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向中国学习的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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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船舶防漏性能很差，不能劈波斩浪，一遇大风大浪很容易解体或倾覆。
不仅如此，由于不了解海洋潮流和信风的规律还常常遭遇顶峰逆流，导致迷航、翻船，而且长期在海上漂泊，还要忍受严酷的生存条件，许多人由于饮食失调、酷热冷雨而换上疾病不治身亡。
所以，每一次处世唐朝都是生死难料，一入大海，就像走向战场，要于惊涛骇浪搏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在18次使者中，有6次遣唐使全军覆没葬身于大海，有2次遭遇船难，只有部分人侥幸回国。
航程之艰险，可举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关于第10次遣唐使遇难经过为证：
公元777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完成出使任务后，从中国长江口入海踏上回国的旅程，搭乘使船的还有唐超派出的使节。
惹人注目的是船上还有一位名叫喜娘的少女——客死中国的第9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和唐女所生。
在船航行到东海将近日本时，突然遇到疾风大浪，使团的三艘船舶沉没两艘。
包括中国使节在内的20多人葬身鱼腹，喜娘及其余人员只得将船上物资全部抛入海中，在海上漂流6天6夜，粒米未进，侥幸回到日本。
作为中日友好的结晶喜娘九死一生方回到亡父的故土，收到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隆重欢迎，写就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遣唐使旅途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绝大多数遣唐使都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往往能前赴后继不绝于途。
因此，当时日本人往往把遣唐使出行视为英雄所为、悲壮之旅。
每当任命遣唐使时，天皇都要率文武大臣举行召见、赐节刀等仪式，然后赐宴赋诗践行。
例如日本孝谦女天皇时期给遣唐使践行时，上至女皇下至大臣都赋诗话别，其中一首写到“此行唐国去，事毕自归来。
威武英雄业，平安奉酒杯”，遣唐事业之伟溢于言表。
这些遣唐使回国之后，带回大量唐朝的文化典籍、科学技术，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些遣唐使还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进入权利中枢，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封建改革。
其中遣唐使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中的翘楚，回国后不久被孝谦女皇所赏识，受命教育皇族《礼记》、《汉书》，成为女皇的宠臣，对儒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不避艰险到中国的日本使者和留学生，唐帝国基本上持欢迎态度，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都赏赐甚厚。
个别日本人来华后还长期旅居，甚至归化了中国。
比如名载史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叫晁衡）学成后就不愿回国，留在大唐。
因才华卓著，身为唐玄宗所器重，得以随侍唐太子左右，最后竟官至二品。
由于唐帝国对待异族能想太宗所言“爱之如一”，由于日本遣唐使的艰苦努力，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一度达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驰禁”的境界。
但是，客观地说，日本派遣遣唐使并非完全是为了学习，还抱有重要的外交目的，想通过使唐，为处于中国的良好关系，提高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
因此，在出使过程中日本对其外交地位非常重视。
公元753年唐玄宗在大明宫接见各个藩国使臣时，司礼官在安排座次时一度把新罗使节排在日本之上。
结果，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提出严重抗议，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已久。
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
直到司礼官接受日本的要求与新罗对调座次之后，方才罢休。
不仅如此，日本还企图通过出使唐帝国，采用外交手段，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和影响。
比如日本在派遣第四次遣唐使时，正积极支持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侵略与唐结好的新罗，并企图通过使唐离间唐帝国与新罗的关系，实现其控制朝鲜半岛的企图，不料被唐朝政府看清了底细。
这次遣唐使团不仅例外地没得到款待，反而收到警告：
“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结果被羁留在长安两年。
知道唐超出兵消灭百济，控制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后，才被释放回国。
中国在唐朝之后，国家出现“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先朝建立的册封体制逐渐趋于松散，日本在对华交往方面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再向中国派出官方使节。
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中国逐渐实现统一稳定，开始积极整饬修复与周边小国的册封体制。
