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贸易与西非依附性的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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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贸易与西非依附性的形成
奴隶贸易与西非依附性的形成
摘要：
奴隶贸易中断了西非独立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西非与欧洲之间的权力关系，西非从一个平等的伙伴沦落为欧洲强国的附庸。
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心理方面，西非都受到了欧洲的影响、控制和支配，形成了强烈的对外依附性。
这种依附性在奴隶贸易结束后仍然继续存在，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奴隶贸易导致了西非依附性的形成，也是今日西非依附性发展的源头。
关键词：
奴隶贸易西非依附性权力关系
奴隶贸易始于15世纪中期，结束于19世纪末，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时间。
第一阶段是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
1442年，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将其在非洲劫掠的第一批黑人带回里斯本出售，标志着奴隶贸易的开始。
在此后一百多年中，奴隶贸易主要由葡萄牙垄断，贩奴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非的上几内亚沿海和刚果安哥拉地区，由于需求不高，这一时期贩卖非洲奴隶的数量相对有限。
第二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是奴隶贸易的繁荣时期。
在此期间，欧洲各国相继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殖民地建立了大量的种植园以生产甘蔗、咖啡等经济作物，同时开发美洲各地的矿井，这使得对于非洲奴隶的需求激增，进而导致奴隶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在18世纪末达到顶峰。
这一时期奴隶贸易主要集中于几内亚湾的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
第三阶段从19世纪初持续到该世纪末，是非法走私奴隶贸易的时期，也是奴隶贸易从繁荣走向衰落的时期。
这一时期贩卖奴隶的地区涵盖了非洲东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
1807年，英国宣布禁止奴隶贸易，此后欧美各国相继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
1890年，各国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正式签署了反对奴隶贸易的决议书，标志着持续了四个多世纪的奴隶贸易的终结。
奴隶贸易持续了四个多世纪，对于非洲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非洲历史的进程，成为塑造今日非洲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
那么，奴隶贸易究竟对非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这一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奴隶贸易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和频繁的战争；第二，奴隶贸易使非洲一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第三，奴隶贸易的发展导致了对待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
在前人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依附性这一视角，以奴隶贸易的重灾区——西非沿海地区作为考察对象，对奴隶贸易对西非诸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新的阐释，并试图说明奴隶贸易正是当今西非地区依附性的源头。
一
传统上，依附性是一个经济概念。
根据多斯桑托斯在其依附理论中的定义：
“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
”国内学者对于西非（非洲）依附性发展的研究中，主要涉及殖民地的依附经济结构等经济方面的依附，也就是从传统的依附性概念出发进行研究。
而我认为，依附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反映。
权力的目的在于建立并保持对他人的控制，权力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在各个方面——从有形的暴力到最微妙的心理关系——都受到强势一方的控制和支配，形成对后者的依附。
因此，依附性可以理解为，权力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在强势权力的影响下，使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对方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控制与支配，并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
所以，依附性代表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它不仅涉及经济方面，而且涉及政治、军事和心理等各个方面。
西非沿海地区是最早与欧洲诸国接触和交往的地区，也是最主要的奴隶贸易地区，受奴隶贸易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整个黑非洲具有代表性。
