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与李白七绝对照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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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导论，主要介绍此论题的相关国内研究动态，阐明写作此论文的依据和目的；
第二部分论述七绝这种在唐代诗歌创作中较常见体裁的特征和地位，分析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诗创作成果；
第三部分对王昌龄、李白七绝诗歌的共同风貌进行分析，展现其七绝诗的精髓；
第四部分则对王昌龄、李白二人各有千秋的七绝艺术进行分析对比，凸显名家多彩风范。
最后部分是结论，对本论文研究进行总结，肯定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诗的创作艺术和成就。
2唐朝七绝诗发展概况
唐朝是诗的天下。
诗歌在唐朝创下的辉煌，是任何朝代都不可比拟的，也是任何文学形式都无法取代的。
从作者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无一不体现着大唐盛世的雄浑气势。
七言绝句作为众多诗歌体裁的一种，绝对是唐代诗苑中的一朵奇葩，它充分显示了唐代诗人卓越的艺术创造力。
2.1七绝诗的发展与特点
七言绝句是由七言四句的歌谣演化而来，经过一定的律化，初步成型于南北朝时期，其形式到了唐代已经基本完备，形成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四句七言二十八字的体式。
七言绝句在初唐尚属新的诗体，故初唐诗人作七绝者并不多。
进入盛唐后，经过王昌龄、李白、王维等人的大力发扬，七绝诗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质的飞跃，逐渐显露出其艺术魅力，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从事七绝诗创作。
据施子愉先生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作者及作品加以统计的结果分析看，七绝诗的数量从初唐历经盛唐、中唐至晚唐的四个时期是迅速增加的，而且总量占到了各种诗体的第二位，仅次于五律。
[2]这样的统计虽非精确，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唐代越来越多的诗人喜爱用七绝这种形式来进行诗歌创作了。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
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7]这几句话深刻的概括出了诗体的演变过程。
可以看出，七绝得到发展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作为唐代的一种新诗体，前景大有可为。
与律诗、排律相比，七言绝句显得短小精炼，故能语言简洁、凝练；
而与五言绝句相比，七绝诗虽然每句多两个字，但却因此显得委婉曲折，情韵无穷。
这里以三首送别诗为例进行比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刘长卿《送灵澈上人》）
“渭城朝雨裛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这三首诗都表现出了诗人对别情独到深刻的感悟，都是送别诗中的精品。
第一首是王勃的五律送别诗，写得纵横捭阖，变化无穷，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表达出诗人超脱流俗的志趣，传为千古不朽之名句。
第二首是刘长卿的五绝送别诗，诗人用神妙之笔描绘出一幅神韵无穷的画面，表现出一种难得的闲淡，异样的别情，堪称五绝诗精品。
第三首是王维的七绝送别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人把深沉的情感融入平淡的话语中，更增添了感人的力量，这两句也成为千古传诵的绝唱。
经过比较，很明显可以看出，同样是写送别这种题裁，七言绝句诗丝毫不逊色于字数更多的五律诗，但与律诗相比，七绝诗显得更加的短小精妙；
而与五言绝句相比，七言诗虽每句多两个字，但显得更加的委婉曲折，声辞俱美，情韵无穷。
无怪乎王维的这首《送元二使安西》成为当时最流行、传唱最久的诗歌。
相比律诗、排律则短小精妙，较五言绝句则委婉多姿，七言绝句确实在体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2七绝诗代表诗人及作品
唐代是七绝诗创作由发展走向繁荣的时代。
清代著名评论家王士祯曾说：
“唐代三百年以绝句擅场”，[3]这种评价并非为过。
纵观有唐一代诗人，几乎没有不善写绝句的诗人。
据统计，绝句一体，占洋洋五万唐诗的五分之一多，真是蔚为大观。
[8]唐代是绝句成就最高的时代，也是七绝诗达到巅峰的时代。
初唐七绝数量不多，但也非毫无影响。
初唐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皆有佳作，如王勃的《秋江送别》[注1]，卢照邻的《九月九日登玄武山》，皆是广为流传的佳作。
而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咏柳》；
王翰的《凉州词》（二首）更为千古不朽之名作。
盛唐、中唐、晚唐几个时期，七言绝句更为盛行。
王士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
凡例》中说：
“七言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
[3]可见七绝诗是每个诗人都会作而且愿意作的。
