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都留下足迹的文化名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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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都留下足迹的文化名人
在江都留下足迹的文化名人
江都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江都先后属吴、越。
汉初，称扬州为广陵郡。
汉高祖刘邦封侄刘濞为吴王时，曾建都于此，称吴国，后又更名为江都国。
公元前153年（汉景帝前元四年），江都始建县，隶属于江都国。
“江都”之名，始见于史。
称江都者，按郭璞江赋云：
“表神委于江都”。
大概是以江水都汇于此，故而得名。
另一说称江都者，“乃江淮的一大都会”。
二说并存，皆与水有关。
江都历史有据可考的当从西汉建县开始，它的治所从隋朝以来直到解放前，一直设在扬州，所以江都的历史沿革与扬州密切相关。
公元前106年（汉元封五年），江都和广陵两县各划分部分地域建舆县。
502年（梁朝）以后，江都县历北齐、陈、北周，时废时置。
北齐、北周复立江都县时，均隶属江阳郡。
581年（隋开皇初年）后，江都县属吴州；
589（隋开皇九年）直属扬州；
605年（隋大业元年），隶属江都郡；
620年（唐武德三年）江阳县并入，江都县又划分至兖州；
742年（唐天宝元年）后，江都县又先后隶属广陵郡、江都府。
公元997年（宋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江都县属淮南东路，与广陵县同属扬州府，史称“一府两县”。
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占领南京后，江都县先后隶属淮海府、维扬府、扬州府。
公元1731年（清雍正九年），析江都以西之地为甘泉县，同受治于扬州府。
1911年底，甘泉县又并入江都县。
江都县抗日发主政府成立后，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曾三次以通扬运河为界分县：
1942年9月第一次分县，河北称江都县，河南称邗东县，1943年4月两县合并称江都县；1945年4月两县合并称江都县；1948年11月第三次分县，河北称江都县，河南又称邗东县，1949年1月两县合并仍称江都县。
建国后，江都县治所设于仙女镇，当时江都县的辖境包括现在邗江区。
1956年设仙女镇以西之地为邗江县。
1994年4月，江都撤县设市。
2011年1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撤市设区，称为扬州市江都区。
江都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江都区的辖境，北与高邮交界，东和东南与泰州市吡邻，西与邗江区接壤，南与扬中隔江相望。
大桥与开元寺
大桥镇历史
大桥镇古名白沙，宋淳熙二年（1175年）建大桥镇。
1912年建大桥市。
1931年撤市设镇。
1942年江都县分为江都、邗东两县，大桥镇属邗东县谢桥区。
1943年江邗两县合并，大桥镇仍属江都县谢桥区，同年谢桥区撤销，大桥改属曹王区。
1947年仁寿、青龙、大桥3镇合并为大桥镇。
1958年改设大桥人民公社。
1959年析出中闸区域另建中闸人民公社。
1961年析出花荡区域另建花荡人民公社。
1964年析出新塘大队另建杨墅人民公社。
1973年杨墅公社划并大桥镇辖。
2000年中闸、昌松2乡并入。
2005年花荡、嘶马2镇并入。
地理位置
大桥镇地处江都市东南部。
面积160.1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7.09万亩、水面面积1.8万亩。
人口近15万人。
镇人民政府驻大桥东园路。
东至泰州高港区，南至扬中市、扬州邗江区、长江、夹江线，西至江都市仙女镇，北至江都市宜陵镇。
大桥镇的由来
大桥镇原名白沙，据说古代这儿是东海边，一眼望去，滩涂成片，蔓草黄尘，其中独有一块是白色的沙子，特别显目。
后来人们在这儿围垦开荒，人烟渐盛，有了村落，形成集镇，因是在白沙滩上建起来的故名白沙。
白沙在唐宋时期就已十分兴旺，到元代竟成为长江下游沿江北岸的一个大镇了。
白沙镇工商繁荣，交通发达，南串大江，北通下河，向为水陆交通要道。
大桥镇历来隶属江都，抗战前，是江都第四区区公所所在地，抗战中一度属邗东县，成为江都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大桥镇则是因桥得名，大桥也叫“带”桥，据中华字典释：
“大，古音读代”。
明代由谢桥白塔河向南到长江新开一条大河，江水环绕大桥镇周围，其形如带，故又名带水。
据广陵朱氏家谱《朱柱江公列传》称：
“始带水往来者皆以船渡，每当秋水骤涨，贫民涉水，恒多失足溺毙者，公恻然悯之。
