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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文艺作品90%属于重复、复制和模仿，创新作品不多。
”而反观历史不长的美国人，因“无爹可拼”，“无老可啃”，只好拼创新，拼创意，拼匠心独具，结果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球影片数量的10%，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而且，他们还很奇妙地“他山之爹，可以攻玉”，利用中国故事拍成电影《花木兰》占领中国市场，利用埃及故事拍成《埃及艳后》占领埃及市场，利用古罗马故事拍成《角斗士》占领欧洲市场……
文化“拼爹”与“啃老”，从性质上来说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一定要注入创新元素，唯有创新才是文化的灵魂。
（陈鲁民）
（二）别做文化“啃老族”
社会上有一批寄生于父母羽翼之下，既不去就业更不愿创业，且过着优哉游哉惬意生活的“啃老族”。
在文化领域，似乎也存在与之相似的“啃老”一族。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文化“啃老”的现象随处可见。
比如名著改编，像《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改过一遍又一遍，但对名著诠释的深度和准确性却不尽如人意；
现代名著、武侠小说之类也一改再改，且越改越俗；
以至于但凡有点知名度的作品都面临被不断改编的命运。
又比如，近些年名人故里纷争四起，从炎黄故里，到姜尚故里，再到老子、庄子故里；
从曹操、华佗故里，到诸葛亮、赵云故里，再到四地争抢曹雪芹故里；
甚至还发展到五省七地争二乔，两国四地抢李白，历朝历代名人都引发过一轮又一轮的争抢。
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故里”之争，也是硝烟弥漫。
观音菩萨的故里就有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昌吉相争不下，浙江的宁波、杭州、绍兴，江苏的宜兴，山东济宁和河南汝南等四省六市（县）争相为“梁祝”
申报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娄烦为争孙悟空故里决定建占地七千亩的“大圣故里风景区”。
更有甚者，《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也引来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黄山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这个文学名著中虚构的大淫贼竟然也华丽转身为地方名人。
再比如，各地纷纷兴建或高调准备兴建所谓“唐宋古城”、“中华文化标志城”之类，“造城”似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言必古人，艺必古典，是国人比过去更重视传统，还是时下流行复古风？
似乎全不尽然。
实际上，在这“复古热”的背后，既没强调重温历史、面向未来，也不着眼于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取而代之的是盲目依赖传统，在古人麾下讨生活的可怜，厚古薄今，对当下文化的极端不自信，更有地方和行业利益驱动、政绩冲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
无论是对历史遗存的过度开发，还是一窝蜂式的名著改编，都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无端戕害和严重浪费；
盲目投资营建各种拙劣假古董的行为，也是文化的无知和谋利的躁动；
而无聊炒作西门庆等负面文化，更是一种浅薄荒唐的闹剧。
在这里，历史文化及名人完全成了某些人附庸风雅或猎取经济利益的敲门砖。
这种挟持古人、扭曲传统的狭隘行径，令传统文化的传承陷入庸俗化和功利主义的泥淖。
优秀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历史创造，是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
她代表着民族的过去，记录着曾经的辉煌，但决不能成为子孙后代坐吃山空的资本。
珍视传统，绝不意味着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十三亿人励精图治开创历史的创举，需要大量与之相匹配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文化创造，需要大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精品，如果不能给后世留下诸多光耀世界的遗产，那就是当代文化的失职。
那些靠稀释或颠覆经典制造出来的二手货，那些亦步亦趋鹦鹉学舌式的克隆品，那些毫无创意和底蕴的伪景观，不仅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救命稻草”，而且只能作为“文化啃老者”创造力贫乏的注脚。
啃老注定没出息！
只有拿出过硬的文化实绩，才能避免成为那个到处炫耀自己祖先也曾发达过的阿Q。
（三）何以成为“第一拜金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切实解决腐败问题，同时转变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价值观，即使经济建设的成就再傲人，钱挣得再多，也是一付“穷得只剩下钱”的精神贫困相。
前些日子，某女孩刚在媒体上发表“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择偶宣言；
这几天来，继有某师范大学教授对学生抛出“40岁时没有4000万别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的“雷人”之语。
这是拜金主义的又一典型。
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新闻亦层出不穷。
看来，去年的一项网民调查结果称多数人认为本国是“第一拜金主义国家”，还真没有错。
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谁都知道不对，道理也没有更多好讲。
却是本国何以成为了“第一拜金主义国家”值得研究。
笔者以为起码有三点要说。
首先，是“穷怕了”。
