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苍茫大地白洞矿难纪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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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苍茫大地白洞矿难纪实
问苍茫大地
——中外采矿史最大掺案揭秘何于清
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发生了中外采矿史上最大的惨案。
但作为绝密又在过去30年后，本文才首次向国内外公开——悲剧的原因比悲剧的本身更为不幸与悲哀。
序篇：
血写的碑记
A章：
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节，1992年的清明节来到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清明节，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大潮又在中华大地涌动。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新信息频频传来：
广东部署了3种不同类型地区扩大开放；国务院批准吸收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海南省洋浦地区；北方黄金海岸环渤海地区建立起20多个开发区；“人代会”通过耗资巨额的长江三峡工程；我却有意避开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光束和砸“三铁”喧闹的街谈巷议，登上“5·9”事故的废墟，驱车又到公墓漫步，心情却一次又一次涌动着感情的波涛。
驱车去公墓的路上，天灰蒙蒙地洒着细雨，空气倒格外的清心爽目，沿途看到一片片坟圭上扫墓祭奠的人很多。
孩子们嬉笑，大人们言谈，他们早把扫墓看成是一件每年必须履行的例行“公事”，轻松、自如，没有多少悲伤之感，本来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生与死是自然规律，有生便有死。
因此在我国民间，把死亡同结婚一样称为“喜事”，所不同的仅仅是“红”与“白”的区别。
然而，我的心情始终却沉重不堪，思绪早已飞回那30年前的今天；飞回那血与火、倾盆的泪雨与堆满棺木、尸陈矿山的场面。
1960年5月9日，日历似乎比任何一页都沉重，沉得难以掀翻，因为就在这天，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煤尘大爆炸就在这里——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大同矿务局发生了。
它当时死亡677人，连同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的5人计算在内，共死亡682人。
岁月匆匆而去，新的时代又接踵而来。
或许在老矿工的记忆中，当年的情景早已成为消失的梦魔；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以为是“天方夜谭”；或许人们从老白洞矿的旧址废墟上走过时感情的潮水不再有丝毫的荡漾；或许那片专门为“5·9”事故死难矿工而建立的公墓上，蒿草几度风雨几枯荣，记不清自己已黄了几回，又绿了几回。
细雨润物，芳草已青青。
我缓缓地移动着脚步，心情沉重地望着并没有多少积土的坟墓。
能运回去的尸骨早已运回老家安葬了，只有那些远离家乡没有多少亲属的尸骨仍安葬在这里。
这里祭奠的人极少极少，同沿途的情形大不相同，这里坟前只有根少几个木灵牌上仍能依稀可辨死者的编号，当年红油漆的色彩已黯然无色，大部分被日月的时光剥落，剩下不太清晰的数字印迹。
我发现同是“5·9”事故遇难者的坟墓，有的厚实堆得很高，有的却小得可怜，几乎夷为平地。
我大惑不解，问看坟老人，他说：
“坟大的是生后有孩子的，死者的妻子带孩子出嫁后向孩子讲述了当年的情景，孩子们知道了生父，便每年来祭坟填土；至于那些小得可怜的坟不是没有亲人，就是女人再嫁后怕影响夫妻感情而不对孩子们讲。
”
原来是这样！
看到那点点随风飘荡的“纸币”，作为老矿工的后代，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清明来上坟，阴间值几文？
”
但是，那些同优质的大同煤有着不解之缘的人们应该永不忘记历史的这一幕；那些置身于改革浪潮的弄潮几也应该知道这一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面向未来是的，历史毕竟是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吧，告诉人们38年前那幕震惊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悲剧，因为它是永不磨灭的碑记，因为它是用血写成的碑记！
为此而奔波采访，为此而动情作文，为此而熬夜挥毫，为此而献上“5·9”事故38周年的祭奠！
B章：
记忆犹新话当年
北京，花园村一号，1990年4月18日，我专门进行了难忘的采访。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曾于1960年5月以国家劳动部部长的身份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来大同矿务局处理“5·9”特大煤尘爆炸事故。