15世纪欧洲人到达西非以前，西非地区的发展由于跨撒哈拉贸易的繁荣而受到了北非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内陆的古加纳、马里、桑海三大帝国，还是近海的奥约、贝宁等森林王国，都有其自身坚实的内在根基，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独立向前发展，其发展主要依靠内在力量，并不依附于外界。
贝宁王国更是因其出色的政府组织、辉煌的艺术成就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而闻名于世，成为不受外来影响的纯粹非洲国家的最好范例之一。
（ThekingdomofBeninstandsoutasoneofthefinestexamplesofpurelyAfricanstatecraftunaidedbyforeigninfluence.）在欧非交往的初期，双方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即使在奴隶贸易的过程中，双方也基本是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进行交往的，正如戴维逊所说，“一五五零年左右至一八五零年之间几内亚海岸的历史日益不断地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国际合作史”。
然而，奴隶贸易的开始，逐渐改变了欧非双方的权力均势，使西非在不知不觉中从平等交往的伙伴沦落为依附欧洲的附庸，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欧洲的影响、控制与支配。
因此，奴隶贸易中断了西非独立发展的进程，使之走上了一条畸形的、依附性极强的发展道路。
奴隶贸易给西非带来的依附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不仅仅有经济上的依附性，还有政治军事的依附性和心理的依附性。
经济上，奴隶贸易使得西非的经济发展受制于欧洲经济发展的需要，变成后者的附庸。
一方面，奴隶贸易对劳动力的掠夺，对和平环境的破坏，以及为了交换奴隶而造成的欧洲廉价工业品的大量涌入，导致了西非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使先前支撑西非经济独立发展的产业基础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并从此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奴隶成为这一时期西非各国最重要几乎也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西非沿海一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体制完全奴隶贸易化，发展出一整套为奴隶贸易服务的政治经济体制，奴隶贸易成为这些部落、城邦和王国维持自身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最可靠保证。
因此，西非国家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奴隶的出口来保持自身的经济地位，可是这种依附性是致命的，因为西非先前的工农业基础已经被奴隶贸易摧毁殆尽，该地区已经不再具有抗击外部经济变化风险的内部经济结构。
事实证明，随着奴隶贸易的禁止和衰落，西非各国大多遭受了沉重的经济打击，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他们不得不完全按照英法等欧洲强国的需要种植某种单一的经济作物或者开发某种矿藏，进一步跌入了依附性发展的深渊。
政治军事方面，奴隶贸易引起的欧洲火器的输入，极大地改变了西非地区的权力均势，成为决定西非各国生死存亡的最关键因素。
在奴隶贸易时期，西非各国军事实力的强弱几乎完全取决于能否大量、及时地获得欧洲人的火器。
按照摩根索的说法，“任何形式的军备，其政治目的都在于，通过使各国意识到使用武力对自己过于危险，从而阻止诉诸武力”。
但是在近代西非地区，这种对于先进军备的渴求和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并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反而大大增加了战争的频度和烈度。
频繁的猎奴战争和王国战争，除了造成不可避免的人道灾难之外，还导致了奥约、贝宁等古老的中央王国的分裂和瓦解，同时也促使达荷美、阿散蒂等一批新兴贩奴王国的兴起。
原有中央王国的瓦解，使西非地区的中央权力衰弱，在与欧洲人的权力对比中更加处于弱势，分裂的小邦比原先的中央王国更加依赖于欧洲。
即使是这一时期兴起的贩奴强国，也没能逃脱对于欧洲火器的强烈依附。
因为，欧洲对于火器技术的垄断使得西非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完全依靠欧洲的火器输入，贩奴强国军事实力的来源和强大的根本被死死地攥在了欧洲人的手中，成为被扼住咽喉的强国。
心理和心态方面，奴隶贸易导致了反黑人种族主义的产生，而这种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使非洲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极大地伤害了非洲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在心理上受到了西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
同时，基督教和西方教育在西非沿海部分地区的传播造就了西非的首批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他们接受了启蒙思想和基督教废奴主义中关于平等的思想，激烈反对种族歧视，认为非洲人有能力治理好自己。
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像西方人一样鄙视非洲文化，认为非洲文化是野蛮和落后的，非洲的发展必须依靠欧洲的文化，在欧洲人的帮助之下，以欧洲的方式进行。
强烈的自尊心和强烈的自卑感并存于西非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中，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正是其心理依附性的体现。