1072年宋神宗接见日本民间访华僧人赖缘，并托其向日本天皇捎去书信表达欲与日本通好之意。
对于宋神宗的亲笔书信，日本朝野颇为震动，争论犹豫一番之后才回应中国方面的善意，重开两国的正式交往。
但是，这种交往的规模已不能和盛唐时期相提并论，不仅人数少（整个宋朝期间只有20多人），而且来华的都是僧人，所以才有“入宋僧”直说。
和唐朝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国采取主动。
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出航日本的冒险性，缩短了航行时间（仅需一个星期就可到达日本）。
因此，虽然两国官方往来较少，但中国民间商人为利所驱，不断漂洋过海来往中日之间开展贸易。
宋朝达官贵人在使用欣赏日货之余，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宋代诗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有关于日本的诗词传世。
比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咏到：
“百工五种与之居住，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不仅夸奖了日本的产品精美，而且赞叹其人民文化水平高，还保存了不少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
公元983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召见日本入宋僧时，听说日本天皇乃“万世一系”，便大为赞叹，觉得日本真好不像中国隔不了几代就不知皇权又落谁家。
从这一时期以遣宋使为渠道的中日官方交往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作为文明宗师的中国以基本完成“传道、授业”的任务；
日本对华夏虽然仍抱有敬慕之心，但学习热情大减。
在民间交往中，对于来日经商的中国商人，日本官方起初还给予接待，到后来就不再过问；
更有甚者这些商人有时还要受到日方的欺诈，以至于有人因日本政府长期拖欠货款竟饿死在异国。
纵观中日之间的古代交流，具有明显的师徒关系特征。
日本学习中国、了解中国甚多，而中国却一直扮演老师的角色，很少向日本学习什么，对这个东瀛邻国的了解长期限于“海上三仙山”。
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中国有的学者竟然还以为日本只是位于台湾以南附近的几个岛屿，其认识之荒谬令人慨叹。
因此，在漫长的中日古代交流史中，日本文化反哺中华的例子是在少得可怜。
为弥补某种缺憾，作者特举出折扇的来历以慰读者。
折扇直到今天还是中国人盛夏纳凉的工具，其优点不仅在于可以开合、方便携带，扇面上还可以随人所好饰以字画，使人在纳凉的同时添以儒雅之风。
因此，在古代只有文人、士绅有闲阶层才使用折扇以与市井相区别。
我国古代很多文人画家都曾吸收日本的画扇技巧，在扇面作画方面下过工夫，使得题扇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详察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使用折扇确实宋代以后的事情。
此前，中国只有蒲扇、羽扇、团扇，这些扇子都不能开合。
到了宋朝，日本入宋僧出使中国时层作为礼物送给宋太宗，时称蝙蝠扇又叫聚头扇、倭扇。
但是，折扇并没有在中国很快传开，偶尔有人在手还会因使用倭人之物遭到耻笑。
到了明代，中日官方交流渠道开通后，日本使节出使中国时再度以供品向明朝仿制。
这样上行下效，折扇终于在中国流行起来。
明朝一位大臣还曾赋诗夸奖折扇的好处，称赞其“随时舒卷足称意，一寸机关哪可量”,“香山写入画图中，金鳌腾空怒涛卷”，“无穷变化不可量，俯仰神仙知是谁”。
从现代眼光来看，诗人的用辞虽然似乎有些夸张，但是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当时世人初次接触这一新事物时的兴奋心情——其高兴劲儿足可以和80年代中国人刚刚买了一台日本空调时的心情相比。
折扇的精巧虽然一度引起文人骚客的吟咏，但在中国士人看来毕竟属于淫巧之列。
所以，直到清末甲午战争以前，许多中国人仍以“老师”的眼光小视这个“东瀛小国”，认为甲午之战不过是“狮搏兔”。
在甲午之败尝到切肤之痛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才对这个“教”了近两千年的“学生”刮目相看，把日本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不少人放下架子纷纷到日本留学、考察，中日之间的“师徒”关系由此逆转。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人对中国由尊敬一变为蔑视，曾经被日本奉为“国学”的儒学几乎销声匿迹，对中国的称呼由“唐”、“中华”一变而为极富侮辱性的“支那”。
而那些为寻求国家自强之道，赴日求学的中国学子们，在日本总是备受歧视。
总之，面对东渡求学的中华学子，日本人心胸狭窄的民族性格被发挥到了极至，和两千年来中国接纳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入宋僧时的那种宽容和热情形成鲜明对比。
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我所盘点的这些文化，现在的中国人大部分已经很陌生了，只有极少数人还懂得一些。
有历史原因，那就是中国古代北方受游牧民族影响大，南迁的中原汉人又受到了南方马来文化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汉族人的很多文化就丢失了。
日本没有改朝换代过，所以文化得以保存。
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北宋以后，中国文化就开始走向衰落。
日本是从汉朝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唐朝达到了顶峰。
所以今天的日本文化主要是汉唐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和明清时期融合了很多民族后的汉族文化有差异。
日本学习的中国文化主要有：
1.文字。
日本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字，现在日本的文字有三种：
