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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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5.8%,1961—1970年为5.1%,1971~1975年仅为3.7%[3],导致苏联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靠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金,扩大基础建设规模,通过粗放经营外延扩大再生产获得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粗放性表现在苏联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战后,苏联国民经济投入的劳动力比美国高45%,国民收入却只有美国的67%,1977年苏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55%[4];
苏联自成立以来的基本建设费用支出增幅一直超过经济的增幅,1929~1940年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9.9%,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14.4%,1951—1970年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率为9.7%,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7%:
苏联物质消耗的增幅也超过经济增幅,浪费现象严重,1966~1975年物质消耗年均增长率为8%,同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7%[5]。
就劳动力而言,充沛的劳动力投入是保持苏联粗放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苏联的人口自然出生率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二战中又牺牲了大批劳动适龄人口,50年代的苏联已经丧失了在生产领域能够大量投入劳动力的优势,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均感到劳动力不足。
劳动力资源短缺对苏联经济发展起着消极制约作用。
就自然资源而言,虽然苏联几乎全部战略资源和工业原料均能自给,但长期掠夺性地开采原料、燃料动力资源,再加上采炼和运输成本的制约,在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均占世界首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相对的资源短缺,产生了“资源诅咒”现象。
就资金而言,二战中苏联国民经济及公民个人蒙受的损失总计为6990亿卢布[6],一方面战后重建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扩大需要的资金量也日益增大。
从数据上看,50年代苏联基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3.3%,60年代降为7.1%,?
0年代降到5.3%[7]。
资金短缺是在主要靠国家拨款支撑的苏联经济发展中一直存在的问题。
总之,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二战期间除外)的高速增长是靠不断大量投入新的劳动力、资源和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消耗型经济。
70年代后,苏联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等投入要素日趋紧张,并且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使投入要素供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再靠大量追加投入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已是相当困难。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有限潜力日渐耗尽,不仅不能使苏联经济长久保持发展速度上的优势,也不能形成效率和效益方面的优势。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作为全民代表,通过中央各部门,直接支配社会生产资源,组织从供给到需求、从原材料到产品销售全部的社会经济活动。
这从客观上要求国家必须全面准确地获取信息,并能及时地对信息作出处理。
但在纵向垂直的信息传导机制下,地区各部门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歪曲、伪造有关信息,使得计划部门不能了解国民经济的真实情况,往往在缺乏真实准确数据的情况下作出决策选择。
随着经济发展,计划部门也难以做到准确及时地处理日益增长的信息量。
决策计划常带有决策者自身较强烈的主观偏好,具有专断性和非科学性,计划的失误造成惊人的浪费,无法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从微观运行上看,企业的人事权、计划权、财政权和产品分配权都集中于中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计划安排。
在行政性经济管理体制下,产品价格不是在市场上通过竞争关系形成,而是由中央物价部门行政垄断规定,并且长期保持不变。
产品价格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结算单位,它既不能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商品不断变化的供求状况,也不能反映生产者的真实成本。
企业的收入(工资和奖金)不取决于经济效益即市场检验的结果,而取决于形式上完成计划指标的程度。
企业感受不到市场竞争的压力,只关心是否完成计划产值,所以并不愿意冒技术革新的风险。
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遭到严重压制,劳动效率低下,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机制丧失了其应有的激励和调节作用,微观经济运行失去了应有的自我组织、自我协调的功能。
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苏联的经济体系中存在着重工业、军事工业经济与民用经济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
由国家集中控制和调配一切资源,按照数量和速度优先、质量和效益其次的原则,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侧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两部门的正常比例关系长期失调,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苏联的经济发展路径过度依赖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总是与军工产业相关。
重工业发展需要国家长期大量的补贴。
为了阻止落后的农业、轻工业制约国家的资金积累造成对重工业的补贴不足,使得由重工业支撑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苏联又进一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并抑制人民群众的消费来提高积累,加剧了农业和轻工业的脆弱程度。
不平衡的产业部门发展使得苏联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保持长期稳定增长。
从对外贸易上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理论工作者都把国家垄断对外经济贸易看做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苏联一直实行国家高度垄断的外贸体制,国家既垄断外贸管理权,也垄断外贸的经营权。
由政府专门设立外贸部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全权机构,统一计划管理全部对外经贸活动,排除企业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主从事对外经济贸易业务的可能性。
自4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经贸联系主要局限于与以“经互会”成员国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对这些国家提供援助。
苏联基本上是在世界市场之外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并没有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
在不了解外部世界变化的情况下,政府不断对那些过时的资本和实物追加投资,投资效益必然日趋低下。
综上所述,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处于全部经济生活的主宰地位。
由于排斥市场机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造成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
计划经济体制缺乏对环境和条件变化的适应能力,缺乏保障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能力。
要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二、苏联、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失败的原因
为了扭转趋向下滑的经济增长率,提高经济效益,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以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
