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史有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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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善任史有鉴

知人善任史有鉴

    这几年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工作做得不错,看政绩用干部的用人导向树立起来了,从上到下形成了干事创业的热潮。

总的看,广大干部群众对我们的干部工作还是满意的,这从几次民意调查中可以看得出来。

但意见也是有的,而且有些意见还很尖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上面外派干部太多问题,认为影响了龙江干部的进步。

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难度较大,也是非省委和省委组织部之力所能解决的问题,但一些同志难以理解,一直耿耿于怀。

二是我们省的干部成长太慢问题,一些同志扳着指头算年龄、算资历,并和同等条件的人作横向比较,感到很委屈。

这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椅子就那么几把,坐上位子的人年龄不到,腾不出位置来,就谁也上不去。

我们确实有许多优秀的同志被耽误了,这也是历史使然,无奈的事,尽管这两年省委也想了一些招数,尽了很大努力,但位子太少,也是力不从心,一些同志有些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是对个别干部的使用上,也有不同的意见。

这尽管是正常现象,对人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组织工作来说,就要高度重视这些意见,以使我们把干部工作做得更细,考察得更为全面,把人用得更好更准。

总之,对工作取得的成绩要肯定,对各方面的意见要了解,对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也要清楚,以利于把干部工作做得更好。

今天不谈具体工作。

我们的干部工作已有成套的规范和程序,各种制度规定是很多的,中央的要求也是很明确的,实践证明效果也是好的,我们要结合实际认真去贯彻落实。

今天仅围绕用人同大家谈谈读书问题。

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从哪里来,从历史积累中来,从实践创造中来,只有多读书,勤实践,才能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提高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政治好坏要在得人,用好了人就国泰民安、百业皆兴,用错了人就事乱政衰,祸国殃民,用人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最为重要的事。

自古以来所有政治集团都极其重视用人问题,也都有成功的经验或惨痛的教训。

我们有了闲暇,静下心来,去读一些史书,了解一下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用人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运动规律,做好人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我今天就同大家谈谈这方面的一些读书的体会。

    历史上涉及用人的事件很多,论述也很多,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仅就一部《资治通鉴》来说,相当大的篇幅都是谈的如何用人,认真读一读,都会给我们以启发。

    今天仅从四个方面来谈。

     一、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念:

重在看实绩

    在选拔使用领导干部上,我们有许多提法,也定过许多标准,采取过许多方法,并有许多规定性的程序,其核心就是一条,把人选好用好,特别是把各级主要领导干部选拔好。

选拔干部要讲民主、讲程序,这都属于方法问题,目的还是保证把人选准。

方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方法大是气力,有了好的方法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方法仅是一个方面,是一种保证措施和手段,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人,就是用什么样的观念来选拔人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用人的观念很明确,简单说,就是用“德才兼备”的人。

“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也是用人的根本标准。

这话已经讲了几千年,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遵循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任何人都知道德才的重要性,有德无才,是好人,但当不了好官;有才无德是能人,但不能让其做官;缺德少才是赖人,当了官肯定要干坏事。

这都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可以说是妇孺皆知。

所以,在用人问题上,我们反复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道理就在这里。

问题在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道理都懂,但在如何认识一个人的德才上却十分困难。

许多考核考察的办法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如大范围民主推荐,大范围谈话听取意见,甚至明察暗访等等,各种招数想了不少,但仍不免有看走眼的时候,选瞎的人还是不少。

这些年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落马的中高级干部,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选拔使用中看走了眼。

如果把当时任用他们的考核报告拿出来看看,肯定每个人的评语都是德才俱佳。

当然,人是会变的,当时也许他们确实很优秀,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后才起了变化,这种现象也是不少的,但也不能以此来自慰,来为我们看人不准而开脱。

怎样才能选好人、用好人,怎样才能做到不看走眼或少走眼,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谁也不敢夸下海口,拿出妙计良方。

