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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学在二十世纪发展的讨论，经常会听到“革命”和“反革命”的提法；
在经济学家们的争论中，宏观经济学究竟有没有任何进展（或多大的发展才能够算做进展）往往是更为热烈的争论话题。
最后，宏观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非常经典，是一个很适合我们在此讨论的对象。
在经济理论的标准课程中，宏观经济学是它的第二个分支、也是同等重要的分支，它是二十世纪的产物。
它既是知识进展的结果（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产生），又是二十世纪里更为重视1
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的作用的结果。
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也许会质疑，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它是否还会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我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学在二十一世纪仍然非常重要；
当然，以上质疑也应认真考虑，进而可提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
宏观经济学、以及更为广义的经济学，它们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TheBirthofMacroeconomics）对商业波动和稳定政策的系统研究，几乎完全是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
在前一个世纪中，不断发生的“危机”是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包括卡尔·
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学者曾对此做出论述。
不过，对于这类危机的性质的推测，很少有能够提升到可称之为“理论”的层次，对出现在经济理论主流教科书中的市场机制的观点也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货币经济学作为经济理论中一个更小的分支，至少还发展出了少许重要理论思想，包括货币数量论（货币供给的增加将〔至少逐渐地〕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相同比例的上升）、“真实变量”和“名义变量”之间的“二分法”（前者〔至少在长期〕仅由非货币因素决定）。
尽管如此，人们对货币政策的讨论，却很少同这些理论扯上什么关系。
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下述技术性问题：
为了维持金本位，应该确定什么样的“银行利率”（在英国的术语中）水平，才能防止央行黄金储备的流失。
对于稳定经济活动、就业或一般价格水平等经济目标，并不涉及货币政策的讨论。
同货币政策有关的问题，主要是货币本位的选择：
原则上应选择金本位、银本位、复本位、抑或其它稀奇古怪的方案。
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商业波动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对“商业周期”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提出了各种解释。
更为重要的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国家建立了研究商业周期问题的统计机构，商业周期研究人员（尤其是在纽约的NBER同WesleyMitchell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已经能够详细地记录诸多经济变量协动的方式和性质。
这一时期的商业周期理论家，对于这类波动的原因以及如何应对，有着形形色色的看法。
一些学者，尤其是那些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学者（譬如熊彼特），将一系列具有“周期”性质的事件，视为完全不可避免的，政府干预政策既是不明智的，又是不可能的。
其他人对稳定政策的可能性更为乐观，但对什么样的政策才有效则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例如，一些学者（譬如剑桥的庇古和丹尼斯·
罗伯逊）认为，货币政策无效，但各类针对商业周期的公共工程支出有效；
另一些学者（例如拉尔夫·
霍特里，另一位剑桥的周期理论家）则认为恰恰相反。
不管怎么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上述理论对公共政策均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
至少有一个原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业周期理论，还不是数量化的模型，难以定量分析不同政策的效果。
商业周期机构的统计研究，强调的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各度量结果的相似性；
不过，仅仅记录这些结果，难以了解一旦政府干预会有什么不同结果。
他们提出的理论，往往是通过考察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以错综复杂但纯粹线性的因果链，做出狭窄的解释。
它们倾向于对统计学家记录的似乎不变的模式做出容易理解的说明，但并不适于对不同情景做出确切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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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凯恩斯革命（The;
KeynesianRevolution;
）大萧条对思考上述问题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令关注的焦点由商业周期动态，转向更为迫切的问题：
如何应对史无前例的萧条？
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面世，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尤其是创造了如今所说的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
凯恩斯提出了一种关于萧条经济学的理论，他断言：
市场机制不能令经济自动从萧条转为复苏，应该借助公共支出（包括财政赤字）刺激需求。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能够计算一定数量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活动的确切影响，从而可以估算所需要的干预的规模。
凯恩斯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全新的，有时会受到质疑。
事实上，对同期的经济学家来说，《通论》中最新奇、最具震撼力的部分，并不是那些后来证明具有持久影响的部分。
该书中的许多重要论题，譬如以工资调整缓慢来解释对均衡的持续偏离、以及为增加就业而开出的公共工程支出处方，都可以在同时代的作品、甚至上一个十年的作品中找到。
不过，凯恩斯的智慧在于：
如何将这些片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不仅如此，对于宏观经济的理论化，他还揭示了一种富有成效的新方式，此即：
为了突出一系列重要变量（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等）在给定时刻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动态学”。
商业周期动态之晦涩难懂本身，并非是一种学术进步；
当然，把凯恩斯的静态学拓展为清晰易懂的动态模型，是宏观经济理论家在后半个世纪忙得不亦乐乎的东西。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当时凯恩斯重新调整关注的方向，是绝妙的一招，因为人们已能够理解同时发生的因果关系。
当时大多数经济分析，采用的是供求决定价格和数量的研究范式：
