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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就和变化，无论同建国以来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相比，还是同世界各国同期的情况相比，都是很突出的。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包括村办工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不包括村办工业）；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
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于“一五”时期，高于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
特别是这五年我国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我国农业总产值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年的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其中增长较快的“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五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而“六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这两个时期都高得多。
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整个经济的全面稳定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
“六五”时期同“五五”时期相比，我国粮食的年平均产量由三亿零五百三十万吨增加到三亿七千零六十二万吨，棉花由二百二十四万吨增加到四百三十二万吨，猪牛羊肉由九百三十七万吨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二万吨。
从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国原煤产量由六亿二千万吨增加到八亿五千万吨，原油由一亿零六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吨，发电量由三千亿度增加到四千零七十三亿度，钢由三千七百万吨增加到四千六百六十六万吨。
我国有十亿多人口，目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还相当低，但由于前五年上述各项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度增长，它们的总产量不仅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而且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也大都提前了。
这标志着我国总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增强。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
“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五千三百亿元，新增固定资产三千八百八十亿元。
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四百九十六个，其中能源、交通项目一百零三个。
五年内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一千九百五十万千瓦，采煤能力八千万砘，原油开采能力五千万吨，铁路通车里程一千五百公里、复线里程一千五百公里、电气化里程二千四百公里，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一亿吨。
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步伐加快，共建成投产项目二十多万个，一些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达到国际上比较先进水平的产品品种，在过去的五年中有了成倍的增加。
这些不仅促进了“六五”期间的经济稳定增长，而且为“七五”时期和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上升，后三年出现了大幅度稳定增长的可喜形势。
“五五”末期，国家财政出现较大的赤字，一九七九和一九八○两年合计近三百亿元。
“六五’期间，通过调整和改革，生产发展，流通扩大，效益提高，收入增加。
一九八三年国内财政收入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元，一九八四年增加二百五十五亿元，一九八五年增加三百六十二亿元，全年总收入达到一千八百二十九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
在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增加最多的是“五五”时期，一九八○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二百二十六亿元，而“六五”期间的增加额大大超过“五五”间期，一九八五年比一九八○年增加七百八十六亿元，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预算外资金也大幅度增加，一九八五年达到一千四百三十亿元，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项资金合计比一九八○年增加了一倍。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重新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
“六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经费共为一千一百七十二亿元，比“五五”时期的五百七十七亿元增长一倍。
这五年共取得重要科研成果三万三千项，有九百三十七项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其中一部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取得了显著效果。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一九八○年的一百一十四万人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一百七十万人。
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开始取得成效，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很快，普及初等教育的工作有了进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在全国展开。
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各项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对外开放的广度或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六五”期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合计达到二千三百亿美元，比“五五”时期翻了一番，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明显提高。
一九八五年同一九八○年相比，国家外汇储备有了增加。
全国通过各种形式使用国外贷款一百零三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五十三亿美元，在各地建立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五年间全国共引进国外技术一万多项，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国际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水平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
通过引进技术和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使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此外，我们还在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旅游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改善幅度之大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七，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九。
五年合计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到三千五百多万人。
二是，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人民吃得比过去好了，衣着向多样化发展，耐用消费品特别是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销售量大幅度增加。
三是，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
“六五”期间，城镇住宅竣工面积达六亿三千多万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三十二亿平方米。
四是，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
一九八五年末达到一千六百二十三亿元，比一九八○年末增长三倍。
上述成就和变化，使得我们长期希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些经济问题，在“六五”期间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过去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五百多万吨，棉花产量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八年间长期停滞不前，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步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终于较快地实现粮食自给，棉花自给有余，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
过去我国城乡市场的商品供应，除五十年代前期比较宽松以外，一般都比较紧张，许多商品不得不采取定量分配、凭票供应的办法，有些时期有些地方票证多达几十种，排队购货现象十分普遍。
“六五”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全国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过去我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长期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六五”期间，经过调整和改革，提高了农业和轻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明确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
积累率在一九七八年高达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六五”期间五年平均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改善，对于促进和保证我国经济持久的健康发展，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六五”期间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
我们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定不移地把全部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并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各项政策，这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重要前提。
就经济工作来说，“六五”期间实行了以下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这也是取得各项成就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上，从片面追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制定“六五”计划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的状况，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并且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十项经济建设方针。
编制经济发展计划，既强调挖掘潜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强调要根据国力的可能和留有适当余地，注意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
在国民经济内部，坚持把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快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合理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并且使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大体协调，促进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
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把经济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互相促进，使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形势。
在经济体制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重大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以及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
城市的改革，紧紧围绕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在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使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逐渐增强，社会主义市场不断扩大，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显著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有利于搞活经济的许多变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经过“六五”期间的实践，特别是经过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这一年多来的实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轮廓越来越明晰了，路子越来越清楚了。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开始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
我们冲破了“左”的思想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的束缚，克服了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正确地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可以取别人之长补我之短，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以及在这些转变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说明我们正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前迈进。
总的来看，对于怎样根据我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正在日益明确和深化，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在日益配套和完善，各方面的实践经验正在不断积累和提高。
回顾“六五”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现在全国人民越来越相信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祖国的光辉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这一切，是我国人民已经取得并将长久起作用的巨大精神财富。
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在实行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中对规律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都要有一个过程，工作上还存在某些缺点和失误，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我们前几年虽然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但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还是注意不够；