平假名，片假名和繁体汉字。
平假名，片假名来源于中国古代的草书汉字，或者说连笔汉字。
繁体汉字来源于中国的宋体汉字。
中国人现在大部分都不会写草书，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日本平假名け，就是中国草书“计”的书写形式。
2.建筑。
日本的建筑与中国汉唐时期的建筑非常相似，以木质为主，推拉门窗，斗拱相连，空架于地面上。
汉唐时期的建筑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而明清时期的建筑日本人却不屑一顾，认为是一种退化。
3.文化。
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阴阳文化（易经），中医文化已经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日本人保留了古代传统的祭祀仪式，而这在中国已经失传。
最令人遗憾的是，汉族人现在没有自己的舞蹈。
古代汉族的舞蹈其实很多，竟然全部失传。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除了汉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古代流传下来的舞蹈，唯独汉族没有，失传了。
4.尚武精神。
武士道最初起源于中国的西汉，正统的汉族人在唐代以前都有尚武的风气。
日本的东洋刀，就是模仿唐刀制作而成；
而中国从宋代开始，唐刀工艺竟然失传。
中国人尚武的风气，从北宋建立后，就慢慢失去了，变的胆小怕事，唯唯诺诺。
5.茶道。
中国现在的人，喝茶没有任何讲究，直接拿热水一冲就喝了。
殊不知，中国人在南宋以前，喝茶可是非常讲究的，并且形成了一门艺术，叫做茶道。
6.汤池文化。
中国人现在都说日本人干净，其实中国人曾经有个阶段也非常注重卫生。
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古城遗址地下，发掘出大量西晋时期的陶制排水管道，并且证明，在西晋甚至更早的汉朝，洛阳到处都是洗浴的汤池和温泉，上至朝廷大臣下到普通老百姓每天都要洗澡。
汤池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日本京都的一个洗浴中心，招牌上竟然写着中国西周时期周文王浴盆上的原话：
苟日新，日日新，每日新。
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公元607年，即从小野妹子奉派赴“大唐”（实际是隋朝）开始。
在《日本书记》中多次提到中国王朝。
汉学与崇汉自此开始发端。
直到江户时期，闭关锁国，全面实施朱子理学为公学，汉学全盛期到来。
幕府实行儒学的世界观建造了“华夷型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周边都是蛮夷。
但到了中古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有所变化。
因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抗拒心理。
中国《隋书》记载，大业3年（607）日本国王遣使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用语可以看出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意识，这让中国皇帝非常不满。
在挑战“华夷秩序”的同时，日本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如称朝鲜为“西藩”，表现出优越感。
随着大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由“邻国”变成“藩国”，结束了对中国的学习。
894年日本终止派遣遣唐使，进入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
隋唐时期日本人对华认识的这种变化，视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一次变迁。
日本“大陆政策”雏形可追溯至16世纪末
到了中世纪，日本开始形武士社会。
平清盛时代（1118—1181），以博多港为中心的日宋贸易繁荣。
宋朝货币取代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实物货币。
镰仓时代（1192—1333），宋钱占据主导地位。
日本成为“东亚铜钱经济圈”的一员，但政治上仍然孤立，偏安一隅。
然而，到了足利义满的室町时代（1333—1573），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又一次发生划时代的变化。
时逢明朝中期，中国经济实力强盛，日本见势，也主动重归“华夷型秩序”。
明永乐皇帝授予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足利义满领取冠服并臣服明朝。
日本人的中国观又一次变迁。
义满、义持、义教三位将军都曾接受中国皇帝的正式册封，义政、义澄、义晴也都使用过“日本国王”这一封号。
幕府将军受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政治权力结构。
不过，国王称号不适于日本国内的正式场合。
在当时流行的隐者文学中也有很多道教思想，如《徒然草》、《方丈记》等。
15—16世纪后，西方势力向东方渗透，日本对外认识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
统治者织田信长实现国内统一，对“南蛮”文化表示关心，对基督教容忍，实行开放式的外交。
其接班人丰臣秀吉则实行封闭式的外交方针，但同时他又垂涎中国台湾的鹿皮、东南亚的丰富物产。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觊觎大明，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
则德川家康改变前任的锁国外交路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
但拒绝接受中国册封并且废除自足利义满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自称“日本国大君”。
明朝末期，日本开始闭关锁国，避开中华。
16世纪30年代日本通过了五次“锁国令”，并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至近代。