乃出重资约同人捐造石桥。
垂成、而同人皆背其约------公独肩其费。
”据此可知，带水上的大桥，是在清康熙年间，由朱柱江带头独资修造的。
大桥建于镇中之河道上，原为拱形石桥，取名永济桥，含“永济行人”之义。
桥上有一个四角飞檐的桥亭，每个飞檐的角上还刻着一条龙头，远远望去就象四条从天而降的飞龙前来戏水。
桥亭的石柱上还刻着对联：
“带水绕长堤，凭栏远眺鸥乡远；石栏横古渡，隔岸通行驿路平”。
1966年因行人推车上下很不方便，在开拓河床时，石桥被拆去，重新建造了一座宽阔平坦的钢筋水泥桥，今成为大桥镇老街上的东西通道。
在古老的中大街（现名繁荣街）有一座名闻遐迩的狮子府，门楼上端有一块钦赐“榜眼及第”四个鎏金大字的匾额，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康熙甲戌科榜眼顾图河的府邸，院中还有座有名的“雄雉斋”。
顾图河1653年出生天大桥镇一书香门第，父名九锡亦饱学之士。
他十四岁考秀才，四十岁中举，次年会试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为日讲起居注官。
曾主编《方舆考略》、《清*一统志》等。
在湖广提督学政任中染疾病逝，终年五十四岁。
死后葬于扬州西山伏龙桥，在家乡大桥镇南郊有其衣冠叫顾家墩。
大桥不仅经济繁荣，而且人文昌盛。
早在唐朝开元年间（714年）就曾建造过一座与杭州灵隐寺、扬州大明寺媲美的开元寺，清朝顺治年间又重新修建，是久负盛名的佛教寺院。
历代不少知名诗人都对它有过题咏：
“空堂来霜气，永夜明青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开元寺的殿宇宏伟，香火旺盛；“过雨开楼看晚红，白云相逐水相通”，形象地唱出了开元寺夕阳流丹，水云相映的迷人景色。
开元寺
说起开元寺的建筑，还有一段动人的神话故事。
传说开元寺原建于苏州。
因苏州有两座开元寺，佛祖命哼哈二将和四大金刚抬一座到扬州来，当哼哈二将将把开元寺抬到大桥时想歇歇脚，这一歇不打紧，等到后面四大金铡到后，再抬时怎么也抬不起，原来开元寺已歇到这块龙地上，就此生根立足。
四大金刚又羞又愧，无颜在此便重回苏州，哼哈二将就留在这里。
所以大桥开元寺是抬来的，它平落在地上没有基脚。
这当然是神话，但在松软的沙土上建起如此规模宏大的殿宇，这正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着高超建筑技术和科学智慧。
开元寺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寺右有东岳庙和土地庙。
楼院层层，错落有致。
那端庄凝重的殿宇，巍峨雄丽的庙堂，流金溢彩，更令人肃然起敬。
当时大桥镇除开元寺外，还有法源寺也很出名。
说起大桥镇上的寺院，它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还有过光辉的一页。
1926年北伐军曾进驻大枯，开展民主革命，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大桥区党部曾在法源寺西花厅办公。
此后在法源寺附近还建筑了中山纪念堂，一度交由法源寺僧人代管。
1939年陈毅同志渡江北上抗日到大桥镇时，曾亲自拜防过开元寺和法源寺住持，做宗教界人士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留下一段佳话。
那时苏北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顽固派韩德勤的势力范围，他自己不抗日，也不准新四军抗日。
为了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陈老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联李（李明扬）反顽（韩德勤）抗日”方针，积极开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开元寺住持风，法源填充住持星光等人的向背，对这一带宗教人士的影响很大。
陈老总就亲自登门拜访老和尚，动员他们支持新四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风山老和尚对他说：
“出家无家、四大皆空、不问尘事”。
陈毅同志很巧妙地说：
“出家不出国”。
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驱逐日寇，复兴中华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终于说服了老和尚表示赞助抗日事业。
临别时陈老总还和僧人合影留念。
这张珍贵的照片，现存于郭村保卫战纪念馆里。
1994年开元寺重修。
主体建筑大雄宝殿的彩绘由我国著名彩画大师、故宫博物院马田老先生主持设计。
寺内供奉释迦牟尼大佛像等，佛身高大，气魄非凡。
整个大雄宝殿构造精良，绚丽多姿，体现了江都“当代鲁班”的技艺。
