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端午节争端看中韩两国的文化冲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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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端午节争端看中韩两国的文化冲突
从端午节争端看中韩两国的文化冲突
陈连山
中国、韩国山水相连，文化上也非常相似，199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政治上彼此相安，经济上互相合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按照一般想象，双方应该成为非常友好的邻邦。
但是，偏偏在双方非常相似的文化上，彼此冲突不断，其中包括端午节争端，叶舒宪事件，郑在书事件等等。
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和进一步的文化交流、文化合作。
本文将以端午节争端为个案，还原事实真相，并探讨导致中韩文化冲突的表层和深层原因。
由于我不懂韩国语，只能读韩国古代文献和现代翻译为中文的文献，论文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中韩两国专家批评指正。
一、端午节争端的出现
2004年4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韩国的文化部门正在为“江陵端午祭”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进行积极准备。
但这条消息没有引起多少反应。
5月6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刘玉琴的《不要冷落了自己的传统节日》：
“近日东北一位大学教授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来一份急件，说据可靠消息：
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
一石击起千层浪。
很多国人，包括学者、政治家都觉得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端午节成为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感情上无法接受。
网络上更是骂声一片，认为韩国的申报是偷窃中国文化遗产。
这就是所谓的“端午保卫战”。
这种说法经过时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批评、经过民俗学家贺学君等人现场考察韩国江陵端午祭并详细说明它跟中国端午节有区别之后，并没有消失，至今还有流传。
我认为：
这场冲突的起因很复杂。
其表层原因是中韩两国国民对于对方文化的误解，为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考察中韩两国端午节（包括韩国江陵端午祭），还原事实真相，以消解误解。
深层原因则是双方都有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思想，我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加以分析。
二、中韩两国端午节的事实
我在《话说端午》（2008年）一书中全面考察过中国端午节的起源、流传变化和基本性质。
这里只做简要概括：
端午节是一个为了避免疾病瘟疫而产生的全民卫生节日。
它最初的日期是干支记日法夏历五月午日，后来用数字记日法，记为五月五日。
它起源于战国时代，最初的名字就是五月五日，晋朝周处《风土记》定名为“端午”。
原因是古人认为五月五日（接近夏至）阳气最盛，即将衰竭，而阴气开始复生，阴阳相争，邪气横生的恶日。
所以，端午节的主要活动目的就是辟邪。
大致包括八个方面：
第一是使用兰草、菖蒲、艾蒿。
兰草、菖蒲、艾蒿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
用它们泡水沐浴、或悬挂，或者用来制作各种装饰品。
第二是缠挂五色线以驱邪辟凶。
第三是张贴道教符图驱邪。
第四是饮用药酒（蒲酒、雄黄酒）。
第五是吃粽子，这是象征季节变化，实际也是趋吉避凶的。
第六是到河边游玩，并抛弃香袋象征抛弃邪气。
第七是划龙舟或龙舟竞渡。
有一种六朝之后产生的传说称划龙舟或者龙舟竞渡是纪念屈原，但是在多数民众心目中龙舟竞渡的真正目的是“送瘟神”。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认为端午节辟邪过于迷信，所以极力宣扬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
第八是亲友互相赠送夏季使用物品（端午扇、草帽、毛巾），互相关心。