在“锁国”期间日本留出四个对外“窗口”，即对中国、荷兰的长崎；
对朝鲜的对马；
对琉球的萨摩；
对阿伊奴的松前。
明末清初，虽然日本在外交上很游离，仍然在“华夷结构”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西方的势力渗透还无法触动东亚固有的秩序根基。
总之，在古代时期，日本对中华文明共识，互不侵犯，平起平坐。
1871年，日本与中国清王朝的《日清友好条约》是日本开国以来唯一的平等条约。
当时仍是汉文学占主导地位。
然而，进入近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
日本人开始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认识和判断中国，然而，其血管中仍流淌着传统文化，以致对中国观形成双重形象：
既是落后懦弱的半殖民地，又是文明礼仪伟大古国。
教授观点：
自古至今，日本的中国观变化可总结一个规律，中国鼎盛时，日本认同中国，中国衰老时，则不认同。
可见日本的中国观是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呈复杂多变的趋势，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可能迎来日本中国观的第四次变化。
在经济上，日本否定中国
“威胁论”，但最终还要看世界格局发展。
中国与日本为近邻之邦，交往已久，但中国自古就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自己自成系统的先进文化，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辐射力。
相比之下，日本古代文化并不发达，为求得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便采取拿来主义，尤其表现为不遗余力吸收中国古代先进文化，特别是对隋唐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学，无所不包。
结果促进日本古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跻进亚洲大国之林。
另一方面，日本虽文化输出功能相对较弱，但却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吸收、消化和创新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
中日交流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中国自古代就是亚洲大国，有着悠久又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对周边各族一直产生巨大的辐射力。
日本地处中国近邻，隔海想望，且自身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差距，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强烈影响。
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在交流中显现出差距，彼此之间便产生了不协调。
当人们发现这一不协调后，便产生一系列心理反映。
为求得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便产生向先进文化的倾斜，“拿来”则是易容易引进先进文化的方法之一，不遗余力地输入先进文化也就成为必然。
中日交流中，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隋唐文化对日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它直接影响了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有些方面至今在日本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诚然，日本人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非一味地“拿来”，而是有其独特的特点。
本文拟从大和民族如何摄取中国古代文化及其吸收特点方面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
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物质文明影响日本的阶段
日本形成统一的国家始于公元3世纪至4上半叶。
但日本早在绳纹时代就受中国古文化的影响。
如日本北九州绳纹文化晚期遗址中曾发现一个表面经过仔细磨光的陶器。
日本学者贺川光认为，这是受了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张中一认为是受了楚文化的影响。
日本山形县饱海郡三崎山出土过一把铜刀，从地层上看，属绳纹文化晚期，其中与中国殷商时期青铜刀形式大致相似。
而出土于日本绳纹文化前期精致的漆梳，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其制作方法和施漆风格均与中国先秦时代漆器相同。
在日本绳纹文化晚期至弥生文化早期，中国大陆有大批移民至日本列岛，带去中国的先进文化。
徐福东渡的传说正发生这一时期，其事迹亦可见于两国史籍。
《秦始皇本纪》：
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于是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
”日本《罗山文集》记为：
“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
”徐福入日本后，大规模推广水稻及养蚕桑织技术。
此外，还有建倭国的传说，故徐福被日本居民奉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甚至被日本尊为祖宗，奉为神灵。
虽无法考证“倭国”是否为徐福所建。
但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日本刀歌》等古籍记载来看，徐福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古代东渡日本的移民代表。
