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叙事模式分析489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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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拍摄初衷更希望把观众真正带入地震亲历者的内心世界，用亲情来探讨复杂的人性。
电影以唐山大地震为大背景，演绎的却是地震给一户普普通通的家庭所带来的灾难性打击，并没有停留在对灾难视觉效果的展示上。
影片采用了平民化的叙事方式，塑造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鲜明形象，在叙述上情感是自然而然地流露，一切看起来那么朴实无华而又自然贴切，使亲情得到精神上的回归，充满了人性关怀和人文内涵。
在结构编排上，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围绕地震前、地震时到地震后展开叙事，紧凑而清晰。
地震发生之前，方大强和李元妮带着一对龙凤胎儿女方登和方达一家人过着幸福平淡的生活，温馨和睦。
可是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改变了这一切，大地崩裂、房屋倒塌，人们在绝望无助中四处逃散，哭声一片。
电影用极具震撼力的镜头表现出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那让人撕心裂肺的23妙换来的却是32年的痛苦，展示了一户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与命运变迁。
爱情题材和死亡题材一直以来是文学创作的主题，而亲情与爱情则是电影拍摄的永恒话题。
面对灾难时，死亡又给亲情倾注了悲剧的色彩。
影片中，方大强为了救孩子永远地消失在了妻子李元妮的视线中。
断壁的两头，压着方登和方达姐弟俩，无论先救哪一个，都意味着另一个孩子性命难保。
在作出了艰难的抉择后，母亲选择了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方达，而被压在石板下的方登清楚地听到了母亲的话。
石板下的她绝望地喊着：
“妈妈，小登也在，小登也是您的孩子啊！
”从此，母亲李元妮一直独居，带着残疾的儿子生活，房间中一直摆放着丈夫和女儿的照片，在满怀着对女儿的愧疚中坚强地活着，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来自良心的拷问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煎熬。
然而自从母亲救了弟弟而放弃了自己，方登在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原谅母亲“见死不救”的做法，此事成为方登心中难以磨灭的隐痛。
同样，任何做母亲的在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之后都会崩溃，这也成为母亲痛不欲生的节点所在，她一辈子都在为没有救女儿自责。
后来失去了一只胳膊的儿子长大后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劫后余生的方登被军人王德清夫妇领养，虽然经历了与男友的分手、后来的辍学、又生下私生女、远嫁加拿大等，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养父母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爱。
对于影片来说，找到了营造矛盾的强大叙事情节，所有人都被牵连到这一矛盾中来，包括欣赏影片的观众也会与其达到一种共鸣，深深地体验到与亲人离别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折磨与煎熬。
母女、姐弟天各一方，直到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他们的生命轨迹才重新走到一起。
母亲成为地震中最为艰难抉择的选择者，为了祭奠丈夫用生命对她的爱和对丈夫的感恩，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唐山，即使有人表达对母亲的喜欢她也是无动于衷，没有再嫁，选择了孤独和平淡的日子。
在李元妮看来，只有自己的坚守才能终究有一天能找回逝去的亲情，这是大爱。
影片对姐姐方登和弟弟方达相识的场面没有描写，而是把镜头集中在母女相认的场面，迎来最后的高潮。
导演将观众的情感开关打开，使情感在此刻得到宣泄与释放，也成为整部影片中最感人的地方。
良知在这一家人中通过多个角度折射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夫妻之情、儿女之情、养父养母养女之情等，在灾难面前，拷问人性的真善美，表现了灾难过后对于死亡的理解、失去亲人的痛楚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二、叙事方式的整体性和细节性交错
“唐山大地震”这一重大灾难性历史事件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些伤痛，还有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坚韧不屈、顽强奋斗的精神。
冯小刚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进行了多角度地挖掘和透析。
电影讲述的是23秒地震之后长达32年的故事，大的时间跨度就决定了在细节处理上具有很高的难度。
但冯小刚对影片的处理细致入微、剪裁得当，他关注的是大灾大难面前普通家庭中每个人的情感变迁，重笔墨展示了遭遇大灾难的李元妮一家人各自的命运和情感历程，旨在呼唤真情的回归。
所以，尽管影片时间较长，但并没有造成拖沓冗长之感。
地震时山崩地裂的场景、全国人民为组织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场景在影片中只占有很少的部分，地震之后母亲抚养残疾的儿子方达，姐姐方登辍学回家、怀孕以及出国嫁给外籍丈夫，甚至汶川地震姐弟相认等情节都没有完整交代。
三个人在影片中跳跃式地完成了32年的人生历程，但是大地震在他们身上所留下的伤痛却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
这也正是冯氏电影的特色所在。
