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晚年为何未准参加南开校庆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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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家一直以来注重子女教育，在家设馆、聘师教子。

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担任家馆教师。

在严馆的教学，让张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机会，也让严修对这位青年才俊肃然起敬。

　　1901年底，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督直期间对教育格外重视，他曾表示自己主要政策就是练兵与兴学。

此时的严修、张伯苓热情高涨，与天津其他热心学务的士绅“终日讨论学事”。

　　1904年初，袁世凯力邀家居已6年的严修出山从政，任直隶学务司督办，推动全省教育的发展。

赴任前，严修决定再去日本考察一次。

此次访问，严修携张伯苓同行。

考察期间，严修与张伯苓下定决心创办一所中学堂。

　　返回天津，严修决定由张伯苓主持创建中学堂，校舍仍在严宅后院。

经张伯苓的精心筹备，10月16日中学堂成立。

这便是南开学校的前身，时名“私立敬业中学堂”。

学堂监督由张伯苓担任。

　　1905年秋，严修与卢靖等在面见袁世凯时，力陈“科举不废学校不兴”。

很快袁世凯会商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废科举，得到朝廷同意。

从此中国结束了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制时代。

同年12月，清廷成立学部，严修被任命为侍郎。

　　而此时，在张伯苓的努力下，南开的各项工作也渐入正轨，迁址扩大。

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二是表明学校所在地。

所谓南开，包含着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的意思。

　　张伯苓与蒋介石

　　“七七事变”，南开大学遭日寇轰炸，几成一片废墟。

此时张伯苓正在南京。

噩耗传来，他心如刀割。

蒋介石当即向他保证：

“有中国就有南开!

”

　　这句话感动了张伯苓。

从此他真诚愿帮蒋介石挽救贫弱的中国，希望南开能在政府支持下得到恢复与发展。

　　抗战期间，政府令南开大学南下长沙，与北大、清华共同组成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之一。

他将大学工作委托校秘书长黄钰生，自己长驻重庆。

当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

他在重庆南开的住宅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

　　蒋介石多次拜访张伯苓，有时为祝寿，有时为探病，有时为捐款。

他早就看中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张伯苓，一再请他入党。

第一次是孔祥熙让行政参事、南开校友张平群出面，第二次是由贵州省政府秘书、南开校友郑道儒提出。

两次都被张伯苓谢绝。

　　1941年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来访，再次请他入党，张伯苓依旧顶住。

吴铁城临走将一张国民党党证放在桌上，党证的“介绍人”一栏赫然写着“蒋中正”，张伯苓碍于情面没好意思退回。

　　蒋介石为表彰张伯苓的业绩，1944年授予他一等景星勋章，同年南开校庆日，蒋介石亲莅祝贺。

1946年张伯苓赴美治病，蒋介石赠他15000元美金。

所有这些深深感动了重友情讲义气的张伯苓。

　　盛情难却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1948年6月，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并令天津市长杜建时以南开校友身份去劝说。

张伯苓对杜建时表示：

“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

　　张伯苓说这话是真诚的。

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颜惠庆组阁，聘他为教育总长，被谢绝了。

1927年张学良主持北方政局，聘他为天津市长，他也没接受。

张伯苓一心一意办教育，不愿从政。

　　在那段日子，杜建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来张家，令张夫人十分厌烦。

她劝丈夫：

“你岁数大啦，就不要去南京了吧!

　　杜建时还发动国民党内的南开校友纷纷敦劝张校长，张伯苓都一一婉拒。

6月下旬，蒋介石写来亲笔信。

张伯苓感到盛情难却，左右为难，沉思良久，在无可奈何中勉强允诺，但内心极不情愿。

他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RQ仅为三个月，二是仍兼任南开校长。

　　黄钰生得知校长要去南京很不以为然，张伯苓长长叹了口气：

“蒋先生让我去‘跑龙套’，我只好跑一跑吧!

　　1948年7月张伯苓赴南京就任，从此离开他用毕生心血浇灌的南开园，心情十分苦涩。

一到南京，他兼任南开校长的条件就没能兑现，行政院已免去他南开校长一职，任命何廉为代理校长。

他有一种从自己扎根的土壤上被强行拔除的痛楚。

　　张伯苓就职那天，手拿一把折扇，上台只说了两句话：

“兄弟对这工作完全外行，以后一切事都由贾景德副院长管理。

　　“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一个月后张伯苓从南京回津，脸色很不好。

他的三子张锡祚问他南京情况，他摇头叹息：

“唉，无官不贪，无吏不污!

　　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对蒋介石多年的幻想在短短一个月里开始破灭。

南京不断来电催回，他只好又去呆了些日子。

三个月的期限一满，他就离开南京，隐居重庆。

　　1949年天津、北平、上海和南京相继解放，形势的发展令张伯苓的幻想彻底破灭。

他苦恼、彷徨，茫然不知所措……

　　在张伯苓最苦闷的时候，忽然接到一封寄自香港署名“无名氏”的短信，信中写道：

“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张伯苓一下子就明白，是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与保护，这位铁打的汉子禁不住两眼湿润。

　　原来张伯苓的老友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十分惦念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

他同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谈起此事，希陆也很焦虑，请傅作义转告周恩来。

几经周折，便有了那封“无名氏”来信。

　　不舍南开　拒绝邀请

　　蒋介石退到重庆后，亲自到张伯苓家请他回任，而张伯苓坚决要求辞职。

蒋介石又多次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张伯苓携带家眷去台湾地区或美国，张伯苓始终没有答应。

蒋介石飞往台湾前，1949年11月21日，再次到张伯苓家劝他与自己一起走。

　　张伯苓只反复说一句：

“您抬爱我啦!

