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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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

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

第一节、秦代散文

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然而其过于严酷的文化专制致使秦代文学凋敝。

加之秦代历史短暂，今仅可见吕不韦门客合著的《吕氏春秋》、李斯的奏议以及少量石刻文。

一、秦世不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有天下，立为皇帝”（《琅琊石刻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始定刑名,显陈旧章”（《会稽石刻文》），修订《秦律》，颁行全国；“并一海内，以为郡县”（《琅琊石刻文》），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皆遵度轨”（《会稽石刻文》），全国统一度量衡，通行秦国半两钱，并治驰道，使车同轨；“同书文字”（《琅琊石刻文》），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改大篆成为小篆书体，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这些措施对历史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秦自来以名法治国，认为“儒以文乱法”（《韩非子》），贬斥文学之士。

加之天下甫定，秦益加防范“私学而相与非法教”可能带来的隐患，实行严酷的文化制度，来控制民众思想，消灭一切反秦意识。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在古非今者族；吏见不知举者与同罪。

”（《史记·秦始皇本纪》），次年术士侯生、卢生出逃，秦始皇迁怒诸生，坑杀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

故而“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史记·儒林列传》）

因此，短暂的秦朝文学荒芜，流传至今者只有《吕氏春秋》、李斯文章及少量石刻文，《杂赋》九篇、《仙真人诗》俱已失传。

且石刻文多以四言为句,三言为韵,对后世碑铭多有影响，但内容上以歌功颂德为主，文学价值不高。

故刘勰慨叹“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

二、《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秦统一以前，由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集体编纂的，其编著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为当时秦国正在进行的统一天下的活动作理论上的论证。

因吕不韦以为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故名为《吕氏春秋》。

成书后，吕不韦甚为喜爱，“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此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后又简称为《吕览》，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计二十余万字。

其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炎眇义”（《吕氏春秋集释》），故《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

《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指导思想，体系严密。

十二纪以时间为经，每纪五篇，大体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时序编排；八览以空间为纬，每览八篇，寓意八方、八极、八表；六论则脱胎于人间事象，每论六篇，寓意六亲、六义。

三者按“天、地、人”三才布局，结构完备严谨又和谐整齐。

《吕氏春秋》用事说理，篇幅短小，朴素简练，富有文学的意味。

例如《察今》篇，开篇论说因时代的改变，不可直接效法先王之法；再顺势论说应效法先王立法的根据；而后以“循表夜涉”的故事加以佐证；并一连数个比喻，强调“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

”；最后则以“刻舟求剑”、“引婴投江”两篇寓言说理，生动形象。

又如《骄恣》篇，围绕人君应虚心礼士纳谏，列举晋厉公听胥童谗言杀三郄、魏武侯从李悝之谏、齐宣王听春居劝不为大屋、赵简子沉佞臣鸾徼于河四则故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述。

其说理简劲晓畅，并继承先秦散文善用比喻、寓言说理的特点。

全书共有二百余则寓言，保存了大量先秦的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强烈的文学色彩，对于寓言文学具有极高的意义。

三、《谏逐客书》

李斯是秦代唯一的著名散文家。

李斯原是楚上蔡的小吏，向荀况学成帝王之术后，通过吕不韦西说秦王，成为客卿，后官至秦丞相。

李斯因奏请统一文字，并作字书《仓颉篇》，被称为“小篆之祖”；其石刻文则“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文心雕龙·封禅》）；现存文章有《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等，秦朝建立前的《谏逐客书》为其代表之作。

鲁迅誉为“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韩人郑国意图唆使秦王兴修水渠而被觉察，秦宗室大臣劝言秦王驱逐来秦的客卿。

也在驱逐之列的李斯因而作《谏逐客书》，文章“顺情入机，动言中务”（《文心雕龙·论说》），使秦王取消了逐客令。

文章说理深透，论据有力。

开篇即立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先追溯秦国四位先王——穆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客卿，对秦国雄图霸业做出了历历成就，强调应纳客用士、任人唯贤来强大秦国；再由古及今，列数各类耳目之娱都并非出自秦地，指出对色乐珠玉和卿客人民的区别对待，不是致治之术。

以一系列的事例指出“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的失当；最后重申前文，归论于“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

《谏逐客书》不但在内容，也在艺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成为后代奏疏的典范。

首先，行文曲折多变而层次分明。

首尾两节都利害并举，先从正面论说，进而以反诘和假设推论作结；而中间一节：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则反复议论，先正说秦王器玩车马无一不来自于异国异地，然后反说假使非秦国产出则不用的后果，再以声乐举例，复说秦国之所有及秦国之所无，结构严谨而有波澜。

