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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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它的道德价值取向；
第二是它的研究特点为关注个案记载，而非抽象的历史概括；
第三是它的视野局限在中国的地理空间之内，体现的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①。
20世纪下半叶起，世界考古学开始拥抱人类学，历史学研究也开始转向社会学研究。
虽然中国考古学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操作，但新的探索也开始起步。
一些国外学者以独到的视角解读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与中国学者信奉的“二重证据法”不同，人类学导向的考古学和文献解读将考古资料看作人类活动和行为的证据，文献材料除了其字面提供的历史信息外，还蕴含着其他深层或外延的信息；
结合考古学材料，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殷商社会诸多方面的历史场景。
殷墟研究的传统途径主要集中在甲骨、墓葬和城址三个方面。
但自20世纪下半叶，海内外学者的殷墟研究开始趋于多元化，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本文在对殷墟研究进行一番约略回顾后，试图对如何用考古发现与文献材料来进行古史重建作一番思考，希望我们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能够跳出文献学的窠臼，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来重建上古史。
一、传统途径
在引入田野考古学前后，殷墟研究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采纳田野发掘之前，相关研究可视为金石学的延伸。
引入考古学方法以后，在获取资料的手段和研究的科学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视野大为拓展。
然而，由于考古发掘和发现的遗物遗迹数量可观，对这些遗存进行消化和解读颇费时日，而且远不如释读卜辞那么容易。
因此，胡厚宣对建国前三十年殷墟研究的一百余种成果进行了统计和分类后指出，甲骨学虽是新发现的学问之一，但其主要成就只限于文字，不能从整体上了解古物②。
建国后，相关发掘和研究的模式大体仍在延续建国前的传统，而且大部分建国前出土的材料都被运往台湾，加上海峡两岸又长时间中断交往，对殷墟研究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殷墟研究的传统领域主要包括甲骨、墓葬和都城，而墓葬研究则涵盖了王陵贵族墓葬、氏族墓地和人牲人祭等方面，下面予以约略的回顾。
1.甲骨
安阳殷墟发掘之肇始得益于甲骨学的发展。
从1899年清末的王懿荣开始，历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的工作，确立了甲骨学的学术地位。
五四运动对儒家经典地位的颠覆以及疑古思潮对传统古史观的冲击，加上安特生和李济等人的田野考古学实践，促成了在甲骨学中开始引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
关于该所的宗旨，傅斯年这样写道：
“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③史语所甫一成立，董作宾就被派往安阳小屯进行考察。
由此可见，当时殷墟发掘的组织者是把甲骨当作新史料来进行发掘、收集和研究的，而田野考古学则被看做是获取新史料的一种新工具。
随后，当李济加入发掘队时，曾和董作宾达成如下协议：
董研究文字记载，而李济负责其他遗物。
但是在具体材料的处理中，无论在收集还是重视程度上，甲骨都远远超出了其他材料，成为收集的“关键珍品”。
比如，李济将1936年夏发现的H127甲骨堆积称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④。
董作宾本人缺乏现代考古学的训练，对出土文物的期望也大体与前辈金石学家相近，但却是为甲骨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位学者。
他指出：
“用近世考古学的方法治甲骨文，同时再向各方面作精密观察，这是‘契学’唯一的新生命。
”他根据“大版四龟”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辞断定卜贞之间的某是贞人名，创立了贞人说；
还根据同版共见贞人差不多同时的判断，将其作为甲骨断代的标准之一，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八项标准⑤。
1933年，董作宾又创立了“十项标准”和“五期”说的甲骨文断代体系，其中以世系、称谓和贞人最为重要，并由此而推出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和书体等分析标准⑥。
在历时十年、于1943年完成的《殷历谱》一书中，董作宾系统分析了各种祭祀仪式，并将当时发生的各类事件按年代序列予以编排。
田野方法的引入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虽然该领域也包括了材质、制作方法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甲骨钻凿形态等研究，而且其发展也突破了初期因字论价的局限，但是最受关注的仍然是刻辞文字，它们并被视为商代史料的主要来源。
