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耕地生态补偿研究比较与借鉴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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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2
1引言1
2耕地生态补偿的相关概念1
2.1生态补偿的概念1
2.2耕地生态补偿的概念1
3国内外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2
3.1国外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2
3.1.1生态价值定量估算2
3.1.2生态保护成本核算2
3.1.3生态补偿效率分析2
3.1.4空间外部性探讨2
3.2国内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3
3.2.1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3
3.2.2耕地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3
3.2.3耕地生态补偿法律的研究3
4国内外耕地生态补偿研究比较分析3
4.1国外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分析3
4.2国内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分析4
5对国外耕地生态补偿研究的借鉴5
5.1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法借鉴——条件价值法5
5.1.1条件价值法（CVM）介绍5
5.1.2条件价值法（CVM）的适用性6
5.1.3条件价值法（CVM）在我国的应用6
5.2耕地生态补偿方式借鉴7
5.2.1耕地生态补偿方式的借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7
5.2.2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性7
6健全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8
6.1加大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8
6.2完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8
6.3实施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补偿模式8
6.4提高耕地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程度8
6.5加强生态补偿科学研究与试点工作9
7结语9
参考文献11
谢辞12
1引言
耕地是重要的人工生态系统，能够满足人类的各种基本需求，除了具有提供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生产功能外，还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维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开敞空间及休闲娱乐等诸多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功能。
我国耕地资源稀缺，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指挥和控制性的政策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寻求一种保护稀缺耕地资源的有效手段，是当今我国耕地资源保护与生态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
耕地生态补偿是一项系统工程，现在仍处于探究阶段，在全球粮食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在大力提倡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其意义不仅在于保护耕地，同时可以促进生态平衡、稳定生态、保障农民生活。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激励手段，实施耕地资源保护补偿机制，实际上是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即生态和社会服务价值实行补偿机制。
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有助于保护耕地资源生态效益不减少和不降低，有利于达到实现保护和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的目的。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开展耕地生态补偿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国外关于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较早，基础研究较为充分，在实践上也有关于耕地生态补偿的成功经验，因此有必要对国外耕地生态补偿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并对其加以借鉴，进而根据我国国情与耕地生态补偿发展状况对构建我国耕地提出政策建议。
2耕地生态补偿的相关概念
2.1生态补偿的概念
生态补偿的概念与内涵尽管国内已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但尚没有关于生态补偿的较为公认的定义。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定义为：
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更详细地说，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1]。
国内学者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
狭义的生态补偿则主要是指前者[2]。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在排污收费方面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急需建立的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补偿机制，所以在国内的研究中采用了狭义的概念。
2.2耕地生态补偿的概念
所谓耕地生态补偿是指国家建设占用耕地的要对占有的耕地进行生态补偿，补偿的范围包括耕地数量、耕地的质量以及耕地的生态功能要与原占用的耕地相比，不减少、不降低。
耕地资源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来源于对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认识。
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而逐渐显现并增加起来的，即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生态服务功能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3]。
3国内外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
3.1国外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
美国和欧洲各国丰富的生态补偿实践经验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生态价值的量化、生态保护成本核算、补偿可行性和效率分析以及补偿的空间外部性探讨等几个方面。
3.1.1生态价值定量估算
对耕地价值尤其是非市场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以形成资源价值核算体系，是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
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逐渐成熟，使得对农地非市场价值的测算成为确定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础。
从不同视角、结合不同研究方法对农业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福利进行度量，以为人类合理利用、保护自然资源，优化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4]。
为了量化非市场价值的大小，许多学者提出了评估方法，如Bohm提出条件价值法（CVM），是一种通过发调查问卷，并以此测算一些难以量化物品价值的事前评估的方法[5]。
3.1.2生态保护成本核算
在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中，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便是耕地的保护成本，因为只有对耕地所有者或保护者进行充分补偿，才能保证生态补偿机制的顺利运行。
