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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石俱焚谁无过，
玲 珑八面四方处，
祸 端从此临身迫。
媒 妁之言莫尽信，
体 无完肤忆犹新，
炒 作子虚乌有事，
热 痊？
？
。
政 躬康泰隐蔽多，
治 疗伤痕乱屋厝，
乱 涂乱说无斥责，
象 牙塔内独过活。
笑 谈人殇已无关，
看 那月眉又是弯，
时 光渐逝留不住，
事 过境迁终将忘。
莫 逆之交情变淡，
留 莹彼此相处欢，
记 取恣意妄为错，
忆 旧难掩恶言残.
“千古人豪”刘伯温
刘基（公元1311—1375年），字伯温，浙江青田（今浙江文成县）人。
他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授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
正德九年又加赠太师，谥文成，诏书称其“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文学家、思想家，同时也象姜太公、诸葛亮一样，以其超凡绝伦的智谋、卓尔不群的人格，而为人们千秋传颂，其形象不断被神化，成了智慧的化身、崇拜的偶象，在广大民众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有言：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
”刘伯温之所以被称为“千古人豪”，正是由于他是一位品学兼优，才通文武，立德立功、立言兼备的“三不朽”式的伟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不多见的。
刘基自幼聪颖，凡诸子百家、兵法战策、天文地理、阴阳卜筮之书，无所不读，怀王佐之才，抱济世之志，以天下为已任。
元朝至顺四年（1333年）中进士，深得揭*斯、赵天泽等的赏识和器重，称为“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诸葛孔明之俦”。
踏上仕途后，久沉下僚，郁郁不得志，曾三次辞官，一次被罢职，但始终不改其浩然正气，目击时艰，心忧天下；
刚正不阿，廉洁而有惠政，表现了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林高风”。
辞宫归隐之后，他写下了名著《郁离子》，不仅阐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历史观，而且借寓言的形式，揭露了元末政治的黑暗，表明了自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提出了救时之政、治国之术，“以待王者之兴”。
果然，朱元璋请他出山，又有了实现抱负、施智展才的机遇，在明朝削平群雄、平定天下、开国立政的过程中，他运筹帷幄，竭忠尽智，而且始终保持清正廉直，秉公执法，不计名利，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辞封爵而不贪大之功，终身显荣而私产无寸”；
而且功成之后，急流勇退，在六十一岁时辞官归隐，闭门谢客，安享清贫，以棋酒诗文自娱。
凡此种种，充分表现了一个封建士人的良好人格和品德，体现了传统儒家的理想境界。
此为“立德”。
作为大明开国元勋，刘伯温以知天命之年重新出山，毅然加入了朱元璋的反元队伍，顺应历史的潮流，辅佐朱元璋在群雄角逐中纵横捭阖，节节胜利，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奠定了明朝的开国基础。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中，刘伯温的功绩主要在统一天下和开国立政两个方面。
在平定天下、实现统一的事业中，刘伯温充分表现了一个军事谋略家、开国军师的卓越才能和胆识。
他出山之初，各地义军的反元浪潮席卷全国，元朝统治正如大厦将倾，*薄西山，但各地义军也都割据一方，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
攻克南京，占据江淮的朱元璋，置江南行中书省，称吴国公，仍然奉小明王韩林儿为君，用其龙凤年号，在岁首朝拜小明王御座行礼时，刘伯温坚持不拜，并借机劝说朱元璋上应人命、王气，立下雄心壮志，勇敢地承担起统一天下、建立帝业的使命。
接着，又为他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
先灭陈友谅，后定张士诚，然后分兵北向中原，混一宇内。
历史证明，朱元璋正是采纳了这一战略思想，才一步步由小到大，“遂成帝业”。
除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部署，在许多重大战事中，刘伯温还亲临其境，龙韬虎略，战术奇变，“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
