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给全国中学历史教师的演讲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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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
（2011年10月15日上午；
地点：
大连红旗中学）
很高兴来到大连与大家交流。
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绍，有没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思维？
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我愿意将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交谈。
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原因在哪里？
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哲学内容。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
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
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
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
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
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
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
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
这是什么精神呢？
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个结论。
这是一种思维方法。
苏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个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在东方，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
但是后来，它与贸易、工商帝国、市场经济结合，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文化。
人类的现代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源头在批判与怀疑。
所以学习方法、思维方法非常重要。
当我上课的时候，对我的学生一定讲一个故事。
我五十年代在复旦念研究生，那时大家头脑很热，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那时念书，早上等在图书馆门口进去，关门才离开。
有一次我的导师从北京开知识分子会议回来，向我们研究生讲了一个事：
于光远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做科学哲学的，那时叫自然辩证法。
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
他说对一切事情没有疑问的话，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东西，只有疑问才能得到知识。
这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
所以我一再和学生说，治学的起点在哪里？
就是好奇和疑问。
如果离开这条，就没有治学，也没有历史教学。
回过头来说，历史教学应该怎样？
你们是全国30万历史教师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学科的教师都能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启示：
要把批判、怀疑、好奇的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思想活动的起点。
不一定做学者，做其它事也一样。
乔布斯没有成为一个学者，但他在商业领域有这么大的创造，就是由于怀疑和批判。
我想历史教学也应该这样，教会学生们方法，让他们以后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这样去看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就有个大问题：
太小看青少年儿童了。
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
那些儿童文学，很多都是很肤浅的。
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小时候读意大利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觉得那个故事有什么好？
太简单了。
其实很多童话都是幼儿园时候听的，一进入小学，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满意这些读物。
他们想读的都是大人读什么、父母读什么，偷偷拿来看。
我过去很不喜欢读《红楼梦》，感觉很婆妈，很繁琐，看几次都丢下来，看不完，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号召要批判《红楼梦》才把它看完。
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带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说自己看《红楼梦》，看了五遍。
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看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不是个例外？
不是。
我一个小孙子念小学的时候，有个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给他买了几十本书，除其中的《牛津儿童百科全书》外，其他的一个暑假都看完了。
林达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绍美国法治精神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
就是说，不要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
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也提倡“书香校园”，一个星期要求看一本书。
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
所有在大学工作过的，或者在大学做过领导工作的都知道，要让年青教师成长起来，方式之一是组织讨论班。
让他们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然后自由讨论，甚至激烈争论，这是最好的成长方法。
我们的教师完全有条件做到这条，为什么不这样做？
对国家长远负责，对年轻人的长远负责，就要教会他们合适的方法。
这面临一个障碍，高考怎么办？
非常简单，只要是动脑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个把星期背一下结论，就行了。
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学生，只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得扎实，文字表达、理解能力好，逻辑思维清晰，记忆力正常，记住那个结论还不简单？
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另外还有别的观点，就教他们考试的时候按照教科书观点去答，就行了。
而且了解多种观点，会记得更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发表了十多篇东西。
十几万字当中，有三篇最值得读读：
一篇是《袁世凯与国民党：
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两万四千多字；
第二篇是《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一万多字；
还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问》。
这几篇，要讨论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问题，论证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
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
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应该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再者，为什么革命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我在问答中谈到四个问题。
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胜利果实是什么？
两个胜利果实，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
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
那时同盟会里有个很极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权报》的负责人，写文章说：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总统、总理、社会名流都要杀，袁世凯也没有下令跨省追捕。
这证明言论很自由。
言论自由后来为什么被摧毁？
乱。
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夺权思想；
其次才是其他军阀的混战。
而且国民党不走靠选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战争，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建立起党国体制为止；
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是制度？
制度是规则，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强制执行的规则。
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
假如你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就会想，辛亥革命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要巩固下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
我过去也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
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
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跨台了。
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间有张作霖自称大元帅的军政府，很快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取代了。
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党国体制；
后来在台湾才慢慢恢复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
辛亥革命失败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为标志。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同不同意都请看看我的三篇东西，不同意就写文章批判。
辩论当中我们的认识就会提高。
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学历史的话，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呢？
不可能。
第三，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关于晚清历史，20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变局》，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对晚清历史有全新的解释。
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无所谓，能引发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书上讲过的这里不讲了，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
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国历史？
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
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
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
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
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
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
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
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
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
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
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
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
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
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
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
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
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
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
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
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
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
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
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
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
实际情况怎样？
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
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
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
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
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
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
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
结果是谁收回的？
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
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
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
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
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
这些例子很多。
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
为什么开这个会？
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
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
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
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
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
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
中国没有，承认吗？
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
怎么办？
学吧。
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
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
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
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
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
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
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
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
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
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
惨吗？
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
“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
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
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
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
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
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
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
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
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
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
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
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
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
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
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
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
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
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
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
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
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
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
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
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
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
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但还是战争不断。
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
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
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
38年的混乱，400万英国人死去20万。
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
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
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
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
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
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
都要经过这一段的。
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
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
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
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
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
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
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
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
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
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
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
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
为什么撤呢？
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
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
乱就乱在这里！
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
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第四，怎么看孙中山？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
我对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
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
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
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
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
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
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
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
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
这个说法很勉强。
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
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
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
现在如果有个年轻人上书要求出国考察，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理你呢？
这还是小事。
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
他发动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
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
这个问题今天不讲，看看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
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
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
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
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
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
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钧到案说明情况。
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
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
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
这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
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
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
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
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
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
现在的问题，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
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
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
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竹升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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