清人对此段大为赞赏：

“一反一复，一起一伏，略加转换数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无限曲折变态，谁谓文章之妙不在虚字助辞乎！

”（《古文观止》）其次，多用铺陈夸饰、排比对偶，又音节铿锵，使得文章奔放而富于文采。

如上文片段，列数他地各种动人的乐色珠玉，形式整齐，音调谐美，文辞华艳，达到了理足词胜的效果，开散文辞赋化的风气之先，对后代汉的散文和辞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次，善于比喻说理，比喻精警。

如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来比喻“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喻象壮阔，富于气势，说理透彻而不失形象。

第二节、西汉散文

西汉散文以政论文为主要部分以及最高成就。

其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化思想和纵横捭阖的战国文风，而又加以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汉散文。

在西汉初年，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探讨秦朝灭亡的原由，文章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介于景、武帝时期的《淮南子》犹以黄老之学为旨；而随着大一统的格局愈加稳定，儒家思想尤其是今文经学愈加推行，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则依经立说，变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为深广宏富、醇厚典重，董仲舒、刘向等人的说理散文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学的复兴，文章也开始呈现出复古趋势。

这时期的代表则是刘歆等人的作品。

一、西汉早期的政论文

汉王朝建立之后，接受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在恢复分封同姓诸侯制度的同时，推崇黄老之治，轻徭薄役，与民休息。

文景时期，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得以安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文景之治”，这是汉代初年的一个比较繁荣的时代。

而在文学方面，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布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使书籍得以自由流通。

而各地王侯也招收四方游士，促进了汉初思想的自由和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此氛围中，汉初文士秉承战国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事，体现出积极入世的心态，或以史为鉴，探讨秦朝灭亡的缘由，或针砭时事，指出朝廷内外隐忧，其中以贾谊、晁错为代表，文章“激切疏直，尽所欲言……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文学史纲要》），有先秦纵横家之风。

（一）贾谊的政论文

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十二年）。

是西汉初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年十八，即以“能诵诗属书”闻名洛阳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二十余，为博士，迁太中大夫，在礼仪制度、经济政策等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

但因保守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在贬谪中，仍不忘国事，仍多次上疏陈述政事。

谪居三年返京，至梁国封地任梁怀王太傅。

后梁王堕马而死，贾谊深为自责哭泣，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

《新书》大体分为三类：

专题政论文、针对具体问题的奏牍文及杂论，三者集中反应了贾谊的政治主张。

贾谊在《新书》的《过秦论》、《时变》、《大政》等篇中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

（《时变》）

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大政》）

而面对迅速巩固政权、完善封建制度的任务，贾谊又在《藩强》、《五美》、《孽产子》等篇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如要求削弱诸侯和限制豪强商贾的非法活动，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主张更完善地建立适应汉初等级制为中心的封建礼制，以巩固封建统治。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藩强》）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五美》）

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孽产子》）

这些主张适应汉初统一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刘向誉为“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汉书·贾谊传》）

《过秦论》为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也是西汉散文中的名篇。

此文分为上、中、下三篇，按时间顺序，从多方面论述秦灭亡的原因，意在借古喻今，令汉朝统治者以资借鉴。

上篇追述历代秦王得天下的形势，但弱小的陈涉却使秦族灭亡。

以强烈的对比得出秦亡的原因；中篇剖析秦始皇在统一后却不行王道，秦二世也不实行仁政，致使国家倾危；下篇责备子婴处理动乱失当，致使天下沦亡。

结尾点明文章以古为鉴的用意，劝告汉朝取得了政权后，不可施暴政于人民。

三篇循秦朝历史的发展，有力论述秦为政过失，开中国散文中“史论”体裁的先河。

《过秦论》以史立论，通过多方面鲜明的对比，描绘出秦王朝大起大落的形势。

其主要有三处对比：

一是将秦强盛时的天下臣服与秦帝国灭亡时的不堪一击对比。

以递进式笔法写秦历代七百余年的经营，展现其蒸蒸日上的势态，而写秦亡之象则如机发矢直，一触即溃，有意营造一落千丈的跌宕感；二是将秦始皇“传之无穷”的愿望与秦三世而亡的现实对比。

愿望与现实对比，千秋万岁与三世而亡对比；三是将陈胜起义军与六国诸侯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

愈是细说六国公子、谋士、战将、兵力的优秀，愈是与起义军首领、成员、军备的平庸构成反差，突出了秦亡强者而弱者亡秦的现象。

贾谊用秦王朝天翻地覆的形势为自己感情造成巨大的落差，使其飞流直下，气势磅礴。

而在语言上，《过秦论》虽为散文，但具有辞赋特色，铺排渲染，带有浓郁的战国纵横家之风。

例如：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

意思有类同处，但连用多句铺排。

通过铺张扬厉的句式和华丽的辞藻，《过秦论》在语言上也体现了恢弘的气势和激昂的情感，所谓“玮丽之辞，瑰放之气，挥斥而出之而沛然其有余。

惟盛汉之文，乃有此耳。

”（《两汉文举要》）

（二）晁错的政论文

晁错约生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卒于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