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明代的李东阳就第二首说道：
“王摩诘‘阳关无故人'
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
此词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9]；
杜甫的《绝句》、《江南逢李龟年》；
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张继的《枫桥夜泊》；
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
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京华亲故》；
刘禹锡的《竹枝词》、《石头城》、《乌衣巷》；
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
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山行》、《江南春绝句》、《泊秦淮》、《赤壁》、《秋夕》，其中《泊秦淮》一首被清代的李瑛评论道：
“通首音节神韵，无不入妙，宜沈归愚叹为绝唱”[9]；
李商隐的《嫦娥》、《夜雨寄北》、《隋宫》、《贾生》；
韦庄的《台城》等等，都是唐代七绝诗中的精品。
2.3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诗创作的成就与地位
在唐代，七绝诗作者和作品与日俱增，七绝名家、名作数不胜数。
唯独王昌龄、李白二人靠其独绝的七绝创作艺术，有如两座高峰，巍然耸立，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七绝诗的最高成就。
王昌龄有着“七绝圣手”的美誉，李白被誉为“诗仙”，后人对二人称羡有加，推崇备至。
“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古绝技”；
王世祯也认为：
“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李攀龙《唐诗选》云：
“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10]；
沈祖棻认为：
“王昌龄当时有‘诗夫子’之号，如果以他的全部诗歌创作来说是名不副实的，但是就七言绝句来说，则当之无愧”[2]，足见后人对二人七绝诗创作的肯定与褒扬。
王昌龄、李白二人的七绝诗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震慑诗坛，名耀千古。
王昌龄所做诗歌并不多，《全唐诗》共收录其诗歌180多首，其中七言绝句有74首，占了其诗歌40﹪多的比重。
李白的诗歌在《全唐诗》中有600多首，其中七言绝句只有84首，数量多于王昌龄，但占个人诗歌比重不到15﹪，远低于王昌龄。
相较来说，王昌龄在七绝上用心较深，而李白则因其天才，于诗诸体皆精，分心诸诗体，但这并未影响他在七绝上的建树。
质量二字，质还摆在前面，可见质其实比量还是重要些。
有的人只留诗数首，却因一篇闻名，如前面所说王翰，凭其《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传下千古美名。
而量多却无一精者，则默默无闻，于世人毫无可知。
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数量并不算多，但篇篇皆是精品，首首皆有妙处，故能“赢得生前身后名”。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全方位的展现军旅生活，写得雄浑深厚；
其宫怨诗《春宫曲》、《西宫春怨》、《西宫秋怨》皆优柔婉丽，余味无穷；
其送别诗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送柴侍御》等也是蕴藉含蓄、意味深长。
《新唐书·
文艺传》称：
“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
[11]实际是指王昌龄作诗细致缜密，讲究章法，从而能含蓄蕴藉，格调自成。
例如：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其一）
此诗从千年以前，万里之外下笔，使人仿佛看到月照关塞的鲜明图景以及由此形成悠远的历史想象。
一轮明月，映照着绵延的古长城、苍茫的关塞，透出一种寒冷、孤清的味道，这是历史无言的见证。
“诗人从秦汉的明月关山入手，上下千年，同此悲壮，万里征人，迄无还日，不仅写出了沉思历史时对勇于献身边关者的同情和名族自豪感，还隐含着对现实将非其人的讽刺”。
[12]全诗内容丰富，情感深厚而又含蓄蕴藉，堪称大手笔。
明代李攀龙推奖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实不过分。
李白未专心作七绝，然以七绝视之，其才力未尝有减处。
其写景纪行之作皆精妙入微，犹如神笔，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峨眉山月歌》皆传为千古绝唱；
其送别诗如《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皆写得情深意厚，动人心魄。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早发白帝城》）
此诗写于李白遇赦东归之途，极尽轻快之能。
前两句写早发白帝，暮至江陵，千里之外，一日即至，迅速如斯。
后两句进一步写航程中水急舟快的特征。
舟行如飞，两岸风景目不暇接。
若非诗人此刻心情极佳，则体会不了行程中的美景，更不可能写出如此轻快地诗句。
此诗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与诗人愉快的心情熔于一炉，且文势奔放，有如长虹贯日，飞电过隙，读来不禁令人心情愉悦，神采奕奕。
宋顾乐的《唐人万首绝句选》这样评论道：
“读者为之骇极，作者殊不经意，出之似不着一点气力，阮亭推为三唐压卷，信哉!