”便低头沉默不语了。

　　室内气氛十分紧张。

这时张夫人毅然进屋打破僵局，对蒋介石说：

“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该退休啦。

您让他辞职吧!

　　蒋介石面带笑容转向张夫人：

“张先生退休可以去美国，去台湾也可以。

全家都去不更好?

无论到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由我安排。

　　张夫人坚定地回答：

“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

他舍不得他的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

您还是让他辞职吧!

　　张夫人这番话让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好悻悻离去。

蒋介石走后，张伯苓悲愤不已，自言自语道：

“嘿，我一脚踹进臭沟里!

　　过了两天，终于收到批准他辞去考试院院长的公文，他才略感宽慰。

　　蒋介石走后，蒋经国多次对张伯苓说：

“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去都可以。

　　张伯苓一再表示：

“不愿离开南开，更不愿离开祖国!

　　隐居家中　心系南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张伯苓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作风十分钦佩，毅然将重庆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捐献给国家。

他向已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说自己正“闭门思过”，后又表示想回北方。

　　1950年5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义寓所。

周总理常来看望，师生俩推心置腹地交谈。

张伯苓说：

“过去我迷信蒋介石，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

”又说：

“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好，例如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十分英明，我双手赞成。

另外，对消除贪污和搞经济建设，我也一百个拥护!

　　看着全国欣欣向荣的形势，张伯苓越加思念南开。

但周总理考虑到张校长如果立即回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分子的批斗，因此挽留他在北京住了四个多月。

9月14日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

临行前夕，周总理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设宴为校长和师母饯行。

宴席上周总理询问，校长回津还有什么困难?

　　在座的希陆为父亲曾任考试院院长表示忧虑。

周总理说：

“放心好啦，我给天津写信，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周总理随即写信嘱托南开校友、天津市市长黄敬关照张伯苓。

尽管如此，到了基层仍阻力重重，希陆的担忧终成现实。

短短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代价。

　　回津后，张伯苓没有分文收入，完全靠三个儿子赡养。

夫妇俩同锡祚一家住在一起。

　　未准参加校庆，再没踏入南开一步

　　返津第二天，张伯苓就来到日思夜想的南开中学，校方对他十分冷漠，仅派几名普通职工陪他坐在会客室。

没多久就传来校领导要在会客室开会的消息，张伯苓只好离开。

他沿着校园走了一圈，没见到一个学生。

原来校方令学生此刻一律留在教室里，不让张伯苓接触到学生。

当天下午，他到南开大学，几位老友给了他些许慰藉，使他感到人间尚有真情在。

　　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

16日晚，南开中学派人来对锡祚交代：

不要让张伯苓参加校庆活动。

第二天早晨下起了小雨，张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去南开中学。

锡祚对他说：

“下雨了，爸爸您就别去啦。

他们也不太欢迎您。

”张伯苓马上就领会了，脱下雨衣：

“好，既然下雨就暂时不去吧!

　　校庆日下午，张伯苓忍不住还是到南开大学，会晤一些知心朋友，关怀学校的发展规划。

但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充满敌意，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再也不愿去自己一手创办的南开了。

1950年秋天以后，他隐居家中，没有踏进南开校园一步。

这时他发现自己一生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内心极其痛苦。

独自一人时，不是发呆，就是用手击头，长吁短叹。

这位面对日寇自称“不倒翁”的巨汉，此时竟颓然倒下。

　　儿子和儿媳尽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常在家设便宴，分批邀请南开校友。

也有校友邀校长去作客。

一次席间，他豪放地说：

“咱们南开校友真是遍天下，在北京有周恩来摆宴席，到了台北，吴国桢也会请客的!

　　校友们怕校长寂寞，经常在下午三点至五点来陪他说话。

晚上八点整，张伯苓便拿出七块大小不同、款式各异的旧手表，同收音机里的广播对时。

这些表都是学生们的礼物。

对表成了他每天晚上的一大乐事。

　　张伯苓还爱到戏院消磨时光，“大舞台”、“小梨园”是他常去解闷的地方。

　　张校长的遗产

　　1951年2月14日晚饭后，张伯苓的好友、南开校友卢开瑗来拜访，告诉他：

据小道消息中央将任命他为政协副主席!

张伯苓听了非常激动，两人谈得无比兴奋。

客人告辞，他坚持要送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返回二楼卧室，依旧沉浸在亢奋中。

这时儿媳给他端去一杯热茶，只见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说话了。

锡祚急忙请来医生，诊断为脑溢血，2月23日溘然长逝。

　　张伯苓去世的次日早晨，周总理从北京来吊唁。

随后他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说：

“张校长刚从重庆回来，本想让他先休息休息，再请他出来工作，没想他突然故去了。

”有校友提出应怎样评价张校长，周总理说：

“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

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

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

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十分关心，对他寄予希望。

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

”他还说，校长晚年虽有失误，但毕竟没跟蒋介石去台湾。

　　亲人们收拾张伯苓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夹里仅有七元四角和两张戏票。

张校长身后只有这区区几块钱。

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但留下了四座学校：

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

（摘自《天津日报》作者：

龙飞。

"

张伯苓与严修"

一节为《非常历史》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