方法肯定是有的,实践中的好方法也不少,都可以总结推广。

但不管用什么方法,方法毕竟是方法,不是根本,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为什么用人和怎样用人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用人和怎样用人,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好像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解决得很好了。

如果细细想去,对照着一些人和事去分析,就可以看出,不仅没有认识清、解决好,而且问题还不少。

诸如,照顾自己的亲属朋友,用和自己关系好、信得过的人,用上边打招呼、照顾各种关系的人,用各个山头派系、平衡各种政治力量的人,用行贿送礼、会争会跑会闹会要的人,等等,都是为什么用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问题。

还有为化解矛盾、息事宁人、论资排辈,出于无奈而只能这样用或那样用的问题等,也都是为什么用人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的表现。

在怎样用人上,现在也有不少招数,各种办法也想了不少,有的还以法规的形式规范了下来,各级都在不断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效果还是有的。

但由于为什么用人这个基本的观念没有解决好,根子歪了,上边肯定就会斜。

为什么用人这个问题是选好人、用好人的前提,如果在前提问题上走偏了道,怎样用人就会成了不正道用人的护身符、保护伞,就会错上加错、“助纣为虐”,办法越多,“猫腻”也就越多,根歪了,肯定身子是斜的,影子就不可能正得了。

即使根正基牢,为什么用人的问题解决了,而在怎样用人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诸如,唯学历论、唯年龄论、唯资历论、唯专业论,以及机械地理解执行任用干部的标准,包括唯推荐票论等等,都是怎样用人没解决好的具体表现,也就很难把人用对用好。

高学历不等于高能力,有资历不等于有本事,年纪轻也不等于有活力,票数高也不能直接同民意划等号,这里有个推荐人对被推荐人的熟知了解程度的问题,在什么范围进行推荐的问题。

不论什么事情,绝对了、机械了,教条地去执行,就肯定会出问题,良好的愿望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为什么用人和怎样用人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真正把人选好用好,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好与不好的标准也是很难界定的,不能以个别权威人士、利益集团或政治圈子是否高兴满意来判定,而是要看你用的人是否有利于这个地方和单位的经济发展、事业进步、社会安宁、人民幸福,最终要靠实践说话、老百姓说话。

这个权力属于历史和人民。

    以上说了一大堆很抽象的、讲道理的话,核心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用人要抓根本、抓实质,把为什么要用人和怎样用人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一切围绕这两个问题来研究方式方法,包括标准的制定、程序的设置等,这也叫正本清源、培根固本。

    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日子越过越好。

从奋斗目标来看,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现实追求就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性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理想、追求、任务其目的都是能使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能够幸福安康。

共产党执政,选拔领导干部,就是要领导人民为达到这些目标去奋斗,这既是领导者的责任,也是选拔领导干部的基本标准。

没有这样的理想追求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干部。

这是从根本上来说,是选拔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

具体到不同的领导岗位,还有不同的能力要求,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对领导者的要求也是不同的,都还要有具体的标准。

但不管有多少标准,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要有本事把这个地区、这个单位管理好、发展好。

一个管理的责任、一个发展的责任。

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够格、胜任,也就看对所负责的地区、部门能否管得住、建得好,标准就是在你的任期内,这个地区的经济是否发展,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安定,人民是否幸福,面貌是否改变。

达不到这些,就不能算称职,这是选拔领导干部必须要首先解决好的最根本的问题。

不把这个问题认准、搞清,牢固地树立起来,其他不论搞出多少名堂,讲出多少道道,整出多少花样,附加多少条件,那都是表,不是本,都是末,不是根。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人民说得更干脆,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没有这个本事,就别当官。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我们在选拔干部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看待一个干部的根本标准。

这品德、那品德,这才干、那才干,体现到领导者身上,最大的德和最大的才,就是看你能不能造福于人民。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十分明确地提出了选拔使用领导干部的标准和方法,就是要看实绩来用干部。