2.墓葬
（1）王陵及贵族墓葬。
1934年，由梁思永领导的第十次殷墟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展开。
建国前对该地点进行的三次发掘，共揭露墓葬1232座和大量祭祀坑。
由于墓葬中未曾发现具有断代标准的甲骨或因为墓室被盗严重而缺乏标志性器物，学者们只能根据墓道打破关系，利用骨笄形制变化来确定墓葬的相对年代⑦。
由于历代盗掘所造成的严重扰乱和缺失，给墓葬的断代及复原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导致墓葬形制、随葬品和墓主等各种现象和信息难以呼应，无法进行综合研究。
这个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妇好墓的发掘才有所改观。
妇好墓是殷墟一座未经盗掘的贵族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铜器群、玉器、骨器、石器和陶器等1900多件。
墓葬形制、器物和铭文对断代和判断墓主发挥了关键作用。
许多器物铭文中刻有“妇好”、“司母辛”、“亚”、“亚其”、“亚启”、“束泉”等7个名字或标记，其中以“妇好”组铜器数量最多⑧。
武丁时期的卜辞中保留了很多关于妇好的资料。
此外，第四期武乙、文丁甲骨也有对“妇好”的记载。
虽然裘锡圭等学者推测妇好为商代晚期，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妇好应属武丁时期⑨。
妇好是武丁的妻子，地位显赫，从事征伐活动并主持祭祀典礼。
卜辞中还有武丁为妇好占卜生育、健康状况和凶吉祸福等内容。
从卜问她死葬以及为她举行的多次祭祀中，可以判定她死于武丁晚期。
李学勤对妇好墓多数青铜器上看似较晚的复层花纹进行了讨论，从小屯331号墓葬、H21窖穴等遗址出土的早期器物上相似的装饰风格，说明复层花纹也存在于早期⑩。
妇好墓为研究武丁时代青铜器提供了关键的信息，进而建立起类型学的断代标准，为悬而未决的殷墟青铜器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
它与陶器类型分析相结合，成为殷墟文化分期的重要尺度。
由于妇好墓保存完整，因此借助文字和随葬器物的研究，使得这座墓葬在整个殷墟研究中成为一个标尺，从而能将墓葬、器物、铭文和甲骨文结合起来从事综合性研究（11）。
（2）氏族墓地。
氏族墓地集中分布在后岗、大司空村、殷墟西区和南区以及苗圃北地，其中以殷墟西区为最大。
该墓地的划分是根据墓葬的地理位置和成群分布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界限，同区各墓葬的方向、大小、葬式和随葬品基本一致，而且出土青铜器上普遍存在作为墓主身份标志的多种图形铭文。
此外，《礼记•丧服小记》中商代氏族命名的内容和《周礼》中多处记载的周代“族坟地”聚族而葬的现象，被认为是商族葬俗的传承。
《左传•定公四年》也有对殷人分族而治和以族为基本社群单位的记述。
据此，出土铭文铜器的墓区被认为是该族“聚族而葬”的墓地，属于宗氏一级组织，而墓区中的墓群反映了氏族中不同的家族，共有相同铭文铜器的相邻墓区间关系密切（12）。
杨锡璋根据铜器族徽的不同，考证了商代后期各族与商王以及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指出第七墓区“共”族为商王异姓族，第一墓区的“子韦”和第八墓区的“子”则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多子族，同一墓区的小墓间是同族关系（13）。
氏族墓地之间及各族内部墓葬规格和随葬品存在着很大差别，大墓（如出土了殷墟中唯一一件有纪年铭文铜器帝辛铜鼎的第七墓区M1713）随葬整套精美青铜礼器、车马器、玉石器和数量不等的人殉（14）。
平民墓葬品简单，说明当时以血缘关系联结的氏族中等级差别和阶级分化的历史事实。
带墓道的大墓的墓主是族内地位较高的小奴隶主或贵族，平民墓墓主的身份与甲骨文中的“众”或“众人”一致（15）。
（3）人殉和人祭。
李济曾根据殷墟葬俗中人殉人祭现象探讨过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实，但对殷商祭祀现象的全面关注，则要到建国后武官村大墓以及20世纪70年代祭祀场和杀殉坑的发掘才真正开始。
武官村大墓是建国后殷墟发掘恢复后发掘的第一座王陵，该墓为“亚”字形，殉葬的人兽合计131个个体（16）。
墓葬南面还分布有成排的祭祀坑，是殷墟人殉、人牲最多的一座墓葬。
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模式和殷墟人殉人祭的现象将殷商定为奴隶制时代（17），但是许多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不能将殉葬制度等同于社会制度，人殉更多反映了古代灵魂不死的思想，与社会制度无关。
尽管存在不同意见，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殷商社会性质上仍达成了某种共识：
殷商社会生产力已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关系上属于奴隶制。
殷商时期的人祭以武丁最多，帝乙帝辛最少。
对于这种现象，杨锡璋和杨宝成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的劳动力价值逐渐受到重视而不再随意杀戮。
殷墟青铜器生产的发展轨迹刚好与人殉人祭现象的衰退趋势相反，说明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商业活动繁荣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人们的价值观也由此发生了变化，人祭不再受到鼓励（18）。
