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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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产品创新理论回顾

何谓“金融产品”？

Allen和Gale（1998）从契约角度定义了金融产品，即一份记载了参与金融交易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合约，合约的条款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含的。

黄达（2002）认为金融工具是“能够证明金融交易金额、期限、价格的书面文件。

它对于债权债务双方所应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利均有法律意义”，实际上把金融工具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合约。

那何谓“金融产品创新”？

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任何金融产品都可以看作若干特性的组合，这些特性有收益、各类风险、流动性、数量大小、期限长短等，特性的差异化组合形成了不同的产品，因而创新可以看作通过特性分解和重组的过程（BASEL，1986）。

李健（1998）认为金融产品创新包括创造或引进新的产品。

李华（2000）指出金融产品创新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追逐利润，二是对环境具有阶段性、市场性、竞争性的要求，三是完整的创新过程包括创新、采纳和扩散，四是创新需要新增成本，五是与生产力相关且具有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现有的研究成果，关于金融创新的理论研究林林总总，虽然名目繁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在解释两个大问题：

其一是创新的动因，其二是创新的影响。

另外，我国金融产品创新起步较晚，关于现状的研究文献不多，且多数停留在定性或者统计描述的水平分析。

本文将这三部分相关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1）金融产品创新的动因

大多数文献主要是从外生因素着手分析金融创新产生的动因，在理论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西尔柏（1975年）是约束诱致理论的代表人物。

约束诱致理论将创新看作金融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减轻约束而采取的自卫行动。

这里所指的约束包括企业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例如政府管制）。

西尔柏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金融创新的动因，但不幸的是，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太理想，西尔柏（1983）对1970-1982年间38项新金融产品研究表明，约束诱致说只能解释其中一半的金融创新。

波多尔斯基（Podolski，1986）对约束诱致说提出了两点批判，其一是将“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作为金融企业创新的原因过于一般；

其二是忽视了宏观层面的因素。

其二是Kane（1977）提出的管制促成论。

他认为金融产品创新是管制者和被管制者持久的“斗争”所导致的。

他还强调，由于通货膨胀的加速和技术进步的存在，因此，管制与被管制者之间的模型一定是动态的，通货膨胀率和外生的技术变迁使被管制者可以引进创新了的技术、产品和组织形式。

虽然Kane的管制促成论及其斗争模型是对大量金融产品创新的一种适当解释与描述，但它还不足以解释所有金融产品的出现，另外，他还没有考虑到的是，放松监管同样也具有创新激励。

该理论与约束诱致观点存在类似的缺陷，就是只强调供给因素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影响，而忽略了需求因素在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而且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是静态的，忽视了金融产品创新活动中的动态特征，即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关心为什么会发生，而忽视了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其三，是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视为创新原因（Silber，1983；

Merton，1992；

VanHorne，1986；

钱小安，1997）。

一般而言，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不必然导致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但多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支持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有助于降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假说，即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是金融衍生产品创新的非充分条件。

其四，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又称为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简称GEI），这是近年相关研究中运用较多的模型。

该模型假设金融市场上交易的证券集是外生给定的，证券交易是交换未来不确定收入（风险）的唯一途径。

每一消费者通过持有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适当证券组合来达到效用最大化，证券市场均衡将同时决定证券的均衡价格和未来不确定收入的最终配置。

它侧重于关注金融产品创新的机会和激励，视投资银行为产品的创新者。

该模型多从创新者（投资银行）的利润最大化假设出发讨论金融产品创新或最优证券设计问题，但较少考虑经济环境变动对金融产品创新的激励，似乎创新是由创新者的利润动机唯一决定

（2）金融产品创新的影响

McConnell和Schwartz（1992）对流动收息权力票据（LTONS）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创新产品由于提供了理想的消费投资方案从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Santangelo和Tufano（1997）对美国股票挂钩票据进行研究，认为这种金融创新产品通过延期支付资本所得税的形式降低成本。

Jameson，Dewan和Sirmans（1992）对抵押品市场证券化和按揭抵押债务CMOs分类计价创新所带来的收益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创新产品降低了向投资者收到的抵押费率。

Nanda和Yun（1996）对可转换债券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股票投资者可以从这金融创新产品中获得利润，但债券投资者可能会获得损失。