以上八项端午节习俗中，主要是以辟邪、辟瘟、保健为目的，因此辟邪是中国端午节的核心。
杨琳、萧放等学者的观点类似。
韩国古代历法与中国相同，朝鲜时代以来，传统节日体系也与中国基本相同，个别节日是纯粹的韩国节日。
当然，具体的节日习俗存在一些差异。
韩国有四大节日：
元旦、寒食、端午、中秋。
端午节是其中之一。
韩国上古时代文献相对缺乏，所以，韩国端午节的起源时代记录比较晚。
根据崔在洛整理、韩国外国语大学翻译的《江陵的无形文物》（2004年）介绍：
新罗时代已经定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全民同庆。
只从起源时间和节名看，韩国端午节可能来源于中国。
但是，这是不够严谨的。
韩国一直到18、19世纪才有专门的民俗志书，上古典籍又短缺，所以，在新罗时代之前也有可能已经出现这个节日了。
现代韩国民俗学界认为韩国端午节有自己独立的起源。
第一，韩国端午节除了这个汉字名字之外，还有一种固有名词：
“上日”。
因为这一天韩国民众吃车轮形状的艾子糕或Suliqu（山牛蒡）糕。
而Suli是“高、上、神”的意思。
第二，中国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用楝树叶包裹竹筒，内装大米投入河流，后来演化为吃粽子。
但是，这个说法不准确。
艾子糕，是韩国典型的端午节食品。
按照洪锡谟（朝鲜时代后期）1825年著《东国岁时记》云：
“端午俗名‘戊衣日’。
戊衣者，东语车也。
是日，采艾叶烂捣，入粳米粉，发绿色，打而作糕，象车轮形，食之，故谓之‘戊衣日’。
”所以，吃艾子糕而命名节日，只能叫“戊衣日”，意思是“车日”，跟“上日”无关。
另外，《东国岁时记》作者考证这个习俗来自中国：
“按：
武珪《燕北杂志》：
‘辽俗，五月五日勃海厨子进艾糕。
东俗似沿於是。
”第三，把中国端午节理解为单纯的纪念屈原，是错误的。
而且，韩国古代端午节也有纪念屈原的内容，却被忽略了。
韩国的第三种关于端午节的固有名词是“水濑日”。
金迈淳（1776——1840）《洌阳岁时记》云：
“国人称端午日为‘水濑日’。
谓投饭水濑，享屈三闾（即屈原）也。
地之相去万有余里，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谣俗不改，精爽（即神灵）如在，何令人感慕至此也！
”所投的米饭，和中国人投的粽子——实际就是包起来的米饭，十分相似。
基于以上论述，韩国民俗学界论证中韩两国端午节来源不同的说法，证据不足。
要论证中韩两国端午节的关系，除了考察起源时间、节日名称，更主要是考察双方节日民俗的具体内容。
我全面对比了中国端午节的八大内容和韩国朝鲜时代柳得恭（1749——？
）《京都杂志》、洪锡谟《东国岁时记》、金迈淳《洌阳岁时记》记载的韩国端午节官方礼制与民众习俗，结论如下：
1、韩国朝廷于端午节赏赐艾花（木制簪子饰以丝花、五色线）、艾虎和端午扇给大臣。
与中国古代礼制同。
2、韩国观象监制作朱砂辟邪文（或名“天中赤符”）、除病，内医院制药佩带禳灾，赏赐大臣五色丝线以禳灾，与中国古代礼制和民俗相同。
3、韩国采益母草制药，与中国同。
中国习俗采药种类更多。
4、韩国给儿童穿红绿色新衣服，与当时北京习俗同。
5、韩国民众用菖蒲水给儿童洗头洗脸，妇女用菖蒲根制作簪子，与中国民俗同。
6、韩国吃米制的艾子糕、山牛蒡糕，中国吃米制的粽子，不一致，但是类似。
韩国古代投饭水濑，中国投粽子于水，传说都是纪念屈原的。
7、韩国端午荡秋千。
中国是在清明节、寒食节荡秋千。
《东国岁时记》认为是韩国民俗的演化所致。
8、韩国金海地区有石战游戏，两组青年互相投掷石头攻击对方。
中国辽宁等地区至今流传。
9、韩国男青年互相角力摔交，中国无。
两国端午节活动，基本一致。
节日目的也非常一致。
主要都是为了辟邪，少数是为了纪念屈原。
基于中韩两国端午节内容一致，目的相同，名字基本一致（中国一些地方的端午节也有俗名，如粽子节），所以，我认为韩国古代学者柳得恭、洪锡谟、金迈淳三人把韩国端午节来源地定为中国是符合事实的。
而现代一些韩国民俗学界同人的看法，我碍难同意。
不过，必须承认一点，端午节传入韩国之后，韩国人民进行了自己的再创造，象吃艾子糕、荡秋千，角力摔交都是。
这个节日已经韩国化，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三、韩国江陵端午祭与中国城隍巡游的比较
中国民俗学界同人对于韩国江陵端午祭所知甚少，同样存在很多误解。
2004年4月，《光明日报》报道韩国的文化部门正在为“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祭祀是什么内容。
5月6日《人民日报》文章提到的那位东北某大学教授，其实是辽宁大学民俗学家巫丙安先生。
当时，韩国方面通过亚细亚民俗学会邀请中国民俗学界元老到韩国江陵地区参加“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讨会”并参观“端午祭”。
巫先生在受邀专家之列，他担心韩国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遗产，所以，写信提醒中国文化部副部长。
结果，大家都错误地认为江陵端午祭（韩语发音：