”。
[13]总之，二人的七绝诗创作水平已经登峰造极，时人已无法望其项背，后人作七绝诗者不可胜数，但再也没有创造出二人的辉煌。
3王昌龄、李白七绝诗的共同风貌
3.1自然浑成
王昌龄作诗不像李白一样，诗兴一来即脱口而出，他靠着自己不凡的才力和精心的构思安排，使诗作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
而李白是一个天才诗人，作诗全凭灵感，诗兴一来，便不假思索，即景抒情，一挥而就，多率性任情之作。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以此句来形容二人的“自然浑成”可谓恰到好处。
明人陆时雍说：
“王昌龄绝句，难中之难；
李青莲绝句，易中之易…总之，人力不与，天致自成”[4]，既说出了二人“自然天成”的特点，又表明二人的“自然”有所差别。
相较来说，王昌龄的“自然”靠天才和人力达到，既要有一定才力，又要下苦工，要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的推敲精神，因此说他是“难中之难”；
而李白作诗全靠灵感，兴致来时信手捏来，倚马可待，容易至极，故是“易中之易”。
同是“自然”，一个是栽培鲜花，香气渺渺、美艳动人；
一个是天然野花，清新扑面、妖娆多姿。
这里试以他们的送别名作《芙蓉楼送辛渐》和《赠汪伦》进行对比。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在早晨于江边送别辛渐的情景，写得真切自然。
前两句写景叙事，在一个风雨凄凄、昏暗的早晨，作者在江边送别好友辛渐。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由于分别在即，作者心情沉重，连景色也变得凄凉，说“寒雨”、“山孤”，其实是诗人内心真实的感受。
景是自然景，情是自然情。
后两句临别叮咛：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既表白心迹，又使全诗显得自然合境，诗人深情送别，在船将行之时突生感慨，想到洛阳亲友定会问起自己，自然嘱托友人带话安慰。
全诗写出了诗人真实的情感，显得自然真切，然从画面的别致、意境的高远可以看出诗人下足了功夫。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赠汪伦》）
此诗写在诗人将行未行之时，诗人念及汪伦平日的盛情招待和对自己的深情厚意，心中感慨万千，突然听到汪伦踏歌为自己送别，胸中感慨自生，不觉诗情喷薄，随口吟出：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这两句完全是即境叙事，毫无雕琢，自然至极。
接着又即景抒情，直接将眼前的桃花潭水比拟两人的深厚友情，更是自然天成。
后人多对此比拟赞不绝口，清代沈德潜曾评价说：
“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
妙境只在一转换间”。
[9]这样的一个“妙境”，诗人却是触景生情，信口而成。
这首对于李白来说容易至极的诗歌却又显得自然至极。
3.2大气雄浑
大唐盛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起于公元七世纪上半期，终于公元八世纪中叶。
大唐政治清明，思想解放，人才济济，疆域辽阔，国防巩固，民族和睦，在国际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好形象。
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在诗歌《忆昔》中描绘了开元盛世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从诗歌中可以一窥盛世时期的富足和兴盛景象。
王昌龄和李白生于大唐盛世，在他们身上，洋溢着一种盛唐特有的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进取心态和壮阔雄浑的气魄。
他们的大半生都生活在开元盛世和天宝初的太平盛世时期。
王昌龄年轻时即到过西北边塞地区，开元十五年中进士，授秘书监校书郎，在开元二十二年又中博学宏词科，除汜水尉，后来被贬岭南。
到开元二十八年授江宁丞，晚年又因“不护细行”被贬龙标，[14]其活动范围非常的广阔。
李白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东赴溟海，南游潇湘，酒隐安陆，寄家东鲁，漫游太原，待诏长安，北探幽燕，他的踪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4]二人亲身经历着大唐盛世，感受着盛唐气息，并将盛唐气象融进了自己的作品。
王、李二人七绝作品中，最能代表他们盛唐精神的是他们所写的战争边塞诗和山水诗：
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采莲曲》（二首）等；
李白的《从军行》、《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等。
在边塞诗中，他们将大唐将士奋不顾生，英勇杀敌，保卫边疆，建功立业的昂扬斗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山水诗中，则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表达了他们饱含深情的赞颂，有着浓厚的浪漫色彩。