2000年大雄宝殿竣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赠书，茗山法师题写寺匾。
雪松法师撰写楹联：
“圣教东来金人应梦，开元重建政策英明。
”开元寺坐落乡野，近饮江水，绿树相衬，华盖翠顶，是典型的滨江田园寺院。
每逢五月十八庙会，开元寺香烟缭绕，礼佛进香者络绎不绝。
开元寺历史悠久，大雄宝殿前的两棵千年银杏便是佐证。
寺内梵音缭绕，雕梁画栋，佛像众多，更有气势恢宏、形态各异的大型彩塑。
寺院西侧的“因果堂”堪称扬州寺院的一大亮点，栩栩如生的彩塑，劝告后人要处处行善积德。
寺院有两座大钟，除了每天按照“晨钟暮鼓”行事外，每年新年也举行撞钟活动。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并在人民抗战史上留下光彩一页的古老建筑，却在1958和1967年只留下两株古老的银杏树。
傲然屹立于白云蓝天之下，似乎在为历史鸣不平。
如今这两株历经三百多年风风雨雨的白果树，已被当地政府和人民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它在四化春风吹拂下，又生气盎然，华冠盖顶，那片片翠叶婆娑细语，又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古刹的历史，激励人民建设一个美好的明天。
如今开元寺正在恢复当中，使其重焕光彩。
大桥古镇
顾仁
扬子江托起了北岸的一个小镇
岁月在那里刻下了波浪般的皱纹
三江口奔腾的浪涛
留下了迎接帝王銮舟的印痕
张若虚盖全唐的诗篇
描下了春江白沙的夜晚时分
开元古刹千年的暮鼓
敲碎了多少个黄昏
岳飞的战马
在江畔长嘶驰骋
波斯庄的长亭里
永住着波斯远道而来的商人
白塔河水似乳汁般悠悠淌来
将小镇两岸的大地深情滋润
河面架起的亭式石拱永济桥
便是小镇千古不朽的灵魂
漫长的明清古街
由石板记载着悠久的年轮
曲径通幽处
惟见小巷深深
狮子府、楠木厅、蝴蝶楼
脊梁般的古建筑将小镇支撑
从中走出了榜眼顾图河、“雷达之父”束星北
还有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大法官鄂森
悠久的历史如河水般长远
深厚的文化似陈酿般香醇
绿水浇灌的古镇如江南一般水灵
睡梦里也听到了如痴如醉的桨声
何须去周庄、同里哟
我心中自有一方天地——大桥古镇
与之关联的文化名人
江都公主——刘细君
文学发展到汉代之后有了一个飞跃。
汉代文学在上承风骚传统的基础之上，有了很大发展，许多文学体式也都是在汉代初步形成并得到不断完善的，以汉赋为主体的散文得到空前发展，更是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基。
汉代文学的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有男性作家的贡献，还有一批有识有为的汉代妇女作家的创作，汉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同样不容忽视。
两汉时期妇女的文学创作，内容丰富，风格不同，先后出现了班婕妤、班昭、徐淑等诸位才女，不仅其人有史可查，她们的部分文学作品也被收于《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篇数量并不多，其中《黄鹄歌》就是很著名的一种。
“和亲”公主作为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在汉高祖时期就已出现。
汉初国力衰微，汉初的几位皇帝希望以此代替战争来维系汉朝与周边国家的和平，这些在汉代妇女的文学创作中都有反映。
汉代的“和亲”公主作为一个特殊的妇女群体，她们的婚姻承担着家国家的责任与民族的重托。
汉武帝时期，匈奴频频犯境，因国力不强，武帝不得不对边国实行和亲政策。
《汉书》中提到的细君原为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建因谋反不成而自杀，他的女儿细君则因年幼逃过一劫，此后便生活在长安宫中，公元前110年，武帝为了满足乌孙王昆莫的要求，将江都王的遗女赐号江都公主嫁给昆莫。
细君嫁到乌孙国后，竭尽所能与昆莫王周围的贵人处好关系，除了尽到夫妻之情也以期维系乌、汉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可是居住饮食等都很不习惯，更加昆莫老迈，使她思乡之情日炽，并由此创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黄鹄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诗堪称思乡绝唱。
汉朝出嫁乌孙的第一位公主——刘细君，是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武帝的侄孙。
虽然出身皇室，但经历颇苦，自小便经受了磨难，11岁时其父因“谋反”畏罪自杀，她被没入宫中为奴。