可是由于人们对耕地生态保护成本度量较少，许多补偿方案并不符合资源管理的成本收益法，土地保护成本的核算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6]。
3.1.3生态补偿效率分析
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可行性和效率评价是当前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一个生态补偿机制是否可行的直观性评价。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从定性的理论研究逐渐在向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效率分析发展[7]。
LoriLynch通过Farrell效率分析认为，政府在权衡收益和成本后，选择竞争性的成本政策，以此提高成本效率[5]；
与之相反，Bernstein并不主张耕地规模的最大化等，反而认为“休耕”能显著提高耕地的产出效率[8]；
Alix-Garcia等等将风险式付费与平均式付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前者在总体付费水平不高时可对贫困对象采用重点补偿，效率一般的补偿方式将会有很大的提升[9]。
3.1.4空间外部性探讨
外部性理论认为，空间外部性导致土地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空间外部性认知有利于社会最优空间分析，在这一空间范围，可能发生外部性转移，众多利益相关者重新分配经济利益，是形成生态补偿理论基础，空间外部性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
3.2国内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
3.2.1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
生态补偿的标准是补偿机制建立的核心问题，也是外部性内部化一种直接方式。
杨欣、蔡银莺以农户受偿意愿为调查基础，估算出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10]；
春梅以奈曼旗为例，研究了沙漠化地区耕地生态补偿标准[11]；
章锦河分别以居民退耕还林还草的直接收益损失、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效益、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生态足迹效率差来确定补偿标准，最低是直接收益损失，户均应补偿2159元，人均应补偿472元[12]。
3.2.2耕地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
路景兰从理论方向对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制度进行了研究[13]；
孙凡斌在借鉴生态补偿机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从农业政策、生态补偿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14]；
杨永芳总结了国内外土地征收补偿中都存在着生态补偿缺失的问题，认为建立有效的市场化运作手段，通过对农地生态价值的正确评估，公平、合理的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15]；
曹明德从土地资源生态补偿概念着手阐述土地生态补偿实现模式和土地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制度[16]；
田春和李世平从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7]。
3.2.3耕地生态补偿法律的研究
通过生态补偿立法保护生态环境是世界发展的趋势。
张齐从耕地生态补偿制度法律方面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现行生态补偿制度立法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并且我国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从法律方面为完善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制度提出建议[3]。
4国内外耕地生态补偿研究比较分析
4.1国外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分析
国外关于耕地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均具有借鉴意义。
（1）国外的研究已成系统，在耕地生态补偿研究方面已实践多年，能够形成较完善地块数据，积累了详实的基础数据资料。
国外涉及到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生态多样性、湿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栖息地保护等方面；
（2）国外是政府和市场相结合补偿模式，在补偿标准制定中非常重视农民参与，农民通过与政府谈判、签订合同、甚至竞价方式参与机制建设，调动农民保护耕地资源的积极性；
（3）国外在生态补偿过程中确定了明确的的产权关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明确清晰的生态补偿的产权关系是建立一个国家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条件，有利于生态环境补偿法律关系中补偿主体权利和责任的划分；
（4）国外的生态服务付费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且执法严格，并且初步建立了生态服务付费的政策与制度框架，形成了直接的一对一交易、公共补偿、限额交易市场、慈善补偿和产品生态认证等较为完整的生态补偿框架体系；
（5）国外耕地生态补偿因不同地区不同对待，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实行差别补偿。
然而，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生态系统服务的付费问题也还仍然处在探索阶段。
（1）国外在对公共产品属性的土地进行管理时，在可考虑的公平的补偿方法中，人们对成本的获得和管理的知识了解不多，结果使补偿既不现实也不符合资源管理的成本收益法；
（2）国外对补偿标准的核算中，如何内化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外部性理论上应是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和依据，但由于外部性错综复杂，至今量化仍是一个难题；
（3）国外的研究集中在宏观某一尺度均质地块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或者微观异质地块研究，不能把两者相统一，地块之间并没有形成联系。
在具体核算较少考虑时间和空间变化，时空变异规律对耕地补偿的影响，主要是考虑到耕地资源可持续性和补偿的区域公平与效率；
（4）国外对于耕地生态补偿研究仍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由于国际和国内在文化、历史、社会、经济以及观念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
因此，我们必须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于我国特点的耕地生态补偿的途径。
4.2国内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分析
我国对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虽然并不成熟，但也取得一定的进展：
（1）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有关森林、流域、矿产资源等的生态补偿的研究相对成熟；
（2）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要实现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则是对生态补偿进行的具体实践，符合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规律，是耕地生态补偿有效运作的保障；
（3）我国的生态补偿是以政府主导的补偿模式，我国政府已出台了相关政策；
（4）在补偿主体与客体的认定上，尽管已初步确定了“损者补、亏者得”的原则，对补偿客体有了较为明确的看法，针对各区域的资源现状提出了很多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由于我国耕地生态补偿起步较晚，有关该方面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宏观尺度，还有很多的不足：