鉴于大同矿务局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局领导委托我拜见马老，或邀请来局，或请求题字，或采访作文。
4月18日，我早早赶到花园村一号，通过铁大门一尺长小口子的媒介，我同里面的武警战士通了话，说明来意后，小战士立刻将我的证件要去通报，一会儿，他拉开一扇小门把我带到马老会客厅。
不一会儿，便有轻轻的脚步声，门开了，马老出现在我们面前，握住我的手说：
“欢迎你，大同矿务局的同志。
”马老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精神状态极佳，他衣服整洁而朴素，蓝色中山装连风纪扣也系得紧紧的。
马老落座后，听我说明来意后，马老的脸色慢慢严肃起来，笑容消失了，眼望着前方，想了一会儿才开始讲述：
“整整过去30年了！
”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的讲述是缓慢的：
“爆炸事故发生时，我当时正在海南岛。
李富春副总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山西大同发生特大爆炸事故，让我立刻赶回北京，并同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等各部委负责人赶到大同白洞矿。
一到那里，才知道事故的悲惨劲儿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近千名干部工人困在井下，解放军抬上来的都是死人。
我记得有个老工人带领几十名工人躲到一个巷道，都没有死，救出后都住进了医院，我和张部长还去医院看望他们。
”马老稍稍停顿了片刻，接着回忆说：
“当时怀疑是不是人为的破坏？
怀疑搞技术的一个高工，姓周。
”我急忙补充说：
“是周子义同志，他当时是总工程师，现在在中美合资的平朔露天煤矿任职。
”马老接住话茬说：
“对！
就是他。
”马老接着说：
“那时尽管是大跃进，但经济却没发展，还受到很大的损失。
人的头脑一发热就要出问题。
开追悼大会时我和张部长都讲了话，让大家吸取教训。
我当时就说办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去办，不搞假大空，你看一个好端端的矿井报废了，还死了那么多人，大跃进成了大跃退。
他们暗示我不要这么说，我说本来就这样嘛，有什么不能说的。
以后中央也总结了大跃进搞得不好的教训，实际是大跃退。
1961年提出了调整、充实和恢复的方针。
”我怕耽误马老时间，请求马老题字，马老让我拟了两条，欣然命笔：
“牢记历史教训，搞好安全生产。
致大同矿务局同志。
时隔20天后，在大同矿务局平旺公园里，一座铭记历史教训，怀念殉难矿工的纪念碑奠基仪式举行了，奠基石乌黑发亮，象征着一块优质的大同煤，深远、凝重、带着历史的沉重和沧桑缓缓被埋人土中。
上篇：
瞬间大灾难
C章：
灾难日：
5月9日盲目跃进到处是高产的标语，到处是夺煤的号于。
井口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各区队报来的喜讯：
突破500吨，突破1oo0吨。
动员报告的嗓音由慷慨激昂变得声嘶力竭。
其实在1960年，饥饿的阴云已笼罩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上空。
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81．8亿元，人民生活日益困难。
从1960年第二季度起，许多大城市粮库挖空，全国各地普遍缺粮短布，因此口粮标准被压低，实行“低标准”、“瓜菜代”。
直接恶果造成了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以
及大量非正常死亡。
据《中国人口年鉴》统计的数字表明：
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而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增率为一3．78。
但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并没有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国民经济的严重困境。
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跃进，因而安排生产计划层层加码，逐级下压。
尽管形势如此严重，但是处在饥饿状态中的中国人民的精神还是高昂的，他们正同党一起共度艰辛。
那些“扛过枪渡过江的老战士一边捡着路旁人们抽剩下的烟蒂一边还哼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乐曲；那些为翻身解放而扭过秧歌砸锅炼钢铁的人们一边从公共食堂的泔水缸里往出捞点稠饭菜来充饥，一边还津津有味地描绘着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
因为那时的人民远不如现在这样看重金钱。
他们有一种精神，一种昂扬的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因为他们知道，党中央正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勒紧裤带共度难关。