如激战翻阳湖，大破陈友谅，平定处州之乱等，均得其奇谋而胜，“占有考祥明有征验，运筹划计动中机宜”，为大明王朝的开创建立了丰功伟绩。
在开国立政方面，刘伯温也是朱元璋“任以心*”的谋士和助手，太祖“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之遇，知无不言。
”早在开国之前，他就受命卜地扩建南京城；
后又制定《戊申大统历》，确定历法；
制定律令，建立法律制度和立国规模；
又奏行军卫法，建立卫所军事行政制度；
开国初任御史大夫，整肃纪纲，严惩贪枉，刚正廉直，待“国威已立”之后，则要“为政宽猛如循环”，劝朱元璋修德省刑，济以宽大，体现了以严立政，以宽守之，宽猛相济的指导思想。
此外，他还参与了明初诸如确定丞相人选、立国方针等重大决策，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卓识和风范。
此乃“立功”。
正如古今许多论者所言，历代的佐命元勋，象汉朝的张良、唐朝的房玄龄、宋朝的赵普等等，很少有象刘伯温这样才兼文武，既“树开国之勋业”，又有传世之文章，兼有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的称誉的。
正如明初学者徐一夔在《郁离子序》中所说：
“公学足以探三才之奥，识足以达万物之情，气足以夺三军之师，以是自许，卓然立于天地之间，不知自视与古之豪杰何如也。
”
刘基博学多识，著作等身，涉猎我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对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军事学、医学等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就文学而言，他被称为明初三大作家之一、明初文坛的旗手，而且是有明一代唯一的在诗文、诗歌两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作家。
其诗独标高烙、规模韩杜，一改元代纤*华丽的风气，“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
“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而且提出了“文以理为主，而以气掳之”，“有裨于世教”等进步的文学主张。
传世的《诚意伯文集》，收有《覆甄集》、《写情集》、《犁眉公集》、《郁离子》等，他不愧为一代文学家。
就思想而言，其著作中也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辩证法思想，同时也具有进步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等，不愧为一个较著名的思想家。
此其“立言”。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能够象刘伯温这样兼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人，不说罕见其匹，至少也可谓风毛麟角，“千古人豪”的称誉，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刘伯温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民众中拥有广泛的崇拜者，统治者对其形象的神化、民间传说的玄化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喧染也是重要的因素，以致于把这位历史伟人变成了能呼风唤雨、未卜先知、透彻天机的神仙。
顶部
上青天发表于：
2004/03/3009:
08pm
帝师王佐一代人豪
——评刘伯温
刘伯温，名基，号青田，封诚意伯。
青田人，出生于书香门第。
“少颖悟绝群，读书过目辄诵。
”曾随郑复初学理学，元至顺年间举进士。
“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又被称为“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
”朱元璋则称他为“吾子房也。
刘伯温“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
”“性刚嫉恶，料事如神。
”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
”“参与帷幄，秘计深谋。
”“工属文”，“通九流六艺，天宫阴符家言。
”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是与高启相抗；
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王祎之亚。
杨守陈在《诚意伯文集序》中称：
