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水十二渠始创者辨析①.docx
《漳水十二渠始创者辨析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漳水十二渠始创者辨析①.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漳水十二渠始创者辨析①
漳水十二渠始创者辨析①
“漳水十二渠”，是战国时期魏人在邺地（今河北磁县、临漳一带）开凿的一组引水渠道，是黄河流域最早见诸记载的大型农田灌溉工程，并为后代所长期沿用，在中国水利史上极具重要地位。
然而关于漳水十二渠的开凿时间及工程主持人，历史记载两歧互出，说法截然相反。
后人往往曲为折中，未能深加稽考。
虽然也有人撰写专文，进行探讨，但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为此，本文将辨析有关文献记载，以期揭示漳水十二渠的历史真相。
＿＿＿＿＿＿＿＿①本篇“兼论今本《史记·河渠书》的真伪”。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传世文献中关于漳水十二渠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乐成篇》：
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
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
”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
”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
愚与不忠不可效也。
”魏王无以应之。
明日召史起而问焉。
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
”史起对曰“可。
”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
”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
”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
”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
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人遂之也。
”王曰“诺。
”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
邺民大怨，欲藉史起。
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
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
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这是说漳水十二渠为史起所创，时间是在魏襄王执政时期，亦即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之间。
东汉初班固编纂《汉书》，在《沟洫志》中承袭了《吕氏春秋》的说法。
稍后崔寔在东汉桓帝初年着《政论》，再一次提到了这种说法。
①以上几种记述可以作为“史起说”的代表。
《吕氏春秋》载史起指斥西门豹“漳水在其旁”而“弗知用”，可是今本《史记·河渠书》的记载却与此截然相反，谓“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西汉元、成二帝之间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记西门豹以“滑稽”之举而惩治巫俗，又兼及其引渠溉田一事：
＿＿＿＿＿＿＿＿＿＿＿①《太平御览》卷七五地部引佚文，三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
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
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
”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
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张缇绛帷……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
始浮，行数十里乃没。
……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
”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
”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
……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
”……豹视之……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
”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
……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
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皆不欲也。
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
”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
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
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
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
长吏终听置之。
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
魏文侯是魏襄王的曾祖父，西门豹被任用为邺令是在魏文侯二十五年，亦即公元前421年，①比史起出任邺令要早一百年左右。
褚少孙又把灌渠的水源记为“河水”，与《河渠书》的漳水不同。
东汉人王充，约略与班固同时，其所撰《论衡·率性篇》述此事云：
“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
”对于邺地田顷的评价与《吕氏春秋》完全一样，但开渠人却由史起换成了西门豹。
《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仍然是把西门豹视为漳水十二渠的始创者。
以上几种记述可以作为“西门说”的代表。
上述两种记载本互不相容，因为《吕氏春秋》不仅把漳水十二渠的始创者记为史起，而且还直接指斥西门豹未能浚引漳水灌溉农田。
可是西晋左思着《魏都赋》，铺叙邺城景物，在描述漳水十二渠时，却曲为折中，谓“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②，硬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调和成前后相继的两件事情。
汉晋人作赋，以大量叠垒排比事项为能事，对于历史事实本不必过分拘泥，不能要求他一定要考稽出西门豹、史起二说孰是孰非。
对于这样令人费解的旧事，左思如此折中弥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自此以后，凡论及漳水十二渠史事者，却几乎无不踵袭其说，把左思作赋所采用的权宜性处理办法，视作固有的历史事实，这是左思所始料不及的事情。
在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记述，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___________________①《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一八三九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文选》卷六，一○一页，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
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
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
①其后直至清人梁玉绳着《史记志疑》，仍旧固持此说。
②现今水利史学界和历史学界一般也都是沿用这种调和的说法，普遍认为漳水十二渠为西门豹所首开。
在水利史学界，如王涌泉、林观海等人合着《黄河水利史述要》（1984年出版）、姚汉源着《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年出版）等，都持这一观点。
在历史学界，如杨宽着《战国史》、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等，都是同样处理这一问题．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先生虽然撰有专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的真相，可是他明知两说不可调和，却未能判断孰是孰非，结果仍旧含糊其辞，两说并存。
③————————————————————①见《水经·浊漳水注》，《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
案《水经注》下文紧接着就引及左思《魏都赋》述漳水十二渠“墱流十二，同源异口”之句，显然直接受到了《魏都赋》的影响。
②见《史记志疑》卷一六，八二二页，中华书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奉。
③姚汉源《西门豹引漳灌溉》，载水利电力科学院《科学研究论文集》，第12辑，第1版，水利史专辑，73～85页，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2。
二、论“史起说”之不可动摇“史起说”根本排斥所谓西门豹引渠之说，因此，只要能确认史起首开漳渠一说，就可以得到开凿漳水十二渠的真相。
我想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一般来说，文献记载越接近于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年代，其可信程度越高。
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明确、有力的证据，在两说歧出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择取先出的说法，这是治史的基本原则。
吕不韦招徕门客编纂《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初年，上距史起修渠的魏襄王时期，不过六十年上下时间，差不多可以说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何以会凭空杜撰?