danoje）就是端午节，一下子就闹起争端了。
这是中国人对江陵端午祭的第一层误解——以为它就是中国的端午节。
可是中国学者考察江陵端午祭之后，承认它跟端午节不同，又认定它与中国文化无关。
在我看来，这又成为一个问题，构成了第二层误解。
接受韩国方面邀请的民俗学者还有中山大学叶春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贺学君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陶立璠教授、北京大学段宝林先生等。
2004年端午节期间，他们参观了江陵端午祭回来，纷纷改变观点，称韩国江陵端午祭跟中国端午节完全不同。
叶春生《端午节庆的国际语境》说：
“……可叹的是，我辈之孤陋寡闻，此端午非彼端午也。
”贺学君《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说：
“江陵端午祭，虽然与我国的端午节在时间上有相合之处，也可能最早是从我国传播过去的，但从目前其所行的仪式分析，可认为它确实是属于韩国江陵民众的：
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是他们信仰中的神话人物，祭祀所执礼仪具有明显的江陵地方特色，尤其风物游艺更表达出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
”
那么，江陵端午祭究竟是什么活动？
跟中国文化是否无关？
根据《江陵的无形文物》介绍，江陵端午祭祭祀三位神灵：
一、大关岭山神。
他生前是新罗将军金庾信，在统一韩国方面有重大功勋。
传说他曾经在江陵读书，又铸造一口宝剑。
死后被供奉为大关岭山神，守护这一地区。
二、大关岭国师城隍神。
生前是江陵鹤山人，曾任梵日国师。
三、大关岭国师女城隍，是国师城隍神成神之后选取民女成为的妻子。
这些神灵都是韩国人，的确跟中国文化无关。
韩国江陵地区祭祀山神的最早记录是南孝温（1454——1492）《秋江先生文集》：
“据岭东（江陵属于此地区）民俗，每年三、四、五月份，人们备齐山珍海味，择日求巫，祭拜山神。
”
许筠（1569——1618）《惺所覆瓿藁（稿）》于癸卯年（1603）年参观了本地人从五月初一祭祀大关岭山神金庾信，迎接他到山下城镇，初五还要举行各种表演，取悦神灵。
目的是祈求丰收。
这时已经成为巨大的集体庆典活动了。
时间也在端午节前后。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大关岭山神金庾信的神格跟原始的山神信仰很不一致。
原始的山神本来掌管山峰的，例如中国《五藏山经》的全部二十六组山神都是如此。
但是，大关岭山神金庾信却被民众迎接到山下城镇去巡游。
显然其功能是保佑山下城镇民众的生活，跟城隍的神格功能一致，与原始山神的神格功能不一致。
到1933年的《增修临瀛志》中，山神金庾信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他被祭祀，但被迎接下山的是另一位神灵——大关岭国师城隍神。
主要活动是各村庄举行的国师城隍祭祀和各种表演，从而成为庆典，本地官民共同参加。
与现代端午祭基本一致。
现代端午祭的主要活动：
四月五日酿制祭祀神灵的“神酒”和其他祭品。
四月十五日，到山上的两个神祠分别举行大关岭山神祭和国师城隍神祭。
祭祀祈祷词都是请求神灵保护本地百姓免除灾祸，粮食丰收。
之后，砍一根城隍神降落其上的神木（树枝），挂上彩色绸缎，开始下山游行。
陆续经过邱山城隍堂、鹤山城隍堂，分别接受当地人的祭祀。
最后回到江陵洪济洞的大关岭国师女城隍祠。
设立神灵夫妇的牌位，并放在一处，进行合祭。
所以，这个祭祀叫“奉安祭”。
五月初三，在南大川露天城隍堂举行城隍夫妇祭祀。
叫“迎神祭”。
以后早晚各祭祀一次。
此后，整个端午祭进入高潮。
端午节表演活动、娱乐活动、商业活动都全面展开。
五月七日，举行“送神祭”。
目的是送他们分别回到各自原来的神祠去。
然后，让国师城隍神的神灵重新回到神木，送到距离大关岭最近的地方，焚化神木、牌位、灯笼、龙船等等。
众人叩头，结束典礼。
举行的各种祭祀仪式，包括两大类，一种是儒教的，由地方官员或名人主持。
另一种是由地方巫师主持的巫祭。
在整个祭祀活动期间，参加者超过一百万。
综合来看，江陵端午祭除了时间靠近端午节，名字包含“端午”之外，跟端午节本身没有多少关系。
好象跟中国也无关。
但是，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曾经普遍有城隍崇拜和城隍巡游活动。
城隍是守护城池的神，各地崇拜的城隍姓名不同，例如苏州祭祀春申君、杭州祭祀文天祥，他们都是生前有功于当地者，所以总体性质一致。
中国城隍崇拜，来源于《周礼》蜡祭的八神之一“水庸”。
最早记载是三国时代吴国赤乌二年（239）出现的芜湖城隍。
唐朝以后，各郡县都祭祀城隍。
道教以城隍为“剪凶除恶、保国护邦”之神。
旱灾时候，可以降雨，水灾时候，可以放晴。
又以城隍为管领亡魂之神。
明代，人们一般认为城隍生日是五月十一。
于是，人们总是选定这个日子前后，抬上城隍的神像巡游他所管辖的各个地区。
在整个巡游过程中，人们祈祷他保境安民。
农民还请他保佑丰收。