这些雄浑壮丽的诗篇，闪耀着强烈的自信心和积极进取的盛唐精神，闪烁着乐观向上，光明美好的理想光辉，体现了大气磅礴的盛唐雄风。
余光中先生曾称赞李白道：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余光中《梦李白》），这几句话恰到好处地道出了盛唐诗人们的胸襟和气度。
王昌龄、李白二人正是以自己的学识才情和时代赋予的恢弘壮阔的绝世气度，最终塑造了自己的雄浑气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王昌龄《从军行》其一）
这是一首刻画边疆戍卒怀乡思亲的诗歌，虽是写细腻的思乡怀人之情，却仍不失大气。
“烽火城西”极尽荒芜之意，“黄昏独坐”则极尽悲凉之态，“百尺”“万里”则为全诗添上些许浪漫主义色彩，“大丈夫当马革裹尸还”，连“愁”都与众不同。
壮阔的景物描写，深厚的情感基调，使全诗显得境界开阔，大气雄浑。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望天门山》）
此诗第一句写浩荡东流的楚江冲破天门奔腾而去的壮阔气势，第二句则写浩阔的长江流经两山间的狭窄通道时，激起回旋，形成波涛汹涌的奇观。
后两句写夹江对峙的天门山，似乎正迎面向诗人走来，而诗人所乘小舟则乘风破浪，越来越靠近天门山的情景。
诗人笔下的天门山仿佛具有了生命，饱含深情，要与诗人热情相拥。
全诗景物描写雄伟壮阔，气势独特，显得大气雄浑，壮阔非凡。
3.3境界高远
李王二人的七绝被盛赞为“神品”，他们到底“神”在什么地方？
无论是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二），或者“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还是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从军行》其四），或者“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其一），都能使人感受到一种高远的境界。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
“词以境界为最，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7]诗歌也当如此，有境界才能出高格，境界高远才能成名篇，才能有名句。
王国维又认为：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否则谓之无境界”。
[7]也就是说，作品写的是真景物，表现的是真感情，然后才能出真境界。
当然，这个“真”指的是“艺术真”，而非“生活真”。
纵观王昌龄、李白七绝诗作，皆是写真景物、真感情的诗篇。
王昌龄的边塞诗、宫怨诗，虽是写边疆将士、宫人之作，然皆表现真实的境地和感受。
他写边塞诗，则写出了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以及对兵士征战劳苦生无还日的同情，对将领无能战事不休的痛恨,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
写宫怨诗则写出了宫人的怨恨与无奈和自己的深切同情，如“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长信秋词》其三）；
李白的诗中虽有夸张之语，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二）等，然这只是李白的艺术处理方式，用夸张语，将祖国河山的壮美表现得更突出，读来反而使人觉得写瀑布就得这样写才更真实。
真景物和真感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水乳交融，情中有景，景中传情，自然境界高远。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从军行》其二）
此诗通过写军中宴乐表现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感情。
前两句写诗人在本应欢快的宴乐中听到琵琶弹奏新曲，不觉触景生情，想到无论乐器怎样更换、曲调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是故乡情、离别情，进而心绪烦乱。
后两句写诗人知道愁不可尽，于是索性不顾，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月照长城的莽莽苍苍的景象中：
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
诗歌由景生情，情系景中，最后以景结情，显得格调别致，境界高远。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二）
诗中以“紫烟”为烘托，以“银河落九天”为喻，将庐山瀑布的神采和壮美一下子写活了。
此诗的妙处在于不但写活了庐山瀑布景色的壮美绝伦，同时还写出了诗人的开阔胸襟。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两句用夸张、想象的笔法来展现庐山瀑布的壮伟雄奇，显得境界异常高远。
诗中融进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情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7]虽是写景观壮美，实则表现出诗人胸襟的开阔，表达出诗人对祖国风光的无比热爱。