薛继增（2010）从定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金融产品创新对银行信贷运行的影响，在肯定金融创新对信贷有正面积极作用的同时着重分析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指出产品创新不光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也给银行自身提出了高的挑战，国内商业银行广泛存在轻视创新、过度模仿创新、风险管控能力不足等问题。

齐险超，徐蓉（2007）提出金融产品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有多方面的影响，作者定性地从货币供应量、货币需求量和货币政策工具三方面出发展开研究，论述了金融产品创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机构因市场风险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但却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

金融产品创新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相互竞争，而且易导致过度竞争。

同时，他也改变了金融机构内部资产的合理安全比例，增加了其内在不稳定性，加之我国货币管理当局尚未找到市场化的有效管理工具，故作者认为金融产品创新形成对金融监管的巨大挑战。

段炜（2006）利用我国历史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金融产品创新使得融当局控制货币的能力大大降低，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我国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特征

关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现状及其他相关理论研究相对比较少，现总结如下。

闫琳（2009）通过对金融年鉴（1985-2007）的研读，归纳出：

我国银行业的产品创新较为活跃，但创新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追求盈利的金融产品创新多，防范风险的创新少。

郑国英（2009）将商业银行产品发展进行国内外对比，他认为：

我国产品创新基本属于模仿性创新，银行之间的差异性不明显，对产品缺乏系统性的规划，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不科学，导致创新效率较低。

借鉴产品生命周期概念，朱淑珍提出了“金融创新的生命周期”概念，将金融创新生命周期分为发明期、创造期、模仿期和守成期四个阶段，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处于发明期。

2、金融产品创新对银行风险影响的研究回顾

尽管学术界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研究林林总总，但金融产品创新对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国内鲜见系统且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而国外研究则主要体现在表外业务的创新激励与风险相关。

本维尼斯特和伯杰（1986）以及托马斯和沃里奇（1991）证明，固定利率存款保险（一种创新产品）所激发的证券化促使银行变得更加冒险（道德风险假说），理由是：

银行在发起贷款方面有比较优势，但在批发低风险贷款方面却又劣势，由于与固定利率存款保持相联系的道德风险问题，通过销售相对高质量的低风险贷款，并发行备用信用证，银行可以保持其发起贷款方面的比较优势，但伴随而来的是增加风险。

布特和赛克（1991），伯杰（1991）以及科彭哈弗和斯托夫（1991）提出，表外证券化可能导致风险银行变得更加安全，或者说对于安全银行来说表外证券化可能以较大的数量出现，因为，备用和承诺是未受保障的或有要求权，这一要求权的价值与发行银行的安全性成正向相关性，这将鼓励发行要求权的银行一种提高安全性的激励，因为具有相对安全性的银行会有比较优势（市场约束假说）。

本维尼斯特和伯杰（1986，1987）已经论证，证券化使得银行能够通过将风险从风险厌恶的投资者那里转移到风险中性的投资者来优化风险配置（抵押假说）。

相反地，银行还可以通过将其表外最安全的资产证券化，并将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表内而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一假说证实了证券化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银行的风险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因为（将资产负债表中的风险资产和安全资产混在一起的）混同问题是银行风险中比较尖锐的问题。

Keeley，M.C.（1990）指出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金融创新的初衷之一就是规避金融风险，不断的创新为金融风险的控制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但同时金融创新也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例如金融衍生工具常会带动风险的转化，带来新的风险。

与高山（2009），范恒森（2000）的观点类似。

朱平芳，邵鹏（2009）研究与总结了危机形成的机理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分析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形式与过度创新所积聚的金融风险，得出结论，任何的金融创新都不是完备有效的，超越阶段的过度创新以及相应的政策监管与风险管理机制的功能缺失是危机扩散的动因。

张庆君，张荔（2010）在实证研究发现：

资产价格波动与非利息收入结构（通常用来衡量产品创新水平）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银行体系风险指数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关系。

3、商业银行风险的研究回顾

商业银行风险是一种偏离未来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即在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银行蒙受经济损失机会的可能性。

1999年，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对《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又称旧协议）进行了修改，推出了新协议。

银行风险的定义从旧协议的信用风险扩展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

从表1.1可以看出，银行风险中占比最高的是信用风险，其次是操作风险

表1.1银行风险资产比重

风险类别

占比

信用风险

60%

市场风险

5%

操作风险

30%

其它风险

其中，信用风险是目前银行最主要的风险，它是指因交易中的一方不能履行或不愿履行支付责任而造成的风险。

现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包括由借款人直接违约和违约可能性变化而给投资组合造成损失的风险。

