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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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
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
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2、严复，原名宗光，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
1877年（光绪三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
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
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
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向西方学习。
1895～1898年翻译ｔ.ｈ.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极大。
1897年主办《国闻报》。
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
戊戌变法后，至宣统元年（1909），先后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是近代中国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仍被推崇。
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任副会长。
1905年协助创办复旦公学，为第二任校长。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严复趋于保守。
1915年参加筹安会。
提倡尊孔。
3、傅雷
（1908－1966）翻译家。
字怒安。
上海南汇人。
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学习艺术批评。
一生共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
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
主要有罗曼·
罗兰长篇巨著《约翰·
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墙·
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幻灭》《赛查·
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
弥罗埃》，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等。
写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专著，以及《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评（三里湾）》《评（春种秋收）》等散文。
4、钱钟书
罗新璋曾引述这样一句话：
“不懂钱钟书，是国人的悲哀；
同样不识钱氏译艺谈，也是译界的不幸。
”的确，作为散文家、小说家、文学研究家的钱钟书，早已誉满海内外，而作为翻译家的钱钟书却少为人知，甚至当我们使用这个称号时，有人会持有疑惑。
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严格将评定翻译家的二项标准来衡量钱钟书时，他有可能会落选。
一、他不像严复、傅雷、郭沫若等人那样，出过一批有影响力的译作，仅其最大一项翻译工作来说，也就是参加毛泽东选集和诗词的英译工作，再次就是对自己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中，上千英、法、德、意、西、拉丁语例句的翻译，而此却不为人所易见。
二、钱氏论译，并没有鸿篇巨制，也没有完整系统，仅有《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
人生颂>
及有关二三事》、《翻译术开宗明义》、《译事三难》等专论文章，其它的思想都零星散落在各文篇章著作中。
然而，有一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钱氏的“化境说”却在翻译界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并且在提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每每会被人引述；
此外，钱钟书作为翻译界所推崇的老一辈，为《中国翻译词典》进行题词，还作为翻译家被收入于《中国翻译家词典》中，这些事实不能不说明钱钟书在翻译中所做的真正贡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钱钟书本人并没有出过专门的译著，但他的翻译实践却让无数翻译家所惊叹和折服。
一、钱钟书几乎是1950-1953年《毛泽东选集》英译文稿的最后审定者。
在同是英译委员会的金岳霖、王佐良、陈振汉等一批代表当时中国英语最高造诣的人中，钱钟书凭着自己的才华和睿智，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成为“毛选”英译工作的脊柱。
1960年，在以袁水柏为组长的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中，钱钟书再次担任了组员，和叶君健两人负责对诗词的翻译和润色工作。
其实，仅就这两项翻译工作来说，其翻译量就为不少，而其翻译难度和要求都是为一般文学翻译所不及，这种翻译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大，是代表着新中国的国家的翻译水平。
6、季羡林
（1911．8．6－ ）山东清平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
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
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
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7、许渊冲
1921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赴欧留学。
回国后在北京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教授。
被称为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
中文专著《文学翻译六十年》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不朽诗三百首》由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英文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被《纽约时报》评为“融诗情哲理于往事”。