依据某一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解释该市场上的价格和相应的数量。
因而，工资（与就业）由劳动供给和需求决定，利率（和储蓄）由储蓄的供给和为投资融资的资金需求决定，一般价格水平（及货币平衡）由货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
在上述每一种情形中，如果在现实中否认价格出清市场，那么就等同于放弃上述研究范式；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分析可以说是无话可说。
但凯恩斯的分析表明，如果同时考虑所有这些价格和数量的同时决定（不妨考虑如下事实：
给定就业水平下的收入水平，同时也会影响货币平衡关系中的储蓄供给和需求等等），那么就可以否定经济体系中某一点（劳动市场）市场出清的假设，同时还可以很好地利用其它市场的均衡条件。
进一步讲，人们可以得出干预能够影响就业的结论，也就是说，这种影响要超过仅仅同特定市场有关的要素的调整。
于是，当凯恩斯同时代的学者，认为工资下调时的刚性能够导致失业时，凯恩斯的兴趣并不是旨在提出应降低工资的结论。
考虑到几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后，就能够理解：
为何其它形式的干预，譬如政府支出，同样是有效的，以及为何并不一定需要削减工资。
凯恩斯的分析结果，为分析任何干扰因素（不论是源于经济本身还是政府行为）对每种重要经济变量的影响，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引擎，它允许工资（也许还有价格）得不到充分调整3
可以维持相当时期。
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态度的转变：
政府承认应在管理经济活动水平方面承担更大责任，经济顾问可以评估特定行动的具体影响。
它还为国民收入核算提供了发展动力；
对于理解商业波动，国民收入核算是二十世纪取得的另一项重要进展，它借助于凯恩斯体系对国民支出各组成部分之变动情况，把它们视为经济活动短期变动的重要来源。
最后，凯恩斯经济学为经济中的联立方程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概念性框架并推动了它的发展，从而可为政策分析进行预测和定量研究。
诚然，丁伯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最早联立方程组经济计量模型，主要是受凯恩斯之前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启发，凯恩斯本人亦对这类研究持怀疑态度。
不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战后的主要进展，譬如克莱因和莫迪利亚尼，他们的模型均直接建基于凯恩斯《通论》（以及希克斯和莫迪利亚尼随后的发展）所提供的框架之上。
此外，丁伯根的模型具有递归的模型结构，每个变量均由外生干扰项和前期变量个别决定——尽管每个内生变量可能受数个其它变量过去值的影响；
它们并没有将变量同时决定的性质引入模型，而这是凯恩斯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联立方程组经济计量模型中的核心问题（即识别问题），丁伯根的模型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世纪中叶现代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处于重要位置。
之所以如此，不仅简单地因为它为商业波动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令宏观经济学成为当前经济学课程的重要科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为二十世纪中期另外两项重要的进展提供了至关紧要的推动力，此即经济理论中一般均衡的推导，以及经济计量中联立方程组的模型化。
也许看起来有点奇怪。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关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争论中，倾向于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视为在对整体经济进行模型化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不相容的方式，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前广义的一般均衡推理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将一般均衡理论作为经济分析范式的更重要的早期文献中，例如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更倾向于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作为一般均衡分析的重要应用。
此外，该时期一些重要的批评者，基于方法论角度对一般均衡分析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者碰巧也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
三、新古典综合（The;
NeoclassicalSynthesis;
）自二战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多数重要进展，均同上述“凯恩斯革命”有关。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令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领域第二个主要分支，同微观经济理论（现代版本的“价值论”实际上构成了十九世纪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并驾齐驱。
它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它赋予了宏观经济学新的内容和重要性，而且是因为它让人们弄清楚了宏观经济学原理和更易为人知的微观经济理论（即那些关于理性个体选择和市场均衡的理论）之间的联系的性质；
通过在不同学期或不同日期分别讲授这两门学科，经济学的讲授亦少了尴尬。
起初，方法方面的差距实际上并不是太大；
尽管凯恩斯琢磨的是一些市场（譬如劳动市场）4
的失灵，但他的分析仍假定其它市场维持传统意义上的均衡；
并且，《通论》在很大程度上由对个体和企业决策的分析构成，它同当时的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风格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由于宏观经济学变成了数量化的学科，以及作为其中心目标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发展，它同微观经济分析的联系越来越模糊。
同价格提供的激励、预算施加的约束、甚至做出特定决策的经济单位的性质等理论性概念相比，总量经济的各时间序列之间的统计关系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在试图解释总体数量演变的回归方程中，当价格度量变得没有多少帮助时，价格逐渐被忽略了，而是选择那些将一些数量同其它数量相联系的直接关系（例如，以国民收入的变动解释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变动）。
不过，这种关系同那些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关系，在形式上非常不同：
在微观经济理论中，总是强调个体家庭和企业对价格激励的反应。
于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完全成熟时，人们普遍同意：
宏观经济模型的结构和应用经济学其它分支中使用的经济理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进而对现代经济学的一致性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这一问题，有时是指需要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另外，对于市场机制，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相比，宏观经济学看起来似乎提供了一种根本不同的看法：
它所描述的经济，似乎受某种随意的力量的驱动，需要政府政策的持续管理以维持正轨，而不是一种自发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自我调节机制。