但她聪明好学，文思敏捷，能诗善文，并且精通音律，能诗能歌，善弹琵琶，一位美貌多才的女子。
刘细君带去乌孙的随嫁人员达数百人，既有乐工、裁缝，也有技艺工匠；她还特地在乌孙修建了一座汉式宫殿。
在这些过程中，必然传播了汉族的文化和先进的手工技艺，特别是在金属冶炼、武器加工、房屋修建等方面，推动了乌孙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细君的到来，乌孙开始有了琵琶、房屋、种植、墓冢。
她在乌孙只生活了短短的五年时间，不到三十岁便病死了，但对加强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作出过宝贵的贡献，可以这么说：
她是有史以来最早到达伊犁河畔的汉族女人。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汉朝为取得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巩固西北部边疆，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
乌孙民族原住在甘肃敦煌一带，迁到伊犁河流域已经半个世纪了，对汉朝情况不了解，所以乌孙王没有懵然同汉结盟，先派了数十名使者到长安窥探汉朝。
乌孙使者在内地亲眼看到了汉朝的富庶与强大，回国后将所闻所见报告了乌孙王猎骄靡，猎骄靡遂决定与汉结盟，于前一一Ο年遣使者以良马千匹为聘，求婚于汉。
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前一Ο八年封刘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
汉武帝对细君的出嫁是极为重视的，按当时的官属设置常例，公主的官属最多为九人，武帝打破常例，为细君设置了数百人。
对细君的生活以至娱乐，汉武帝都想到了：
凡是宫中所需的器具及公主穿戴，都从丰陪送；武帝怕细君在路上想家而伤身体，特命乐工将筝筑改制成能在马背上弹奏的琵琶，以便公主在路上作乐，“以慰思乡国之念”（《汉书•乌孙传》）。
就这样，刘细君手抱琵琶，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武帝及长安父老，在乌孙使团和汉朝官员的护送下，踏上了漫长的西行道路。
汉初，去乌孙有两条道：
一条是出安西，经伊吾、北庭、乌苏，从古尔图翻天山进入伊犁，这条路因匈奴阻隔，不能走；另一条是出敦煌，经楼兰、焉耆、龟兹，从拜城或温宿北越天山进入伊犁，细君出嫁乌孙就是走的这条道。
据《汉书》记载，从长安到乌孙的路程为八千九百里。
这么远的路，骑马坐车不停地走，要走四个多月，一路上风沙雨雪不断，行旅之苦可想而知。
细君虽是未出过远门的文弱女子，但意志却很顽强，她凭着对国家的一片忠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终于征服了困难，顺利到达伊犁，成为继博望侯张骞之后的第二个到达西域的汉朝人。
乌孙是个“行国”，从国王到百姓，都过着“以穹庐为室、逐水草而迁徒”的游牧生活。
对此，细君很不习惯，便将自己所带的数百名官属侍卫都动员起来，在今特克斯河上游某地修建宫室。
当然，这里盖不成象汉都长安那样朱柱灰瓦、飞檐斗拱的建筑物，只能就地取材，从山上伐来松木，盖成木板房子，周围用夯土筑成围墙，乌孙历史上著名的都城赤谷城就这样初具规模了。
赤谷城的建立，对乌孙民族从单一的游牧业走向定居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无疑是细君公主对乌孙民族的一大贡献。
赤谷城建立后，细君把这里作为自己进行政治活动的中心，经常置办酒宴饮食，邀请乌孙王左右贵人赴宴，给王左右贵人赠送钱币和布帛，借以宣扬汉朝的威仪。
那时，乌孙王奉行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持两端”的政策，在与汉和亲的同时，还娶了一个匈奴女为妻。
乌孙王的中子大禄在继位问题上对王不满，拥兵自重，不听调遣，乌孙内部一分为三。
乌孙王年大力衰（七十岁左右），难以控制局面。
细君公主虽然“岁时一再与昆莫会”（《汉书•乌孙传》），对老王及左右贵人施加政治影响，但终因老王不能专制，加之语言不通，收效不大。
细君想到以自己年少文弱之身，而远托衰朽将死之王，将会使国家失望。
为此，她常常悲愁感伤，遂产生了回乡之念。
她将自己嫁到乌孙后的感想和思念故乡的深情写成《黄鹄歌》一首。
这首歌被公主的宫中官属传送到长安，汉武帝看了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立即派遣使者去乌孙看望、安慰细君，并为细君送去了许多帷帐绵绣。
老王猎骄靡在临终之前，决定把王位传给孙子岑陬（即军须靡），便劝细君嫁给继王，细君不愿这样做，因为在社会较进步的汉朝，孙娶祖妻被视为违反伦理道德的事。