毛主席不是连茶也不喝了吗？
周总理不是连油炸花生豆也不吃了吗？
当时，大同矿务局老白洞产量猛增到152万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59％；离正常生产水平已跃进得太远太远。
然而时代已造成这样一种形势，谁如果认为有困难，谁就是右倾保守，一时间科室关门，拖班加点，突击生产，以图高产快产，再创高指标。
1960年5月9日，又是老白洞矿组织的一个高产日。
尽管以高产的名义多出煤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日产能达到6000吨以上的指标还是极能使人兴奋的。
于是全矿上下齐动员，机关科室大关门，干部们也更衣下井参加夺煤大战。
矿长殷国成、副矿长王泰，杨贵成、党委副书记李继武等党政工团主要领导率领各科室45名干部满怀信心地下了井。
他们当中，矿级干部4名，科级1名，段级10名。
谁也不会怀
疑高产指标的落实，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空前大灾难就要发生。
一切为了出煤，一切为了高产指标，一切为了。
违背了客观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历史证明这个结论是安全正确的。
“5·9”煤尘爆炸事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恐怖与惊异
13时45分。
历史将永远铭记着这一时刻——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
1分钟前，钟表上的秒针仍然若无其事不紧不慢地走着，口泉沟贫瘠的河床上，一股不起眼的河水在缓缓流淌着。
蒙蒙细雨下个不停，呆在家里的人们正安然小想。
即使是在800米地层深处的井下，一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电机车穿梭于大巷，主扇压风机发出隆隆的响声，电话交换台信号灯不停地闪烁。
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正为运输车皮问题与图表室里的殷国成矿长通着电话，16号井罐笼提上最后一班的早班工人，坑底还有10多人正等待着。
一切都是那样的繁忙，一切又都是那样的平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大巷里积聚的煤尘正在集结和动荡，寻觅着光电，涉及千家万户的大灾难顷刻即将发生。
13时45分，大地骤然抖动，老白洞矿15号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其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
井口房屋以及附属建筑物在一眨眼间全部被摧垮，井架上高高矗立的打钟房顷刻起火。
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子被摧倒，地面配电所也由于掉闸而停止运行；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电话交换指示灯一齐明亮随后便全部中断电源。
16号井旁准备乘罐笼的工人大部分震伤，距离15号井翻笼2000公尺的所有设备、棚架被掀翻和摧垮，大巷变电站、图表室等元不充满呛人的烟雾。
此时正值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井，接班的职工己下去。
两个班的干部工人全部被困在井下，905名干部工人生命不明！
情况危急！
情况万分危急！
阴差阳错
当然，因为一些巧合，有些本该下井的却没有下井而有幸逃脱；有些本不该下井的却神差鬼使地下井遇了难。
宋英成的探亲假按说5月10日才期满，但由于家里已经好几天没有饭吃了，他只好在5月9日提前回矿。
尽管10日到期才可领上公共食堂的饭证，但队长了解他的苦衷后“龙颜”大开，破例地发给他一张9日的饭证。
不过发饭证的同时又给他派了个临时任务，让他往井下工作面送电钻。
姚某是个魁伟的男子汉，腰圆膀宽，五大三粗。
但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优越的条件，因为饭量相同，那份饭别人吃个差不多而他就得挨饿了。
饥肠难挨，他便冒险大胆去食堂偷了两个馒头，“不幸”被抓住扣下饭证。
于是他索性来个“破罐破摔”耍起了无赖：
没有饭证绝不上班！
那天正好是5月9日。
朱某是个段长，官虽不大却负责不少人的带班。
但不幸在上班走路时扭伤了脚，无奈中只好委托另一个工人为“特命全权大臣”带班。
但那位有幸当上一日大臣的工人却没有能再活着走上井。
似乎有某些预感？
似乎又有些荒诞？
神差鬼使，阳差阳错，地狱与天堂之间本来只有一步之遥。
沸反盈天
老白洞矿的人们沸沸扬扬起来，母念子、妻盼夫、父找儿。
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朝井口跑去。
哭声喊成一片。
许多家属哭得死去活来，自己的亲人怎样，他们有危险吗？
看到从井筒里冒出的几丈高的火焰，她们的心发颤了，有的已经昏死过去。
滴水不思者有之；痛哭流涕者有之；大喊大叫者有之；求神祈祷者有之。
尽管担任警戒的战士和负责宣传的干部们苦口婆心地做解释，动员说服她们不要乱跑，政府正积极抢救，以免涌到矿井妨碍抢救工作，但还是有许多家属试图突破警戒线?
?