但是，中国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城隍信仰逐步被消灭一空。
只在一些偏远地区有所遗留。
近年在福建、广东等地逐步恢复起来。
民俗学界对此研究不够。
研究端午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应该比较江陵端午祭跟中国的城隍崇拜和城隍巡游的关系。
特别是江陵端午祭中的儒教祭祀礼仪，它跟中国的城隍祭祀礼仪是一致的。
而叶春生教授、贺学君研究员把“端午祭”跟中国的端午节进行比较，完全没有比较的基础。
其结论当然是双方不一致。
这种比较是不对的，应该比较“端午祭”和中国的城隍巡游。
中韩两国文化相似的地方太多，简单化的结论是很容易出错的。
遗憾的是，我对中国宗教信仰缺少了解，对城隍信仰了解不多，希望以后有机会研究。
尤其希望宗教学研究者，比如郑在书教授，对中韩城隍信仰进行对比研究，彻底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四、端午节争端的深层原因
误解，可以通过还原事实真相，通过不断的文化交流来逐步消除。
中国人对江陵端午祭的误解，目前正在逐步消除；根据我和韩国学者的交流，他们对于中国端午节的误解也在消除中。
那么，在端午节方面双方的争端是否就此彻底解决？
我认为只在事实层面沟通，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因为：
引发中韩两国端午节争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就是两国国民各自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中韩双方都认为端午节文化是自己的。
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是人类任何一个群体都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
其核心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天下最正常的、也是最好的文化。
这种心态是人类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
因为人类文化不是自然本性，而是后天习得的。
当我们遇到其他文化的时候，尤其是弱小国家、弱小民族的人民遇到强大国家、强大民族文化的时候，很容易怀疑自己的文化是否正确。
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最正常、最好的文化，有利于保持本民族文化生活方式。
所以，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具有特殊的合理性。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容易误解其他文化，从而导致文化冲突。
1、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
很多中国人觉得端午节是自己祖先的创造，传入韩国的端午节仍然是中国的，韩国不能申报为自己的文化遗产。
这种看法否定了文化传播的历史事实，不承认韩国对端午节的再创造，是荒谬的。
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申报少林武术为文化遗产，那么印度也可以说中国人偷窃印度文化遗产了。
前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认为：
即便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是同一回事，他们也有资格单独申报，只要江陵端午祭本身是具有保护价值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刘魁立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一文中详细阐述了理由：
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共享性特点，可以被不同的社会群体甚至是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所享用。
正因为有了这种共享性特点，它才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了重大意义，具有了世界意义。
只有世界各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健康的发展，只有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广大民众都对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加以认真的保护，才有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11月批准韩国江陵端午祭成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符合上述道理的。