而乌孙的婚姻习俗则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匈奴传》），允许孙娶祖妻（在解放前哈萨克族中残存着这种风俗）。
细君将这个情况奏报武帝，武帝回书说：
“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汉书•乌孙传》），要她服从乌孙的风俗，以汉朝与乌孙的联盟为重。
细君从命，嫁给了岑陬。
细君与岑陬年龄相仿，二人感情也很好，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少夫。
时间不久（约前一Ο三年），细君因病亡故，生前她虽然时刻思念着自己的故乡，但终究没有回去，把自己年轻的生命贡献给了乌孙人民，把自己的血肉全部融化在了伊犁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 边塞诗为我国诗歌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流派，细君公主为我国史书记载的最早出塞的女性。
不言而喻，她笔下的诗篇成为边塞诗的滥觞曲，她所居住的乌孙，成为边塞诗的发源地，从而开启了我国诗歌边塞化的进程，使和亲的影响从政治范畴延伸到文化领域。
《黄鹄歌》具体写作时间未见记载，但我国纪传体史书在一个章节之内大体上仍以时间先后为记叙顺序。
此诗之前，先说公主到乌孙后，因国王年迈，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抑郁寡欢，发而为歌；此诗之后，接着又说国王因自己年老，要细君公主嫁给他将来继承王位的嫡孙。
对此，《汉书》上说“公主不听，上书言状”。
从当时实际情况判断，由于民族差别、年龄差距、地域差异，细君公主基本上生活在痛苦之中。
有意求归，难以启齿。
乌孙国王要她改嫁，与祖孙两代为夫妻，按照中原礼法，不但有损妇德而且悖离伦常，不愿从命，正好成为要求重返长安的借口，给皇帝上书的内容也必然是乘机请求还乡。
获准谈何容易！
别说细君公主身负婚约承诺，就连派驻西域的军人班超，晚年想生入“玉门”，也费尽了周折。
先是派儿子班勇进京上书，后又托妹妹班昭走皇后内线，70岁才回到家中。
细君公主万里孤雁，缺少内援，深知仅靠一张陈情表，难以达到目的，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又寄回一曲《黄鹄歌》。
写得如泣如诉，借以加重请求回归的理由砝码，期望打动汉武帝的怜悯胸怀，尽快派人迎归。
细君远嫁，乌孙王曾经给予不少礼遇，诸如献良马千匹为聘礼、专筑宫室等等。
汉室也优渥有加，赠舆服饰物，派侍从数百人随同西去。
以后又年年派人携帷帐锦绣慰问。
歌中对这些情节略而不谈，突出强调三点：
一是奉命和亲，“吾家嫁我”于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避免改嫁纠缠，要求皇帝做主早日召回；二是痛陈生活遭遇，居住毡房，饮奶食肉，认为是不毛之地的蒙昧状态，无论心理生理上都难以适应，要求脱离游牧环境；三是倾诉思乡迫切心情，想着像鸟儿一样，立即展翅飞还。
侧重用人性化的词句，达到回乡的效果。
但皇帝的准则是政治第一，人情服从政治。
汉武帝对这首诗虽然“闻而怜之”，但和亲毕竟是国家大事，和亲后，取得了乌孙的靠拢，增加了抵抗匈奴的同盟力量，汉武帝深知孰轻孰重，不肯因小失大，为了“欲与乌孙共灭胡”，责令细君公主从其习俗，再嫁新王，细君回归之愿终成泡影。
乌孙向背，直接关系到汉室抗击匈奴的胜负。
在汉室与乌孙民族关系的协调中，细君公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成为身体力行、促成民族团结和谐的典范。
《黄鹄歌》求归心理，只不过是一段没有奏响的插曲，它无损于人们对细君公主奉献精神和崇高形象的景仰。
《黄鹄歌》内容含蓄、曲折，复杂委婉。
欣赏这首诗，不能就句论句，必须放到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从细君所处的特殊条件以及内心活动来剖析和理解才能领会，从余音中，回味其着眼点和用心处。
这一首典型的思乡之作，前四句写出了细君的境遇并高度概括了她的生活状况。
远嫁到乌孙，住在游牧民族用毡布搭成的帐篷里，吃着牛羊肉喝着牛羊奶，衣食住行上的不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让这位汉朝公主很不适应，然而生活上的琐事还不是大碍，远离故土与亲人，加之“昆莫年老，言语不通”，这些让细君在情感上时时感到孤独、寂寞，所以她才会思念故土而伤心不已，并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自由的黄鹄鸟，飞回大汉的国土与亲人团聚。
正是由于这一希望与现实的强烈冲突，使这首诗歌在美学风格上带有几分悲哀的色彩，在普通汉人看来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对于当时身处乌孙的细君而言已是可望而不可即了，这一现实无时无刻不在激发着她的思乡之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于是有这首《黄鹄歌》的产生。