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当时的情况又如何？
在整个大同煤矿，不！
甚至在晋西北地区也议论纷纷，有着万种猜测：
传说摘录天上打了一个雷，就掉下来一个红火球，引起了井口大爆炸；火蛋后还跟着一个白胡子老汉。
井下死了一千，部队来了一千，每人带一根绳子，用绳子捆住人脑袋硬拉，不死也拉死了。
谢国芬是保卫科科长张福有的爱人。
尽管30多年过去了，可她仍然记忆犹新：
那几天我们那口子在局里开会，因为突击高产才把他叫回矿上。
出事故前一天他开高产会开到半夜。
回家睡觉又怕误了凌晨4点开班前会，便打电话告诉电话员到时叫他。
那一夜我出奇地困觉，也不知他睡得踏实不，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真后悔，就连他什么时候起床走我也不知道。
我们家离井口不远，中午听到“打雷声”后出去一看，井口在喷火焰，人们都说井口爆炸了。
我顾不上怀里那个不会站的孩子，把他往炕上一扔，就往保卫科跑，去了一打听，得知保卫科下去的人，惟有他没出井，我一下就瘫在地上。
她叫邢国英，是矿长殷国成的爱人。
5月9日那天，她一听出事的消息后，急忙跑到调度室，看到爱人下井后留下的烟袋、棉袄等物，心里想“不好，他又下井了”。
她知道丈夫8日值班，但9日也没有回家。
是不是。
她不敢往下想，也不愿往坏处想，她甚至想事故不会有多严重，丈夫不会死的。
她是个刚强的女性，带着一种希望，一种侥幸又投入了抢救行列；3天过去了，该脱险的都上来了，遇难死亡的也大都抬上来了，惟独不见丈夫，她才意识到悲剧确确实实发生了。
白天有人看着她，怕她顶不住这巨大的悲痛；到了深夜2点多，她乘别人睡着的时候又独自来到井口，望着从井筒里冒出的烈焰，她万分悲愉，几次想跳下去，但又想到4个孩子。
D章：
和时间赛跑
一辆辆矿山救护车满载着救护队员呼啸着冲向口泉沟里，飞快地向出事地区集结，那刺耳的笛声呼响七峰山谷。
仅仅用了40多分钟，第一线、第5小队便赶到了老白洞矿。
当时全局4个救护队正好有两个队在局，那两个小队于5月7日前往包头市五档沟矿，支援那里救护抢险。
去的又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队员，而留下来的又大都剩了新队员。
大同煤矿党委副书记王蕴心、和愚、副局长田志斌、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张继英等局领导在14时30分相继赶到老白洞矿。
时间刻不容缓，时间万分紧迫。
立刻接通北京专用线，
立刻接通太原专用线，
“大同——北京！
”“大同——太原！
”话务员的呼声此起彼伏。
立刻报告局党委、大同市委；立刻报告晋北地委、山西省委；立刻报告煤炭部、国务院；立刻报告。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李建平、国家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都占元，山西省委书记郑林、晋北地委第一书记王铭三等领导同公安部、卫生部等负责人迅速赶到大同，赶到了事故现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个部队共1096名指战员随着隆隆的军车声也赶来了；京西、开滦、包头、淮南等19个矿务局的414名救护队员也空运到了大同；正在内蒙包头五档沟煤矿的大同矿务局救护队17时在井下接到立刻返回的通知，队长杨良英带领两小队乘飞机赶回大同，22点到达老白洞矿。
专机载着救急物资和人员频频起落于大同飞机常大同市各行各业被紧急动员起来，“一切为了白洞矿”已成为全市人民的行动口号。
爆炸牵动中南海，事故发生的当天，毛主席便听取了汇报。
当晚11点多，周总理又进一步了解情况，指示救灾小组不惜一切代价、毁矿保人。
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大将三次打来电报询问，并指示：
“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办法抢救遇险同志，你们要什么，中央就给什么。
”
救灾核心小组迅速成立，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一切为了抢救人”。
一切为了。
“5·9“事故之后，我得了脚气病，老不见好。
每当我的脚掌搔痒难忍时，我就想起“5·9”事故那痛心的场面。
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叫，一张张悲痛欲绝的面孔，一”队队救灾人员鱼贯入井，一副副抬人担架匆忙出井。
那天，我作为山西省煤炭管理局的安全员，午饭后便与其他同志正准备休息，忽然传来局调度室的紧急电话，让我们立刻回局，记得那天汽车开得飞快，车身摇晃不止。
车上的人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急忙喊司机开慢点，可是司机根本不理茬，仿佛把车开得更快了。
没等到局本部，就被挥动小旗的人拦住，与司机耳语后，汽车就转向叉道口往口泉沟急驰，我们感到肯定发生严重事情了。