文化遗产不是商品、不是发明专利，拥有发明权，并不意味着独占权。
当代国人对于韩国文化的态度很奇特。
一方面觉得自己民族文化被韩国接受，感到十分骄傲；另一方面，却又觉得韩国把这些文化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侵犯了中国的文化发明权。
这是一种弱国心态。
现代中国虽然大，却是一个弱国。
而古代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强国，对于韩国学习中国文化是全力支持的。
随着中国逐步强大，我们的心态应该逐步调整。
2、韩国人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
与中国相反，古代韩国是弱小国家，学习当时强大的中国没有什么障碍，承认韩国很多文化来自中国，也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柳得恭《京都杂志》、洪锡谟《东国岁时记》、金迈淳《洌阳岁时记》都明确考证他们记录的韩国节日风俗来自中国，因为朝鲜时代韩国知识界以“小中华”自许，强调文化习俗来自中国，反而增强本民族的文化优越感。
现代韩国虽然不大，但是实力很强。
而中国国际地位下降，成为弱国。
于是，一些韩国人的心态开始变化，不愿意再承认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关系。
金迈淳《洌阳岁时记》是韩国民俗学名著，韩国民俗学界似乎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为了强调韩国端午节与中国端午节来源不同，一些学者选择性地遗忘了它所记录的韩国端午节跟屈原有关的事实，选择性地采用了中国端午节的事实。
《东国岁时记》更是韩国第一岁时记，其中相关记录也被选择性地加以使用。
这种做法从文化独立的需要来讲，的确有其合理性。
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交流如此频繁，很容易遭受同样秉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人批判。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双方既能根据自我文化需要而各美其美，同时又能客观的看待事实，正确地看待对方文化？
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里借用北美洲印第安人面对类似问题时候的解决方案，希望有所启发：
希达察人（theHidatsa）学习借鉴了曼丹人（theMandan）的文化生活方式。
所以，彼此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掩盖了双方深层次上的差异。
这样，他们就成功地防止了双方因生活方式差异过大而引发矛盾。
但是，表面的相似会使得彼此容易忽略差异而导致矛盾。
为了解决矛盾，曼丹人的圣贤向希达察人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鉴于两个部落间习惯上的差异，你们最好到上游去建立你们的村庄。
因为不了解各自的习俗，年轻人也许存有嫌隙，可能会导致战争。
请不要走得太远，因为遥居远方的人如同生人，而在他们之间就会爆发战争。
朝北走，直到看不见我们棚屋的炊烟，你们就在那儿安家定居。
这样，我们将近得足以成为朋友，相隔又不远，不致成为敌人。
”
我从其中得到的启示是：
中韩双方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过分干预对方文化内部的问题；同时保持、并不断加强文化交流，防止彼此误解导致冲突。
五、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我认为中韩两国围绕端午节和江陵端午祭的争端起源于双方交流不够导致的误解，同时也是双方各自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过度膨胀的结果。
中韩建交不到二十年，我们在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上述文化冲突是随着中韩不断深入的交流而出现的（过去没有交流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什么冲突），也将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而逐步消除。
祝愿中韩两国不断克服交流中出现的各种障碍，携手迈入世界强大民族、强大国家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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