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早其儒家的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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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及早其儒家的思想
孔子及早其儒家的思想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博学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伟大的教育家。
他一生致力于维护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度（周礼），他希望有一天能在齐、鲁这类国家复兴文王、周公之道。
孔子一生到处奔波，企图找到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机会，但由于他的理想和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经常遭到一些新兴封建势力的反对，在政治活动中他失败了。
孔子一生主要活动是在鲁国。
鲁国在春秋时期不但是东方各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当时旧周王朝管辖的各国文化的中心。
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访问，看到鲁国丰富的文物典籍，惊叹道：
“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
孔子的博学多艺和他所主活、受教育的环境有密切关系。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2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41年）。
他的祖先是宋国大奴隶主（商代后裔微子启的后代），因宋国一次政治变乱，逃到鲁国，定居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的父亲做过鲁国的小官，孔子幼年（三岁）丧父，过了一段贫困的生活，早年做过管仓库、畜牧的小吏。
中年在鲁国做过一段时间的中都宰和三个月的司寇。
中年以后，他以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工作，整理、研究古代文化典籍，并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曾删订六经。
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有学识、有才干的学生（相传弟子三千，七十二贤）。
由于他是贵族的后代，少时即懂礼，所以孔子在不做官的期间，他的生活主要靠“儒”的职业来维持。
“儒”在当时是给富贵人家相礼的一批人。
照孔子的描述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子罕》）《墨子·非儒》篇说：
“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
此衣食之端也”。
孔子和当时只会办丧事混饭吃的“儒”有所不同。
因为他除了通晓奴隶主贵族养生送死的仪节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并关心政治，有一套哲学理论。
孔子这一派的儒者，人才多、势力大，后来“儒家”就成了孔子这一学派的专名。
从它的来源看，“儒”这一批知识分子是从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批人。
他们的思想意识、所受的教养、生活作风和奴隶主贵族有很深的联系。
由于孔子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教育文化实践中的丰富阅历以及好学勤思的习性，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大的思想家和学者，就在当时已被人们认为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的杰出人物。
但是孔子在政治上毕竟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周王朝是社会制度的最完美形式。
所以他虽然生活在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但他不是站在这个时代的前列为新制度的诞生而大喊大叫，相反，他是一位哀叹世风不古而力图重建文武周公事业和他自己理想中的西周盛世而奔走呐喊的保守思想家。
他对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周公旦推崇备至，他经常形于梦寐：
“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楚见周公！
”（《论语·述而》）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作为封邦建国制基础的井田制在瓦解，奴隶制在崩溃，社会即将进入土地私有制，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奴隶主贵族的最高代表周天子的权威旁落，各地诸侯也逐渐衰弱了，而大夫则日益骄横，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子式微，诸侯坐大，这是历史的趋势。
社会上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秩序“混乱”现象。
周天子失去控制全国的权力，诸侯不听天子的号令。
在诸侯的国家中，大夫专权，不听诸侯的号令。
政权逐步下移，说明新兴封建势力突破了奴隶制的束缚。
孔子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春秋时期的周天子已成了无足轻重的名义上的领袖。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已成为这一时代的特点。
孔子从奴隶主立场看来，认为这种无道的现象决不能维持长久，最多延续三代或五代就会灭亡的。
孔子一生严守《周礼》所规定的名份，坚决反对违反周礼的僭越行为。
如鲁国大夫季氏用了天子的八佾之乐舞，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泰山，而身为大夫的季氏居然也去祭了泰山，孔子对些事也非常生气，他认为泰山的神是不会接受季氏这咱违礼的祭祀的，难道泰山还不如林放（孔子的弟子）懂礼吗？