诗人用新奇的夸张法将自己对景物的喜爱与景物的描写融为一炉，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呈现出高远的境界。
4王昌龄、李白七绝诗各具特色
4.1王诗长边塞宫怨，李诗重写景纪行
纵观王昌龄、李白二人七言绝句，可以发现二人七绝诗内容相差较大，下面按题材对两人的七绝诗进行比较:
题材
诗人
战争边塞
宫怨
赠别酬答
妇女题材
写景纪行
政治时事
其他
总计
王昌龄
10
8
32
1
/
13
74
李白
2
18
9
22
21
11
84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昌龄、李白二人的七绝诗除了产生于友朋交往中的“赠别酬答”类作品及表现“妇女题材”的作品较多以外，王昌龄的七绝诗侧重于传统题材的深入开掘和再创造，尤其以边塞诗、宫怨诗颇负盛名。
他的边塞诗《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妇女题材《采莲曲》（二首），都是采用乐府旧题进行的创作；
李白用乐府旧题进行创作的七绝诗仅一首《出塞》，他的七绝诗主要侧重于现实生活，多反映政治时事和写景纪行之作。
安史之乱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开始，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王昌龄卒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虽然他没能亲身经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但他毕竟感受到了叛乱爆发初期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可是他的七绝诗却无片言只语涉及这场动乱。
而李白有两组七绝诗叙写动乱年代的政治时事，《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规模宏大，感情热烈，生动地展现了安史之乱中的时局。
王昌龄受盛唐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丰富的漫游经历，但却只有一首写景纪行之作《旅望》：
“白花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
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
这首诗描绘边塞萧条荒凉的景象，抒发深沉的去国怀乡之情，虽有荒凉之感，终是盛唐气象。
可见，王昌龄并非不能用七绝这种诗歌体裁来写览胜纪行的诗篇，而是无意为之。
而李白在长期的漫游生涯中，常常登山涉水，领略无限的大自然风光，创作出一首首独具特色的描写现实生活的写景纪行之作，《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娥眉山月歌》、《早发白帝城》等都是驰誉诗坛的名篇佳作。
反过来，王昌龄用七绝写作的宫怨诗，有《长信秋词》（五首）、《春宫曲》、《西宫春怨》、《西宫秋怨》等，其中多有名篇；
而李白的同类题材仅有《长门怨》（二首）。
诗歌题材的取舍显示了诗人的创作心态。
创作心态的不同与诗人的性格和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昌龄是唐朝“位卑而名著”[15]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中始终浸润着一种浓郁的忧戚哀愁的感伤情结”。
[16]几受官职却都是些芝麻小官，无法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
最伤人的是两次贬官，两次都贬谪到蛮荒之地—“岭南”、“龙标”。
这不仅使他肉体上受到摧残，更让他精神上受到侮辱和折磨，现实的残酷，理想的破灭，仕途的坎坷都集中到这个诗人身上，导致他容易产生感伤情绪。
在他的对周围自然景物情绪化的观察和描绘中，景物都附上了他“孤”、“独”、“暗”、“愁”、“寒”、“昏”、“空”等灰暗凄冷的情感特征。
如“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从军行》其四）、“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从军行》其一），虽雄浑壮阔至极，却难掩其伤感色彩。
李白则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积极地人生态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种高度的自信来源于其不凡的才华和经历。
青年时即漫游各地，以“谪仙人”闻名诗坛；
未经科举而被直接推荐为供奉翰林，贵妃捧墨，力士脱靴，连皇帝也为其才气折服。
这是一段传奇，只有李白才配拥有的传奇。
后来虽遭馋去职，亦未能使他受到打击，他仍旧不改面目，喊出：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他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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