      一个干部的德行如何,可以在实绩中反映出来。

我们说,社会有公德、职业有道德,家庭有美德、个人有品德,这些道德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作为领导干部是更应该做到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不要说不是一个好官,而且连个好民都不是。

除了这些基本的道德要求外,对做官的来说,还必须要有官德。

官德可以讲出很多,如,勤于政事、秉公办事、清正廉洁、求真务实、谦虚谨慎、礼贤下士等,但简单点说就是干净干事。

干净,就是清廉公正,使人民能信得过,敢依靠;干事,就是要勤于政事,能带领人民去克服困难搞建设,人民在你的组织领导下,生产有发展,环境有改善,生活有提高,日子能越过越好。

当官的,都应该具备这个官德。

我们说允许在改革探索中失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就是支持干净干事,不以小过掩大德。

如果不干事、不会干事,只会搞关系,做太平官,就不是有德的官,就不能说是德好。

不干事、不会干事、干不成事,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不能说德好。

衡量一个领导者的才也是如此,一个人的能力如何、才干如何,也是要通过实绩来反映的。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也是老百姓讲的话,就是有没有真本事,搭上套看看。

大小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地区,条件好、基础好,坐享其成是有的,但长久不了。

任何事业都是干出来的,不干不可能事业发展、面貌改变。

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基础较好,各方面工作都上了路,人民群众有高涨的积极性和创业发展的热情,可能再发展不需要像困难地区那样费太大的劲,但保护好、发展好这样的局面,能做到“无为而治”也是本事。

推动发展是本事,保护发展也是本事。

会解决问题是本事,能让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也是本事。

做领导的,能使一个地方繁荣发展、安居乐业,就是本事,就是才干。

看干部要看实绩,关键是要看他在任上的实绩。

环境不同、基础不同、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干部。

条件好的和条件差的,付出的辛苦是不一样的,所干出的绩效差距也是很大的。

由于条件不同,投入和产出是不能成正比的。

所以,看实绩,一定要看一个领导干部在任职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干起来的。

看实绩,既要看明显的业绩,经济发展的速度,面貌改变的程度,生活提高的指数,更要看为今后发展打下多少基础,办了多少现在、甚至短期内看不到成绩、但却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样潜在的业绩,而且这个业绩是更为重要的。

看业绩,要注意那些“现任的政绩,后人的包袱”,急功近利的作法。

现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过不了几年就看出了问题,留下了一堆“垃圾”,让后任清到清不完,后任还得为前任“擦屁股”,这样的“政绩”干了还不如不干,干得越多,危害越大。

    这里也举一个史例,看看古代的用人做法。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370年,周烈王六年,“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

‘自子居即墨也,毁言日至。

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

’封之万家。

召阿大夫,语之曰:

‘自子守阿,誉言日至。

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

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

’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

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这篇短文,记述了齐威王以实绩来识别官吏,并给以赏罚的过程。