“汉以降，佐命元勋，多崛起草莽甲兵间，谙文墨者殊鲜，子房之策，不见辞章；
元龄之文仅辨符檄。
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
（一）文人的博学远见与局限
刘伯温自幼博览群书，青年时入石门山专攻经史。
对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对朝代兴衰更替的过程和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都有深刻了解，可谓“究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他的知识使他有能力品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预测未来形势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刘伯温的“洞察玄机”就是建立在见多识广和远见卓识之上的。
刘伯温一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道路，他的最高人生原则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在这三方面他都有突出建树。
其德能“功成身退”；
其功为开国元勋；
其言有传世文章。
三者相较，“立言”更为突出。
后人评其文章：
“若四岳之出云无穷；
若公输之营众字，各尽其制；
若孙武之师戈甲，蔽野而不闻暗呜叱咤之声……。
睹者贻腭不能名，然皆载道之航轮，济世之梁帛，时已传诵之，及达而施之朝庙，播之华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
刘伯温一生的事业可以用儒家的两句名言来概括：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正如其弟子吴从善所言：
“岂若管、商之功利，申、韩之刑名，仪、秦之捭阅，孙、吴之阴谋。
”刘伯温的济天下，总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进行的，总是留有充分的余地和退路。
在他事业的丰碑之下，总映着软弱的影子；
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总带有几分可敬的迂腐。
如《拟连珠》，“文”功夫大于“意”功夫，只有文人雅士才有这样的兴致。
又如《郁离子》中的“惟天下至仁为能以我之敌敌敌。
”认兵咬文嚼字，兵家是不会如此呻吟的。
刘伯温一生经历复杂，几上几下，特别是投奔朱元璋以后，尽心尽力谨慎小心。
但还是只被使用不被信任，不得善终。
是一位未改文人本性的政治家。
（二）创业军师和开国元勋
刘伯温的一生功业主要在明王朝的创立与开国时期，他早年在元为官，不得志而去官归隐。
时逢朱元璋兵至括苍，刘伯温顺应潮流，应聘出山，参与朱元璋秘计深谋、南征北战。
先后下江州、降洪都、大战鄱阳湖。
刘伯温必定学识广博、通古达今，熟兵书战策，知天文地理，用朱元璋的话来说就是：
“学贯天人，资兼文武。
”（《御史中丞诰》）其实在军事上朱元璋自为帅才，亦不乏将才。
刘基的到来使他如虎添翼，指挥决策更能统帅全局和立足长远。
《明史·
刘基传》载：
“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
太祖大喜。
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
”这里所说的“十八策”的内容史籍未载。
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中的空白。
留葆祺先生在纪念刘伯温诞辰6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稽古钩沉，大胆猜想，勾勒出一个十八策的稿本。
令今人得窥其奥。
这里列出留氏的“十八策”如下：
策一：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今元政失修、海内鼎沸。
诚能效汤、武吊民伐罪，以百里之地，率一旅之师，可取而代之。
策二：
蒙元运穷，势加强弩之末。
红中军转战中原，元兵不堪其拢，无暇旁及其余，此天赐良机。
宜竭全力，略定东南，而后挥师北上，王业可威。
策三：
陈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为秦兵“的”也。
故*：
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已矣！
为今之计，仍宜暂假韩宋名号，免为元兵之“的”。
元运既穷，亦毋须与韩宋合力北向。
韩宋与元相抗，无力节制于我，锐进南方，可无后患。
策四：
建康为六朝故都，西襟荆、楚，东系江、浙，依山凭水，宜守宜攻，实建基之开府，定鼎之中枢。
况龙蟋虎踞，帝王气象巍巍，居之可占天时之利。
策五：
陈友谅弑主自立，名号不正。