我国自古人口众多，其适于耕种的黄河流域，长期负载着上千万人，加之天灾人祸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统治者又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徘徊于低下状态。
邓小平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此话不假。
当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大大超越农业国，贫富差距就拉开了。
接着便上演“落后挨打”的不幸历史。
国人对于“贫穷—衰弱—受欺侮”可谓刻骨铭心，而其觉悟也恰恰经过了“求强必先求富”这么一个历程。
所以我们说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财富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也应该具有。
但经济发展起来，财富到手之后，还应该有什么？
上述那位教授对学生的教育和要求便到此为止了，他只认财大者为自己的学生，甚至未论其财富是怎么来的，这成了
“金钱第一”、“金钱至上”的典型。
此乃该教授观点受批评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们的确存在着“信仰缺失”。
拜金主义的特征是重功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提倡“重义轻利”、“舍生取义”，但其基于农耕文化的保守性，应对不了工业化时代的新课题，遂被性急的救国者们所抛弃。
新中国崇尚“消灭私有制”的价值观，一时“大公无私”蔚然成风，对金钱（货币）曾经空想要废止，结果却发现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大解放，“东亚病夫”的穷帽子眼见着被甩进了太平洋，中华民族的千年富强梦如今要成真！
可是我们信仰什么呢？
诸位去国外就能够见到，离开了我们这里的“雷锋叔叔”，在西方社会一样受尊敬。
所以在价值观重建问题上，我们既不应该妄自菲薄，否定中国文化的特色，也不应该自我封闭、排斥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另搞一套，实际却拣回了人家唾弃的拜金主义，这太划不来。
而曾经走过的那条“走不通”之路，则“倒退没有出路”，如果以为“重走”就能够收拾破灭了的东西，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
第三，社会典范成问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榜样坏榜样都是榜样。
时下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是“明星一脱成名”，就是“官员敛财千万”。
网络时代，封锁这些信息又不可能。
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榜样是执政党的党员干部。
从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贪腐官员看，其几乎都是精神空虚、人格猥琐、没有信仰、膜拜“孔方”之徒，试想这样的人主政下，拜金主义如何遏制，社会风气如何向好？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对中外记者说：
“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其言语重心长，也充满忧虑。
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切实解决腐败问题，同时转变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价值观，即使经济建设的成就再傲人，钱挣得再多，也是一付“穷得只剩下钱”的精神贫困相，让人瞧不起，绝不可能真正完成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难道这不足以引起深思吗？
（四）小议“境界”
境界，是一个人在精神方面的高度，反映着生命的品质和价值。
当今社会五光十色，思想多元，一些人或唯物质利益马首是瞻，或把实用主义奉为圭臬，或以及时行乐为人生指南，在他们眼里，“境界”要么百无一用，要么遥不可及。
然而，无视也好，逃避也罢，“境界”始终是我们人生中难以绕过去的问题。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界，而境界往往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了甚至左右了人生的结局。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说的就是境界的力量。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学者张世英先生把人的生活境界分为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
境界不同，领略的人生风光、享受的精神愉悦是有差异的。
要想获得有意义的人生，活出自己的精彩，就要不断提升境界。
超越自我提升境界。
现代社会色彩斑斓，最易撩拨的就是人的心理。
看到他人暴富，艳羡不已；
看到别人出名，心生嫉妒；
看到身边人当官，心理失衡。
诸如此类，彰显的是一种低境界。
提升境界，必须走出自我、超越自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找对了参照点，就可以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正反、得失、成败，清醒地把持住自己；
找对了支撑点，就能理性地对待人生的荣辱、进退、取舍，在进取中成就和完善自己。
专注事业提升境界。
“功贵其久，业贵其专。
”人生境界的提升，最需要的是专注。
专注于学习，才能学有所得；
执着于事业，才会业有所成。
一些人之所以行为庸俗、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心态浮躁、缺少静心、不够专注。
“才须学也，学须静也”，汉代学者董仲舒著书立说，“三年不窥园”，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终成一代鸿儒。
在人生道路上，专注给人激情、给人定力，让普通走向伟大，让平凡成就卓越。
升华心态提升境界。
有这样一则故事：
三个工人在砌墙，有人问他们在忙什么，第一个说：
“我在砌墙”，第二个说：
“我在建一幢大楼”，第三个回答：
“我在建一座城市”。
多年以后，第一个工人仍是工人，第二个工人成为工程师，第三个工人成为城市管理者。
同一种工作，因为从事者的心态不同，结果迥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仅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由良好心态、较高境界决定的。