从葬俗三个方面的研究可见，断代、氏族关系和社会性质是当时关注的焦点。
虽然在氏族和社会性质的探讨上，许多学者已经涉及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但是从整体视野而言仍然囿于历史学的范畴。
正如郭沫若坦言，希望用地下发掘出的材料和科学史观来研究和解释历史，并且将殷商确定为奴隶社会视作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应用于中国古史研究的一大成果（19）。
这种在殷墟研究中所尝试和确立的，将考古现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术语对号入座的古史研究与分期方法，成为建国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3.都城
1908年，罗振玉考证甲骨出土地为安阳小屯，进而认为小屯应为殷商武乙到帝乙时的王都所在。
后来，王国维把殷墟修正为盘庚至帝乙时期的商都（20）。
1928年，殷墟发掘出大量甲骨之后，董作宾通过对考释大龟四版和对甲骨文的研究，肯定了古本《竹书纪年》中“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
）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记载（21），使殷墟作为晚商盘庚迁殷到商纣灭亡时都城的说法得到普遍认同。
但是，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有学者对殷墟是否是晚商都城提出了不同看法。
比如，田涛根据殷墟卜辞中缺少帝辛、帝乙名谥等资料认为，帝辛、帝乙徙都于朝歌，即在今天的淇县而不在小屯（22）。
秦文生则认为，盘庚应迁都于郑州商城。
殷墟没有发现城墙、街道、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所以它并非王都，而仅仅是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的宗庙区、陵墓区和大型祭祀场所（23）。
杨锡璋等批驳了殷墟非殷都说，认为殷墟没有大型宫殿建筑的说法并不符合科学发掘的事实。
1998年春在三家庄东和花园庄村西之间铁路西侧的钻探中发现了夯土建筑基址，杨锡璋等据此认为这里很可能分布着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时期）遗址，并推测这里很可能是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殷墟则是武丁即位后所迁之地（24）。
这一武丁迁殷说的最早提出者是丁山，他对《国语•楚语》武丁“自河徂亳”进行考证，最早提出“武丁始居小屯”的论断（25）。
彭金章和晓田根据文献中有关“盘庚渡河南”、“河南偃师为西亳”等记载，认为安阳小屯作为都城的历史始于商王武丁时期，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26）。
唐际根则根据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盘庚迁殷的可能性不大，也倾向于武丁迁殷的说法（27）。
武丁迁殷说的主要依据在于殷墟没有发现武丁以前的甲骨文，以及殷墟一、二期文化特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但许多学者对此表示异议，比如杨宝成认为殷墟的甲骨文尚未完全揭示，因此不应轻易断言殷墟不存在武丁以前的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从字形结构和造字方法来看已比较成熟，因此，这种文字必定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绝不会仅自武丁时期开始（28）。
而孙华、赵清和陈旭则认为武丁以前尚无甲骨文，他们从已发掘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小双桥遗址均未发现甲骨文的事实推断，甲骨文在早商文化中很可能还未出现（29），武丁时期出现大量卜辞则是当时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的产物（30）。
邹衡认为，从仲丁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国内政局不稳，迁徙无常，居住时间短，所以不能形成考古学文化上的特点。
武丁之世，商王朝兴盛，正是这种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殷墟一期早段文化特征更接近于早商或中商文化特征，而与晚商文化特征存在很大不同（31）。
从殷都的讨论可见，大家关心的中心问题还是如何利用考古证据来印证文献中的史实。
由于文献和考古发现之间常常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契合关系，因此，如果没有更多的甲骨文出土来澄清事实，殷墟是盘庚抑或武丁所建之都的讨论，仍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建国前内忧外患和建国后两岸对立无疑使殷墟研究受到很大影响。
建国前，学者们还是主要致力于田野发掘、收集资料和处理各方关系，发掘和研究过程的艰辛，以及可以理解的成果滞后，使得这一阶段的工作既令人惊叹，又略有些遗憾。
建国后，李济和其他台湾学者的研究直到两岸关系冰释后才为大陆学界所知。
1977年李济在美国出版的《安阳》一书直到1990年才在大陆翻译出版。
该书是李济对殷墟研究及其一生事业的一个总结，体现了他追求整体知识的理念。