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中诗英韵探胜》（英文）、《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等，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众多名著。
8、思果，本名蔡濯堂，1918年6月出生，江苏镇江人。
他初一没念完就辍学，进入银行当实习生。
却靠着“自修”成就了笔耕的志业。
他常说：
“天下没有不可以自修的事。
”于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写作，
以至后来他唱戏、操琴、写书法、学英文，样样都是自修而成。
尽管没有学院的训练，他投入每一项修习，都如同“做学问”一般地认真专注。
研习英文，是听、说、读、写一起来，不但讲究咬字口音正确，而且字字查阅字典，熟读强记。
早年他进入香港《读者文摘》中文版担任编辑的七年里，主要的工作就是修改翻译家的译稿，也因此沉浸在翻译的研究中。
他认为从事翻译工作一定要经常阅读百科全书，了解每个领域的专业，才能忠实传达原意。
他曾花多年时间译成狄更斯的《大卫·
科波菲尔》，可说是翻译上最大的成就。
在《翻译研究》一书的引言中，思果写着：
“谁也不能否认，目前的翻译已经成了另一种文字，虽然勉强可以懂，但绝对不是中文。
译者照英文的字眼硬译，久而久之成了一体，已经注了册，好像一个人霸占别人的妻子，时间已久，反而成了‘本夫’，那个见不到妻子面的可怜本夫，却无权回家了……本书的态度，却是要翻译像中文。
凡是中国已有的表达意思的方法、字眼、句法，尽量采用，没有的再想办法。
在他的观念里，理想的译法是先把原文看懂，照原文译出来，看能否念得顺口，原文的意思要消化，译文的文字要推敲。
虽然他明白难度甚高，仍强调翻译的原则是“译文要像中文”。
思果另一项当做学问看待的则是创作。
离开《读者文摘》后，他转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访问研究员，开始投注更多时间在写作上。
后来在大地出版社发行人、作家姚宜瑛的鼓励和推介下，思果的作品陆续在台湾的报纸刊载，并在台湾出版散文集，如《林居漫笔》、《沉思录》等二十余本书。
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曾言：
“马上，枕上，厕上有文思”。
思果认同这个说法，不论吃饭、坐车、看电视书报，或夜半乍醒，他都会随时记下脑中闪过的灵感和想法。
这样的精神和习惯，数十年不变。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除了早期创作一些诗歌外，主要作品是戏剧，现存的剧本共有３７部。
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生动丰富，语言精炼优美，对欧洲文学和戏剧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他的诗集也以感情丰富、诗句绚烂而著称，可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的经典。
9、翻译家梁实秋
在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两人：
一位是朱生豪，一位是梁实秋。
朱生豪从１９３７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至１９４４年先后译有喜剧、悲剧、杂剧等３１种，可惜他英年早逝，有六个历史剧和全部诗歌没有来得及翻译。
梁实秋１９３０年开始着手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从１９３６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他译的莎士比亚戏剧８种，至１９６７年最终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并出版，共历时３７年。
梁实秋是中国独自一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翻译家。
他１９０３年１月生于北京，１９１５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校，１９２３年８月赴美留学，专攻英语和英美文学。
１９２６年夏回国于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先后任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外文系教授、系主任。
１９４８年移居香港，１９４９年到台湾，先后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编译馆馆长。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日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
梁实秋平生主要有三大成就：
一是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他出版的散文、小品、杂文集多达２０多种；
二是编纂英汉词典，他编写了３０多种英汉字典、词典及英文教科书；
三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也是耗时最长、用精力最大的一项工程。
可以说梁实秋不愧为一代文学大师、翻译大师。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文学论争，是在左翼作家和右翼作家之间展开的，而梁实秋是当时的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评论派的成员。
１９２８年《新月》杂志在上海创刊，梁实秋发表文章，提出文学无阶级性，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多次撰文与之论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实秋只身南下，在重庆《中央日报》编辑副刊，提出文学可以与抗战无关的主张，受到了进步作家的批评。
两次论争之后，梁实秋在革命阵营和进步人士中的名声不大好。
１９４８年冬，梁实秋经过痛苦的抉择后作出了众所周知的选择。
他几经周折，辗转到香港，翌年６月到台湾。
解放后，梁实秋的名字是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梁实秋翻译和出版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比朱生豪早，但梁实秋的译本并没有在内地流传。
１９５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共１２卷，收莎士比亚３１部戏剧，此后内地一直沿用这个译本。
１９７８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以朱生豪译本为基础，经方平等人补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１１卷，所收剧目３７部，现在流行的就是这个版本。