总之，西非经济的奴隶贸易化，西非军事上对于火器的依赖，西非民众和知识分子因为反黑人种族主义和西方教育而产生的自卑感，这一切使得西非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心理等方面都日益受到欧洲强国的影响和控制，产生了对于西方的强烈的依附性，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因此，接下来本文将通过西非地区几个具体的案例分析，从经济、政治军事和心理几个方面探讨奴隶贸易与西非依附性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二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城邦国家的兴起是欧非交往的直接产物。
在四百年的奴隶贸易时期，这些国家从边远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小渔村，一跃发展成为繁荣独立的贸易城邦。
到19世纪奴隶贸易的衰落期，这些国家在经历了经济转型的痛苦和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动荡后，相继沦为欧洲强国的保护国或者殖民地，彻底丧失了自身的独立。
这些城邦国家的发展轨迹集中体现了西非沿海地区经济依附性的形成过程，是西非地区经济依附性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15世纪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居民主要由逃避战乱、饥荒和政治迫害的伊乔族（Ijo）难民构成。
这些内地的逃难者零星地分布在三角洲地带，形成一个个分散而又组织松散的小渔村。
居民们大多以捕鱼为生，同时从事一定的农业活动，生活十分艰辛。
但是，奴隶贸易的开始使这里的形势发生了迅速的改观：
从前的小渔村成为了繁荣的贸易集散地，以前困窘的渔民变成了富有的中间商人，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有效地掠夺奴隶和有力地应对欧洲商人，这些地区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贸易体系，产生了富有活力的政治组织，建立了三角洲地区特有的城邦国家。
这些城邦国家主要包括博尼（Bonny）、新卡拉巴尔（NewCalabar）、老卡拉巴尔（OldCalabar）、华里（Warri）和Brass（Nembe）,虽然具体的政权形式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在这些城邦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三角洲地区所特有的、一些使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新制度。
“家族制”是适应奴隶贸易需要而产生的新制度的典型代表，实际上，这更应该被认为是原有的制度受到奴隶贸易的影响而发生的异化。
三角洲城邦“家族制”的发展是原始的社会组织对于新的经济情况作出反应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Thedevelopmentofhouseroleinthedeltastatesisaninterestingexampleoftheresponseofaprimitivecommunitytoaneweconomicsituation.）每个家族都由其中最有能力的商人统治，而不是先前的长者；这个商人的家人、亲属和他所拥有的全部奴隶都是该家族平等的成员。
家族的统治者由全体家族成员选举产生，家族的所有成员——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有资格继任成为家族的统治者。
关键的决定因素不是成员的血统，而是他们的能力——与欧洲人讨价还价的商业天赋和捕捉黑人同胞的军事才能。
家族制的核心单位是一支由三十个武装精良的自由人或奴隶组成的贸易军队，他们驾驶着武装独木舟到内地掠夺或者购买奴隶，再驾驶着满载奴隶的船只返回沿海与欧洲人交易。
任何一个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武装独木舟军队的商人，都可以独自创立自己统治的家族，这种家族可以被视为最小的家族单位。
一些大家族则拥有许多小的家族分支，拥有几十艘甚至上百艘武装独木舟。
城邦国家可以看做是最大的家族单位，它由许多个大小不一的家族构成，各个家族的首领组成城市会议，从各家族首领中选举出其中最有能力的商人成为国王，在国王的领导下决定国家的贸易和战争政策。
无论是小家族、大家族还是家族的最高形式——城邦，每一级的家族都既是政府组织，又是贸易组织，同时还是军事组织，从而可以高效率地服务于奴隶贸易的需要。
“家族制”选举出最具才能的奴隶贩子作为政治领袖，组建一支装备精良的独木舟军队用来掠夺奴隶，通过向欧洲出售奴隶获得大量财富，它将整个国家带入了奴隶贸易的轨道。
在奴隶贸易繁荣的17、18世纪，“家族制”这一富有创造性的国家体制确实使这些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受了稳定和繁荣，并且给各个国家带来了活力。
正如上面提到的，在博尼（Bonny）、新卡拉巴尔（NewCalabar）和Brass（Nembe）这些伊乔族人的贸易城邦中，家族内的奴隶与自由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地位，奴隶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获得自由，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为家族首领甚至国王。
由于这种平等的待遇和上下流通管道的畅通，“不同的血统被忘怀了，不同的语言被抛弃了，不同事一主的人齐归一主了”，新加入家族的奴隶得以迅速同化和融合，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呈现稳定和繁荣的景象。
如果我们的观察仅仅持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依附并不一定就带来衰败和落后，依附也不必然导致不幸和苦难。
相反，依附性的发展使得一些地方呈现繁荣、迸发活力、带来稳定。