他是文景二朝间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

文帝时官太常掌故、博士、太子家令，迁至中大夫。

在政治、农政、兵防等方面向文帝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

景帝初，任内史，迁至御史大夫。

他在政治上主张削减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后迫于诸侯的压力，以此被杀。

在政治方面，晁错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太子知术数疏》等。

其根据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提出应削减地方权力，君主躬亲执政，加强中央集权；在农政方面著有《论贵粟疏》、《复奏勿收农民租》等。

其根据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军食”等重要主张，表现了其对当时情况的清醒认知；在兵防方面则著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

其根据当时边疆与匈奴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必要，募民实塞以抵御匈奴。

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最为著名。

相比贾谊文风玮丽，晁错更为沉实简洁，不重文采。

文帝时期，由于国家未能有效控制土地兼并现象，致使“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论积贮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储备和社会安定。

针对农民流亡的这个现象，晁错上书《论贵粟疏》，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致；提出“务农贵粟，强本抑末”的政治主张，以粟为赏罚，以出募粟入官，以拜爵除罪，以此扶持农业发展，遏制商人势力，增加粮食储备。

此篇文章一者立论精辟，合乎实际。

全文始终围绕“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这一主旨展开，对于种种相关现象、隐忧都予以讨论。

刘熙载所谓“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

”（《艺概》）二者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对比鲜明，利害自判。

首先将历史故实和当前情况对比，尧、禹、汤有多年水旱之患，畜积犹多，但现在人口众多，没有多年天灾，畜积不及；其次，将当前各种相应的情况对比，五谷与金玉孰重孰轻，农民劳苦无立锥与商贾优游操奇赢；再次，将法律规定和当前情况对比，“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文章从多方面陈述对应的利弊得失，具体分析，加强了说理力度。

三者，文章逻辑严密，善于说理论证。

行文上先以道理论证，再以事实论证，最后陈述解决之法。

层次有序，条理清晰。

此外，文章多用推理论证，如：

地有馀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脂；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晁错按逻辑顺序，层层递进分析，说理透辟。

四者，文章语言明白晓畅，但包涵了激切的情感。

如其描述农民生活的语句：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句式灵活多变，文字客观平实，但在全面的描写中，流露出作者深切的关怀与担忧之情。

二、汉代中后期散文

（一）《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

“鸿，大也；烈，明也。

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淮南子注·序》）。

共二十一篇，十余万字，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宾客共同编写而成，于建元二年（前139年）献于汉武帝。

《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继承并发展了先秦道家的宇宙观，讲求无为之道。

梁启超称之为：

“《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因为“《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百家，不成为一家言”（《中国通史》），故而《汉书·艺文志》将其归类杂家。

《淮南子》作为一部理论著作，仍然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一者，在论说时善用故事说理，广用神话、传说、史实等加以说明。

如：

譬若羿请不死之药於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览冥训》）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游微雾，骛怳忽，历远弥

高以极往。

（《原道训》）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

（《道应训》）

使道理更为具象易懂，文章更具可读性；二者，散文与辞赋间用，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说理。

如《原道训》中对于道的描绘；《本经训》中对于五种放逸行为的描写；《齐俗训》中对于正邪区别产生的描述等，都有类辞赋。

三者，文章常以铺陈夸饰的方式加以反复论说，气势沛然，有战国策士之风。

如《览冥训》中连举四事——“故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

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

”，来佐证“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

四者，《淮南子》“旨近老子”（《淮南子注·序》），常常借神话传说，“寓直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充满丰富的想象，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如《原道训》中对冯夷、大丙之御周游天地和大丈夫游无穷之地的描刻，展现了与《庄子》、《离骚》相似的艺术境界。

（二）董仲舒、刘向的策对叙录

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曾“绌抑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于元光元年诏举贤良文学。

随着武帝的尊儒，文学深受儒学的影响。

许多文学之士往往依经而为文，杂糅“天人感应”学说，变汉初排宕之气为典雅含蓄，坐而论道。

其中，以董仲舒、公孙弘和西汉后期的刘向为代表。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和思想家，推崇儒家学说，其作品深刻地影响了西汉后期的说理散文创作。

其代表作品为《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乃董仲舒元光元年应汉武帝策试所作，“以‘天人感应’说为其对策要旨,所对凡三,世称‘天人三策’。

