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的经济增长历史及启示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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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973年间，美国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平均每年递增3%，相应地，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也一直保持在3%左右的水平。
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组合中，科学技术和资本的投入是主要的因素。
战后美国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1953~1973年间，美国取得了65项突破性的发明创造。
美国许多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部门，都是以这些科学技术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战后美国工业生产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40%~70%是因为科技水平的提高而取得的，尤其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20世纪60年代增长最快。
到了70年代，美国第三产业已在三次产业中占有支配性地位。
在第二产业内部，新兴的高技术产业也成为物质生产部门的主导产业。
因此，在这个期间，美国向高资本投入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已经完成。
2．调整产业结构与提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期
1970~1991年是美国调整产业结构与提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期。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伴随着1974~1975年的战后第三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深渊。
1973~1979年美国的平均产出增长率仅为2.12%，远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资本投入的贡献在经济增长中每年下降0.05%。
与此同时，劳动投入的贡献实际增加了0.27%，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下降了1.38%。
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1980~1993年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幅度为2.7%。
从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上看，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素的投入不再采用集约化的大规模注入方式，而更强调科技发展基础上的高效率投入。
3．新经济增长期
1992年至现在是美国的新经济增长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以每年2.7%的速度稳步增长，而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
据美国商务部1999年4月的报告，1998年美国GDP的年增长率为3.9%，失业率为4.5%，通货膨胀率维持在1.1%的超低水平。
当今美国制造业的效率比日本高出10%~20%，服务行业的效率比日本高出30%~50%，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
从1994年至今，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已连年位居世界榜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用于计算机等信息处理及其相关设备的投资增长迅速，信息设备投资是其他工业设备投资的1.6倍。
美国工业取得的增长中，约有45%是由计算机和半导体创造的。
美国90年代以来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是与美国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分不开的。
信息技术（IT）产业虽只占美国经济总产出的8.3%，但其在1995~1999年间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30%以上。
信息产业的发展，即能带动投资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又能改造传统产业、促进电子商务等的发展，并最终带动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
1973~199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4%，而1995~1999年年均增长率为2.8%。
正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美国经济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增长。
二、日本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经济长期持续发展，1902~1940年平均增长率为3.4%，1889~1940年为3.1%。
工业1890~1914年增长9倍，1914~1937年增长10.4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为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1950~196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1%，1961~1965年为9.8%，1966~1970年高达12.1%。
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又超过法国和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两次石油危机和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影响，日本经济转入低速增长时期。
197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7%，1970~1987年平均增长率为4.8%，1975~1984年为4.5%，1985年为5%,1986年为2.5%。
90年代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
1992~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三年创零增长（增长率低于1%），1995年和1996年出现回升势头，实现了2.4%和3.2%的增长率，但从1994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运行态势又趋恶化，加之受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了衰退局面。
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与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粗放型的投入来取得的。
50年代，由于国内市场廉价劳动力的过剩供给和国际市场廉价石油的大量供给，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能源的投入量增加来实现。
1950~1955年日本就业总人数由3650万人增加到4110万人，增长12.6%，1955~1960年增长8.5%。
60年代，日本国内资本积累迅速增加，国际市场石油供给变得更加廉价，但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劳动成本迅速增加，日本转而依靠多投入资本和能源，少投入劳动来实现经济增长。
1960~1965年，日本就业总人数增长率较前有所下降，为6.5%，1965~1970年为7.2%。
7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危机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大规模的公害等问题，日本走上了以节约能源、原材料为中心，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
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
三、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展望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回顾
根据我国的国情，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前后两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一）改革开放之前30年（1949～1978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段时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国家集中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经过三年的恢复期，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4．8％，到1952年增长为343亿元，新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但此时的中国，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
为了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来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我国采取了集中有限资本和资源来加快建设重工业和完整工业体系的发展战略。
1952年至1978年，我国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统计资料表明，这一时期GDP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24．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5％。
一、二、三产业年均增幅分别达到4．3％、10．1％和5．9％。
然而，由于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决策失误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纷争，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并且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效率低下。
1952～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0．32％，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的份额为－5．3％。
1958～1965年、1966～197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30．15％、7．15％。
1978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仅为0．16％。
而1953～195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7％。
工业部门按净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1978年平均增长3．4％。