在《通论》中，凯恩斯强调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实际上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思想：
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可作为一种“均衡”状态存在，市场机制不会自发消除这种状态，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这也体现在凯恩斯在他自己的体系和以前的正统观念（他将它们讥讽为“古典经济学”）之间划下的尖锐对比。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提出，采取的是对传统经济理论构成激烈挑战的方式，这令一些人觉得，二者之间最多有一个是正确的。
激进凯恩斯主义者，尤其是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希望《通论》中的创新思想能够为全新的经济学提供基石；
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主义者则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不过，主流观点（尤其是大萧条结束后的美国）却是逐渐被称为“新古典综合”的看法。
希克斯、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的新古典综合，在凯恩斯出版《通论》后的第一个十年就主张，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尽管都是对经济现实的不完全解释，但都可以被视为正确的。
一般竞争均衡的传统理论的正确之处在于：
一旦工资和价格有足够的时间，调整到市场出清水平，那么就能够解释长期中的价格和数量决定；
从而，市场体系的自我调整性质并没有被否定，只不过有时调整得太慢、故需借助于干预加速调整过程以达到市场本身最终能够实现的调整。
同时，凯恩斯主义模型解释的是在价格和工资有时间进行调整之前的短期效应，包括经济干扰和政策干预的短期效应。
从凯恩斯短期到“古典”短期的细节，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算出来。
包括希克斯、萨缪尔森和兰格等在内的经济学家，在发展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动态版本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
但是在这些早期研究中强调的动态，包括初始干扰引起的、随时间进行的数量调整，设定的背景是工资和价格保持不变，而不是工资和价格可逐渐调整的一种机制。
将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和瓦尔拉长期均衡模型合在一起的分析，只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帕廷金等人的研究中才开始系统提出来，不过在宏观经济学的当前研究中，这些问题仍处于核心位置，我们在后文将5
进一步讨论。
尽管如此，“新古典综合”并不仅仅是一种虔诚的职业信仰，坚信理论困难最终会逐渐得到克服。
凯恩斯极端观点的许多忠实信徒，试图重新界定凯恩斯分析的范围，将其单纯限定在工资和价格得以调整之前，这是一种重要的修订。
例如，对于传统主义者来说，凯恩斯学说中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观点，是凯恩斯对个人节俭的厌恶，认为它会降低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从而拖累经济。
一旦认识到传统新古典理论在长期仍然适用（在长期，收入取决于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取决于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取决于私人储蓄），那么就应该认识到，阻止储蓄并不总是提高国家繁荣，同时也要认识到在萧条期间鼓励储蓄或许是一场灾难。
在“新古典综合”允许战后凯恩斯主义者可认为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不一致的同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不完善的察觉，继续推动着批评性或改善性的重要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体最优化行为方面，有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进展。
这类研究包括莫迪利亚尼和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之微观基础“消费函数”（将消费支出同家庭收入相联系）的研究，托宾对流动性资产需求的研究等，诺奖委员会引用的只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一部分研究。
这些研究通常被视为对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完善，而不是对这类模型的根本挑战；
确实，这些研究通常是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之中，仅仅考虑一个方程的正确形式，而暗中接受运用这个方程的整体框架。
因此，尽管这些研究注意到了凯恩斯没有强调的重要新变量（譬如，在弗里德曼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中，相对于当前收入的收入预期，或莫迪利亚尼研究中的财富和人口变量等），但这一时期的研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
在相对稳定的范式中，慢慢积累进展。
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和数量模型的经济计量估计，大致按不同的轨迹各自发展，但由于它们各自进展良好，故有理由相信：
理论和数量模型会慢慢变得相互一致。
四、大通胀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TheGreatInflationandtheCrisisofKeynesianEconomics）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大多数重要新进展，都同当前的经济思想相联系，都是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严厉批评，都是现今普遍接受的观点。
这类批评共有三波，每一波都经常被描述为宏观经济思想的“革命”或“反革命”，每一种都明确地反对凯恩斯主义：
它们对得自积极的稳定性政策的利益表示怀疑，对市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远较凯恩斯乐观。
作为一种一般趋势，这些学术思潮对政府角色的质疑，在这一时期无疑要大得多。
同时，上述每种批评，不仅限于质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没有很好地同主体经济理论相结合，而且以不同方式寻求将宏观经济学同更广义的市场机制的功能有机结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回到凯恩斯之前关于商业波动的思潮，而这些思潮在凯恩斯主义霸权时代曾被不明智地压制。
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日渐严厉的批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凯恩斯主义观点在六十年代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界，而且体现在政府政策制定部门。
在经济计量模型的帮助下，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在推动持续繁6
荣方面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胜利，但关于凯恩斯主义根基的稳健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术争论。
随着公共政策引起的严重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并没有阻止这些问题，甚至有人怀疑正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引发了这些问题），争论越来越激烈，甚至一些激进的观点也开始得到了同情。