但是，从长期看来，这种依附性的发展并没有维持自身进一步增长的能力，它的经济发展完全受制于另一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19世纪西非地区的历史——无论是三角洲地区的城邦国家还是近海的达荷美王国和阿散蒂王国，甚至更南一些的安哥拉王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种经济依附的致命性。
1807年，英国宣布废除奴隶贸易，并派遣海军巡逻船在西非沿海缉拿贩奴船。
面对这种情况，三角洲城邦的酋长和国王们感到吃惊，但是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这种给他们带来了财富和地位的买卖。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奴隶贸易化，已经驶入奴隶贸易轨道的这艘大船难以在短时间内立刻调转航向，奴隶贸易的惯性让他们不得不继续向前。
因此，在三角洲沿海，英国海军巡逻队最初在尼日尔河各个河口的存在，并没有能够阻止博尼这个主要的奴隶贸易港口与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的奴隶商人交易，其它地区的奴隶贸易也以各种形式继续进行。
（thepresenceofthenavalsquadronatthevariousmouthsoftheNigerdidnotatfirstdeterBonny,whichhadbecometheleadingslavingportonthecoast,fromdealingwithSpaniards,PortugueseandAmericanslavers）但是，随着欧美其它主要国家也宣布禁止奴隶贸易以及英国与这些国家签订了相互检查条约，奴隶贸易的风险和成本都大大提高，使得三角洲城邦面临一场经济上的危机，不得不开始思索新的出路。
这时，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受制于人的可悲境地：
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更确切地说，保持自己的生存，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继续公开进行大规模的奴隶贸易，也不能摆脱欧洲独立发展自身先前的农业和手工业，他们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英国的要求——或者说强迫，从事棕榈油的生产和出口。
这种转变体现在棕榈油的出口量上，英国从西非进口棕榈油的数量1820年为872吨，1830年为10673吨，1840年为15273吨，1850年达21723吨，30年内增长了近25倍。
到了1850年，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棕榈油出口额占到了输往英国的棕榈油总量的61%，成为西非最主要的棕榈油出口区，因此这一带也被称为油河三角洲。
棕榈油将三角洲城邦从废奴造成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但是同时，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对于欧洲经济严重依附的事实，甚至还加强了这种情况，只不过从前是出口奴隶，现在变成了出口棕榈油。
废奴所造成的危机同样发生在几内亚湾的黄金海岸、达荷美王国和非洲西海岸的安哥拉王国。
十九世纪黄金海岸的经济发展，由于受到阿散蒂战争的影响和难于找到一种货物来替代奴隶作为其主要出口商品，因而停滞不前了。
奴隶贸易的废除使得达荷美的经济陷入了困境，它不得不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情况；但是，达荷美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受到了严重摧残，例如，达荷美在16世纪还是向今多哥地区输出粮食的富庶地区，但在19世纪却出现了饥荒。
于是，达荷美国王开始为其经济发展寻找另一个基础，即尝试用奴隶劳动力开发大规模的棕榈油种植园，以满足欧洲对棕榈油的需要，将棕榈油作为奴隶的替代品。
（Itbegantodevelopanalternativebasisforitseconomy.TheDahomeankingsbegantoexperimentwiththecultivationoflargeoilpalmplantationschieflywithslavelabour.）而安哥拉对于奴隶贸易的依附更为严重，在奴隶贸易期间，安哥拉自身的农业、林业和手工业基本消失，连粮食和木材都要从巴西进口。
在安哥拉实际终止奴隶贸易后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一种经济生活能取代原来奴隶贸易的地位，国家经济面临崩溃。
西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因为奴隶贸易而呈现繁荣和某种程度的制度创新，但是在这背后酝酿着依附性的形成和依附性本身具有的致命性，最终导致西非地区陷入了依附性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
正如罗德尼所说，从属与依附性是理解当今非洲不发达的关键，而它的根源要追溯到国际贸易的时代。
（TheelementofsubordinationanddependenceiscrucialtoanunderstandingofAfricanunderdevelopmenttoday,anditsrootsliefarbackintheeraofinternationaltrade.）对于三角洲地区来说，城邦的“家族制”终究是奴隶贸易的产物。
它使城邦原本就不牢固的农业和渔业基本消失或变得无足轻重，奴隶成为其一切财富的来源和权力的基础，也成为唯一可供出口的商品。
它标志着三角洲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彻底奴隶贸易化，并使各国成为名义上享有独立主权而事实上却依附于奴隶贸易的经济附庸，尽管在当时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它的优点和长处在于它适应了奴隶贸易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而它的短处和缺陷也恰恰在于它太适应奴隶贸易的需要了，以至于在新的时代到来时，他们发现自己除了奴隶贸易之外竟然已经一无所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听命于昔日平等伙伴的指令，按照其指示和需要种植某种单一的经济作物，完全受制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
