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发展状况.docx
《中小企业发展状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小企业发展状况.docx（3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小企业发展状况
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9%,4成或将停产或倒闭
近几个月，关于中小企业的坏消息纷至沓来：
广州的服装厂因订单锐减大面积停工；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3家企业因老板出逃或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根据国家工信部日前出台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
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人工涨、汇率涨、原材料价涨；用工荒、用电荒、资金短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危机，正在向中小企业逼近。
日前，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用“危在旦夕”来形容现时中小企业的现状，他认为，“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全哲洙预测：
估计8月份左右就有一批企业开始死去。
发改委2008年的资料显示，在中国中小企业有4200万户，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
其生产总值占全国总产值的60%；上缴税收总数额占全国总税收的50%；全国65%的发明专利和80%的新产品都是由中小企业所研发的。
因此，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绝非小事。
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中小企业被迫倒闭；经过近3年的复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逐渐好转，当下，经济基本面也并没有发生拐点性的波动，而中小企业的处境却似乎“比2008年还要艰难”，为什么？
显然，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客观上还成了我们寻找经济问题成因的“替罪羊”。
而今年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严峻生存状况，更多的是经济体自身内在的原因，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的综合产物。
它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应该使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思考这样的问题：
它们陷入困境，是哪些体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
这次危机，也应该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破除制度和政策上的“内部人待遇”和“外部人待遇”区隔的重要契机。
归根到底，政府应该尊重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好公平的游戏规则，提供完善的体制保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中小企业沉浮30年
文|本刊记者|石 勇
从表象上看非常奇怪：
即使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中小企业仍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近段时间，央行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恰恰此时媒体报道浙江温州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效应。
中国银监会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则否认温州中小企业存在“倒闭潮”，但承认其生存确有困难。
事实上，不仅温州，说长三角、珠三角等广大经济区域的中小企业，在今天多已陷入生存困境，并无夸张渲染之处。
而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所催生的“倒闭潮”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外部人待遇”，以及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和集中引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企业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
在中国，“中小企业”这个概念，远比其看上去复杂，并非人员、资产和经营规模等指标所能完全界定。
这是一个不停地运动的概念，它的变迁，反映的也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
反过来，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小企业的生死。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中小企业，以及国有、民营的大企业所置身的市场环境，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并非独立于权力，而是权力主导构造，并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努力去控制的一个场域。
把市场置于权力的操控之下，从逻辑上，这意味着权力想让哪个行业赚得多，哪个行业就会赚得多，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而权力想让哪些企业死，它们就很难活下去，比如“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这一逻辑强大到这种程度，就全国范围而言，甚至哪个地区先发展，哪个地区后发展也取决于这一逻辑。
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从来不会在短时期内形成。
中国也的确不太可能在短短的30年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
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在民间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博弈层面，需要一种自发演进，而在秩序层面，则需要国家提供体制性的基础条件。