“23秒，32年”简洁明了地传达了故事的主题和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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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跳跃式的叙事省去了影片中人物生活的细节和成长的经历，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在人物情感迸发碰撞的细节中。
32年后方登对母亲的怨恨是如何化解的？
在方登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开始感受到做母亲的不易与伟大的光辉。
当母女久别重逢时，母亲问女儿这些年一个人是怎么过的，包含着母亲几十年来对女儿的担忧。
在细节的处理上，西红柿成为影片中重要的意象，它使整部电影首尾呼应，构成一个整体。
西红柿的镜头在影片中先后出现两次。
一次是32年前，在地震的前夜，母亲把仅有的一个柿子给了弟弟方达，当时方登还很生气，母亲安慰也想吃西红柿的方登答应再给她买。
[3]因为一个小小的西红柿让方登心里留下了母亲偏向弟弟的印象，又经历了当地震发生时母亲决绝地说救弟弟的话语和行为，让方登心里极为伤心和怨恨。
另一次是32年后，当方达带着姐姐方登走进家门，她看到自己的遗像与父亲并排挂着的时候，照片下放着一盆西红柿，再次触动了方登的神经，才知道原来母亲这么多年还一直想着她。
当镜头定格在几个大西红柿上时，也让观众的心为之一颤。
接着，年迈的母亲突然下跪：
“登啊，妈给你道个歉，这么多年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后来，方登了解到，这30多年来母亲一直是爱自己的，每年弟弟上学母亲都是买两份课本，一份弟弟用，一份留给死去的姐姐;
母亲不愿意搬家，担心搬家后死去的丈夫和女儿找不到回家的路;
母亲不愿意再嫁是以这种方式惩罚自己当年放弃了女儿的生命。
这一切都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因为一场地震，使母女相隔32年，这其中包含着母女多少酸甜苦辣。
终于在32年后，母亲用真诚的爱化解了女儿心中的仇恨，换来了女儿的一声“妈”和一家人的团聚。
影片用细节性和微观性的历史来展示整体性的历史宏观事件的叙事方式，重点描写了人物的真实心理和情感;
用传统的写实叙事模式，创造性地完成了电影艺术对生活进行的艺术加工，讴歌了平凡人物的亲情与爱情。
三、叙事方式中传达的人文关怀
32年前唐山这座城市一夜间变为废墟，32年后这座城市又在废墟中崛起。
影片没有从宏大叙事的场景出发，而是从头至尾都真切地呼唤亲情的回归。
电影表达了在灾难之后，人们心灵上的互相救助与抚慰，浓浓的亲情让观众感受到强大的爱与力量。
回归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关怀是电影的希望所在，以人性为中心也是电影的终极目的所在。
在中国观众的审美价值观中，对人性的关怀是其他任何艺术元素都不能取代的。
《唐山大地震》真正打动观众的地方不在别处，就在于对人性的表达，这就是艺术回归人性的视觉效果。
影片在母女分离中开始，又在亲情的回归中释然，用小视角承担着大格局，强化了人内心对亲情的眷恋和向往。
[4]冯小刚在影片中放弃了以民族和政治宏大叙事视角来讲述历史的叙事策略，而选择了一种具有人类个体精神的讲述方式。
影片将一些现实中的普通人放置在地震这样大的背景中，展现出这些普通人的行为抉择和精神准则，在一个看似微小的立足点上，将亲情重建这一话题渗透出多层面的人文价值，以其独特的平民视角和叙事方式引人入胜。
电影中的李元妮象征着千千万万中国普通的女性，是她们的一个“缩影”，正如影片中方达的台词，“倒塌的房子都盖起来了，可我妈心里的房子永远盖不起来，32年守着废墟过日子”[5]。
她坚持着女性最传统的道德操守，在地震中痛失丈夫和女儿，却不顾婆家的劝说毅然留在唐山，用其漫长的32年的挣扎、痛苦、绝望与希望传递着传统女性对丈夫、对家庭从一而终的观念，突出中国女性对亲情、对家庭的忠贞与坚韧。
而徐帆细腻、深沉的演绎，给李元妮这个人物形象注入了丰厚的内涵，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痛苦挣扎，平凡而伟大的母爱，朴素、坚韧、善良的情怀。
女儿方登由于母亲在大地震发生时选择救弟弟而放弃她，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疤痕，使她长大后对亲情和家庭都失去了本应该有的信心，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她渴望被爱又不愿意接受爱。
弟弟方达在影片中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角色。
在地震中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地震之后家庭带给他沉重的精神压力让他无法自拔：
母亲给了他生命，为了救他而放弃了救姐姐，致使他一直想着能报答母亲，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个想法伴随着方达长大，也形成了他固执的个性。
冯小刚将影片中的人物价值观在亲切的人文关怀下分别展示在观众的面前。
面对相同的灾难，但是在灾难过后每个人自我精神解脱的方式却是不同的。
地震只有23秒，而影片中的主人公内心深处的“余震”却整整折磨了他们32年。
电影通过巨大的灾难之后，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心灵重构的视角，在普通大众中去发掘人性的光辉，符合当代的主流意识。
灾难过后能够生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可往往真正的痛苦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心灵的伤痛，这成为电影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
《唐山大地震》时间跨度32年，影片中包含了时代变迁的影子，尽管沧海桑田，但在人们心中亲情还是最大的精神支柱，这是不可改变的。
灾难性的历史在冯小刚的重新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使人性在历史的解读中获得了升华，人性中的爱与温暖在影片中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这也是让观众泪流不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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