先是召见了在即墨任职的行政长官,即墨大夫。

他对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到即墨任职以来,毁谤你的话我是天天都能听到。

然而我派人到即墨去查看,看到是荒芜的田野被开垦出来,人民生活得很充裕,官府办事也公正廉明,齐国的东方得以安宁。

之所以有人说你的坏话,是因为你不奉承我身边的人员,没有请这些人替你说好话。

齐威王通过派人实地考察,知道了即墨大夫的政绩和才干,就封给了即墨大夫一万户的食邑,作为奖励。

齐威王又召见了在阿邑任职的行政长官,阿邑大夫。

对阿邑大夫说,自从你到阿邑任职以来,我每天都听到赞扬你的好话。

我就派人去实地察看,看到的是田野荒芜而没有开垦,人民都很贫穷,有很多人饿着肚子,连饭都吃不饱。

更可气的是,前些时候赵国进攻鄄地,而你竟敢不去救援;卫国夺薛陵,你竟然不知道。

就这能耐,还有人天天替你说好话,就是因为你用丰厚的礼物贿赂了我身边的人员。

在召见的当天,齐威王就烹杀了阿邑大夫及自己身边曾经为阿邑大夫说好话的人。

手段是挺残酷的,用大锅把这些人给煮了。

    这一奖一惩,可以看出齐威王的用人之道,就是重视实绩,不轻信言语。

不轻信言语,不仅不轻信这些官吏自己怎么说,也不轻信舆论怎样宣扬,更不轻信身边可信任的人怎么说。

重在实绩,就是重在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你所任职的地方老百姓怎么说。

整天有人说你的坏话,话说千遍也成不了真理,不为所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整天有人为你说好话,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也不轻易相信,而是要用事实来说话,就是看实实在在的业绩。

看政绩用干部,二千多年前的齐威王做到了。

当然这个考察,齐威王并没有亲自去,也是听说,是听他派下去考察的人回来说的。

这个下去考察的官吏很重要,他们如果不能秉公办事,也是不客观、不廉洁的人,就象齐威王身边的人那样胡说八道,这麻烦可就大了,很有可能好人成了坏人,坏人反成了好人。

但不管怎么说,齐威王这一招还真见效,奖了一个,惩了一个,一下子把政风给扭转了,所有的臣下都惊恐震动,没有谁敢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了,都老老实实地干事去了,齐国也因此得到了治理,成为了天下强国。

    用人导向正确了,国家也就富裕了,人民也就安康了。

重实绩而轻言语,这是在用人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首要问题。

    二、确立全面的用人标准:

良匠无弃才

    关于用人标准问题,我在第一题中已经谈到,简单说就是德才兼备,并集中谈了是否德才兼备,主要看实实在在的政绩,而不看他个人说得怎么好,或别人把他说得怎么好,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里又提出要确立全面的用人标准,在语意上是有点重复,但所强调的内容不同,主要是讲因才使用的问题。

我们不是刻意做文章,重复就重复吧,可不必把心思花费在编词造句上。

这里提出全面的用人标准,就是用人要全面考察一个人的才能,努力做到人尽其才。

“天生我才必有用”,说明每个人都是有才的,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做人的工作的,应该有知人选人的本事。

这个本事不是运动场上的裁判,千米赛跑,按照终点冲线的前后顺序排出一、二、三就行,而是要在赛场上看到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在安排使用的时候,能够用其长,避其短。

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个问题有个精辟的论述,我在给机关干部讲党课《静下心来好读书》时专门讲了唐太宗的《帝范•审官》一文,这里就不再重复。

但还是希望大家把唐太宗这篇文章认真读读,能从中悟出点道理来。

   《帝范•审官》一文,反映了唐太宗的用人观念,也基本上反映了唐太宗的为政观念。

唐太宗的为政观,简要说就是“爱才用才,赏罚分明”。

把这八个字作为一个为政观来说,好像大了些。

观者,观念、根本,当是执政为民,图强谋兴之类。

严格点说,这八个字可以作为执政策略来说,再大点说,也可称为执政方略。

但我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观念提出来,是想说明它的极其重要。

不论把执政的思想说得多么好、多么大,最根本还是要看如何执政,用什么样的方法执政。

观念支配行动,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再好的愿望,都不会出现好的结果。

“爱才用才,赏罚分明”,虽不能涵盖李世民的全部执政观念,但基本上体现了他的基本执政思想。

    公元630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四年七月初二,李世民问房玄龄和萧瑀,请他们说一说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房玄龄、萧瑀都是隋朝的旧臣,萧瑀曾任过隋朝的民部尚书,对隋文帝的执政观念和方法是有所了解的。