后者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像变魔法一样，企图呼唤出一个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是把国家和市场分开，而是直接以市场而非市场的收益来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因此，权力习惯于对市场发号施令，其资源的配置，通过内部条子、制度性的安排、政策性的倾斜等等，都能操控市场中的企业的命运，进而实现对市场的掌控。
这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时时陷入尴尬，“权力市场经济”的身影忽隐忽现。
这也导致企业所要面对的，除了市场本身的风险，还有来自权力意志的风险。
换言之，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中，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不可避免地被预设为国家主义的工具。
中小企业的命运变迁
作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一种伟大的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生产力”不能论证制度合法性的一种焦虑。
它与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的民间在改变贫穷的渴望上不谋而合。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饱受压抑的民间创富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
在这一时期，中小企业，其概念的外延主要是乡镇企业和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充满活力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它拥有两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
其一是市场需求，特别是国内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巨大；其二是国家，尤其是对本地财政极为敏感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
可以说，以1992年为界，当时中小企业的创富功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完全契合。
这是中小企业的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这样的“关键词”，通不过仍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检验，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身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
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很多企业都戴上了“集体企业”这样的合法性帽子，以寻求庇护。
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埋下伏笔。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分税制改革确立，改革也完全转向城市，深入到国有企业后，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突然间都失去了对权力的吸引力。
在权力的庇护撤去和“改制”热潮的夹击中，它们在一夜之间，似乎都神秘地消失了。
1994年后，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而在这个时候，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已经大大不同。
比之80年代，外需最醒目地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强大杠杆；分税制和GDP主义的登场，则鼓励权力更深地介入经济市场，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这是比80年代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由于产值在GDP主义中完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它和政府有了利益上的共同语言。
民营中小企业继续得到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的阳光雨露，甚至，在劳资矛盾中，它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
靠压低劳动力成本而生存发展的“路径依赖”稳固地形成。
而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来说，已经面临大限。
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势必把被认为效率不高、成为一个包袱的它们逐出体制；官商对于国有资产的渴望也使“改制”运动疾速推进。
到2005年左右，中国新的经济结构已经成型。
“放小”使国有中小企业大多消失，包袱卸去；而“抓大”则成全了央企、垄断国企的霸主地位。
这个时候，“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基本上成为民营企业的代名词。
这一新的经济结构体现为一种二元经济结构：
一“元”是巨无霸似的央企和国企，它们拥有庞大的市场和体制资源，获得权力的直接庇护，享受“内部人待遇”，能够攫取巨大的“市场收益”；另一“元”则是占企业总数99%的民企，它们一方面承担繁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在资金和政策优惠上边缘化，在产业链中位于低端，更多地是一种“血汗经济”。
这一二元经济结构宣告：
离权力越远的企业，越不能活得很好；而离地方政府利益越远的行业，越是赚不了钱。
而做实体的中小企业，恰恰符合这两个特征。
从1978年一路走来，中小企业走过乡镇企业的阶段，躲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风险，失去国有中小企业的缓冲，除了已经做大做强而“华丽转身”的以外，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面对已经改变了的现实：
整个社会的投机行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新一代劳工对权益的诉求。
这已经是危机重重。
在政府的执政理念、社会管理理念、经济增长方式、政绩考核方式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亟待蜕变。