（1）其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仅限于对耕地生态补偿的概念与内涵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我国对具有生态功能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的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涉及较少。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态补偿、矿产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对耕地生态补偿研究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案例研究不多；
（2）国内对于耕地生态补偿立法缺乏系统性、全面性。
虽然国内对补偿客体有了较为明确的看法，但对补偿主体的界定仍然较为模糊。
在补偿方式上，强调多层次、多维度、多类型的补偿方式，但也没有作更深入的研究。
在补偿标准的建立上，更多的是论证其标准应涉及哪些内容，及其各内容的主要构成，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指标评价体系；
（3）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中虽然也有涉及到差别补偿，比如退耕还林中分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但这种划分非常笼统，没能做到真正的因地制宜；
（4）国内的补偿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补偿模式，农民根本没有参与补偿机制，补偿标准较低，补偿的标准由政府决定，且一刀切现象十分明显，补偿不能因地制宜。
（5）现行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尽管针对各区域的资源现状提出了很多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但是，多数建议仍然停留在法制、经济杠杆运用等的必要性研究上，并未从其务实的层面提出更为具体的对策和应用边界。
5对国外耕地生态补偿研究的借鉴
5.1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法借鉴——条件价值法
5.1.1条件价值法（CVM）介绍
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是随机选择部分家庭或个人作为样本，以问卷调查形式通过询问一系列假设问题，模拟市场来揭示缺乏市场的资源环境公共物品的偏好，通过询问人们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或忍受环境损失的受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来表达，确定生态补偿量，最终赋予资源环境价值的方法[18]。
该方法最早在1947年由Criacy-Wantru提出，随着CVM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法的应用增强了补偿标准的科学性。
近年来，该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发展[19]。
在提供的环境服务产品一定情况下，所期望的支付意愿与受偿意愿如图5-1所示。
图5-1表示在既定的货币收入M以及外生变量环境质量E约束下，消费者为维持效用水平不降低或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图形变化。
每条等效用曲线上所带来的效用和满足是相同的，对于A点来说，此时环境状况为E0，所对应货币收入M0，效用水平为U0。
若环境状态从E0状态降到E1，状态，在货币收入一定情况下，单个消费者为环境质量下降而愿意接受补偿最小值即是D，B两点的差额，即在新的环境状态水平下，回到原来效用函数曲线时所增加的货币收入，此时为受偿意愿M2-M0。
可以从图5-1看出M2-M0是最小受偿额度。
因为低于M2-M0的效用水平回不到原来效用水平函数曲线上，当然大于M2-M0的效用水平函数曲线是可行的，消费者也绝不会排斥效用水平高于U0状态[18]。
图5-1WTP与WTA之间的关系
同样环境质量上升为E2水平，在一定货币水平M0，单个消费效用水平增至U2。
环境质量提高而愿支付的最大值为C、F之差，即在新的环境质量水平下回到原来效用函数曲线所减少的收入M0-M1。
M2-M0与M0-M1即为WTA与WTP，其表示在环境质量发生改变后，为避免环境品质对消费者影响或者接受环境质量变差情况下，人们愿意支付或者愿意接受的补偿额度[20]。
有关意愿调查评估法研究表明:
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性，支付意愿（WTP）比接受赔偿意愿（WTA）的数量低几倍（通常是1/3）。
虽然WTP和WTA是CVM研究中引导环境物品偏好和表征环境物品价值的两种不同尺度，但评估结论可能相距甚远。
CVM依据事先填好的问卷和支付策略诱导出消费者对某一物品支付意愿或者受偿意愿。
可以看出条件价值法的核心就是问卷，通过问卷诱导出受访者的意愿，问卷设计的假设、开展的方式和策略等均可能影响CVM，问卷设计的好坏，决定结果准确性，因此，问卷必须精心设计，不断探索和完善评估技术。
好的问卷可以减少偏差，提高调查结果准确度，从而减少这一主观方法的质疑。
CVM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支付或接受赔偿的意愿；
（2）询问调查对象表示上述意愿的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并从询问结果推断出支付意愿或接受赔偿意愿；
（3）通过对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的方式来评定环境资产价值。
5.1.2条件价值法（CVM）的适用性
当具备以下条件时，可以采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
（1）环境变化对市场产出没有直接的影响；
（2）难以直接通过市场获取人们对物品或服务的偏好的信息；
（3）样本人群具有代表性，对所调查的问题感兴趣并且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4）有充足的资金、人力和时间进行研究。
CVM适用于我国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
（1）我国的耕地生态补偿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补偿模式，民众很难直接参与决策，要想完善补偿制度，有必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2）群众对于生态补偿的认知度较低，不能直接通过市场获取人们对物品或偏好的信息；
（3）我国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对于各种职业、家庭条件、社会关系等因素都能满足其调查需求量，找到调查所需要的代表性人群较容易。
（4）我国研究耕地生态补偿的学者对于CVM都有深入的了解，能够设计出减少CVM偏差的调查问卷。
5.1.3条件价值法（CVM）在我国的应用
条件价值法在我国各学术领域都有应用：
李林、田文华等研究条件价值法在医院院誉价值评估中的应用[21]；
宋秀华、郎晓霞、朴永吉研究条件价值法在居住区绿地中的应用；
梅强、杨宗康等研究条件价值法在评估生命价值中的应用等[22]。
条件价值法在我国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银莺、张安录基于条件价值法对农地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参考依据[21]；
马爱慧运用条件价值法进行民意调查，研究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途径[19]；
张安录利用条件价值法对武汉城乡人群进行调查，计算出农田生态补偿标准[22]；
崔新蕾研究基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研究方法为条件价值法[5]。
5.2耕地生态补偿方式借鉴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认为生态补偿根据补偿途径可分为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
陈源泉等人则将协调生态系统退化手段分为命令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和经济鼓励（Market-BasedLnstru-ments）两种手段[23]；
任勇等人认为国际上对生态环境服务的支付方式可根据实施主体和运作机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购买，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生命补偿基金等，另一类则较多地运用市场的手段，如使用者付费、开放的市场贸易、一对一交换和生态标记等；
洪尚群等人则认为补偿方式尽可能的丰富多彩，才能使得各种差异化、个性化补偿的供给与需求在高水平上保持动态平衡[21]。
5.2.1耕地生态补偿方式的借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是财政支出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它是指资金在各级政府间的无偿转移，具有无偿性、补助性的基本特征。
财政转移支付是以各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24]。
财政转移支付包含了横向转移支付和纵向转移支付，所谓纵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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