但地居上游，奄有荆、襄，窥伺江东已久。
张士诚窃踞江、浙，称孤道寡，若东西夹击，势必腹背受敌。
殆矣！
然则，张不过一守虏，不足虑，陈则虎视狼顾，于我志在必得，亟宜全力击之。
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
余如陈友定，明玉珍，胸无大志，羽翼未丰，不足患，徐徐图之可也。
惟方国珍近在胁下，*悍狡黠，不可不防。
但方之急在于横行，未有远谋，其众系盐民啸聚。
茶、盐为一代之私禁，民无所养而官不能恤，故铤而走险。
私禁可原情而贷之，使有所养，则方氏之众自解，此不战而屈之法也。
策六：
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之道在于修德省刑，轻徭薄赋。
元政无道，应以为鉴。
夏书云：
“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为国有民者，可不慎哉！
策七：
尚贤者政之本也，桀纣暴虐，小人逞奸；
晋灵无道，邪恶当权。
忠不见用，贤路壅塞，焉得不亡。
故君不自强，士众则强。
汤、武得伊、吕而兴；
桓、文相管、狐而霸。
得人失人之关盛衰兴亡，明矣！
策八：
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官，必试其事而能，然后用之。
不问其系族，惟其贤。
无论农与工肆之人，不鄙其侧陋，则四方之贤，响慕而来归矣！
策九：
人非大圣，鲜有全材，适用为可；
君欲任贤，当如用器，择可惟长。
长则用其长，短则用其短，非中空而液身者无所不收，使人尽其才，材尽其用，此用人之道而治国之大要也。
策十：
耕不忘战，战不忘耕，以耕备战，以战护耕。
无耕则兵行不继，轻战则民不安居。
民以食为天，兵以民为本。
兵民一体，内坚外完，则谁能我敌？
策十一：
征缮岁给，取之于民。
若索取无度，知取而不知培，民用乃竭，此元运式微之固也。
诚能遏其人盗，通之于天地之盗，则物阜民康，源长本固矣！
策十二：
天地善生而盗之者无禁。
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则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
国不自富，民足则富。
与民休养生息，乃能长治久安。
策十三：
利不及众，则起天下之争；
爵不求贤，则萃天下之怨。
是以赏禁僭，罚禁分明，则令行禁止，威权自立。
策十四：
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
省敌者昌，益敌者亡。
以我之敌，敌敌，敌不敌，乃胜。
策十五：
制万变者在于专；
察万微者在于定。
四海之民听于一君则定；
百万之师听于一将则胜。
是以众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独决。
策十六：
兵行过处，计丁给田，使民来归。
而户编户定籍，保甲连环。
如此则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致背井流徒。
致敌之因既除，祸胎从此可弭。
策十七：
尊儒重孔，兴塾廷师，令童蒙敬习诗、书、礼易，春秋，六艺，知礼义，入规矩，以正纲纪，以敦风化，此治乱弭祸之大本。
策十八：
势有所梏，则小柔可以服大力；
形有所格、则大猛不能破小坚。
苟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决壅去蔽，兴利除害，则取舍在我，无往而不适，何患帝业之不成哉！
从此刘伯温成了朱元璋统帅集团的重要成员，成了朱元璋创业打天下的首席军师。
此外从许多史料记载来看，刘伯温在天象、气象、兵要地志方面为朱元璋的军事决策提供了许多起重要作用的咨询。
同时在心理方面也为朱元璋的将士们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舞士气起到了无法代替的积极作用。
这就是刘伯温的天机妙算、洞察时势。
刘伯温常以夜观天象等手法从心理上去为军事的成功做某些补充。
这也是由代兵阴阳家惯用的手法。
刘泊温到了朱元璋的统帅部后，大有用武之地，文韬武略尽情发挥，如鱼得水。
连慈母辞世也未能脱身归葬。
腹无点墨的朱元璋为此亲写《慰书》，言辞恳切，劝刘伯温“以宽宏加餐，以养怀才抱道之体，助我成功。
”可见刘伯温是忘我忘家为朱元璋创立帝业出谋画策、尽心尽力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四*，朱元璋即皇帝位，号曰大明，建元洪武。
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伯温为御史中丞。
在大明建国后刘伯温的主要功绩有两方面，一是用人，二是制定典章制度。
为农民起义军向封建统治者过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有人说刘伯温是朱元璋变质的教唆犯，恐怕亦是指此。
朝廷选相，太祖多咨于刘伯温，他都以大局为重直言不讳。