他们两个对李世民说,隋文帝勤于治理国家政务,每次临朝听政都废寝忘食,从来没有时间概念。

有时太阳都偏西了,他还在引见五品以上的官员,同他们讨论政事,连午饭都顾不上吃。

卫士们要把食物送到他办公的殿上,也是边吃边谈。

从性情上说,隋文帝的仁德不够宽厚,但还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

唐太宗不赞同他们的看法,对他们两个说,你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就是只看到了表面,而没有看到实质。

隋文帝不贤明,反而又喜欢苛察。

不贤明则对问题的了解,事物的认识就很难客观全面,既不通达,也难透彻。

喜欢苛察,自己情况又不是很明,就对什么都不信任,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不论干什么事情,都不相信自己的臣属,而是自己亲自决断。

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就是日理万机,不吃不喝不睡,把精神搞得很疲惫,身体也搞坏了,又能干多少事,又怎么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合情合理呢。

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群臣既没有主动性,也没有积极性,只能你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你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只能按指令和成规办事,就是办错了,也没有责任。

你的决策有不足和失误,也没有人敢提出来,这就是隋朝只经历了二代就灭亡的原因。

唐太宗把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隋文帝的事必躬亲、独断专行、不会用人、处事苛察上。

在谈完了隋文帝后,唐太宗又谈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他说,我执政就不是这样。

我选择天下的贤才,安置百官,让他们思考天下的事,并由宰相来把关,十分审慎地考虑成熟、便当安妥后,再上奏使我闻知。

有功就赏赐,有罪就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来修治职责业务,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好呢!

    从唐太宗君臣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就是重在用人。

他要广揽人才,“择天下贤才”,授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各司其职,由他们来分门别类地处理天下大事,并由宰相来统领把关。

这是分级负责,分层负责,由宰相来统筹协调、审查把关,但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等他们都把问题想明白、议明白,拿出意见后才能报到自己这里来划圈批复。

一个选人用人权,一个最后决策权,还有一个奖惩升黜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有谁会不去用心干事,实心干事,天下何愁治理不好。

正是基于这样的执政观念,唐太宗还专门下了一个诏书,敕令各部门:

“从今以后,诏书敕令推行到下面有不便当的,都应当执意上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尽量表达自己的意见。

    唐太宗的爱才、纳谏,都源于这个执政理念。

    唐太宗提出要知人善任,用人要用其长,避其短。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的。

要真正做到人皆有才,才皆可用,很关键的有两条:

一条是用人者要用眼光和胸怀,千万不能以个人好恶来用人;另一条是用人者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人各有所能,也都各有所不能,全才之人是没有的,用人就不能苛责,就是要用其所能,避其所不能。

这里再举几个小故事来说明。

    一个是,《多吃两个鸡蛋就算贪官》。

   《资治通鉴》载: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日:

‘其才可将五百乘。

’公曰:

‘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

’子思日:

‘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

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

’公再拜曰:

‘谦受教矣!

’”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思在卫侯面前赞评苟变这个人,说苟变是个大将之才,可以统领五百乘兵车。

按当时一辆兵车配备士兵7 5人来计算,就是可统领近四万人的军队,对一个不大的卫国来说,也就是元帅之才了。

卫侯也知道苟变的才干,就说,我知道苟变很有本事,可以当将领,就是他在过去做官吏的时候收取人民的赋税,竟敢贪吃了一个老百姓家的两个鸡蛋,所以我就没有起用他。

子思对卫侯的这一做法不赞同,就对卫侯说,圣明的人任用官吏,就好比一个高明的木匠使用木料,要去用他的长处,扬弃他的短处。

所以杞梓树有几人合抱的粗大的树干,虽然也有几尺的腐朽枯枝,而精良的工匠仍不会抛弃它的。

现在您身处战国的时代,最需要选拔勇武善战的人才,但却因为贪了两个鸡蛋的缘故而抛弃了能捍御救难的大将之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

