修作《正統論》時，透露當時不少論者認為，元魏改其俗而習華夏衣冠禮制，當列其為中國正統王朝。

歐陽修本人雖然不視元魏為正統，但基本上並非從種族之別的立場，而是以元魏不能大一統天下論斷之。

南宋以下，「夷夏之防」觀念轉趨為嚴厲偏狹，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持尊王攘夷思想，嚴夷夏之防，摒斥夷狄王朝於中國正統之外，此與南宋飽受北方異族入侵有關。

蒙古入主中原後，行種族歧視政策致令漢人地位低落，最後朱元璋揭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種族革命，推翻蒙古的統治。

明朝建立後士大夫仍具濃厚的「夷夏之別」觀念，如胡瀚、方孝孺師徒皆張皇種族意識，在史論上堅持夷狄雖有天下亦不得居中國之正統地位。

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後，因為以武力鎮壓，並強令漢人雉髮易服以示認同，曾激起強烈的漢滿對立意識。

例如，明末遺臣王夫之就具有強烈的漢民族意識，懷有偏激的華夷思想，他對種族之區別，著重血緣及一切與生俱來的成份，認為華貴夷賤，主張嚴「夷夏之防」，華夷之間應隔離不相往來，他不容夷狄統治華夏，卻認為殲奪夷狄不能謂為不仁不義。

而顧炎武更深懷華夏文明將為滿清異族所同化的憂懼，他對知識分子強調：

「亡天下」是整體民族文化的淪亡，其嚴重性有甚於朝代更迭的「亡國」，因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人當為捍衛民族文化、挽救天下危亡而盡心盡力，以此言論號召天下志士奮起抗清。

他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

顧炎武這種匹夫有責以「保天下」文化才能保國的觀念，自此深深影響士大夫階層的思想，直至近代許多知識分子展現強烈的「保教救國」挽救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就是受其思想感召的。

大體而言，明末遺臣在清初的抗清運動，在滿清的武力壓制下逐漸瓦解，但儒士從思想上抗清的事件仍屢見不鮮，例如呂留良、曾靜等人，為文著書宣揚「華夷之辨」和反滿思想，就是著名的事例，其對士人的影響極大。

因此，滿清政府就汲取「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觀念，做為其統治中原合法性的立論依據，並且據之以消弭漢族的華夷之別和反滿意識。

雍正皇帝在「曾靜案」發生後，為徹底杜絕反滿的言論與行動，鞏固其統治地位，特別從思想教育上著手，頒佈《大義覺迷錄》令天下士人解讀。

該書聲稱：

「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生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又稱述「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韓愈有言『中國而狄夷也，則夷狄之；

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這樣的論述內容，實顯示滿清統治者深悉漢人士大夫接受異族王朝統治的程度，常視該王朝能否遵行中國之禮教文化並以仁德治國，進而懂得運用中國儒家德治天命觀與「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民族觀，以證明滿清政權的合法與正當性，從而欲以此說服漢人信服滿清之統治，並打消華夷分類念頭。

此外，清廷一面以文字獄打擊士氣，一面又廣開博學鴻詞科籠絡士人，士紳階層的種族意識漸泯，反清復明的種族意識得不到士紳灌輸亦逐漸淡化，只潛伏於民間秘密會黨。

直到清末，經過革命黨的反滿宣傳再度激揚起漢民族意識。

就中國與境外的關係而言，華尊夷卑的思想，深深影響中華帝國處理國際外交關係的思維與態度。

以明、清兩朝為例，明太祖以華夷思想結合儒家禮法、禮治觀念，發展出一套其心目中理想的「華夷國際政治秩序」模式，或可說「華夏外交關係」，即是「夷狄奉中國，禮之常經，以小事大，古今一體」。

明成祖繼續大力推展這套體制，故經常遣使至日本、朝鮮、越南、南洋諸國宣諭「天朝」的王化聲威，希望各邦國歸化來朝。

滿清初期的幾位皇帝雖忙著消弭漢人的華夷之見，然而時間一久，畢竟在政治體制與文化思維上相當地中國化。

當中西接觸之初，清廷發揮的「天朝」觀念與華尊夷卑不平等的國際秩序觀，比之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鴉片戰爭前後，清廷視西洋諸國為夷邦，認為夷邦向慕中國文明而前來朝貢是理所當然，更視洋人在華通商之利，乃是天朝撫卹四夷、加惠遠人的恩典而不是中外的互利。

也因此當英國使節馬嘎爾尼等一行人，要求面見乾隆皇帝擴大通商範圍的外交行動，卻被清朝官員誤認為是向中國朝貢的表現，而當英使不肯向「天朝」皇帝行跪拜禮儀時，清廷即將之視為無文明不知禮數的行為，對英使們所要求的通商事宜嚴加拒絕。

隨著清朝在中英鴉片戰爭後一而再地敗給英、法列強，被迫簽定不平等條約而喪失主權，以及清朝周邊的藩屬國（琉求、越南、朝鮮、緬甸）陸續淪為列強的殖民地。

自此，以「天朝」意識為基礎，透過朝貢制度，由中華帝國所領導的國際秩序不但崩解，且被迫進入由西方列強主宰的新國際政治秩序中。

而收回國家的主權與爭取中國國際地位的獨立與平等，成為晚清與民國時代中國人艱辛奮鬥的目標。

總結而言，傳統中國民族思想的基調是「華夷之辨」思想，所謂華夷之辨思想，就是華夏族具有一套「中華有文、夷狄文不備」和夷夏大防、攘夷的思想概念，這套觀念的突顯每出現在中原漢族面臨中國本部周邊異族的侵陵時代。