严格自律提升境界。
现代社会，诱惑增多，潜规则盛行，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保持操守和原则实属不易。
一个人走上歧途，很大程度上由于自律不够。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自律，贵在一个“慎”字。
慎独，每日三省吾身，真正摒弃不健康思想和杂念，做一个纯粹的人。
慎始，把好“第一次”关口，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慎终，做到精神支柱不倒，防止晚节不保。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无境界则流于低俗。
“人禀有了境界，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真自由、解放，才能使自身摆脱世俗的束缚，进入永恒和无限的意义体味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的历程，就是不断追求和修炼境界的过程，也是生命不断自我完善和自由发展的过程。
（五）跟跑与领跑
一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电视剧，许多人看得热泪盈眶，激情飞扬！
一位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老科学家感慨地说：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我们在这个领域实现了由‘跟跑’到与发达国家‘齐跑’的跨越。
我们还要不懈努力，争取在更多的领域进入‘领跑’的行列，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此番由“跟跑”到“领跑”的见解，表达了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
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曾以四大发明遥遥领跑于当时的世界。
然而，近代中国却落伍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迈开追赶世界的步伐，特别是改革开放，为国家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如今，我们在不少领域已达到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许多产品已位居“世界第一”。
但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不少领域仍处于“跟跑”的地位。
我们有理由自豪，享受着在一些领域作为“领跑者”的荣耀；
也不讳言在诸多方面仍落后于人，有太多“跟跑”的尴尬。
《左传》曰：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
”看到忧患，正视差距，就不会自喜于已经取得的成功，不敢有丝毫自满懈怠，而是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旺盛的斗志，发愤图强，励精图治。
“寄言燕雀莫相唣，自有云霄万里高。
”只有常怀这样的心态，才能永葆进击者的姿态，在更多的领域实现由“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告诫：
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正因为我们珍惜并牢牢把握来之不易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事实证明，抓住并用好机遇，就会赢得一次跨越；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就能为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只有紧紧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使我们国家赢得更大的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甚至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丧失掉。
人间万事出艰辛。
从“四大发明”到“两弹一星”，从“激光照排”到“超级水稻”，从“高速铁路”到“神舟飞船”，无不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忘我奋斗的艰辛和汗水。
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发扬敢想敢试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又要发扬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韧劲；
既要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革命精神，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具备沉着冷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只要认准前进方向，沉住气不急不躁，用长劲稳扎稳打，不为一事的成功而骄傲，不为一时的得失遮望眼，不为局部利益绊住脚，就能一步一个脚印实现奋斗目标。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那是一种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至今仍折射出理性和智慧的光芒。
今天，我们肩负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
“鼓荡激情扬征棹，一路轻舟乘东风。
”只要我们凝心神、聚力量，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埋头苦干，我们就有可能在更多的领域抢占先机，站在世界“领跑”的位置上。
（六）“三把火”与“先拾柴”
有个单位的领导刚赴任，心怀“新官上任三把火”，见门前栽着桂花树，即下令挖掉，新栽上桑树，说是要少些“花心”，多想些“桑麻”，引起人声哗然，结果“有令不行”，碰了一鼻子灰。
“火”怎么没有“烧”起来？
原来，那个单位所栽的桂花树已有经年，每年八月欣逢丹桂飘香，赏心悦目；
而新栽桑树，不仅今后难有香馥可享，而且短期难产桑养蚕。