除了甲骨文字提供的信息外，他还从其他物证来重建当时的历史，复原安阳的环境、经济、手工业、动植物、建筑、贸易、交通运输、葬俗、人牲和装饰工艺等。
因此，虽然李济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但是他的许多理念和成果对大陆的考古实践和殷墟研究并没有太大影响。
二、研究进展
殷墟研究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主要体现在环境与经济、聚落考古、甲骨学、宗教信仰、手工业专门化、青铜器研究、国家特点、社会性质和理论阐释等方面。
胡厚宣、李济、张光直、吉德炜等海内外著名资深学者以及诸多新锐都有大量相关著述问世，在此不能细及。
简介的内容有的集中在殷墟，有些则与夏商周三代的整体研究联系在一起。
1.环境与经济
安阳位于清水、淇水和漳河汇聚的平原之上，土地肥沃。
在5000至2500年前，气候较今天温暖湿润，并有湿季风期。
殷墟发现的29种哺乳动物包括犀牛、大象、虎、狼、貘、水牛、豹、羊、熊、马、羚羊、竹鼠、猴和各种鹿类，其中以圣水牛、肿面猪和四不像麋鹿为最多。
水牛的大量发现，表明当时气候与今天江南以至华南地区相仿，其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和大片沼泽。
当时的村落和地名大多位于小山或土岗之上，表明当时这里地势低洼、潮湿多水。
甲骨文中也很少有降雪的记载。
据甲骨文记载的殷代农作物有稷、水稻、黍、麦、莱、秜和禾等，其中稷（小米）和水稻是主要作物，铌是野生的水稻。
家养动物包括狗、牛、圣水牛、绵羊、马、猪和鸡，其中马可能是进口动物，而牛是主要的祭祀动物，并且是占卜甲骨的主要来源（32）。
2.聚落形态
美国考古学家欧文•劳斯（I.Rouse）将聚落形态（settlementpattern）定义为“人们的文化活动和社会机构在地面上分布的方式。
这种方式包含了文化、社会和生态三种系统，并提供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记录”。
劳斯指出，文明和城市化是不同的进程，文明是指一群人活动的发展，因而是文化的；
而城市化是指一种机构的发展，因而是社会的。
对于从聚落形态来分辨文明的迹象，他提出了一个两分的标准，这就是“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的分化。
对于非文明社会，聚落内居住的是单一的维生人群。
当聚落形态显示专业人群的分化，出现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时，应该显示出文明进程的开始（33）。
特里格（B.G.Trigger）将聚落考古定义为“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
他提出，聚落形态有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种是生态学方法，将聚落形态看作技术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主要研究聚落形态如何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
另一种是社会学方法，将聚落形态看作史前文化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结构的反映（34）。
聚落考古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并在殷墟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近年来，通过对殷墟保护区周围的勘探，其范围有所扩大，东西约6.5公里，南北约5.5公里，总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
2004年配合基建项目，在大司空村东南发掘出家族宗庙一类的建筑群基址，南北四排、三进院落，西侧有两进跨院，有较为完善的排水系统。
其中一座中心建筑基址见有用穿孔田螺和蜗牛组成的雁、凤、夔龙图案和散落的成组陶器。
2003至2004年对殷墟西区孝民屯遗址进行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墓葬、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和铸铜遗存。
这些半地穴式房基有单间到5间不等，但是以单间和两间为多，里面出土了灶塘和日用陶器，表明这里是一处平民的居住点，使用时间多为殷墟二期。
铸铜遗址出土大量陶范、范土坑、存范坑，并找到了大型铜器的浇铸现场（35）。
一项出色的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是1993年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对以殷墟为中心、总面积达80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的调查和地质钻探，以了解殷墟遗址及外围地区的遗址聚落形态、地貌环境和遗址形成过程。
调查发现，仰韶时期聚落较为稀疏，仅有7处，主要分布在洹河上游东段和下游西段，到其晚期，遗址数量增加到12处。
龙山时期聚落数量大增，并向西扩展，数量增加到28处，并有3处明显大于其他同期遗址，显示了两级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
早商除下七垣遗址外，未见有大型聚落中心。
中商阶段区域洹河边出现了一处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花园庄遗址，出土有铜器窖藏和夯土建筑基址，但是延续时间很短。