沿途看到一辆辆载人的汽车都向沟里急驰，不见一辆车出来，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我们每个人心头。
汽车停下后，我们才知道老白洞矿发生了重大事故。
救灾指挥部交给我们任务是维持治安，不准家属们出门乱跑。
刚开始还好劝说，但到了下午6点后，哭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了，就连我们在内虽说劝别人，但也控制不住感情，眼泪哗哗往下流，此情此景，你说咋能不叫人痛断肝肠！
天渐渐地亮了，小河的北侧风机房上面的山坡小道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仔细一看，才知是清一色装束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也是赶来参加抢险救灾的。
过了第二天，又是晴空万里，烈日当空，口泉沟惟一的铁路动脉也停开了。
人们一个挨一个地挤坐在铁轨上，低语着，企盼着，火辣辣的烈日烤得人头晕眼花。
当时，我穿一双高腰军黑皮鞋，整整一天一夜也没离开过脚，在阳光照耀下脚气蒸发，热痒难挨。
当我几天后从岗位撤下来时，双脚肿得老粗，皮鞋和脚粘在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脱下来。
脚上布满了水泡，一直也根除不了，医生说是脚气病不仅仅是几个数字尽管大跃进的高指标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尽管饥荒年月使许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在当时，一人有事，万人相助，一处遇难，八方支援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就是在那年山西平陆县发生了食品中毒事件么？
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全国各地都积极配合抢救治疗，终于使他们转危为安。
“5·9“事故又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征。
老白洞煤尘爆炸事故发生后，全国各地大力支援。
国家民航局提出什么时候需要飞机，就什么时候起飞；邮电部开出一条大同——北京的电话专线；铁道部拨了专列，运输器材物资；口泉火车站为了保证灾区吃水，从仅有的10部水罐车中抽出8部运水；卫生部号召全国各医疗单位用最好的药品支援灾区；商业部将大批日用品、食品运来；太原机电配套公司送来了仅存的12台电动机，并来电：
“只要抢救需要，尽力支援”：
省电建第一工程处听说缺少电动机，就将正在运转的电机拆下来截止5月17日，共动用62架次飞机，十几个火车专列，214辆汽车。
某部在第一批救灾人员出发后，又组织了第二梯队。
师首长彻夜值班，各种车辆都调集在一起，整装待发。
高炮作战与探照灯连从9日夜进入大同机场后，探照光把机场照得如同白昼，保证了当天夜里62架次运输机在大同机场的安全起落。
随着救援工作的全面展开，抢险指挥部下达了第1号紧急通知：
白洞矿事故发生后，为了抢救遏难的阶级兄弟，在党的关怀下，全国各地在人力、物资上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
其中很多在全国也极少。
为了保证这些物资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保证不浪费、不损失，特作如下规定：
一、一切物资必须保证用在救护中最急需的地方，不准挪作他用；二、各地支援的一切物资必须统一管理，各需要领取物资的单位必须经指挥部批准，不准擅自动用；这是一份救援物资的统计表，这同时又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最生动体现。
药品21吨，针剂139386支，输液剂10404瓶，输血剂340瓶，其他药剂545772支，原料药品2173斤，其他药4536斤，器械20447件。
生活物资：
粮32516斤，副食品6351斤，衣服被褥15537件，棉花1500斤，酒7212斤。
尽管这些物资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微不足道，可是在当时饥饿年月已经相当可观了，因为1960年农业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8年又下降了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一年大幅度减产，其中，粮食减少539亿斤，棉花减少1292万担，轻工业总产值也比上一年下降了9．8％。
更何况当时又是灾荒年，党中央、毛主席正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苦度艰辛呢！
人，总的有点精神
“5·9”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从南到北，从工矿到企业，从机关到学校，从商店到医院，只要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农民们送来了煮鸡蛋；商店送来了汽水。