政府首先拟用两个五年计划调动一切因素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改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结合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改革与调整,将整个经济纳入集约经营的轨道。
苏联政府对科技发展和科技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视,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加强了对科技干部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培训,提出了“科技革命”的口号。
1981年国家预算支出的科研经费达226亿卢布[8]。
在投资分配上,苏联在一定程度调整了传统的投资政策,注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大国民经济的技术更新和改造。
在结构政策上,优先发展机器制造等技术密集型部门,大力发展各种节能行业。
然而,向集约化的过渡步履艰难,实际收益并不大。
统计数字显示,按社会最终产品指标计算,1966~1970年集约化因素占扩大再生产的比重为35.2%,1971—1975年为26.9%,1976—1980年为30.5%。
按社会总产值指标计算,分别为39.1%,32.9%和24.6%[9]。
集约化因素在扩大再生产中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更趋缩小。
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也不断下降:
1961—1965年为6.1%,1976~1980年为3.3%,1981~1982年为2.9%[10]。
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仍旧很大,浪费现象十分突出:
70年代末,苏联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11]。
苏联70年代初推行集约化方针后并没有取得成效,拼消耗的浪费型经济并未得到改变,经济增长仍旧为粗放型增长方式。
随着改革的进行,人们逐渐认识到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集约型增长方式本质上要求生产要素的配置以效益为中心进行流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资金都难以实现自由流动。
只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内生出低效率的粗放型扩大再生产模式。
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所以没有取得成效,是因为此前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2年1月2日起采用以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正式向大规模市场化转轨,企图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方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上述措施是解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但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的“休克疗法”并不符合俄罗斯国情,最终造成了俄经济的全面动荡。
俄罗斯自转轨以来经历了长达8年的全面衰退,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50%以上,降幅超过了1914~1917年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时期经济下降幅度总和的44%。
转型以来的俄罗斯经济体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俄罗斯的生产方式仍然以粗放经营为主:
原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占46%:
天然气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9年的占37%;
原木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7%上升到1999年的占32%;
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88%减少为1996年的47%[12]。
重工业的一些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电力工业从1991年的4.0%上升到1994年的13.1%,燃料工业从7.3%上升到15.0%,冶金工业从10.4%上升到19.3%。
轻工业却从1991年的16,2%下降到1994年的3.1%[13]。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能得到转变的主要原因包括:
(1)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继承了苏联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固有的路径依赖。
(2)落后的科教水平。
1998年俄罗斯的人均科研费用仅为61美元,大大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水平:
美国为794美元,日本为715美元,德国为511美元。
经济转轨后国家经济衰退使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1999年俄罗斯用于科研方面的投入资金仅占GDP的0.97%。
经济领域中的科研人员从1990年的280.4万减少到1996年的160万,其中从事研究及研发人员从221.6万减少到1997年的93.5万[14]。
(3)转轨期间的部分改革政策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自由化措施加快了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私有化后的企业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现代组织管理水平普遍不高,缺乏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
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造成投资大幅下降,企业流动资金不足,投资危机日渐突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优化经济结构,俄罗斯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加快教育发展,提高人力资本的竞争力。
俄罗斯政府提高了教育和科研经费的预算比例。
政府提出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007~2008年的4.8%增加到2020前的7%,其中预算内投资从4.1%提高到5.5%~6%[15]。
政府还对教学科研条件进行了改善,提高了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以吸引优秀青年加入教师队伍。
第二,改革科技创新体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经济。
2005年俄罗斯通过《联邦经济特区法》,随后俄罗斯又发布多项政策法令,建立了一系列经济特区,其中包括技术推广型经济特区、工业生产型经济特区和旅游休闲经济特区。
2007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称,国家为发展高技术产业专门拨款1800亿卢布,为推动科技创新也拨款将近1800亿卢布,并设立特殊基金用于专门的科研[16]。
第三,促进自然资源类产品的深加工。
为了改变出口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现状,2008年4月,俄罗斯将每立方米木材出口的关税提高50%至15欧元[17]以促进本国木材深加工产业的发展;
2008年俄总统签署法律规定限制外资进入俄罗斯的42个“战略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矿业领域,以限制外国在俄罗斯境内开采资源然后出口本国的行为,鼓励俄罗斯境内资源深加工企业的发展。
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资料显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27%以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出口,包括能源在内的原材料行业占到俄GDP70%以上,俄罗斯约60%的外汇收入也来自能源出口。
2004—2007年能源类商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9.9%、61%、68.5%、67.7%[18],资源出口导向的贸易结构使俄罗斯处于世界外贸体系的底端。
在以知识和技术为发展核心的高科技时代,俄罗斯高技术产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还不到2%,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俄经济中仅占1%左右,而发达国家普遍在30%以上。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低附加值的资源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其增长方式依旧为粗放的外延型增长,并没有形成一种创新型、集约化的增长模式。
谋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仍然是俄罗斯当前和今后要解决的难点问题。