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刘基说：
“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太租*：
“是数欲窖君，君乃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
”刘基说：
“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
”朱元璋欲任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为相，刘伯温一一予以反对。
并说“天下何患无才，唯明主悉心求之。
”这些都说明刘伯温能出以公心，为明王朝尽职尽责。
刘基奏请并参与了《大明律》的制订。
朱元璋出身于下层，对民情有深深的体察，刘伯温博通经史对历代兴废的经验教训有总体的了解。
因此在制订法律的总原则上与朱元璋意见一致，都主张：
宽以待民，严惩贪污。
大明律规定：
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刑律规定：
“如受有事人财物，而曲法处断者，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
凡宪官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余官罪二等。
”《草木子》记载：
“凡守令贪赃，许人民陈诉，赃至60两以上，枭首示众，仍剥皮囊草。
府州县尉之左，特设一庙，以祀土地，兼为剥皮之场。
官府座旁之左，各悬实皮草囊。
使人触目惊心。
”刘伯温参与制定的典章制度，对纠正宋元留下的官贪民散的风气，对巩固新生的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伯温对朱元璋力克群雄、一统天下和创立大明王朝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公认的创业军师和开国元勋。
（三）著作的真伪及其价值
刘伯温的著述成就以《郁离子》为最高。
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垦命象纬之类的伪托之作。
其著作主要有：
《郁离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写情集》二卷，《春秋明经》二卷，《犁眉公集》二卷。
明成化年间重刊合为一集。
《四库全书提要》称：
“基遭逢兴运，参与帷幄，秘计深谋，多所裨赞。
世遂谬谓为前知，凡谶纬术数之说一切附会于基，神怪谬妄无所不至，方家递相荧惑，百无一真。
唯此一集尚实出基手。
”刘基的著述基本收录于此集之中。
此集之外的一些旧题刘基撰的著作多系托名之作，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
就是“实出基手”的某些作品，由于刘伯温的特殊地位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对明初刊刻时所介绍的写作时间和背景等也不可全信。
总之对于旧题刘基的作品无论真伪，均应以科学的方法重新加以考察和研究。
关于《郁离子》的成书时间和写作背景。
《郁离子》是一部讽喻散文专集。
是刘伯温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其思想主张的集中反映。
该书在刘伯温过世后才开始刊刻。
其弟子徐一夔和吴从善都写了序言。
徐一夔早年尝受教于刘伯温，但未见过此书，刘伯温于金陵任上会见他时才“出是书以教，一夔骇所未见。
”可见此书未必全是前期所作，其感愤之事也未必尽是元事，或许亦有明事。
刘伯温一生中受刺激最大、感触最深的应是明廷的一些倾轧之事。
这些事件给他的压抑，在他身上留下了许多难言的内伤。
作为一位善于言表的文人政治家，他不可能不借文章来宣泄，当然，他要找适当的时机来发表。
刘基一贯主张：
“至情有时而当隐，正论有时而不陈。
”他生前还告诉儿子：
我死后惟庸必败，帝必思我，那时方可秘奏皇上。
刘伯温后代传出的待后世秘奏的东西是一个虚元飘渺的“天文书”。
刘伯温一生谨慎，惧祸，他也不会让子孙去冒险，与朝廷有妨之事，他是不会让后代去做的。
像《郁离子》这样的书，他一定会为它找到适当的背景。
因此当时所说的写作背景，只不过是为了通过“出版检查”，刘伯温主张文以载道，又主张文以刺时，即发之于明必刺之于明、教之于明。
因此说《郁离子》的写作背景不可简单定论。
关于《百战奇略》的作者和成书时间。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介绍此书的著作是明刻本《武经总要》，明弘治十七年李赞的序文称：
“西安守马君思进，为御史南台时，尝于所知，得《百战奇法》一卡：
比治西安，值三边多事，谓是书不宜秘也。
乃命工搂板以传，而谒予序之。
书亡作者姓氏，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