然而，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不仅历时长、工程大，而且尚有鲜为人知的奇特经历。
三、梁实秋在晚年回顾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经历时说：
“使我能于断断续续３０余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
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其实，翻译莎翁的剧作不是梁实秋个人的选择，而是胡适先生的倡导。
正由于胡适先生的倡导合乎梁实秋读第一流书的主张，才使得梁实秋接受了这个挑战。
１９３０年，任职于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翻译委员会的胡适，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计划。
胡适共物色五人担任翻译，他们是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和梁实秋，计划五至十年完成。
对这样一个庞大计划，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积极，他不仅明确答应承担一部分任务，而且拟定了八条具体实施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从此，梁实秋文学实践中极其壮丽辉煌的诗篇开始了，他个人的命运注定和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期望，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年复一年地工作着。
特别是当闻一多、徐志摩等四人临阵退出，梁实秋便一个人把全部任务承担起来。
胡适先生对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一直非常关心，有一次，他赴美国开会，临行前还带了梁实秋刚译完的《亨利四世》，说：
“我要看看你的译本能不能让我一口气读下去。
”胡适还对梁实秋说，等全集译成之时他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
可惜，全集译成开酒会之时胡适已经去世了。
抗战爆发前梁实秋完成了八部莎翁剧作的翻译工作，四部悲剧，四部喜剧。
“七七事变”后，为了躲避日寇的通缉，梁实秋不得不逃离北京，抗战八年间他几乎中断了莎翁剧作的翻译。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课余之暇，他又把荒废多年的莎翁剧作翻译工作重新开始。
这时父亲已满７０岁，有一天，老态龙钟的父亲拄着拐杖走进梁实秋的书房，问莎剧译成多少，梁实秋很惭愧这八年交了白卷，父亲勉励他说：
“无论如何要译完它。
”一句话，说得梁实秋心头发热，眼含热泪。
他说：
“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
梁实秋一个人承担起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没有稳定的环境，二没有可查阅的资料，其翻译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妻子程季淑给予最直接的鼓励与支持，梁实秋不可能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
妻子季淑经常询问梁实秋一天译了多少字，当梁实秋告诉她译了３０００多字时，她就一声不响地翘起她的大拇指。
她虽然不看梁实秋的译稿，但很愿意知道梁实秋译的是些什么，所以莎士比亚的几部名剧故事季淑都相当熟悉。
当梁实秋伏案不知疲倦时，季淑不时地来喊他：
“起来！
起来！
陪我到院里走走。
”她这是让梁实秋休息。
梁实秋回忆说：
“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像漫长无尽的马拉松赛跑一样，梁实秋在经历了顽强拼搏之后，终于到达了终点。
１９６７年，由梁实秋一个人独立翻译的莎士比亚37种剧本全部出齐。
这个奇迹极大地震撼了台湾文化界。
８月６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中国语文学会”等团体联合发起，在台北举行了３００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向为中国文化建设事业建立功勋的梁实秋致敬。
当天的《中华日报》报道说梁实秋是“三喜临门”：
“一喜，３７本莎翁戏剧出版了；
二喜，梁实秋和他的老伴结婚４０周年；
三喜，他的爱女梁文蔷带着丈夫邱士耀和两个宝宝由美国回来看公公。
此后，梁实秋没有松劲，又用一年的时间译完了莎士比亚的三部诗集。
至此，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４０册算是名副其实地完成了。
四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第一版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１９６７年出版，１９６８年全集４０册出齐。
当年出版梁实秋的译本时轰动了整个台湾，高中、大学、社会人士几乎人手一本，甚至许多学校还指定其为阅读书籍。
梁实秋在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过程中，与远东图书公司老板浦家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约定，莎氏全集译好后全部交给远东，远东出资一次买断，所以至今《莎士比亚全集》梁译本的版权仍归远东图书公司所有。
梁实秋的中英文造诣皆首屈一指，当年台湾中学生没有英文教科书上课，浦家麟即找到梁实秋，请求他编写英文教科书。
梁实秋风趣地对浦家麟说：
“您是食客，我是大师傅，您点什么，我就做什么！
”因而与远东图书公司展开了一系列出版物的合作。
最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从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引进版权，出版了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英文对照版，这是梁译本《莎士比亚全集》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首次在内地出版发行。
梁译本的最大特点为：
白话散文式的风格；
直译，忠实于原文；
全译，决不删略原文。
除此之外，梁译本还有独到之处：
一是加了注释。
莎翁作品原文常有版本的困难，晦涩难解之处很多，各种双关语、熟语、俚语、典故也多，猥亵语也不少，梁实秋不但直译，而且加了大量注释，帮助读者理解原文。
二是每剧前都加了序言。
序言中对该剧的版本、著作年代、故事来源、舞台历史、该剧的意义及批评意见等均有论述。
正因为梁译本有如此特色，广电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版《莎士比亚全集》将会受到读者和学界的广泛欢迎。
11、朱生豪
1912年2月2日，朱生豪出生于嘉兴南门一个没落的小商人家庭，家境贫寒。