1966～1978年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1．5％。
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按净产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仅为1957年的94．8％，年均每年下降0．2％。
由于增长效率低，不计成本代价的投入行为，使得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浪费严重，使得我国人民虽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低，根据人均国民收入和官方汇率计算，1952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2美元，1978年为224．9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之列。
人均GDP排在末尾几个国家，一直未突破人均265美元这一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界限。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在严格的计划体制下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形成了以追求速度为核心的发展思路。
经济增长呈现高浪费高消耗和明显的结构性失衡。
由于增长效率相对较低，我国并没有脱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与经济增长同比例的提高。
改革前我国的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7．9％提高到1978年的42．6％。
重工业的超前发展一方面牺牲了农业，抑制了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轻工业的滞后和基础工业的瓶颈，从而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城乡差距扩大，二元结构日益明显。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了整个产业结构严重扭曲，第一、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第二产业。
而大量的国有企业往往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无法容纳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为了保证城市供应，防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维护城市稳定，国家不得不采取极为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大量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从事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以保证城市发展的需要。
因此，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属于典型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
虽然如此，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水平毕竟有较大的提高，为以后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1978～20XX年）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出现历史性转变最关键的时期。
三十年来，在制度结构变迁中，中国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严格的计划体制逐渐被市场所取代，企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市场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来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处于边调整边发展时期:
一方面调整原有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是市场体制下，继续沿着粗放式的模式，保持甚高的经济增长率。
而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最大影响因素，无疑是制度创新，市场化改革充分调动了不同阶层劳动者的积极性，成为推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首先突破深受“文革”破坏而停滞十年的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市场经济从经济利益的角度，通过调动市场参与者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
在制度创新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市场竞争，在新的体制下，不断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企业盈利模式，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1．第一个阶段：
“双轨制”体制下摸着石头过河（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经济的短缺，被长期压抑的社会需求得到突然的释放，使得经济领域各个方面供给严重不足。
经济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为对象的生产领域的快速发展，高额利润与旺盛的市场需求，加上波浪式消费，对利润的追求，主导了市场条件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
在产业结构上，这一时期行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而在制造业中，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轻工产品得到了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实现这一发展的关键是发端于农村的体制改革，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的体制改革启动了农村经济中长期被压抑的经济活力，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迅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市场的扩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这一阶段以非国有企业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粗放式增长。
各类形式乡镇企业高速发展，是在市场规律的指引下形成的；
其所形成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也有其必然的市场基础。
虽然这种增长方式备受社会质疑，但不可否认，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当时的短缺经济形势下，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能力。
对增加社会供给、满足社会需求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第二个阶段：
全面开放下高速增长（1992～20XX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软硬环境日益完善。
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调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全面的对外开放，带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周期的到来。
外来投资的大量进入，“三资”企业的快速发展，使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产出不再仅仅来源于国有企业。
与国有企业相比，发展非国有经济使地方政府可以在不增加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达到更高的社会经济产出水平。
于是走在开放前沿的东部地区大力发展“三资”企业。
东部沿海乡镇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初期发展之后，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国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
随着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成长，它们提供的社会经济产出份额占全地区社会经济产出的部分日益扩大，各地区社会经济产出的增长不再依赖于国有企业。
1992年，受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影响，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追求高速度发展的浪潮，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粗放式增长模式在新的情况下继续延续。
依靠土地和劳动低成本优势，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大量吸引以面向国际市场为主的外来投资。
低成本优势，促进了我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
外来投资虽然带来出口增长，但出口型企业多属于来料加工型，位于产业价值链低端。
虽然加工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但加工贸易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
虽然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并正式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再局限于商品市场，还包括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的市场化改造，但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对低附加值生产模式产生不利的影响。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XX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党的十五大又把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
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暴发亚洲金融风暴以及世界经济全面走低，但中国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维持了7％～8％的增长率，扩大政府基础建设投资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同时也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地区协调发展，中央政府于2000年开始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这一系列政策确实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虽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仍然无法摆脱粗放式增长模式，但与改革初期相比，无论在企业素质还是产品质量上，都已经获得很大的提高，产品竞争力日益增强。
国有企业也通过改造，但整体质量明显提高。
20XX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市场步伐。