更何况一个单位的发展，不在于门前栽什么树，而在于“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推动事业科学发展。
作为新上任的主要领导，不在谋划发展之“本”上下功夫，而在营造门面之“标”上费尽心机，这怎么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自古以来，在官场上往往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隔三岔五总有人“进退留转”，“千里来做官”的履新者，即是所谓“新官”。
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常有“新官”，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循环，这才有生机，才有活力。
尤其是作为“新官”，走马上任，大都踌躇满志，干劲十足，是故有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官上任想“烧”出点成绩，干出一番事业，得到领导的赏识和群众的公认，这种主观愿望和积极性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既为“新官”，大都人生地不熟，对风土人情、人文环境等实际情况知之不多，对所在地的后发优势和制约因素缺少研究，对未来发展的谋划难以成竹在胸，倘任意“放火”，乱烧一气，就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可忧的是，有些“新官”胡乱“烧火”，烧伤了事业，烧伤了别人，也烧伤了自己。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福”是需要“烧火”的。
“有为才有位”，所谓“有为”就是要干出群众公认的业绩。
这就需要认清执政责任，头脑清醒，目光远大，思路开阔，能够带领一班人从眼前着手，长远谋划，作出正确的决策，制定符合实际的方略，抓好落实。
显然，这样的好“火”，不是“新官”上任伊始就能烧得出来的。
“烧火”之前必须“拾柴”，否则即使有米，巧媳妇也难为无柴之炊。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烧火”之前先“拾柴”，乃是既要拾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之“柴”，又要拾群众希冀、各方建议、众多思路之“柴”，还要拾群策群力、团结一心、和衷共济、真抓实干之“柴”。
只有打好了“烧火”的基础，并认真研究出“烧火”的办法，才能做到“柴”足“火”旺，从而“烧”出成效，“烧”出新局面。
否则，“烧火”的热情、干劲、愿望不仅落空，而且成为人们的笑柄。
（七）看《三国》说选才
一部《三国演义》，也是一部人才战略学。
“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人才战略，才用其长，不求全责备，故战将千员，谋士如云，一统北方。
“求贤若渴”，是刘备的人才战略，以情动人，以信用人，故诸葛孔明鞠躬尽瘁，辅佐开创蜀汉基业。
“得人者昌”，是孙权的人才战略，举贤成风，人才辈出，故能雄踞江东。
单说东吴，“得人”最出色的有两位，一个是周瑜，一个是鲁肃。
当初，孙策带着三千兵马打天下之始，周瑜就向他推荐江东“二张”，靠着这批人才，孙策得以在江东迅速站稳了脚跟。
后来，孙权接班后，周瑜又向孙权力荐鲁肃。
在曹操大军压境的时候，鲁肃力排众议，主张迎战，并联合刘备，协助周瑜大破曹兵。
周瑜临终前，又推荐鲁肃接自己的班，出任三军统帅。
可以说，周瑜知人善任，对东吴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周瑜千好万好，可就一样要命，气量不够大，对比他能耐大的人，就难相容了。
比如对诸葛亮，当发现此人比自己更有才，第一反应就是除掉。
又比如对庞统，此公在赤壁之战中功劳不小，周瑜却从未推荐过这位奇才。
“既生瑜，何生亮”，容不得比自己高的人才，这是周瑜的致命弱点。
反观鲁肃，当周瑜要杀诸葛亮的时候，鲁肃坚决反对。
刚刚接任大都督，鲁肃就立刻向孙权力荐比自己强的庞统。
哪知孙权以貌取人，没看上。
鲁肃见自己单位不用，马上就推荐给刘备，为的是以联蜀抗曹大局为重，不使大才埋没。
比较鲁肃与周瑜的人才观，高下立判。
鲁肃没有周瑜的雄才，但在用人上，“大略”却高出一筹。
其区别，表面上看是胸怀的大小，胸襟的宽窄，而实质上是战略思维的比拼，大局观念的考量。
鲁肃的高明处，就在于识大体，虑长远，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识别人才，保护人才，推荐人才。
历史小说的演绎如此，社会现实的道理亦然。
世间人为最贵，人才为国宝。
重视人才，是古往今来创业者、执政者的一等要务。
不过，人才的重要性一般都能知晓，任用人才一般也能做到，难的是将人才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来谋划，将人才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尤其是培养、重用创新型人才等一流人才。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几度问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触及的正是人才战略的要害问题。
日前，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明确用战略思维、开放视野、发展观点谋划和推动人才工作，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说明人才战略思维已经是一种国家意识，也是做好人才工作的必备素质。
眼下，树立人才战略思维，要搞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培养、启用、考核、奖罚的人才制度等；
更要推进观念转变。
一般来说，选人用人，易犯两大通病，一是“近视”，眼睛总在身边扫来扫去，视野不够开阔；
二是“下视”，目光不喜欢往上看，优秀拔尖的总觉得不顺眼，不好把握。
武大郎开店挑矮个，“白衣秀士”入伙选庸才，这里边，有私心、私利的桎梏，也有人才观念上的封闭短视、陈旧落后等问题。
“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
用好用活人才，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高瞻远瞩的卓识，天下为公的觉悟，“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如此，方能不拘一格，广纳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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