这样的事情可不能让邻国知道。

卫侯感谢子思的教诲。

    读了这篇古文,给我们诸多启发。

一是卫侯任用官吏十分注重品德,特别是在廉政建设上要求很严,有不良行为记录的坚决不用,这对反腐倡廉无疑是有益的。

苟变这样有才干的人,因为贪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就被作为为政不廉记录在案,打入贪官行列,不再起用,不能说要求不严,手段不硬,治贪决心不大。

再看看子思说的话,也很有道理,说用人就如木匠选用木料,不能因为一块大料有点小毛病就把整个木料弃之不用。

特别您现在处于列国纷争、依靠武力争天下的时候,主要选用善于统兵打仗的人,因为一点小毛病,就把大才扔掉了,这样的做法太愚蠢了。

这也是真知灼见。

    用人如同用木,什么样的料派什么样的用场,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白玉有瑕,关键看怎样去雕刻。

对官吏严格要求,选拔人注重德才,而且以德为先,都是对的,也是应该这样做的,否则正气树不起来,良好的干部导向也树不起来。

但同时也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绝对化。

看一个人,要看主流、看大节、看长项,看往哪里用最合适。

决不能因小过而掩大德,失去大才。

犯了错误,也要看是什么性质、到什么程度、影响有多大,不能因为有个黑点,就扔掉一块宝玉。

由此可见,卫侯因枯枝抛弃栋梁大树,因瑕疵扔掉晶莹美玉,实在是愚蠢之举。

    今天读读这篇小文,确实是很有益的。

第二个是,《用人要有“瘦己肥民"的胸怀》。

    

公元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任命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这个韩休是另一个宰相萧嵩推荐的。

萧嵩推荐韩休作宰相是认为他性格恬淡平和,好搁伙计,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住。

孰不知韩休是个严峻正直、不图名利,而又不讲情面、敢作敢为的人。

萧嵩与韩休共同担任宰相,看到韩休刚正不阿,不徇私情,又后悔不该推荐他。

但朝廷重用韩休,树立正气,很得人望,就连老资格的资深元老宰相宋璨都叹息说:

“没想到韩休当了宰相却还能持守正直的节操。

”这既是对韩休的赞赏,也是对权到极位执公守正极其不易的感叹。

韩休刚正不阿、秉公守正,具体事例史书记载不是很详细,《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错,辄问左右日:

‘韩休知否?

,言终,谏疏已至。

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

‘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亡!

’上叹曰: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

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

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

这段话主要讲了唐玄宗用韩休为相的感受。

唐玄宗作为一国之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时在宫中摆个宴会,听个歌舞,到皇家苑林打个猎、遛个马,稍稍放松一下,偶尔有点小小的过失,心里就害怕,担心韩休知道了这些事情,就赶快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些事情韩休知不知道。

往往话音刚落,韩休劝谏皇帝不要纵情玩乐的奏章就到了。

唐玄宗为此也常常不愉快,心里肯定不是好滋味。

左右的侍从看到皇帝不高兴,而且肯定不是一次两次,对韩休的严厉监督也看不惯,就劝唐玄宗罢免韩休,说自从韩休担任宰相之后,皇帝比以前瘦了许多。

皇帝瘦不瘦,今人无法知道,但以此可知韩休敢于监督皇帝,使皇帝有时心中不快当是肯定的。

如果韩休单是去监督皇帝的私生活,再圣明的皇帝也肯定不干,问题在于唐玄宗后边的话,说自己虽然消瘦了,但天下人一定会富足。

并说萧嵩来汇报工作经常是看脸色行事,一切拣好的说,净是恭维顺从的话,当时听着心里很舒服,可等到退朝以后,心里不踏实,晚上连觉都睡不安宁。

韩休来汇报工作,不看脸色行事,而是就事说事,经常同自己争论,甚至搞得人很难堪,有时面子都下不来,但退朝以后,心里却很踏实,晚上睡觉也很安稳。

唐玄宗告诉这些侍从们,用韩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这些话今天读起来也是很感人的。

唐玄宗为国选人、用人,“瘦己肥民”的观念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他未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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