终结“外部人待遇”
困境之中，“拯救中小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尤其是政府的责任。
道理简单不过，中小企业垮掉，或在结构性收益有利于垄断国企，有利于投机的情况下不做实体而加入炒房、炒股、炒中药材、炒食品的大军，无论是所催生的庞大失业率，还是加速物价上涨、加剧整个经济的泡沫化，都会是一个噩梦。
有一串数据被一再重复：
在中国，中小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附加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纳税额则达到国家税收总额的50%。
警示性的信息清楚不过——中小企业的每一次危机，无异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痉挛，它的灾难超越经济主体的自生自灭范畴，而会引发社会灾难。
不仅中小企业，整个社会，就公共利益而言，都需要政府出手。
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复杂性，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恐怕还很遥远，但的确，在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劳工权益的觉醒，总体上已经对“血汗工厂”的模式说“不”。
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工成本上升导致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只是一种描述，乃是以过去的“血汗经济”是合理的，并且应该继续下去作为背景预设，但这种恍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生存模式，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保证工人的权益是企业继续生存和整个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
政府有义务对企业减税来抵消、补偿其中的企业成本。
而税负沉重本身，也是造成企业生存困境的因素之一，更必须行动了。
从深层次上来说，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应该使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思考这样的问题：
它们陷入困境，是哪些体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
市场经济，要求破除制度和政策上的“内部人待遇”和“外部人待遇”区隔。
它也要求政府尊重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好公平的游戏规则，提供完善的体制保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被夸大的危机？
大约一季度末开始，温州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与近年来外界对温州关注的目光类似，这次也是“偏负面”。
4月下旬，差不多是同一天，江南皮革和波特曼餐饮两家温州企业负责人失踪，另一家电缆企业三旗集团倒闭。
这3家企业前仆后继倒下引起媒体注意，一时间，“温州经济出大事”、“温州中小企业扎堆倒闭”等说法不胫而走。
资金链断裂是企业倒闭的共同表征，这次也不例外，而其诱因被认为是收紧流动性导致融资难。
官方的动作似乎也在印证这些判断。
5月4日，工信部发布通知，要求各省区市主管部门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15日之前，将调查报告报送到工信部。
此次调查，涉及中小企业资金缺口、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小企业户数等16项内容。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困境已引起全国工商联的高度关注，之前他们耗时两个多月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6个省进行系统调研。
其结果被媒体描述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
据悉，这份调研报告将递交国务院。
有媒体报道指出，在成本上升等压力下，如今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一些中小企业已出现半停工、停工状态。
浙江当地的《今日早报》采访了上文涉及的几家温州问题企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他们所揭示的真相为：
江南皮革是老板赌博导致债台高筑而致走投无路扔下公司外逃；波特曼餐饮连锁经营不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旗集团过度多元化扩张，早在2008年问题就陆续暴露。
以三旗集团为被告的15份起诉书，立案时间集中在2009年底到2010年7月，而非今年之后。
温州全市今年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全市在册私营企业7.32万户），同比还少伤亡近1/6。
参照历年平均值，每年也有5%至10%的企业出现“关停并转”（表现为“注销户数”）。
所以应该说温州并没有出现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也不应简单地推导出温州经济出现危机的结论。
而本人近期在温州、金华、绍兴、湖州等地的调研发现另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各地一季度或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数据显示，尽管存在几乎所有生产要素全线上涨的情形，但各地均出现利润增幅大于销售额增长的情况，无一例外。
以义乌所在的金华市为例，利润增幅达到52%。
企业经营真相如何，是媒体误读夸大？
还是危机前的回光返照？
为什么风声鹤唳？
客观地说，即将过去的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拐点性的波动，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基本状况总体正常，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的情形并没有出现。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过度反应呢？
其一，今年宏观经济红灯闪闪，心态更加脆弱，加重了悲观和看空氛围和预期。
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现在的景况类似于股市的阴跌。
全球金融危机就像暴风雨，既然是暴风骤雨，就会有停下来的时候，所以大家心里有底。