”（《汉书．董仲舒传》），行文层层递进，联类引证，论说严谨。

刘勰称誉其为：

“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事理明也”（《文心雕龙·议对》）

刘向是西汉后期重要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

其散文主要由奏疏、《新序》、《说苑》二书以及对为所校对的典籍所写的书录构成，具有叙事凝练，文理平易的特点。

奏疏有《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昌陵疏》等。

其在思想上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而在用典方面有所发展，如《极谏用外戚封事》，广引《春秋》、《尚书》、《周易》、《论语》等多部经典以及汉代前事来论说外戚之害，劝谏罢黜外戚王氏；《新序》十卷与《说苑》二十卷是其说理散文的代表之作，乃刘向“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而成（《说苑序奏》），“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无邪堂答问》）。

书中故事情节完整曲折，人物形象生动，如熊渠子射虎一则，欲扬先抑，烘托出熊渠子的英勇，已具备小说因素，故其“上承《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的先河”（《中国文学史》）；书录则有《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孙卿书录》等，语言简洁，文笔生动，叙事说理无不晓畅，也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在西汉中、后时期“引经据典,讲说灾异”的论说之风中，司马相如、桓宽等人则秉承西汉初期政论文的文风，不依傍经典、直陈其事。

武帝时期，司马相如以辞赋著称，在散文上也有所建树，所作《难蜀父老》、《论巴蜀檄》、《上书谏猎》等都是散文名作。

蜀地长老与大臣对司马相如将出使西南夷之事不以为然，故而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委婉地辩护西南之行的用意。

文章设主客问答，有类赋体，借使者之言反驳“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的观点。

以巴蜀可平则西南夷可平、下民不达大体、安定四方是天子重任三点层层递进，予以反驳，见识高远，对于天子的劝谏情理兼至，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汉书·车千秋传》），即所谓的“盐铁会议”。

宣帝时，桓宽对此次会议记录加以整理，著有《盐铁论》六十篇。

其采用对话体，“文学”、“贤良”与“丞相”、“御史”相论辩，逐步深入问题，发展了散文的新形式。

行文灵活多变，时而“切切”如卷二《非鞅》争持不下；时而“徐徐道理相喻”如卷六《散不足》中贤良详述古代礼仪制度，文风浑朴质实而句式整齐，对于时弊有深刻的见解，都穆誉之为：

“而其究治乱，抑货利，以裨国家之政者，盖不但可行之当时，而又可施之后世。

”（《盐铁论序》）

三、书信体散文

在政论散文由纵横捭阖向经学文风发展的主流之外，枚乘、邹阳、司马迁及杨恽等人的书信体散文作品，或表情达意，或立言陈事，在叙事抒情均别具一格，深具感染力。

《谏吴王书》为枚乘所作。

汉初，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枚乘与邹阳等俱为门下宾客，“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汉书·贾邹枚路传》），枚、邹等人纷纷作《谏吴王书》劝谏。

枚乘此文特色在于以比喻的方式铺排论说，反复痛陈形势利害，劝吴王即时悬崖勒马。

言辞恳切，平易形象。

《狱中上梁王书》为邹阳所作。

吴王不贤，故邹阳去吴之梁。

由于羊胜、公孙诡的谗言，被梁孝王下狱。

因此，邹阳从狱中上书自白。

但此书不卑不亢，理直气壮，征引众多典故、俗语，劝导梁王熟察用贤。

条理清晰，层层深入论说述，而文辞偶俪整齐，铺陈华美，体现出邹阳作为一名纵横之士的战国策士文风。

《报任安书》为武帝时司马迁所作。

司马迁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汉书·司马迁传》）。

故人任安以贤臣之道问责，故而司马迁为此书作答。

此书主要内容有二，其一是以委婉曲折的手法讲述了自己不白之冤，申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其二是剖白自己忍辱偷生的原因：

取义轻生并不能自白；追思前贤，功过并不以屈辱判定；自己的史学理想尚未完成。

吴楚材、吴调侯赞誉为：

“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

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与《离骚》对垒。

文情至此极矣!

”（《古文观止》）

《报孙会宗书》为宣帝时杨恽所作。

“恽宰相子,少显朝廷,一朝以暗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因而作书与孙会宗，后因此书获罪腰斩。

此书针对孙会宗来信中的劝告，从三方面予以驳斥：

一者，自己已长为农夫，治产业无可讥议；二者，情不能止，劳苦之后家中宴乐合乎人情；自己身为庶人，自当追求财利而非仁义。

此书特色在于任性使气，多用反语，充满了讥讽不平之情，将作者不拘礼法、激愤苦闷的情态展露无遗。

附录：

作品选读

李斯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抉提（“抉提”二字俱应为“马”旁），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