三
奴隶贸易开始后，欧洲火器大量输入西非沿海地区。
一方面，这种情况造成了西非原有的中央王国的分裂。
奥约帝国和贝宁王国的沿海属国独立经营奴隶贸易，买进火器，经济上不再愿意向中央王国纳贡，军事上也不再需要中央王国保护。
正如巴兹尔·戴维逊所评价的，“火器可以加强一个中央政府的力量，但是如果掌握在附庸国家手中，也能导致痛苦的瓦解”。
奴隶贸易中后期，中央王国分离为林立的小国，他们不再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是热衷于互相摧毁（Insteadofunitingagainsttheircommonenemies,theYorubassoughttodestroyoneanother.），不再具有些许挑战欧洲强国的实力。
另一方面，火器的输入促成了一批新兴强国的崛起，相比火器带来的中央王国分裂所造成的权力弱势，黄金海岸强国的兴衰更能够说明西非对于欧洲火器的依赖。
黄金海岸是奴隶贸易的主要地区之一，自从奴隶贸易时期欧洲火器输入伊始，火器就在黄金海岸各民族的兴衰历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起到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就像在西非其它地区一样，火器是黄金海岸诸国军事政治实力的来源，每一个强国的兴起都离不开欧洲火器的支持和他们对于周边民族的武器优势，而他们的衰亡则始于这种优势的丧失。
作为火器的供应者和火器技术的垄断者，欧洲人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对于黄金海岸各国的控制。
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卖给一方武器而不卖给另一方的方式影响黄金海岸各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和政治格局，另一方面，他们自身还掌握着比卖出的武器更为先进的技术作为保留。
作为购买方，黄金海岸各民族则对火器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无论是早期的强国阿克瓦穆和邓克伊拉，还是后来兴起的阿散蒂，都将自身的霸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也就是建立在火器的基础上。
可是，它们的火器供应受到欧洲国家控制，获取的火器又远逊于欧洲国家的最新产品，所以说，它们的霸权建立在对于欧洲火器的依附之上，在军事上受到欧洲的控制。
它们的强大是一种虚幻的强大，它们是被扼住咽喉的强国。
17世纪中期开始，黄金海岸进入了奴隶贸易的繁荣时期，阿克瓦穆王国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
它相继征服了黄金海岸东部沿海的重要港口阿克拉（Accra）、凯塔（Keta）和维达（Whydah），从而控制了沿海的港口和商路，得以直接与欧洲人交易奴隶和火器。
1710年，阿克瓦穆进入全盛时期，它控制了东部长达250英里的海岸及其腹地，疆域面积覆盖了现代加纳的整个东部地区和沃尔特地区的南部，并在1680—173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对于黄金海岸东部奴隶贸易的垄断。
（Theyear1710sawtheAkwamuEmpireatitspeak.Itstretched250milesalongthecoast,fromAgonatoWhydah.Itspreadinland,coveringnearlythewholeofthemodernEasternRegionofGhanaandthesouthernsectionofVoltaRegionaswell）在扩张的过程中，阿克瓦穆不断对周边民族进行征服，使自己的疆域扩大；而扩大的疆域反过来又要求阿克瓦穆进行进一步的战争，从而能够保证获得维护霸权所需的更多的奴隶与火器。
在这样的战争循环中，阿克瓦穆通过对港口的控制保证了自身的火器供应和对于他国的武器优势，也保证了对贸易的垄断和霸权地位。
但是垄断也引起了周边民族的嫉妒和觊觎，尤其是其西北方向兴起的阿基姆王国，一直试图打破这种垄断，推翻阿克瓦穆的霸权。
同时，阿克瓦穆以专制蛮横的方式对待其周边属国，成为了周围所有国家的坏邻居。
（theyhadbeenthoroughlybadneighbourstoallaroundthem.）1730年，阿克瓦穆与周边邻国组成的反阿克瓦穆联盟发生战争，联盟的主要领导者是阿基姆王国。
从战争初期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虽然阿克瓦穆四面受敌，战略态势被动，但是由于其火器装备的优势，军事实力仍强于联盟军队。
战争伊始，阿克拉堡垒的荷兰人出面调停，但是，由于这期间在荷兰堡垒中的一个意外事件，导致了双方的关系破裂，阿克瓦穆王向荷兰宣战。
对于这种情况，荷兰人反应迅速，他们意识到阿克瓦穆的霸权如果进一步扩张将使自己难以在黄金海岸东部立足。
于是，他们不仅向联盟提供了火药、子弹和滑膛枪，还提供了一些小型的加农炮，后者是欧洲人当时通常不会卖给西非国家的较为先进的重武器。
（Theysuppliednotonlypowders,ammunition,andmuskets,butalsosomesmallcannon,totheallies.）荷兰人的武器供应迅速扭转了战场的军事实力对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阿克瓦穆军队的火器优势都瞬间消失，还不得不面对联盟军队重武器的攻击。
因此，战争过程中，曾经不可一世的阿克瓦穆军队节节败退，最终被联盟军队彻底击败。
阿克瓦穆的各个属国纷纷独立或者投向联盟的领导者阿基姆，昔日辉煌一时的阿克瓦穆王国迅速土崩瓦解，沦为地区小国。
在黄金海岸西部，邓克伊拉王国从17世纪中期崛起成为强有力的军事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征服战争将周边民族纳为属国，并且控制了海岸角（CapeCoast）和埃尔米纳（Elmina）这两个重要港口，形成了对于西部海岸奴隶贸易的垄断，其强大可与东部的阿克瓦穆相比。
此后两个世纪称霸黄金海岸的阿散蒂王国在17世纪中后期仍然还是邓克伊拉的附属国，需要向后者称臣纳贡。
但是此时，在奥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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