晚商殷墟时期花园庄遗址消失，洹河下游居民点密集，小屯成为一处大型政治中心，并在洹河流域不见有介于小屯和小型村落之间的中等规模的聚落中心，表现为两级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36）。
从该项聚落调查来看，洹河流域与小屯周围的二级聚落形态似乎显示等级结构较为简单，这可能仅反映了洹河流域的局部情况。
考虑到殷墟建筑和墓葬规模以及奢侈品丰富程度所反映的巨大资源和劳力投入，该中心不是周边这些小村落居民所能维持的，而是需要更广地域范围内税赋、劳役和进贡的供养。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亚当斯（R.McC.Adams）在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原都市化进程的研究中也发现，都市中心对直接毗邻地区的次级中心如镇的扩大有直接的抑制作用（37）。
殷墟作为国家政体的聚落等级结构，如从更大范围来考察，应该可以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
3.甲骨学
与中国学者比较侧重于从甲骨文字面上来了解殷墟王室贵族的日常活动不同，西方学者较为注重其中人类学信息的解读。
除张光直和一些日本学者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D.N.Keightley）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他从甲骨卜辞来了解晚商的主权、宗教与血缘、结盟与战争以及贸易与进贡，试图解决有关晚商文明起源于何时、何地及其表征等问题。
吉德炜根据卜辞中商王发布命令和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判定，商王是许多事件的决策者，掌握着发起和取消某项行动的主权，执行命令的人有的是他的官员，有的是相邻部族的首领。
从商王行使主权的方式来看，他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面对面的方式，经常采取巡狩的机会来控制各地民众并解决内外矛盾。
由于甲骨文中没有特定地域单位的概念，因此晚商看来还没有明确定义的疆域，国家政体被看做是国王个人权威所及，而非指他具体控制的土地面积。
并且这种地理范围也很不确定，常常会因商王本人威望的增减以及周边部族的顺从或反叛而发生变动。
根据当时的一些称谓，吉德炜推断“侯”应该是服从商王调遣的部族，和“侯”一起出现的地名应该在商的控制范围以内。
但他认为“伯”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头衔，它常常是“方”的首领，而“方”一般是指非商族群。
甲骨文中很少见到商王给“方”的首领发号施令。
但是当“伯”受商王调遣时，该“方”族群应该和商是盟友关系。
甲骨文中提到“方”的族群有55个，商应该是这些部族中最为强大的一个。
这些方国和商属于不同的政体，它们处于商的控制区域以外，或者以飞地形式生活在商控制的区域以内。
这些被称为“方”的族属中，还有22个到西周仍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表明这些方国在周灭商以后仍然独立存在（38）。
吉德炜认为，晚商国家以一种与异族或政体联盟的方式运转。
在商王的眼里，国家的疆域以他巡视的范围而定，因此他需要持续不断地到各地展示他的旗帜，发表命令，不断占卜、祈祷和祭祀，与自己的臣民及其他族群保持超自然的联系。
根据甲骨文上记录的500余处地名以及它们地理上的分布，他认为晚商的势力范围大致上东到今山东南部与西部，北抵河北南部，西达山西中南部以及陕西中西部地区，南到安徽中北部和苏北地区。
此外，他还指出，晚商国家的运转建立在宗教、政体和血缘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
商王通过占卜、决策、牺牲和祈祷等祭祀活动，以祖先神灵愿望的名义使政治权力集中化和合法化。
祖先崇拜隐喻国家的组织机制，表现为一种以血缘为中心而非官僚体制的管理机制，血缘世系是政治和宗教权威的来源。
正是商王献祭和祭祀所获得的祖先神灵的庇佑，才保证了农业的丰收和与敌对部族竞争的胜利，参与这些祭祀活动的贵族和族群都被看做是商王统治的受益者。
如果一个部族首领并不属于王室世系，但是他参与商王室的祭祀活动，就可以被认为是晚商政体的一份子。
当然，这一推断尚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甲骨文中还有像“入”、“来”和“取”这些记录进贡和强索贡品的记载，表明了商王室与周边部族的贸易和交换关系。
为此，吉德炜觉得，晚商的国家形态至多是早期国家的霸权。
朝代世系以一种原始官僚世袭方式通过不时迁都来进行管理，在其管辖范围之外则是无数相互攻伐的大小酋邦和部族。
他还从卜辞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比如从卜梦、病、丰收、敌人入侵等日常生活方面转为较为简洁、常常是乐观的预言和验证，使用裂纹征兆减少，占卜者人名消失，字体缩小等现象，认为商王的占卜程序日趋正规、着重关注与政治和祭祀相关的日程安排，表明国家合法权力的确立和国王更为稳定和正式的权威（39）。
在2000年出版的《祖先的景观：
晚商中国的时间、空间和社群》一书中，吉德炜指出，晚商国家的性质像是一种早期王朝国家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商王个人和他的直接支持者身上。
国家政体可以被看做是个人权力和血缘联盟相结合的形式，下属的部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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