吕不韦门下有食客三千，来自九州列国，其中自然也不乏魏国旧民，这些人自应更为熟悉本国旧事。
《吕氏春秋》赖“其客人人着所闻”而成书，①像漳水十二渠这样的魏国故事，即应得自魏人所见所闻，因此所记更为可信。
姚汉源先生虽然说史起、西门豹两说之是非不易遽断，但他事实上偏倾于西门豹一说，故谓《吕氏春秋·乐成篇》所记开凿漳水灌渠事，系因兴修郑国渠遇有阻抑，“有为而发”，所以，“不能排除有意歪曲附益的可能”。
今案《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岂能肆意无中生有，指是为非，编造满纸胡话?
难道包括来自魏国故地的“诸侯游士宾客”全都蒙昧可欺?
姚氏的猜想看来有悖于情理。
清人梁玉绳也否认史起开渠说，其理由是《后汉书·安帝纪》和《水经注》的记述都与《史记·河渠书》相同，谓西门豹首开漳渠。
案今本《史记》之“西门说”诚然有后世的记述相印证，但前文所举班固《汉书·沟洫志》和崔蹇《政论》的记述，又何尝不能印证《吕氏春秋》的记载?
因此这样不加分析甄辨地引述后世的记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足以否定《吕氏春秋》的记载。
第二，《吕氏春秋》记述史起首开漳渠，起因于魏襄王令群臣效法西门豹的为人，而史起则直接指斥西门豹守邺时不知利用漳水来灌溉当地的“恶田”，结果弄得魏襄王哑口无言。
西门豹为魏国名臣，其事迹战国时人韩非即屡有称道，②魏襄王既然令群臣效法其为人，自然不会不了解他的政绩，若漳水十二渠确为西门氏所开，襄王焉能一无所知?
史起又何以敢公然欺诳国君?
——————————————①《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二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见《韩非子》之《难言》、《观行》、《外储悦上》诸篇，一一二○页，一一四五页，一一五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第三，《史记》、《论衡》等记西门豹开渠史事，具体情节多与《吕氏春秋》所记史起修渠事契合。
如渠道的数目均为十二；再如渠道初开时均受到百姓抱怨，渠成获利后又都相与庆贺，即所谓“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又如均谓开渠之前魏人行田百亩，邺以田恶独为二百亩，开渠后使之成为膏腴之地（按：
《史记》今无行田数额，但《论衡》有之）。
这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后人“歪曲附益”的可能。
西门豹是一代名臣，除前举《韩非子》、《史记》、《论衡》诸书之外，《战国策》、《淮南子》、《说苑》等书也记有他的事迹，①确实如褚少孙补《滑稽列传》所云，是“名闻天下，泽流后世”。
而史起的行止则仅见于开挖漳水十二渠一事，并且除了《吕氏春秋》之外，也绝不见载于东汉以前的其他史籍，与西门豹相比，可谓无名小卒。
后人附益往古史事，一般只会把无名小卒的行事附益到人所共知的名人伟士身上，而绝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如果说二者相互附益，那么只能是把史起的事迹附益成西门豹的功绩，而绝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根据如上三点，我认为史起开渠说根本无法动摇，而确认了这一事实，也就不能不排除西门豹开渠的可能。
②——————————————①见《战国策》魏策一，七七八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淮南子·人间训》，一二九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说苑·政理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百家丛书》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五十五页。
按：
清人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谓《国策》、《淮南子》及《说苑》诸书所记西门豹事迹，即出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下的“《魏文侯》六篇”之中。
②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弄》卷三即持此说，《丛书集成》本，48页。
三、论“西门说”之不足信据
“西门说”最早出自今本《史记》，后人之所以固持此说而不敢置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分崇信《史记》的权威性。
其实《史记》的记载本身就极为矛盾，《滑稽列传》和《河渠书》所记内容的真实程度也大可推敲。
首先，十二渠的水源，《滑稽列传》记为河水，《河渠书》则记为漳水，二者迥不相同。
在唐宋以前，“河水”或“河”一直是特指黄河，史籍中绝无例外；而《滑稽列传》中所提到的“河伯”，则是专司黄河的水神，屈原《九歌》“河伯”一章，吟咏的就是这尊河神。
如《九歌》等文献中所见，河伯的游处之地是“九河”、“河之渚”，或是河源“昆仑”，总之都在古时称作“河”或“河水”的黄河干流之中，并非随意到处游荡的散仙。
所以《滑稽列传》所记“河水”只能是特指黄河，不可能是漳水的别称或讹误。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干流曾流经邺县东侧，所以当地会有因“河水”泛滥而为河伯娶妇的习俗。