虽然俄罗斯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优化经济结构的措施,但政府始终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在能源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扬的背景下,发挥资源禀赋的优势大力推行资源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短期内以资源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使俄罗斯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
但从长期看,俄罗斯不免沦为世界市场的原料“附庸”,而且经济发展的风险会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加剧。
即使政府采取了一些优化经济结构的措施,只要谋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不变,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旧会陷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怪圈。
三、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艰巨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会一蹴而就。
自上世纪70年代初起,苏联就开始谋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至今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旧为粗放型增长方式。
对于同样处于转轨进程中的中国来说,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艰巨性、长期性做好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在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策引导下,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中国处于世界市场的低端位置。
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淀下,中国己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
目前中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逐步丧失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政府应有目标地规划和调控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主动寻求增长方式的转变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发挥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起到的宏观调控作用,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中质与量的协调,短期与长期的关系。
(二)经济体制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于一定的经济体制背景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形式。
苏联经济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缺乏市场经济具有的竞争机制、价格激励机制、技术创新机制,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型是转型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理解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结合具体体制条件进行分析,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相互影响。
增长方式的转变往往涉及复杂的体制改革,完善的经济体制能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驱动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也会为经济体制变革创造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支持条件,加速体制转变的进程。
(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生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俄罗斯虽然在体制转型上迈出了一大步,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依然没能得到解决,这也说明市场经济体制只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前提,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催生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虽然己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和不成熟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方式会受到历史传统、制度建设、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经济体制虽然并不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在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只有当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后,才能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四)稳定发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后混乱的社会形势造成经济的全面衰退,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宏观经济形势的相对稳定是推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
要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平稳顺利地进行,必须统筹安排处理好稳定与改革的关系。
我国是经济大国,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向集约化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形成改革上的阻力。
政府要处理好经济稳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为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相对稳定的大环境。
(责任编辑姜振军)
[作者简介]景维民,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郎梦圆,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
[1]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
《苏联国民经济60年》,三联书店1997年中文版,第9页。
[2]辽宁省世界经济学会编:
《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翻两番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3]《苏联问题译丛》第一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0页。
[4]潘石:
《苏联劳动力短缺问题剖析》,载《世界经济》1987年第5期。
[5]胡仁霞:
《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体制分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宄》2004年第2期。
[6]李家祥: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7]陆南泉:
《苏联走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8]秦葆世: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问题》,载《俄罗斯研究》1983年第1期。
[9]库兹米诺夫:
《发达社会主义及其长入共产主义的经济问题》,载[苏]《经济科学》1981年第10期。
[10]《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版,第53页。
[11]陆南泉:
《苏联走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12]戚文海:
《经济转轨十年:
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探析》,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
[13]李家祥: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第143~144页。
[14]戚文海:
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探析》。
[15]齐紫剑:
《俄罗斯走向发展的新征程》,http:
//news.xinhu田)et.com/newscenter/2008-05/07/content_8123810.htm
[16]邢玉升:
《论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2期。
[17]同上。
[18]关雪凌:
《俄罗斯经济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4期。
《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