在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对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产品质量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
在着重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
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在某些时候也有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的情况。
特别是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以后，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一度出现追求超高速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进口控制不严，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某些不稳定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经过去年一年的工作，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总的来看经济环境正在从紧张向宽松转化，但对目前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搞好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努力巩固和发展当前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好形势。
二、“七五”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建设方针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
我们必须继续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基本方针，以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扎实稳妥的步骤，促使我国经济走上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效率和效益的良性循环轨道。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到本世界末的奋斗目标，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基本任务是：
（一）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二）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
（三）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上述三项任务，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任务。
综合考虑这些任务的要求，“七五”计划草案规定，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八，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四。
按一九八○年不变价格计算，一九九○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一点三倍；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一点六倍。
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年为八千九百六十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近百分之七十。
改建扩建和新建一批重点骨干工程，改造一批重点企业，使能源、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运输、通信能力有较显著的增长，现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较明显的提高。
推广一批效益好的科技成果，在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新技术攻关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争取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主要工业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
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通过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五年共培养近五百万高级专门人才，比“六五”期间增长一倍。
进出口贸易总额一九九○年比一九八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并相应地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
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左右，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
在这五年内，将继续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
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将使我们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国务院在拟定计划草案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方面着重考虑和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高效益地向前发展。
根据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和综合各种生产条件的可能，“七五”计划草案规定，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七，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包括村办工业为百分之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五（不包括村办工业百分之七）；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五。
这个增长速度比“六五”期间实际达到的速度低一些。
我们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了经济生活中各种内在因素的变化和要求。
今后农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需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要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突变，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增长速度。
就工业来说，“六五”后两年的过快增长，主要是受过大的投资需求所刺激，靠大量进口原材料来支撑的。
这种情况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
同时，目前能源原材料供应仍然很紧张，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适当控制加工工业的过快增长，有利于协调能源、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协调生产和运输的比例关系的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
“七五”期间对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提出适度的要求，有利于把各个方面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导到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上来。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而国内外的实践都反复证明，只有经济的适度增长，才能避免经济关系过份紧张，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七五”计划草案规定的经济增长率是积极的，也是留有余地的，在执行中有可能超过。
在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上，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们当然要在提高效益和质量的前提下努力争取有一个持续的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也决不能认为速度越高越好，更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和层层加码。
看不到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社会生产中蕴藏的巨大潜力，把经济增长速度订得过低，就会影响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妨碍经济的健康成长和社会需求的满足。
无论是国力的增强还是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求有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无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同时也要看到，脱离现实条件的可能，盲目追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最终还要掉下来。
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极大，这种危害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
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地从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考虑问题，瞻前顾后，保持适当的增长率，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使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得到可靠的保证。
二、规定恰当的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努力提高投资效益。
这是“七五”计划的关键性问题。
它直接关系到“七五”期间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也关系到九十年代以至更长时期经济发展的后续能力。
经过多方测算和对财力物力的反复平衡，“七五”计划草案规定，五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五千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
更新改造投资二千七百六十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百分之八十七。
考虑到“六五”后期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猛，“七五”前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大体维持在一九八五年的水平，后三年再适当增加一些，但也不能增加太多。
投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是保证经济稳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
无视这个规律，把投资规模搞得过大，必然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使经济发展走弯路，延缓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应当看到，前两年出现的投资过分膨胀的势头，经过大量的工作有所缓解，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地方和单位仍然在盲目地上项目，铺摊子，使投资规模潜伏着继续膨胀的危险。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经过多年努力开创的好形势就有可能重新遭到破坏，已经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下去，为九十年代经济持续发展准备物质技术条件的任务也会落空。
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统一思想认识，从上到下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务必把“七五”期间的投资规模控制在国力所允许的水平上。
当前，不但投资规模偏大，投资结构也不合理，主要表现是，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比重偏低，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偏高；
更新改造投资不足，而相当一部分更新改造投资又被用于基本建设。
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其结果要么是投资总规模控制不住，要么是经济的发展缺乏后劲。
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过度扩展，势必加重对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压力，要求对这些方面追加更多的投资，导致整个投资规模日益膨胀。
同时，一般加工工业大量发展，而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由于资金不足得不到应有的加强，骨干企业的技术面貌又不能较快的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就会缺乏强大的基础和支撑。
所以，能不能恰当地控制住投资总规模，能不能强加经济发展的后劲，关键在于合理调整投资结构。
“七五”期间调整投资结构的方向是：
一、继续增加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适当增加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的投资，相应压缩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
二、适当控制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增长，使同样多的投资规模形成更多的生产能力和事业发展能力。
除必要的旅游设施之外，楼堂馆所的建设要严加控制。
住宅建设也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稳步进行。
城市市政建设要把重点放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基础设施上，其他方面只能在有余力的条件下适当进行，形式主义的东西坚决不要搞。
三、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提高更新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
四、在投资的地区分布上，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带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条件，确定不同的投资重点和恰当的投资比例，使东部地带的发展和中部地带以及西部地带的开发更好地结合起来。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要落实到正确确定建设项目上。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建设项目过多，建设周期长，投资效益差。
“七五”期间，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争投资、铺摊子、长期不能竣工投产的状况，增强时间观念、利息观念和资金周转观念，坚决按合理工期组织施工。
这是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益的核心问题。
从“七五”计划开始。
新上的大中型项目所需的资金、材料、设备必须落实，然后才能列入开工计划，并按合理工期分年拨足物资和资金，否则只能作为预备项目。
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也要认真清理，进行排队和调整，争取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做到按合理工期组织施工。
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最重要的是必须改革固定资产投资的决策体系和管理体制。
要研究和制定科学的系统的投资管理和调控制度，并逐步加以实施。
要统一计划，综合平衡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正确划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投资范围，并注重采取经济手段把不同主体的投资兴趣引导到宏观经济要求的目标上来。
与此同时，要完善投资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在项目决策、勘察设计、施工组织和设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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