而且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客观上还成了我们的“替罪羊”。
“替罪羊”除了给我们台阶和面子，还有一个好处是不至于让我们太悲观泄气。
但今年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严峻生存状况，更多的是经济体自身内在的原因，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
而今年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通胀形势，成为笼罩宏观经济的阴云。
阴雨绵绵的气候比暴风雨更容易让人失去信心，特别是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和越来越紧的银根，加剧了悲观预期。
媒体传出“现在比2008年更艰难”的说法，质疑者少，共鸣者多，因为很多人“感觉”确实如此。
其二，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更加恶劣，苦乐不均更趋严重。
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企、大型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不缺钱。
获得资源的渠道和成本较低，所以并没有日子难过的感觉。
而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以及负债率本来就偏高的大型企业，资金链长期超负荷运行。
流动性稍一收缩，现金流窘迫问题立刻出现。
上文提到的浙江大多数地市今年一季度或1~4月份普遍出现利润增幅大于销售额增幅的情况，就是因为其调查对象限于规模以上企业。
“规上”企业的好日子掩盖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小企业的困境。
使得苦乐不均现象更加严重，也增加了调控和协调发展的难度。
其三，政府和企业的进步都不大：
企业不争气，政府不像话；企业的体质没有变强，该死的企业没有死成。
由于持续多年的房地产暴力和创投业“N10倍神话”（股权投资上市往往意味着数十倍的回报）的激励，资金热钱化快钱化不仅趋势未改，而且愈演愈烈，完全不受诱惑的企业不多。
去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将近一半的制造业企业，无一例外地涉足了房地产开发。
而制造业开发房地产更具“优势和积极性”，可以将既有的公司业务作为融资平台，因为房地产业务的银行贷款比较敏感，政策调控波动大，以实体产业贷款比较方便。
如果扣除这部分“马甲资金”，有2/3以上的民间资金溢出成为游资在赚快钱。
热衷于赚快钱，使得企业家实业精神流失，实体产业空心化和资产泡沫化情形越发严重。
其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体质和企业家的斗志，抗风险意愿和能力减退。
经济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过敏。
从实体产业溢出的热钱成为投机性较强的游资。
浙江的存贷款比例占全国1/10，但是非法融资、民间融资在全国的占比也是1/10以上。
去年非法融资的案发率居全国第一位，占了全国的12.3%。
在追逐高回报的过程中，既伤害了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而放贷者的资金的风险也被放大了。
与企业不争气相对应的是政府的“不像话”，其典型就是刚刚实施一周年的“新非公36条”。
“新非公36条”实施一周年，效果令人失望。
“一年以来，一些中央部门没有任何动静，有些部门政策甚至与‘新非公36条’相矛盾。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直言。
他曾参与“新非公36条”起草，并任文件起草工作组副组长。
“新非公36条”出台之初曾被寄予期待，推进“新非公36条”实施，中央政府的态度明确而积极。
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兼并重组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
但具体执行的政府部门和主要的垄断行业态度消极。
一年来，只有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不多的省份制定了实施细则。
一些政府部门宁愿积极主动支持国有投资，而有意无意地限制民间投资。
从行业来看，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并没有进展。
相反，来自旧有经济部门的垄断却有强化趋势。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
明朝庞大的文官势力集团，能够将皇帝的权威消解得无影无踪，最后还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
与这个逻辑类似，既得利益集团娴熟地运用多种方法，将中央政策的权威大打折扣。
即使政策最后不了了之，甚至都不知道该责罚谁。
这种手段是多方面的。
比如，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客观上限制民间投资，排挤民营企业。
而其理由，可以冠冕堂皇甚至上纲上线，让人无可辩驳。
在一些重要领域，既得利益者阻碍民资新政执行。
比如，“新非公36条”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但目前金融机构仍执行2008年的规定，即村镇银行发起必须由商业银行作为控股股东。
未来不确定性在增加
对民营企业生存现状的判断也许不同人士存在分歧，但对未来的判断却共识甚高：
即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目前，经济环境可以概括为“三荒两高”：
即“钱荒、电荒、人荒（用工荒）”与“高成本、高税负”。
还有的更进一步扩展为“五荒”——“钱荒、电荒、人荒”，还有“地荒和水荒”。
资源短缺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自然就是成本的高企。
不管是“三荒”还是“五荒”，集中在一起就是“六碰头”、“七碰头”——各种不利因素交织。
包括资金、汇率、限电、用工、工资收入、原材料价格等问题。
用工难，已经到了很多岗位工资任由用工者自己报价，还是招不到合适的人。
浙江的用电占全国1/10，约为400万千瓦小时，目前有些企业一周停工4天，开工3天。
而在浙江，1度工业用电可以产生2.1元利税，实现1.25元的利润。
高通胀、紧缩流动性、资源能源短缺，这三大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而走到深水区的宏观经济两难处境越发突出，需要决策者更高的智慧和勇气，需要企业家保持企业家精神，需要社会更持久的理性。
近日，浙江钢构董事长卢立强溺亡，随后曝光其死因是深陷高利贷困境，资金链断裂，而曾经的包头首富也是为此因由自杀。
这两个极端事件并非偶然，并非个案，它折射出当前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金融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
人们肯定要质问：