僭越虽然表面上是对周规定的仪节制度作了一些改动，但它意味着对奴隶制上层建筑的否定，所以孔子对此深恶痛绝。
孔子对于僭越的行为都认为不可容忍，对于新兴地主对于奴隶主阶级的夺权更是不能容忍。
齐国大夫陈恒杀了他的国君，听到这个消息时，七十多岁高龄的孔子怒不可遏，忍无可忍，立即去见国君，请求国君鲁哀公派他带兵去讨伐大逆不道之臣。
孔子看到奴隶主阶级江河日下，礼崩乐坏，痛心疾首，为挽救日见衰败的奴隶制，孔子为之奔走呼号，为维护封建礼制而呕心沥血。
他克已复礼的主张到处碰壁，但从不灰心。
社会变革中的新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孔子幻想“克已复礼”来调和各方面的矛盾，结果只能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矛盾心情度过了一生。
正如鲁迅先生所形容的：
“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
”（《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在政界失败了，便去从事文化教育，拿起文史作为斗争工具，从思想意识方面继续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
孔子一生的主要思想集中在《论语》一书中。
《论语》是孔子教育学生而发的议论，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真诚可信，但也是随想录性质的东西。
二、礼和正名思想
礼的意义在古代至为广泛，它包括国际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昏、丧、祭、燕、飨的典礼，也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内容。
孔子认为周王朝吸取了夏朝、殷朝制度的优点而制定的周礼是十分完备、值得遵奉的。
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学而》）。
历史表明夏朝巳确立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有了奴隶制的萌芽和国家机构；殷、周已进入发达的奴隶社会。
夏、殷、周三代的礼（制度）是奴隶制不断补充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
孔子由此推断说，即使百世以后，可以预知它的制度总不外是对周礼的补充和发展。
他认为周朝的制度、文化是夏、殷以来文化发展的高峰，所以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八佾》）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和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周礼的基本内容，在国家政权方面要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更不允许“陪臣执国命”。
在家庭关系中，要维持周道亲亲的奴隶宗法制度。
以父子关系说，即使父亲做了坏事，比如说偷了人家的羊，当儿子的为了尽孝道，必须包庇父亲的愉盗行为，反过来，父亲对儿子的坏事也要替他隐瞒。
父子的互相包庇就是最公正无私的道德。
孔子说：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
臣对于君，也应当这样。
孔子对鲁君的违礼行为也采取了包庇的态度。
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有人问昭公是否知礼，精通周礼的孔子明知鲁昭公违反周礼，但他回答说：
“知礼”。
后来经过别人指出昭公这一严重违礼的事实，孔子并不分辩，只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他自己把错误包下来，终不提昭公违礼的事实。
孔子处在周礼崩坏的时代，仍坚决按照周礼为尊长讳的原则，认为君违礼不能指摘，臣违礼则不能允许。
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西周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的矛盾。
所谓礼坏乐崩，是新兴封建势力在发展中要求突破旧制度束缚的必然的结果。
当时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尚未形成，旧礼已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
新兴的封建势力以及进步人土，认为继续对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君）奉行西周以来的旧礼，对那腐朽的统治者阜躬屈节已有些看不惯。
孔子守礼的行为经常受到当时多数人的反对，他说：
“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
客观现实和孔子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
在奴隶大批逃亡、反抗的情况下，争取劳动力是奴隶主贵族最威迫切的任务，孔子看到光用命令和刑罚巳不能遏止奴隶解放的洪流。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
光用行政命令、杀戮刑罚，只能暂时奏效，还不能使劳动者（民）从思想上不反抗。
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孔子主张对劳动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可以使劳动者“有耻且格”（《为政》）。
但是道德、礼教是有阶级性的。
孔子主张用德治，礼教并不意味着奴隶主放下了皮鞭和刑具而去说服教育，而是在皮鞭和刑具之外又加上奴隶主阶级的德治礼教的灌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育了统治者，他们开始懂得用一手进行统治不够时，就用两手，孔子企图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维系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
在不触犯奴隶制的原则下，孔子要求奴隶主发些慈悲，要对奴隶讲讲应当服从做奴隶的道理。
但孔子的礼的学说是有阶级性的，孔子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礼是外在的形式的约束，而仁才是内在的精神的实体。
孔子看到向封建地主阶级争取劳动力的重要性，他提出了“礼”必包含“仁”的学说。
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发展生产，扩大财富，用改变一些对劳动者的榨取的方式，以便于争取劳动力。