人们都为能参加抢救工作和染上一滴受伤者的血而感到光荣。
“为了阶级兄弟，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
”这是195师防化连的战士们提出的口号。
尽管当时是60年代初，但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极高。
单从择偶角度讲，50年代这些“大兵”们成为时代最可爱的人，大学生们为能找一个战斗英雄而骄傲无比，并很快成为一种时髦，这又为以后的60年代找当兵热打下了基础，“四个轮子”（司机）“一把刀”（售货员）“白衣战士”（医生）“红旗飘”（战士）又成为新的择偶热点。
当防化连的士兵赶到爆炸现场时，当他们听到井下有近千名的工人兄弟被困时，心急如焚。
当他们看到被爆炸摧毁的井架，看到不断从井口喷出的浓烟时，他们的心情格外沉重。
尽管浓烟滚滚的井口不亚于地狱的人口，但他们却没有丝毫胆怯，没有半点畏缩。
去死，为阶级兄弟去死，为时代去死，这对当时的子弟兵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光荣。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当战士们从首长的手中接过大碗的烈性酒一饮而尽时，这种感情更得到了充分的升华。
时势造就英雄。
当时的时势就造就了大批这样的英雄！
哪怕是狂热，哪怕是顶礼膜拜，哪怕是发热偏激！
人，总得有点精神，总得有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
尽管来抢险的解放军战士都戴着防毒面具，但是那种灼人的火焰和窒息的烟雾还是使他们异常地难受。
尤其手中的那盏矿灯，在浓烟下光线显得那样微弱，连路都看不清楚。
二班的战士在向纵深前进时，忽然一大块煤塌落下来，立刻把这个班截成两节。
太惊险了！
前面和后面的战士们都倒吸了口凉气，更确切地意识到了生与死的滋味。
但是英雄模范们的巡回报告，烈士们的感人事迹，在他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士以立功受奖为荣耀。
尤其是那个时代的战士，他们是时代的骄子，时代的楷模，那种觉悟、那种情怀、那种风流是今天的许多年轻人难以理解的。
惧怕了吗？
后悔了吗？
没有，也不可能，仍然向前，勇往直前！
一班战士黄喜找到一具尸体后，顾不上多看几眼，也顾不上多摸几把，就断定还有救活的可能。
于是他嘴对嘴地做人工呼吸。
忽然从遇难矿工的口中喷出了白沫，又臭又脏，而他全然不顾，继续抢救。
曹喜的脸上沾满了鲜血，他也顾不上擦一把，他甚至认为能多蹭点血是光荣的。
多么好的战士，后来他看到死者的肚子已开了，才破灭了抢救的希望。
他哭了，泪水湿润了他干裂的嘴唇。
也就是这个战士，在5月12日3个多小时的抢救中每次往返3000多米背出3具尸体。
在5月13日夜间，他头昏眼花，一口饭也吃不进，仅仅喝了一瓶汽水，瞒着班长又参加了最后一次抢救任务，直到在井下昏倒。
事后战友问他为何要瞒班长时，他才吐出了真情：
“我要是告诉了班长，肯定就下不成井了！
”
就这么平平常常的语言，没有奖金的兑现，没有金钱的诱惑，而只有一种精神；只有一种在今天某些人看来有些可笑甚至荒唐的政治荣誉：
立功与受表扬。
多么可贵的精神！
E章：
临时党支部
丧失理智的混乱
他叫张延英，当时担任某生产段副段长。
他回忆说：
“事故后3个小时，西大巷条件比较好。
由于没有通风压力，烟雾在大巷中旋转，缓缓向里面扩散。
当时在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周围集中了200多人。
大约17点20分，浓烟迅速向西大巷涌来，躲避不及，已有100多人中毒死亡。
那烟可真厉害，人走多快烟就走多快。
前头一倒一大片，我们就绕过倒下的工友往后撤。
眼睁睁地看着倒下的弟兄在那里爬行，但你不能去救，因为你一救，一停留，浓烟就会把你也吞没。
”
惨痛的回忆！
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及团委书记侯高山正在西大巷通电话，忽然被冲来的浓烟呛倒了。
李继武试图爬起来再通电话，可是电话里没有任何声音，照明也全灭了。
对外面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以为是塌了大顶。
李继武爬起来就往外走，准备看看情况。
当走了大约50公尺时，就听见有人在痛苦呻吟着，用微弱的声音喊救人。
此时，几个工作面的工人都跑了出来，大巷积聚了几百名工人，所有的人都感到头有点发昏。
与此同时，在回采二队工作的副段长王六柱叫孙仲义去看看是不是塌了大顶。
孙仲义出去一看，只见风门全部被吹垮。
他碰到熟人赵学慧，赵一见他就拉住说：
“二哥，不好了，发生大事故了。
”他们俩人走到7号暗井时，发现李继武正在指挥党、团员和班组长抢救伤员往后撤。
路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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