今本《史记》如此矛盾的记载，说明所谓西门豹开渠之说，在产生之初本十分混乱；而如此混乱的说法，则可以说明它很可能缺乏真实的依据，更像是出自后人附益。
那么，是否有可能西门豹确曾开凿过引黄河灌溉渠道呢?
就文献记载本身来说，如果用《吕氏春秋》的记载来否定了《史记·河渠书》的西门豹引漳说后，确实并不能排除西门豹有开渠引河的可能，但是从地理形势上来考察，却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假设。
因为黄河下游水势汹涌，泥沙含量极高，直接浚引干流，不仅极为容易壅塞，在汛期也根本无法控制住其进水量，必将引起河流溃决改道，所以即使是在后代也决不敢贸然在下游干流上引渠灌溉（运渠因有下行水道，情况不同；另外后代的引黄淤田和放淤固堤也都与农田灌溉性质不同），战国时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还刚刚兴起，如《滑稽列传》所云，邺县以东的黄河干流时常泛滥成灾，西门豹又怎么能在黄河上引渠?
况且《滑稽列传》云秦汉驰道经过西门豹引河十二渠，秦汉驰道在黄河西岸，这里地势西高东低，根本不可能引黄河水西行。
推寻其缘由，西门豹引河之说的产生，当是后人既然把开凿漳水十二渠的功绩附益到西门豹身上，而西门豹又恰恰有在黄河岸边惩治河伯娶妇陋习的事迹，传说当中便把两件事情连缀到了一起，于是“漳水十二渠”也讹变成了“河水十二渠”。
《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史事出于褚少孙所补，此点殆无疑义。
褚少孙在补述《滑稽列传》时首先交代说：
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
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释所谓“外家传语”云：
“东方朔亦多博观外家之语，则外家非正经，即史传杂说之书也。
”今余嘉锡先生撰《太史公书亡篇考》，承袭此说，并进一步发挥说：
“外者对内言之，古人重其所学，则谓之内。
褚先生通《鲁诗》，又以治《春秋》高第为郎，故以经术为内，以诸子传记为外也。
此外家传语，即谓太史公列传耳。
”①然而《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等史传于《春秋》类中，说明秦汉人是把史传视同六艺“经术”，不应将其贬抑为“外家杂说”。
“外家”一语尚别见于褚少孙补《滑稽列传》之东方朔传下：
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
东方朔“依隐玩世”，以好为“奇言怪语”而着称。
②褚少孙述东方朔行事，云其“多所博观外家之语”；他自己虽补续《史记》多篇，而独于《滑稽列传》中称“好读外家传语”，并云因此而续补“滑稽之语”，以令后世“游心骇耳”；这说明所谓“外家传语”必与奇闻逸事相关联，其词语或可耸人听闻，其事项却未必尽属史实。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收录有诸子十家，而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近人姚明煇撰《汉书艺文志注解》，云所谓“可观者九家”，是在十家之中除去最末一家“小说家”，所说甚是。
③因为班固在删取刘歆《七略》而编纂的《汉书·艺文志》中，谓小说家者流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故“君子弗为”。
所谓“外家传语”，应即此等“街谈巷语”，故往往歪曲附益，以讹传讹，不尽符合事实。
——————————————
①见《余嘉锡论学杂着》，上册，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月。
按：
据本文自序，《太史公书亡篇考》一文写成于1941年。
②《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二八七四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见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卷三，一四一页，上海，上海大中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15版。
褚少孙补《滑稽列传》，记有“王先生”助北海太守奏对一事，系于武帝时期。
而这实际上是宣帝朝所发生的事情，《汉书·循吏传》中有远为清楚的记载，不容置疑。
褚少孙所记，显然失实，梁玉绳《史记志疑》早已有所指摘。
①余嘉锡先生着《太史公书亡篇考》，虽然竭力辩白人们对褚先生所补《史记》的责难，但是对于这一点也无所置喙。
“王先生”与褚少孙几乎是同时人，褚少孙所记尚且如此谬误，足见其所依据的“外家传语”绝非信史，只能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齐东野语。
桓子《新论》谓小说家乃“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②《荀子·正论篇》谓宋子自云“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故有《宋子》之作，③而《汉书·艺文志》正把《宋子》收录在小说家下；可见尽管小说家也不乏可观之辞、可采之言，但往往只是摭取道听途说来设为譬喻，用以耸动听闻。
这与褚少孙、东方朔所涉览的“外家传语”，何其相似!