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原始国家的产生。
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的影响。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的臣属之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的一方金印”汉委奴国王”，即为东汉光武帝颁赐“汉委奴国王”印的原物。
表明日本此时已接触到汉字。
公元403年，日本最早使用汉字，时值履中天皇四年八月，始设官记言诗以达四观之事。
汉字的传入促进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
儒学是通过文字而传入日本的，所以日本一开始就接受儒学了。
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儒教传入日本为公元405年，王仁自朝鲜半岛南部北济到达日本，为应神天皇儿子老师。
王仁授之《论语》，这是儒学东传的开始。
尔后，儒家思想通过典籍传至日本，规模有限，但对日本影响颇深。
一方面，使大和的政治思想发达起来，这在历代的诏敕上表现显著。
仁德天皇在诏书中说：
“君以民为本。
”这是引用荀子的话。
表明日本君王已懂重民思想，这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
圣德太子定冠位即以德、仁、礼、信、义、智等道德项目为名称，显然是受儒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这此提倡道德的结果，使日本自上而下养成一种孝顺谦让的美德。
另外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后，日本上古的娶姑姨，异母兄弟姨妹之间通婚及继母之间通婚等风俗渐减，使日本移风易俗。
东汉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尔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
据史载，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到日本后，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建造草庵置像礼拜。
这是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的文献记录。
其后，佛教又继续传入日本。
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日本激烈倾扎的阀族之间的斗争平息，但主要的是佛教主张只要忏悔罪过，积功积德，到一定程度便可渡脱成佛，取得永生。
这对于今世受苦的广大奴隶和农民来讲，有了来世的憧憬，能给以莫大的希望和安慰。
故在日本大受欢迎，全国上下信佛。
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当政时，大兴佛教，在各处大建寺院。
苏我氏建飞鸟寺，圣德太子建法隆寺和四天王寺。
在建筑样式、佛像雕塑、绘画、手工艺术品等方面，深受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
二、制度文化为主的隋唐文化的大摄取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改革开始，此为日本史上一重大事件，从其改革的内容上可看出其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深。
改革主要由两方面组成：
冠位十二阶的制定和十七条宪法。
冠位十二阶，其外形起源于中国北朝后周，冠以中国儒学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加“德”命名。
至于十七条宪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思想原则上，其源流上也只能在中国求得，即以儒、佛、法等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儒为主，佛法为辅，熔东方思想于一炉，这是圣德太子效法中国文化的结果。
7世纪中期后，即日本的奈良平安前期，日本以大化革新为起点进入了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期。
在对中国文化的引进上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第一个全面接受汉文化的高潮，并且吸收形式由间接变为直接，最典型的是举世闻名的遣唐使的派遣，先后共达13次之多。
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文化，学习中国的法令、制度、文学、生活、建筑等，几乎无所不学。
限于篇幅，这里仅从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主要方面考察其深刻影响。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大化革新后建立起来的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国体是完全仿照唐朝的。
两官八省制是仿照诏的三省六部制。
《大唐律令》和《养老令》是以唐委为样板，班田的土地制度则是参照唐的均田制。
与唐一样，日本亦实行租庸调法，两者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数额上有所不同而已。
其次在文学方面，日本大量输入唐代书籍。
从编辑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及其他文献材料可以看出，那时日本把唐代的主要书籍几乎都收藏了，甚至有的书籍在我国业已失传，但在日本却保存下来。
不仅如此，他们还千方百计地积极学习写作汉文、汉诗，努力钻研汉文、汉诗的写作技巧。
从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深受欢迎可见一斑。
《怀风藻》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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