这就是在美国以及许多其它发达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它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
在几十年相对稳定的价格之后，同时也是在凯恩斯主义关于需求管理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不久之后，持续通胀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的出现，突显了过度简化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在应用于实际政策分析时的严重不足。
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相对忽略了需求刺激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凯恩斯在《通论》中的一个重要创新是：
通过令工资和价格保持不变、而非逐渐调整以实现市场出清，能够对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得出一系列有用的结论。
不过，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模型，抽掉了工资和价格调整机制，从而也就假设掉了过度总需求刺激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
当然，即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决策者之间的讨论也要比那些教科书中的简单模型更为复杂。
不过，凯恩斯主义政策制定者认为，只要产出仍然“低于潜在水平”，那么需求刺激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于是投入大量精力，对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进行定量估计，并以之作为判断何种程度的进一步需求刺激才最为合适的依据。
回过头从现在看，那些估计在许多年份都是系统性地过度乐观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
由于他们认为经济比实际更差（即使通胀已经加速），故七十年代大部分时期的政策，令经济趋向于偏通货膨胀型。
这些错误，在多大程度上应归结为凯恩斯主义概念性框架的缺陷，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政治机会主义等对这些理论的误读？
在很大的程度上，错误判断源于经济本身的变化，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失效。
例如，“自然”失业率，即劳动市场上不会引发通胀性工资需求的失业率，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相对于十几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是因为劳动力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近来的经验看，这就使得基于失业率对过剩产能的估计，过度乐观。
与此同时，人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了显著的下降，其原因至今仍不是很清楚；
这同样导致了对经济生产能力的过度高估。
这类数量化准则在不同时间不稳定的事实，并不一定能证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目标或凯恩斯主义背后的基本概念性框架是错误的。
不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于数量化模型能够对总体经济绩效进行精确管理的乐观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被浇了一些冷水。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对利用这类模型执行稳定政策产生了质疑。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难以很好度量的事实，强化了人们应该更加关注长期价格稳定、并以之作为政策目标的看法：
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原则上同样重要，而且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
不过，政策目标上的这一变化，就要求如下类型的经济模型：
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模型所忽略的特征，即使不是完全抽取出来，亦应给予高度的关注，7
更为重要的是，新框架必须阐明宏观经济政策与该政策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最终变化之间的联系。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久就揭示了凯恩斯主义模型在其它方面的缺点，譬如忽略预期的内生性、忽略供给成本的决定等等。
上述问题以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概念性问题，推动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批评，这些批评常被描述为“革命”或“反革命”。
五、货币主义（Monetarism）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第一个重大批评是“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包括米尔顿·
弗里德曼、卡尔·
布伦纳（Brunner）、阿兰·
梅特茨（Meltzer）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同事们，他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声名鹊起。
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最为著名的批评包括：
相对忽视作为经济中总支出决定因素的货币供给的波动，过于强调支出波动的其它来源，以及过于相信财政政策的作用等。
否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重大原则。
不过，凯恩斯认为，货币刺激对于摆脱萧条帮助不大；
而一些更为教条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试图将此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而不是萧条时期的特殊情况（在政府债券利率已经很低的情况下，银行不愿意放贷的原因，同银行准备金不足无关）。
多数人同意，货币政策原则上能够影响总需求，但由于经济计量估计发现利率和总支出之间的统计关系不显著，即效果较弱，故觉得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重要。
与之不同，货币主义坚持认为，货币中性这一古典性质至少在长期是成立的，这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将最终导致价格的同比例上升。
价格的这种上升，只能通过名义总支出的增加来实现，从而货币供给的增加必定增加支出——即使我们难以探明其中的确切机制。
货币主义还为此提供了它们的统计证据：
货币供给波动同支出量有关，故认为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货币比其它因素更重要的看法。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货币主义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仅仅强调政府政策的短期影响。
正如凯恩斯之前的多数思想一样，货币主义非常强调政策的最终影响（即当工资和价格调整到均衡水平时的情形），并且不否认这种最终影响同调整过程中的情形有所不同。
货币主义对长期的强调，并不是认为：
经济理论对最终发生什么，能够比经过怎样的调整过程，做出更清晰的说明。
货币主义对长期的关注，意味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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