《汉书·艺文志》谓除小说家之外的诸子九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可与“六艺之术”齐观，说明独有小说一家，与经术相乖违。
《汉书·艺文志》又谓小说家之外的诸子九家，皆出自宫师，故“犹逾于野”。
唐颜师古释“野”为“外野”。
小说家虽然也有出自“稗官”之说，但如余嘉锡先生所释，此“稗官”实指“天子之士”，职在“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所以小说家才会是取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④这与官师传承有绪的其他九家治政之术相比，自然应属“外野”之言，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外家传语”。
既然褚少孙续补《滑稽列传》，所依据的资料本来就是野老传言，不尽可信，那么《滑稽列传》中与《吕氏春秋》等记载相背戾的西门豹开挖引河十二渠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难于成立了。
＿＿＿＿＿＿＿＿＿＿＿＿
①《史记志疑》卷三五，一四五六页，北京，中华书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
②《文选》卷三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四四四页。
③《荀子·正论篇》，三三三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④见《余嘉锡论学杂着》上册，265～279页，《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至于《史记·河渠书》所记载的西门豹开渠之说，来源比较曲折，需要从今本《史记·河渠书》的真伪谈起。
近人崔适在清末所着《史记探源》中认为，司马迁所撰《河渠书》等八书原文早已亡佚，今所见“八书皆赝鼎”，其中自《律书》以下包括《河渠书》在内的六书，“皆后人取《汉书》诸志补之也”。
余嘉锡先生不赞同崔适的看法，但仅断然贬斥之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①未做具体的辩驳。
余嘉锡先生固然为一代硕学鸿儒，见识往往过人，但学术之事需要平心静气地加以探究，轻率地嗤笑讥讽并不能解决问题。
崔适《史记探源》诚然颇有不经之谈，但是起码就《史记》八书的来源这一问题来说，他的看法却并非毫无道理。
因此后人并不都像余嘉锡先生一样看待崔适的见解。
1954年，曲颖生先生在《大陆杂志》上发表《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一文，②重又补充、发挥了崔适的观点，论证《史记》八书都出自后人补作，其中《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则是直接录自《汉书》相应各志。
限于本文的主题，这里仅就今本《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的关系，略事说明如下。
《河渠书》与《沟洫志》前一半文字基本雷同，所以二者之间必然有所因袭，这是人所共见。
由于司马迁《史记》纂修在前，班固《汉书》成书在后，所以一般人都认为自然是《汉书》因袭《史记》。
然而仔细斟酌今本《史记》，其文句有绝不可通者，又有绝然谬误者，假若不是妄人抄录《汉志》以续《史记》佚篇，这些情况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崔适仅断定《河渠书》乃“录《汉书·沟洫志》而去其‘自郑国渠’以下”，未做具体说明。
曲颖生先生则是通过比照两书的歧异之处，就其优劣来判断其因袭关系。
唯曲氏所论尚有未至肯綮之处，而且如果假定《汉书·沟洫志》成书在后，那么它对于《史记·河渠书》的旧文也理应有所订正，所以仅仅从逻辑上来讲，《河渠书》之劣于《沟洫志》之处，未必就一定是改窜《沟洫志》所致。
只有认定其文字之悖谬断非出自司马公之手笔，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对比《史书》、《汉志》，可见凡二书有重大歧异之处，均属此等情况。
＿＿＿＿＿＿＿＿＿＿＿＿
①《余嘉锡论学杂着》上册，2页，《太史公书亡篇考》。
②台湾《大陆杂志》第9卷，第12期。
（甲）《汉志》：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
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
于齐，则通淄济之间。
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上“崔”下“十”]，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
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史书》：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