在晚清中國遭逢西方歐種列強侵略、國勢陵夷的世變時代，我們還可看到不少士大夫仍拿出夷夏大防觀念，主張排外攘夷，並拿出「用夏變夷」為春秋大義，「以夷變夏」為聖賢不容的訴求來應付世變，對歷史的發展也發生相當大的作用，下文第三節中將有所論述。

三、近代民族主義號角的吹起：

晚清的救國保種思想與收復國家主權運動

清廷在中英鴉片戰爭（1939-1842年）戰敗，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啟割地培款喪失國家主權之先聲。

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戰敗（1894-1895年），又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更甚於前，加之甲午戰後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緊接而來，刺激更多朝野知識分子的救亡意識。

知識分子和商紳階層的救亡思想主要受到西方國家主權觀念的啟發，又受到經過嚴復以民族主義加工後的進化論思想（達爾文主義）影響，於是掀起保國保種保教，以及收復國家主權的種種運動。

在國權觀念的興起方面，清末以來，西方國家的「主權」觀念不斷傳入中國，至遲在1860年代，主權觀念已出現在中國。

而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學者和官員已經常使用主權的概念，以分析時局，以及中國的國際關係活動。

而在社會上，國家與主權意識亦隨之廣泛興起，中國、中華、國權、主權、國土、國恥等詞彙紛紛湧現，梁啟超說「昔者不自知其為國，今見於敗，乃始自知其為國」。

在國權、主權觀念的主導下，朝野的共識是，從政治、經濟上展開捍衛與收回主權的運動，以驅除帝國主義勢力。

舉其顯著事例以明之：

在滿清政府方面，致力於將西藏與中緬、中印邊界原藩屬地納入中國主權內，以遏止英國對中國邊疆之侵略，到1910年1月英國幾乎要向中國讓步。

為遏阻俄國與日本在東北與蒙古擴張勢力，清廷重申對蒙古的主權並鼓勵移民以實邊，更在東北地區設立東三省，亦作移民實邊之舉動。

為了收回關稅自主權，1906年設立了稅務司。

在民間方面，晚清的商紳階層已體認到列強經濟侵略的壓迫，而產生保衛主權、國土和經濟利權的民族主義意識。

他們表現出振商務、強國勢，保商利、擴商務，競勝於列強之間的抱負，商人著重以商戰和保衛經濟利權的方式，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

例如積極展開爭取開辦鐵路、礦務和船運的權利，企圖從列強手中收回利權。

商人團體並且多次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例如1903年因為抗議俄國企圖佔領東三省，上海許多商紳聯合投入「拒俄運動」。

他們一再呼籲所有商人應同心合力，「發愛國之血誠，視國事如家事，愛國土如愛家產，勿任他人妄割取一寸之土，妄侵竊我一毫之權」；

「凡係中國國民，皆當存保全中國國土之心，即皆當保全中國主權之心」。

又如1905年因美國通過排華法案，激起中國的反美運動，上海商務總會發起抵制美貨運動，激起全國商人的響應，上海、廣州都有大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他們寧可虧損也不銷售美貨。

接著1908年因日船私運軍火激起反日運動，商人抵制日貨，工人罷工，都不怕犧牲本身利益。

這些商人回應列強侵凌的抗爭行動，絕不同於盲目的排外，而是表現出他們已具有明確的主權國家意識，並自覺到應集群體之力量，以求保衛國家主權的完整。

開啟近代中國保國、保種思想的巨人是嚴復，嚴復曾經留學英國，他最關心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存亡的影響，乃作《天演論》譯介西方達爾文、斯賓塞等人的《演化論》學說，詮釋「物競天擇，最適者生存」的原理。

他特別強調國家、種族之間競爭的激烈與殘酷，故中國必須力圖自強才能「保種」而競存於世，否則將亡國滅種。

經嚴復「民族主義化」的進化論思想，在中國造成最大的影響首推「救國保種」思想的勃興，他使得許多知識精英了解「群與群爭」、「種與種爭」、「國與國爭」的現實，強國、強種的必要性，而致力於「救國保種」和自強圖存的改革運動。

大體而言，甲午戰後中國知識份子在主權國家和優勝劣敗的進化論思想影響下，他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應表現兩種趨向，一是走自強變法的改革路線，以圖和列強競爭於世界，而主訴目標就是「保國、保種、保教」。

曾國藩李鴻章推動的自強運動，康有為、梁啟超所倡導的變法維新運動即屬之。

一是走革命排滿路線，一些激進的知識份子感覺滿清政府並無能力對付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喪權辱國，又是異族統治，決定推翻滿清，孫中山、章炳鱗等人鼓吹革命排滿即屬之。

他們主述的目標是保漢種不保滿清，反帝國主義的策略是先安內後攘外。

革命陣營中的國粹主義知識分子則持有國家未亡恐有國學先亡的憂患意識，因此主張保國保種必當以保存國學為先決條件，因此展開國粹保存運動。

以下即剖析改革派與革命派的政治和文化民族主義訴求的方向與所做的努力。

四、奏起自強救亡的樂章：

改革派的「保國、保種、保教」運動（1860~1911）

自強保種的思想由嚴復首開其端，而付諸實踐的自強運動則始於1860年，

由滿清的恭親王奕昕和地方疆吏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所推動的自強運動，下啟戊戌變法運動和晚清的新政運動。

推動這些運動的領導者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終極關懷是：

兼顧保國、保種與保教，亦即為保衛國家主權、民族生存和文化傳統而努力。

他們基本上的做法是，以「中體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