诗歌意境孤寂凄凉，通过远嫁、艰辛食住条件、黄鹄等意象呈现出来。
尤其是黄鹄意象特别深邃。
鹄、鹤乃是通假。
《说文解字注》和《中华大字典》都说“后人鹤与鹄相乱”。
但就动物学说，世界上本无黄鹤，有白鹤、灰鹤、丹顶鹤等多种，但都非黄色。
黄鹤只停留在词上，并无实物、是一个并无外延的零概念。
因而有人怀疑黄鹄乱了鸿鹄。
《辞源》鸿鹄条说鸿鹄即天鹅。
“黄鹄”，一喻高才贤士。
《文选·屈原＜卜居＞》：
“宁与黄鹄比翼乎？
将与鸡鹜争食乎？
”刘良注：
“黄鹄，喻逸士也。
”唐韩愈《南山有高树行赠李宗闵》：
“黄鹄据其高，众鸟接其卑。
”二喻离乡的游子。
唐杜甫《留花门》诗：
“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
”明高启《甪里村》诗：
“紫芝日已老，黄鹄何时还？
”三喻妇女的守节不嫁和空闺寂寞。
据汉刘向《列女传》载：
鲁陶婴少寡，鲁人闻其义，将求焉。
婴闻之，乃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
其歌曰：
“悲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
”明汪廷讷《种玉记·互醋》：
“我流落边关，若不回时只恐你终衔黄鹄哀。
泪空垂，冷落鸳帏日易西。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二》：
“早岁吟《黄鹄》，颠连四十春，怀贞心比铁，完节鬓如银。
”结合刘细君身世，本诗中的黄鹄意象，可以从上述三种寓意中综合读出。
“黄鹊”本身善于高飞、长鸣的特点与皇家高高在上，享有赫赫尊严的形象是相符的，所以被用作皇家符瑞的象征;而“黄鹊”与思乡的联系，则与候鸟北飞南归的自然习性有关，远离故土的人们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到故里，看到头顶南归的黄鹊鸟，不禁联想起故国、故土，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作为汉朝与乌孙的第一个友好使者，细君公主积极联络乌孙上层贵族，使乌孙与汉朝建立了巩固的军事联盟，初步实现了联合乌孙，遏制匈奴的战略目标，为汉朝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首被誉为第一首边塞诗的，受到了后世人的传唱，而细君公主的精神也为后人所敬仰。
张若虚与《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约660—约720），唐代诗人。
扬州（今属江苏）人。
曾任兖州兵曹。
生卒年、字号均不详。
事迹略见于《旧唐书·贺知章传》。
中宗神龙（705～707）中，与贺知章、贺朝、万齐融、邢巨、包融俱以文词俊秀驰名于京都，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
玄宗开元时尚在世。
张若虚的诗仅存二首于《全唐诗》中。
其中《春江花月夜》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它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抒写真挚动人的离情别绪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宛转悠扬，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
流传诗仅存两首：
《春江花月夜》、《代答闺梦还》。
人物生平
在唐代，似乎没有张若虚的诗集传世。
明嘉靖年间，李攀龙选编的《古今诗删》收录了张若虚的《春江》诗。
是金子总有闪光时。
等待了将近一千年，张若虚及其杰作的命运才开始扭转。
张若虚这个名字，对于当今的诗歌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
他的《春江花月夜》（以下简称《春江》诗），更是令人耳熟能详。
然而，对于张若虚其人其事，人们知之甚少，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料只有清《全唐诗》第117卷26个字的介绍：
“张若虚，扬州人，兖州兵曹。
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号吴中四士，诗二首。
”而在《旧唐书·艺文志·贺知章传》中也只附带了6个字：
“若虚，兖州兵曹。
”
张若虚的生卒年不详，有些典籍（如余冠英、王永照作序的《唐诗选》），将他的生卒年定在约公元660~720年，即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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