孔子希望维护奴隶制，使它不要彻底冲垮，被迫主张对劳动者的人身束缚放松一些，对劳动者的思想教化要加强一些。
孔子的“仁”的学说就是这一社会矛盾的反映。
春秋末期，旧制度（礼）加速地崩坏着，名存实亡的现象十分普遍。
孔子从唯心主义、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当时的“实”不符合于西周的制度。
比如说，按周礼，君之“实”要符合君之“名”，臣之“实’’要符合臣之“名”。
而当时，“实”际上的君已做不到周礼所规定的君之“名”所应当有的职分，“实”际上的臣巳不安于周礼所规定的臣之“名”所应尽的职分，“名”存，“实”变。
孔子认为“实”的变化是不应该的，他要用“名”（周礼的规定）去纠正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实”。
他说“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认为社会的混乱是由“名”“实”的混乱引起的。
孔子说，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子路》）。
“正名”的政治涵义就是用周礼作为尺度去正定名分。
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正名的主要内容。
但也可以从孔子在政治上对名实关系的看法透露出孔子关于概念（名）和它所代表的具体事物（实）的关系的看法。
孔子认为政治的混乱是由于“名”的不正而引起的，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以“名”为第一性的名实观。
在他看来，现实世界之“实”，违反了周公之制的“名”，才引起了许多无道的反常现象。
他为了挽救周礼崩坏的残局，他强调对于“名”要
有正确的认识。
在一定条件下，正名对于成事不是毫无作用的。
有了明确的概念，对于实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夸大了名对实的作用。
违礼僭越的行为决不能认为是名词概念含义不清而引起的。
孔子把“正名”看做成事的先决条件，这是他的唯心主上观点在名实问题上的表现。
三、孔子的仁学思想
“仁”这一词在孔子以前已经广泛应用，但作为哲学范畴是从孔子开始的。
①、孔子所说的仁是具有阶级性的，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范畴。
孔子的仁虽是一种道德范畴，但却带有先天属性。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这是说，“仁”这一道德品质是统治阶级（君子）的道德品质，被统治阶级（小人）是说不上“仁”的，他所讲的“仁”不包括劳动者。
孔子说过：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
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
孔子认为劳动者需要仁，比需要水火还迫切。
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于人来说只有好处而没有害处。
②、仁是主观的道德修养。
A、仁是道德的自我约束。
《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讲到“仁”最清楚的是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
这段话应当看为对“仁”的比较全面的正面论述。
“颜渊问仁。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言不行乎？
”
（《学而》）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季氏》）
“克己”是约束自己；“复礼”是把不合礼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若能做到约束自己，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八佾》）一旦能做到达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他做到了“仁”。
颜渊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论语》中讲到“仁”最清楚的是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
这段话应当看为对“仁”的比较全面的正面论述。
“颜渊问仁。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孔子认为做一个符合仁的原则的人，在视、听、言、动各个方面都要符合礼的规定。
这里所说的“礼”就是周礼，不是别的礼。
孔子认为，做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必须在思想行动方面符合周礼的规定。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孔子在伦理思想方面提出“仁”的原则以限制贵族们的非礼的言行。
对于人而言，要孝悌中忠信，温良恭俭让。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教人根据周礼所规定的秩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不论孔子所希望达到还是反对的事情，都不能违背周礼的规定。
B、仁是忠恕之道。
孔子的学生曾子曾以忠恕二字概括仁的涵义，这也是符合孔子仁学思想的。
所谓忠恕之道，就是以自己作为例子，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
（《雍也》）
子曰：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学而》）
事实上孔子所讲的人是别人，是别的贵族，而不包括奴隶。
C、仁是人们努力的方向。
在孔子看来，仁本是天赋道德，所以小人中不会有仁人，但君子应该都是仁者，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由于出现了矛盾，所以孔子只好用人的主观道德修养来补救，认为仁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
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颜渊》）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里仁》）
子张问仁于孔子。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曰：