到21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
3．第三个阶段：
经济全球化下加工贸易快速发展（2002～至今）
20XX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XX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认为，国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之一就是：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加深入，在20XX年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国际市场的扩大，加快了我国出口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全新的时期，经济增长重新加速，进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然而，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依靠低成本竞争的出口加工贸易增长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工荒”，预示着依赖低工资的出口加工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失去了发展优势。
而大规模的出口，使我国自加入WTO之后，中国外贸依存度年年攀高，外贸依存度从40％左右迅速增长至65％。
20XX年一度接近70％，中国经济已过度依赖外需市场。
而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美国和日本，20XX年两国的外贸依存度却分别只有23．7％和23．5％。
出口导向的生产过程处于产品价值链底端，企业所获得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而要促进加工组装这类低端产业的发展，就必须维持低成本的生产。
因此，压低各种要素价格特别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是这种生产模式必然的结果。
然而，加工贸易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并且由于工人工资无法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居民消费能力的不足，严重影响到国内市场需求，促使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开拓。
20XX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暴露出严重的缺陷。
由于中国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汇率波动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对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了严峻挑战，将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
20XX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滑坡对珠三角外向型企业的打击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更加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货物出口而内需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三）对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分析
制度创新是中国30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渐进推行的体制改革既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保证了国家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使中国避免了如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因经济制度转轨而造成的经济衰退。
从1978年到20XX年我国GDP按照可比价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的增长速度。
20XX年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一个中低收入国家。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投资的扩张而不是技术进步。
虽然经济增长也经历过几次起伏，然而，每当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生产开始下降的时候，为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增加社会就业所进行的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使得我国不同时期都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投资和国内外需求的支持下，找到粗放式增长的市场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粗放式增长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粗放式增长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粗放式增长仍在持续，其中的原因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了。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
在工业化起步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即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但由于竞争的压力、市场的作用，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活动所推动的技术进步，逐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演变，技术进步和经营效率的提高成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有关统计表明，在1870～191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1％，英国和法国分别为1．95％和1．7％。
在此期间，技术变革对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美、英、德、法等国家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只占30％左右。
然而，二战结束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50％～70％，明显高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XX年）平均47．21％的贡献率。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开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虽然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在吸引美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当地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值得我们借鉴。
比如重视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的经济效益，提高研究开发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强化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并培养高技术人才，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等。
与我国不同的是，“四小龙”在吸收来自发达地区投资的过程中，本地资本也积极参与其中，并且随着本地企业发展成熟，吸收消化能力的增强，最终形成了自己对外进行产业投资的能力。
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都是在引进美日先进技术之后，通过本地企业的吸收消化，借助中国大陆低成本优势，开始将生产大量转移到中国大陆，为本地区发展腾出了发展空间，顺利实现发展转型，逐渐由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移。
虽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这些地区发展速度因此下降，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但这一过程的完成是由本地企业主导，是本地企业对外投资所造成。
虽然对外投资使得当地加工企业外迁，失业增加，但这并不意味产业的消失，而是该产业升级的表现，因为本地企业仍然控制了产业的发展。
由本地企业主导加工贸易转移过程，顺利实现了这些地区对中国大陆地区资源的有效利用，将企业资源配置扩大到了大陆范围，不仅提高了对自身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了本地企业产业控制力。
本地企业主导的产业转移，同时也克服当地资源的不足，寻找到新的发展途径，提升了当地产业效率，逐渐实现了当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和各地区所处在发展阶段不同，它们的体制、国情和经济基础各异，各国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都曾经历环境破坏、资源严重浪费、工业与环境污染成比例增加等困境。
然而，这些国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产业的发展过程，主要借助本国企业的力量，即使是引进的外来技术，也都实现了产业本地化。
不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从欧美引进技术，还是后来的“四小龙”从美日引进技术，都具有产业自我升级的能力，能够在不断市场竞争中，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重新合理配置要素资源、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升产业价值链水平。
而本地企业的这种自觉努力，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及时摆脱不利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不断转换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与未来的方向
中国经济能否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关系到我国能否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被中国理论界提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也非常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然而30年来，历史发展的惯性和客观原因的存在，我国经济仍沿着粗放式的道路快速扩张，致使单位GDP能耗和资源消耗不断上升，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更为突出，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影响某一经济增长方式的众多因素不会短时间内迅速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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