一般可分为三类：

（1）企业贷款信用风险。

（2）消费者贷款信用风险。

（3）票据业务信用风险。

关于银行风险大小的衡量及其影响因素，在学术界已有广泛的讨论和研究，现将主要的研究成果总结陈列如下。

HannanandHanweck（1988）实证研究发现无保险存款的利息中包含了风险溢价，因此低质银行要想揽储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成本，同样，低质贷款要想获得也需要向银行支付更高的利息成本，因此，HughesandMester（1993）在估计经过风险及资产质量调整的成本函数时，将净收益变动视为风险的代理变量。

美国经济学家ThmothyH.Hannan和GeraldaA.Hanweck（1988）将银行无力偿还到期债务、面临失去清偿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而不得不破产倒闭这样一种不确定性称之为银行的无清偿能力风险（InsolvencyRisk）。

同时，ThmothyH.Hannan和GeraldaA.Hanweck还将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三个变量结合起来，创立了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IRI（InsolvencyRiskIndex），并使用它作为衡量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大小的指标。

商业银行的风险与资产收率、资本充足率成正比，与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成反比，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该指标设定的函数形式只是选取了较为清晰、简单的反比例函数和线性函数，缺乏科学的推导过程。

Furlong和Keenly（1990）参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资产报酬率的标准差来衡量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研究风险与收益关系的经典模型，将其运用在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测度上是一种不错的想法，但是在Furlong和Keenly的研究中，没有考虑到近年来逐渐被银行所重视和开发创新的中间业务，并不需要占用银行的资产，因此，直接使用资产报酬率的标准差与当下银行业务环境不太相符，因此，笔者借鉴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经过一定的改良，试图使其更贴切于创新业务蓬勃发展的国内商业银行的大环境。

Avery，Berger（1991）和DeNicolo（2000），Laeven&

Levine（2006）和黄隽（2009）和张荔（2010）都采用了银行破产的概率来衡量他的风险，定义为亏损（利润为负数）超过股本（净资产）的概率。

用概率来衡量风险也是目前一种比较主流的方法，但不太适合本文的研究。

因为计算破产概率时需利用商业银行的横截面数据来估计资产收益率的方差和均值，然后再加入资产资本率进行调整，因而该方法计算出的的结果具有一个特性，即不同银行之间破产概率的差异仅由资产资本率所影响，而与不同银行之间的业务发展方向、业务创新程度无关，在本文中应用的有效性不太强。

Saundersetal（1990）提出，银行的财务杠杆、规模、所有权结构对银行风险会有影响。

银行的自有资本可以视为保障银行安全的基础；

因为自有资本可以作为发生意外损失时的保障。

Galloetal（1996）发现银行的规模越大，可选择的投资组合越多，有助于其分

散风险。

除此之外，大银行有更强的财务分析能力和信用度。

台湾学者张人寿（1993）提出：

提高自有资本比例将可降低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

但台湾学者陈俐君（1994）发现当政府进行资本管制时，财务杠杆的下降可能会造成银行资产报酬率下降，反过来促使银行选择报酬率更高、风险也更高的投资组合。

闻岳春，周怡琼（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能改善我国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且这种改善效果随着持股时间的增加而增强，但就目前来看，这种改善作用仍较微弱，而且目前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水平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政府对银行业的保护以及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

马国杰（2011）在考虑了银行的多种风险（即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盈利风险、资本风险）之间相互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规模扩张因素仅对中国商业银行资产风险和资本风险影响显著。

蒋鑫（2009）利用1993年-2007年以来我国的宏观政策和经济数据构建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当经济发展减速时，信用风险会有所增加。

蒋鑫（2009）和陈春春（2008）的实证与研究部分同时参考了《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通过不良贷款率来反映信用风险，用如下六个指标反映影响风险的宏观经济环境：

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通货膨胀率、M2增长率、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

谭燕芝，张运东（2009）基于1999~2007年中、美和日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数据，对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

（1）中国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失业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表面上美国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极低，而且不受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其风险被金融衍生工具隐藏并积累起来；

（3）日本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CPI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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