为什么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包括上千万勤劳奋斗的中小企业家，都会被逼向高利贷市场，我们这么多商业银行都干什么去了？
宏观调控转向的牺牲品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曾经于1992~1996年从事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前身）贷款管理工作，深知每一次政策转向、货币紧缩，最先受冲击的一定是乡镇企业，尤其是以乡镇企业家个人为大股东的中小企业。
而中国的政策恰恰如翻烙饼，一会鼓劲，一会撤火；一会说要农业机械化，一会又说机械化步伐太快了；一会说支持乡镇企业，一会又说国有企业是被乡镇企业挤垮的；更要命的是货币政策，永远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而这种政策的翻烙饼对乡镇企业的伤害极大。
由于我当时管理的是总行级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层次高，抗打击能力稍微强一些。
但从1991年乡镇企业开始萌芽，到1996年大批乡镇企业倒闭的5年多时间内，我经手的贷款大约有1/3形成坏账，同期各省市的乡镇企业的坏账比例有的高达60%。
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银行腐败案件都与乡镇企业贷款相关，乡镇企业为取得贷款而向银行贷款管理者行贿，大约有上万个银行管理人因为受贿而出事，有的甚至被判死刑。
当大量坏账和大量犯罪联系在一起时，这类贷款不但成为银行业最严重的风险区，也是后来制度设计最严控的高危区。
从此以后，中小企业贷款难就被年年喊，但年年解决不了。
实际上，当时乡镇企业贷款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多的坏账，与政策突变相关。
从2005年开始，为了将大批临近死亡边缘的国有企业“挽救”回来，政府实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各大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开始敞开供应，不计风险低利率供应，而对乡镇企业贷款则全部掐断，除了少数已经长大成为超大型企业的乡镇企业。
自从乡镇企业这个名词“被消失”之后，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有了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将中小企业贷款列为高风险贷款，不仅发放条件越来越严，而且实行风险管理“终身制”，“连坐制”，一笔中小企业贷款成为坏账，责任人管理者好几个人都被安排“下岗催收”，停发奖金，甚至退休后也要追究责任。
这种规定合理吗？
若询问100个银行业高管，99个都会告诉你，合理。
为什么？
不仅是责任追究太严厉的问题，而是太容易被追究责任的问题，所以没有了内外勾结，也就没有了中小企业贷款。
更多人会告诉我，即使没有内外勾结，出事的概率也太大了。
统计学告诉我：
当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剧烈突然的变化时，什么企业抗打击能力强呢，什么企业的资金链最容易断裂呢？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融资渠道宽广，管理水平高，政府扶持力度强，除非发生大面积系统性风险，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死——死了也与贷款管理者无关。
而中小企业则完全相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弄潮儿”，成长性确实有，水平低则是一大批，不仅正常死亡经常发生，且一旦遇到宏观调控，由于库存压力等正常原因而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国有企业。
由于中小企业最容易成为宏观调控的牺牲品，而中国的宏观调控又经常发生，更何况中小企业一大批，放贷失误的概率远远超过国有企业，谁敢轻易碰这个“高压线”，谁愿意冒这个风险？
2011年的新形势
2010年上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从房地产市场很快蔓延到整个实体经济，至2011年5月，经济增速连续下滑，企业成本负担越来越大，而在不断加大的成本中，资金成本上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最近到浙江、江苏、山东等地调查，与很多企业家和地方领导交谈，深刻地感觉到：
浙江、江苏等中小企业最发达地区（更不要说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企业当前都在“过冬”，所谓“大批死亡”的报道也许有吸引眼球之嫌，但“关门大吉”的却随处可见，即使是仍在坚持生产的企业，也将生产规模压缩至极限，非常多的企业靠高利贷生存。
它们在等，更是在赌宏观经济环境会在下半年好转。
很明显，如果宏观调控力度不做微调，指向不做改变，不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特殊政策，很多中小企业熬不过四季度。
现在很多媒体和官方调查机构都承认：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大了企业资金压力，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加大（6月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发布《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
其实，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是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它们也很难得到贷款。
过去，没有商业银行眷顾的大批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能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仰赖的是“大环境”长期相对宽松。
当经济发展迅猛时，很多中小企业很容易吃到国有大型企业的“剩饭”——它们可以靠大企业或国外订单取得预付款，还可以办理票据贴现，更多的时候是靠民间借贷融资——通过极低的市场经营成本消化较高的资金成本。
但当大环境趋紧时，一切都变了。
银行的同行告诉我：
在严厉的宏观调控背景下，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靠垄断生存，房地产企业可以靠存款、存货以及高利贷生存，唯有中小企业最先倒下，因为它们大都属于产业链最低端，平常就靠“残羹剩饭”活着，现在，大型企业资金都紧，房地产企业又处于自保的关键时刻，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在上涨，“残羹剩饭”越来越少，即使有一点点，也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