“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
（《阳货》）
仲弓问仁。
子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
（《颜渊》）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
（《宪问》）
好仁者，无以尚之。
（《里仁》）
孔子思想中的仁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求达到一种理想精神境界，就是奴隶社会的道德准则。
孔子的仁本属于一种先验的道德范畴，是属于天赋的道德精神，带有客观性。
但他又认为，君子们只要有主观的自觉精神，能够努力作到仁时，就可以自觉按照奴隶主制的道德准则行事。
礼是客观规范，而仁则是主观意识，礼与仁的关系相互统一，礼是外在的强制，是形式，仁是内心的自觉，是内容。
克已复礼就是要求把人生目的和阶级使命结合起来，全面按照宗族奴隶制的礼制规范行事，并自觉地贯彻到自己的言动礼听中去，这样的行为值得人们用一生去不断努力，也值得人们用生命的代价去追求。
这样人的主观精神与天赋道德就吻合在一起，即个人的主观意识可以达到仁的自觉，这就意味着向主观唯心论转化。
③、唯心的战斗精神。
孔子要求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已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
他强调孝悌为人之仁之本：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学而》）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
把孝悌这种奴隶社会家庭的精神支柱扩大为国家生存的基础，不但不准人们犯上作乱，还要人们不惜牺牲生命来求仁得仁。
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哲学上虽属于唯心主义，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但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则具有二重性。
因为他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和重视事在人为的思想，相对地削弱了天命鬼神思想对人世间的支配和主宰作用。
四、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
孔子以前，人们往往把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称为天，把支配社会生活的盲目的异已力量称为命。
孔子为了维护奴隶制，不得不连带维护为奴隶制服务的“天”或上帝的神的地位。
孔子哲学思想中的天有人格、有意志，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它和老子的自然之天完全相反。
有一次孔子受到匡人的围困，生命危急，他慨叹说：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这是说，天如果让文化毁灭（孔子以文王的文化继承人自居），我就不该作文化的继承人；天如果不是要文化毁灭，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又有一次，宋国大夫桓魋（tui）要杀孔子，孔子化装逃走。
他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意思是说，天赋予我以盛德，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
“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子夏说一个人的死生、富贵早巳由天或命预先决定了，不是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得了的。
孔子所讲的“天”就是活灵活现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帝。
孔子不但认为天是个人的死生祸福的主宰者，天也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者。
《论语》记载，“子曰：
予欲无言。
子贡曰：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大意是：
孔子说他自己不想多说话。
子贡说，老师如果不说话，我们向您学习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
天何尝说过话?
但四季在运行，百物在发生，天何尝说过话?
孔子除了宣扬天有人格、有意志以外，还讲天命，认为天命有绝大的权威，不可抗拒。
他说：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季氏》）。
这是说，作为一个统治者（君子）必须对于“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十分敬畏，不可抗拒。
“大人”即周天子及各国的诸侯，不是指的僭越违礼的季氏，更不是陪臣执国命的阳虎这一类人物。
“圣人之言”就是文王周公相传下来的典籍训诰。
“天命”是冥冥中操纵一切的主宰者的意志、命令。
“天命”也是地上奴隶主国家统治者的命令。
这三者，孔子所叫人敬畏的，只是奴隶主贵族的命令和意志。
孔子是相信天命的，他认为天有意志，和地上的人君一样，能赏罚，能决定社会的治乱，文化的兴亡。
从孔子对周制的尊奉、对鲁国国君的敬畏态度，完全可以证明孔子的“三畏”就是对奴隶制规定的一切表示顺从。
即使在奴隶制已经动摇，天命巳不能维系人心的时候，孔手仍然坚信天命。
孔子越到晚年越加强了对天命的信仰，这和他在政治上越到晚年越加敌视新兴封建势力的保守立场是一致的。
孔子甚至认为“知命”是作为“君子”（统治阶级）的必要条件，他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孔子历数他自己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时，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是说，到了五十岁才确认天命，到了六十岁对事情可以不费力地明辨其是非，到了七十岁可以自觉地按照天命的规定行动而不感到有丝毫勉强。
孔子把他认为无法讲通的、高远莫测的、无可奈何的事情都归结为天或天命。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八佾》）
吾谁欺，欺天乎？
（《子罕》）
知我者其天乎！
（《宪问》）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宪问》）