原名朱文森。
兄弟三人，他为长子。
不幸10岁丧母，12岁丧父，孤儿三人，由早孀的姑母照顾。
入学后改名朱森豪。
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秀，1924年7月高小毕业后，插入嘉兴私立秀州中学初中二年级，酷爱国文，英文。
1926年升入秀州高中，1929年高中毕业，经校方推荐，保送入杭州之江大学，享受奖学金，主修中国文学，以英文为副科。
大学二年级时参加“之江诗社”，他的才华深得教师及同学的称赞。
“之江诗社”的社长夏承焘老师评价他说“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
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
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
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
”
四年级时，在“之江诗社”的活动中，他认识了当时一年级的宋清如，他后来的女友和妻子。
1933年7月大学毕业后去上海世界书局工作，任英文编辑。
头几年工作是参与编撰《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
1935年与世界书局正式签订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合同。
1936年第一部译作《暴风雨》脱稿，8月8日写成《译者题记》。
这一年将历年诗稿整理成册，共三集。
到1937年7月先后译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十二夜》等喜剧。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带有牛津版莎氏全集和部分译稿。
寓所被焚，世界书局被占为军营，已交付的全部译稿被焚。
8月26回嘉兴，继续莎译。
11月18日嘉兴沦陷后避难乡下。
1938年下半年重返世界书局，仍抓紧时间进行翻译。
1939年冬去《中美日报》馆任编辑。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冲入“中美日报”馆，朱生豪混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再次收集的全部资料与译稿，三本诗集及宋清如的诗集两册一并被毁。
1942年初失业。
1942年5月1日与宋清如结婚，6月与妻子去常熟岳母家居住，至年底补译出《暴风雨》等9部喜剧。
朱生豪宁愿贫穷至死，不愿为敌伪效劳，仅靠微薄稿费维持极困难的生活。
因要照顾幼弟，至年底，再返嘉兴定居。
他闭门不出，工具书仅有两本字典，继续全心投入翻译工作中，译出莎剧的几部重要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莱特》等。
同年秋，健康日衰，但仍握笔不缀，在1943年一年译出莎氏悲剧8种，杂剧10种，成绩惊人！
1944年初带病译出《约翰王》《理查二世》《理查四世》等4部莎士比亚历史剧，4月写完《译者自叙》，编《莎翁年谱》。
其时他一直忍受着长期的病痛，体力日衰，在勉强支撑着译出《亨利五世》第一，二幕后，延至六月，确诊为肺结核，卧床不起。
他悲痛地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命也要把它译完。
到12月病情日益严重，终在1944年12月26日抛下年轻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含恨离开人间，年仅32岁。
尾声
对于他的一生，可以找到的事迹实在太少，市面上能找到（很罕有的情况下）的书大致有这几本：
《朱生豪传》：
最正式的传记；
《诗侣莎魂》：
他儿子写的父母传记，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宋清如在朱生豪去世后几十年中坎坷经历，其坚忍让人敬佩；
《寄在信封里的灵魂》：
最开始吸引我的一本书，宋夫人编写，收集了他给宋清如的书信，敏感浪漫有趣；
《朱生豪小言集》：
他的旧友范泉收集的他在报社工作时发表的言政社论。
他留下的译作，虽然仍有错漏缺点，却因为他的文字魅力，毫无疑问地成了最受欢迎的版本。
12、林语堂
林语堂（1895.10.3-1976.3.26）福建龙溪人。
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翻译是一种艺术。
凡艺术的成功，必赖个人相当之艺才，及其对于该艺术有相当之训练。
翻译的艺术所依赖的：
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
，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
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技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翻译标准包括三方面。
第一是忠实；
第二是通顺；
第三是美。
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至于翻译与艺术文（诗文戏剧）的关系，当然不是“雅”所能包括。
这三个标准就是：
第一，译者对于原文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
第二，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
第三是译者与艺术的问题，也就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
一。
忠实，一要达意，二要传神，三是比较忠实，而不是绝对忠实。
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
译者或顾其义而
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
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
一字有一字的个性，在他国语言觅一比较最近之字则有，欲觅一意义、色彩、个性完全相同的字则没有。
例如中文极平常之“高明”、“敷衍”、“对付”、“切磋”、“隔膜”、"
疏通“，都是不可译之字。
二。
通顺，即如何将西文之思想译成中国文字。
第一，译者必将原文全句意义详细、准确的体会出来，吸收心中，然后依此全句意义按中文语法译出。
第二。
行文时须完全根据中国心理。
一语有一语之语性，语法句法如何，皆须跟从一定之习惯，平常所谓”通“与”不通“，
即其句法是否跟从其习惯。
凡与此习惯相反者，即所谓”不通“。
三。
翻译的艺术（略）。
主要作品年表：
1935：
ConfuciusSawNancyandEssaysaboutNothing（子见子南及英文小品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1935：
MyCountryandmyPeople（吾国与吾民）NewYork:
Reynal&
Hitchcock,Inc.,（AJohnDay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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