盖《孙子》以为经。
百法若传，每法既知其所以，复引古将帅所行之有合者证之。
可谓极甩兵之妙。
在兵象视之，若无余策矣。
”李赞作序文时，刘伯温正以太祖之“子房，名之于世，刘伯温的《郁离子》尚可以真名刊行，《百战奇法》若真出自刘基之手，刘氏之后会当仁不让，其他刊刻者、习用者也会不舍圣名，怎么可能说成亡作者姓氏呢？
最根本的还是该书的内容与文字风格与刘伯温著述不类。
刘伯温卓有见识，立意独到，且讲究文彩，在“实出基手”的著述中从未见到过俗品。
而《百战奇略》正是一部以孙吴韬略为经，以名将史迹为例的通俗之作，是行伍间的一部实用手册。
刘伯温“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镰并为一代之宗”，其文不可与《百战奇略》一类通俗之作同*而语。
关旧题刘伯温的星命术数之作。
刘伯温自幼博通经史、旁通九流六艺、天官阴符家言。
其投奔朱元璋后，必然要在地理、天象、气象方面为军事行动进行预测判断。
这中间大量的还是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
刘伯温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在朱元璋及其军队中肯定会有相当的威望和影响。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朱元璋才一直离不开刘伯温。
从可靠的文字记载看，朱元璋对刘伯温评价最多的是他的观天象、察列宿、候风云、避吉凶等。
诚意伯是刘伯温的最高封赏。
朱元璋在诏浩中称：
“基累从征伐，睹列眼垂象，每言有准，多效劳力。
人称忠洁，朕资广闻。
”此外刘伯温“参与帷幄，秘计深谋”，也会与朱元璋一起利用部属及民间的迷信心理编造一些假象，来从心理上巩固军心，拢络民心，瓦解敌军的意志。
这是古代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最常用的手法，这实际上是心理欺骗，是一种心理战术，这种战术在愚味的人群中是非常有效的。
朱元璋与刘伯温不可能不运用这样的心理战术。
朱元璋在赐刘伯温归老青田诏书中说：
“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这里似乎也有告诫刘伯温不泄“天机”之意。
由于开国大帝带头宣扬刘伯温的“洞察玄机”，“每言有准”，朝廷、民间皆信刘伯温是能“识主于未发之先”的先知先觉。
于是刘伯温的星命象纬之说大为流行。
一首烧饼歌，多部数术奇谈传遍天南地北，一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的大名，几乎标上所有星命学著述，或称刘伯温撰，或称刘伯温重撰，或称刘伯温注解。
这类荒诞的著述在民间有极为广泛的市场，一时间淹没了本为一代之宗真正出于刘氏之手的杰作。
（四）微妙的君臣关系
朱元璋在诏浩中说刘伯温：
“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
”又将其比作“子房”、“孔明”。
论功行赏的舆论称“首徐达而次刘基”。
实则被列在三十位之后，封为伯爵，年俸仅二百四十石，而徐达为四千石，李善长为五千石。
《明史》虽称：
帝“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此不过是一纸虚言。
相传朱元璋本想让刘伯温任相，而刘伯温百般辞让。
君主如此信任，臣子如此忠心，按理说君臣二人应是亲密无间、共同治国安民了。
可是当年十一月封赏功臣，第二年三月刘基己被诏诰告老还乡了。
《明史·
“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宪有相才无相器。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礼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
’帝问汪广洋，曰：
‘此褊浅殆甚于宪。
’又问胡惟庸，曰：
‘譬之驾，惧其偾辕也。
’帝曰：
‘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基曰：
‘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明史》所载这段答问，也反映了朱元璋与刘伯温的微妙关系，朱元璋的本意根本没有想让刘基任相的打算。
而刘基对朱元璋提出的人选一一予以否定。
朱元璋不耐其烦才说：
“我的丞相非你莫属了？
”这说法，这语气，不是嘲讽，也是杀鸡问客。
而刘基的应对也不过是自找台阶。
史称刘伯温性刚嫉恶，与物多忤。
据《明史》载，刘伯温曾“与善长忤”，李善长等也多次在朱元璋面前说他坏话，但朱元璋很少动心。
而刘基令长子刘琏请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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