孔子虽然相信天命，但为了挽救衰亡中的奴隶制，他可谓不遗余力，甚至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表达了他对旧制度的留恋，也说明它认为恢复旧制度是上天赋天他的使命，是符合天意的。
由于孔子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就相对削弱了天命鬼神对于人世间的支配和主宰作用。
孔子对鬼神就抱着一种回避和存疑的态度。
子不语怪、力、乱、神。
（《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
曰：
“未知生，焉知死。
”
（《先进》）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
“吾不与祭，如不祭。
”（《八佾》）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雍也》）
在孔子看来，天是属于神秘的主宰力量，能赏善罚恶，并且常与鬼神相联系，使人觉得可敬可畏，具有形象化的人格神的味道。
命多少带有客观必然趋势的味道，是一种盲目的异已力量，所以人们应该知命、安命。
由于命和人准确率密切，所以人很容易用命定论去解释现实社会，孔子让人们各安天命，但他对天命有点丧失信心，因而主张尽人事而听天命，这表现了他思想的矛盾。
一、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不能不承认社会的一些变化，但又要在变中求不变，仍企图求得旧质的稳定性以维持奴隶制。
他的中庸之道就是这种矛盾在思想上的反映。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承认矛盾，却主张调和，在坚持常道不变中，又强调在必要时可以有一些权变和损益。
1、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矛盾和谐论
孔子认为解决矛盾的办法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他说：
舜其大智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觉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庸》第六章）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第二章）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这里两端即事物的矛盾性，处理矛盾的作法是采取折中的办法，既不要过量，也不要作得不够，中庸是不偏不倚，就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
史墨老子等人曾提出过“物生有两”的命题，不但承认事物是存在着对立面的矛盾，而更是强调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转化的必然性。
孔子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承认事物有矛盾的两端，却企图用折中的办法加以和解，借以维持事物旧质的稳定性。
孔子认为君子是可以对不同的人进行调和的，因而是大公无私的，而小人只和相同的人搞在一起，与君子闹独立，就是结党犯上，违反中庸之道。
孔子也看到社会上的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难以消除的，但他还是想用致中和的办法使矛盾和谐化。
2、三代相因、损益可知的历史发展观
孔子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也认识到要完全墨守周礼是不可能的，他也承认要作些损益。
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承认历代礼制都要作些改革，但孔子的改革是在保持旧质的规定性的前提下作些修补，在不触动奴隶制的本质时可能作点滴的改良，但不能作大的改变。
但要保持旧质的规定性很不易，所以孔子把矛盾双方加以折中，不分主次的并列起来，提倡所谓推已及人的忠恕之道，认为君子对于社会上的争端，都不走极端，固执己见，而主张和而不争，采取灵活而不僵化的态度，要调和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
孔子的所在实行的折中、调和也不是无原则的，他说：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变不可行。
”（《论语·学而》）就是要反对为调和而调和，要回到用礼作标准来调节各方面的矛盾，他讲究为政要道之以德，还要齐之以礼，讲学习要博学于文，还要约之以礼。
礼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改良，但总得来说旧质的规定性是不能变的。
所以孔子的这种以搞折中、调和为特征的中庸之道，最终仍旧回到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中去了。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教育方面有丰富的思想和经验。
孔子一生勤奋好学，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孔子晚年读《易》，以致韦编三绝。
孔子的教育思想很丰富，如因材施教，启发式教育，有教无类等，成为人类教育的宝贵经验。
1、孔子认为后天的学习是成材的关键。
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季氏》）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述而》）
子贡问曰：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子曰：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公冶长》）
虽然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但他认为自己是个学而知之者，这和老子的认识论的相反的。
而且学习是不分先后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2、重视政治与伦理教育。
子曰：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者也已。
”（《学而》）
子曰：
“当仁，不让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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