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
于齐，则通菑济之间。
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浪，百姓飨其利。
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这一段内《史书》“通鸿沟江淮之间”，《汉志》作“通沟江淮之间”。
鸿沟在河淮之间，未达于江，《史记》作“鸿沟”显然有误。
但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见，此“鸿”字很可能是因上文有“鸿沟”而误衍，不一定出自后人改窜，故可置而不论。
其他若《汉志》“沟渠甚多”，《史书》作“以万亿计”，也于文义无碍，无需深究。
唯《汉志》“至于它”，本是承上启下之语，即谓在汉代以前，除前述以航运为主而兼作灌溉之用的渠道之外，其他专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渠道为数甚多，但不值得一一列举，故下文仅举述漳水十二渠和郑国渠，以反映其一时盛况。
今《史书》作“至于所过”，则下文所云引水溉田之渠就成了前文自鸿沟至成都二江诸渠，而这些运渠之兼用于溉田，前文既已言之凿凿，何须如此重复?
况且前文已一一列举当时所开航运渠道，何以得云“莫足数也”?
这样扦格不通的文字，断然不得诬为司马公手笔，必定是后人妄录《汉志》以补《史记》，因不明文义而妄加改窜所致。
其牵率所及，又不能不把《汉志》下文“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指引川水开渠溉田），妄改为“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指引运渠水人灌溉渠道，增益灌溉渠道的水量），以通畅其说，结果欲盖弥彰，更显出其绝然背戾上下文义。
（乙）《汉志》：
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
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
《史书》相应部分除“其后三十六岁”作“其后四十有余年”之外，其余大致相同。
汉兴三十九年为文帝十二年，亦即公元前168年，《汉书》本纪谓是年“河决东郡”。
酸枣为陈留郡属县，与东郡毗邻。
颜师古注《汉书》，谓酸枣河决时所溃“金堤”，“在东郡白马界”，说明这次河决的地点是在陈留、东郡二郡之间，可能决口不止一处。
《汉书·文帝纪》的记载，可以印证“汉兴三十有九年”河决酸枣一事准确无误。
由此下延“三十六岁”，为汉武帝元光三年，亦即公元前132年。
《汉书》本纪谓是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人渤海”，夏“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
瓠子在顿丘、濮阳两个县治之间，所以顿丘、濮阳之间的这次决徙，与《沟洫志》所记瓠子河决当同为一事，足证《汉志》所记信而有据，《史书》“四十有余年”之说则为谬误。
河决瓠子，事在司马迁出生之后，而且是汉武帝一朝中的大事，后来汉武帝亲赴现场指挥，才堵塞决口，并在龙口上修筑宣房宫作为纪念。
这一事件也是《史记·河渠书》记述的重点所在，故《太史公自序》云“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房，决渎通沟。
作《河渠书》第七”，他又怎能如此含混而又错误地记述其发生时间，却对文帝时河决酸枣一事有准确的记载?
必定是妄人取《汉志》以补《史记》时故为造作，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讹误。
（丙）《汉志》：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关中灵轵、成国、沸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
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史书》除多出《汉志》列在下文的六辅渠（别称辅渠）并比《汉志》少列成国渠和湋渠，作“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诸川）”之外，其余文字与《汉志》基本相同，只是在末尾多出了“然其着者在宣房”一句话。
塞瓠子、筑宣房宫是除水害，而不是兴水利，所谓“用事者争言水利”，讲的都是“穿渠溉田”或“陂山通道”之事，与筑堤障水无涉，何以突如其来地冒出“然其着者在宣房”这样不明不白、没头没脑的话来?
太史公何以昏聩至此?
这显然是后人在妄自截断《汉志》时，为照应《太史公自序》中“爰及宣房”一语，故施障蔽，岂知反而露出了马脚。
至于今本《河渠书》篇末“太史公曰”一段议论，乃是改窜《太史公自序》而成，曲颖生先生已有论述。
①其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