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分析.docx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分析.docx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分析.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分析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范建军

内容摘要：

从纵向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1980年代初期的34%最高升至2008年的53%，目前仍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

从横向看，2011年美国储蓄率是15.8%，日本是21.7%，欧盟27国是20.3%，印度是32%，巴西为17.2%，新加坡为51.5%，中国是50.3%。

除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

我国之所以能保持如此高的储蓄率，可能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1）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住户部门消费倾向总体偏低；

（2）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户部门因此需为子女教育、住房和未来的养老、医疗进行大量储蓄；（3）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推高储蓄率；（4）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

关键词：

储蓄率可支配收入经济增长

一、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住户部门消费倾向总体偏低

一般来说，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家庭，而储蓄倾向则相反。

因此，如果国内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必然会导致住户部门整体消费倾向偏低，而储蓄倾向偏高。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是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其税后基尼系数大都在30%以下；而收入分配最为悬殊的多是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其税后基尼系数普遍在50%～60%。

我国总体属于收入差距偏大的国家。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47.3%，虽然已连续5年下降，但仍远高于国际公认的40%的收入分配警戒线。

因此，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是导致我国储蓄率总体偏高的重要原因。

二、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户部门因此需为子女教育、住房和未来的养老、医疗进行大量储蓄

社会保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因此，因社保体系不健全而导致高储蓄这一理由本不应被过分强调（例如印度的社保体系远不如中国，但其储蓄率却明显低于中国）——而应将它归入到由于居民收入差距大而导致高储蓄这一理由当中去。

但在这里，之所以还要将它单列出来讨论，主要是想强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一条重要途径，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概括起来讲，我国社保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目前还有大量城乡居民被排除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二是已被纳入社保体系的居民在福利分享方面还存在明显的肥瘦不均现象，保障过度和保障不足的问题并存；三是指全社会还未积累起一块看得见的、规模足够大的、能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四是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以及公平性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正是因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无法有效缩小，导致储蓄率居高难下。

三、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推高储蓄率

在过去20年，我国贸易政策虽几经调整，但总体上执行的还是以顺差为导向的贸易政策。

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措施是，政府通过央行收储来干预汇率，进而导致经常项目长期顺差。

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央行收储来强制国民储蓄，然后再将储蓄以国家的名义借给美国等国际货币发行国，供它们进行国内投资或消费，而我们获得的却是一纸外汇储备和很低的投资回报。

因此，以顺差为导向的贸易政策客观上会推高国内储蓄率。

我国之所以在2000～2008年储蓄率大幅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期间我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出现了快速增长。

四、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

在西方国家，由于国有经济占比小，且政府基本不参与投资活动，因此，其国内储蓄大致等于居民储蓄。

在我国，由于国有经济占比大，土地和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且两级政府（中央和地方）都大量参与投资活动，因此，国内储蓄通常等于居民储蓄与国有部门（包括政府）储蓄之和。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居民储蓄率是一个内生变量，其大小由家庭部门的最优消费决策（对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权衡）决定。

在西方国家，由于国内储蓄大致等于居民储蓄，因此，政府通常对国内储蓄率的影响力较小。

而在我国，虽然政府不能左右家庭部门的储蓄决策，却可以通过调控国有部门的收入和储蓄占比来影响国内总储蓄率：

国有部门和政府机构可支配收入占比越高，居民和政府消费占比越低，则国内总储蓄率越高。

由于国有经济占比高，因此，国有经济部门（主要指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和集体企业）在国内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对较大，而家庭部门在国内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对较小。

虽然从法律角度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与民营企业、自然人一样，都是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人格化民事主体，但其自身却没有消费倾向（或者说其消费倾向趋近于零）：

国有资本收益，除少量上交财政（社保）外，大部分都最终转化成了国有经济部门的滚动投资。

除此之外，由于两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活动，因此，有相当比例的政府收入（包括税费收入、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租金收入等）也最终转化为了国内储蓄和投资。

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低，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兩級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是导致我国储蓄率整体偏高的重要原因。

上述结论似乎和我们的直观感受并不一致。

一般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有经济占比会不断下降，而非国有经济占比会不断上升。

照此推理，我国储蓄率应该是逐年下降，而非逐年上升。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我们无法直接获得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准确历史数据，但我们可从近20年来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数据，来间接推断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数据在此期间的变化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最近20年总体呈下降趋势——由1997年的最高68.6%下降至2007年的最低58.2%（图1）。

这说明，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此期间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

因此，前文得出的“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是导致我国储蓄率总体偏高的重要原因”的结论是正确的。

图1：

1992～2012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变动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

如果将储蓄率的历史数据与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历史数据进一步比较后会发现，两者的变动趋势正好相反：

在过去20年，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国内储蓄率则总体呈上升趋势（图2）。

图2：

近20年储蓄率随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而上升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尽管我国国内储蓄率从纵向看总体呈上升状态，但若分阶段看，上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978～1994年，为温和上升阶段；1995～2000，为温和回落阶段；2001～2008年，为快速上升阶段；2009年至今，又转而呈温和回落状态。

国内储蓄率之所以在过去30多年，在上升趋势中呈现出上下起伏的变化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在此期间也大致经历了一个和储蓄率相同的变化过程。

五、从民族文化传统角度解释我国的高储蓄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有些学者将我国储蓄率高归结为东方人特有的勤俭持家、克己复礼的儒家文化传统。

从数据上看，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道理：

东亚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欧美国家和其它新型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仅从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出发，还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储蓄率偏高的问题，因为同样拥有中华文化传统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其储蓄率就远低于中国大陆地区（见图3）。

不仅如此，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和日本，其国内储蓄率也远低于中国大陆地区。

其中，日本的储蓄率自上世纪90年初经济泡沫破裂后一直在下降，2012年已降至21.6%，低于德国，并逐渐在向美国靠拢。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储蓄率与中国大陆较为接近的是新加坡和一些石油输出国家（如沙特和科威特等）。

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

（1）储蓄率大都在50%左右；

（2）政府和国有经济可支配收入占比普遍偏高；（3）大都拥有规模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因此，用政府和国有经济可支配收入占比高来解释以上国家的高储蓄现象似乎更为合理。

图3：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走势比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图4：

我国储蓄率的历史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六、高储蓄率是我国经济近20年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

客观讲，保持高储蓄是我国在过去20年之所以能保持接近两位数增长的重要基础。

如果将国内储蓄率和经济增速作对比，会发现，除个别年份外，两者存在很高的“拟合性”。

自1990年起，尤其在2000年之后，两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图5），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国内储蓄率确实对经济增速有重大影响。

粗略估算，近10年仅物质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55%，如果再考虑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制度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更高。

图5：

中国储蓄率变动与经济增速走势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如果选择资本存量占GDP的比重比较接近的金砖5国做比较，会发现，各国储蓄率与经济增速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1998～2012年的15年间，我国储蓄率的均值为46.3%，而经济增速的均值为9.7%；印度的储蓄率均值为30.6%，经济增速的均值为6.9%；俄罗斯的储蓄率均值为29.2%，经济增速的均值为4.5%；巴西的储蓄率均值为15.9%，经济增速的均值为3.0%；南非的储蓄率均值为15.3%，经济增速的均值为3.2%（图6）。

图6：

金砖5国近15年储蓄率均值与经济增速均值散点图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高储蓄支撑高投资，其在总量平衡式右侧（供给侧）表现为高的资本积累速度，而在总量平衡式左侧（需求侧）则表现为高的名义投资需求和高的名义投资增速。

因此，若单纯从经济增长或单纯从“国富”的角度看，高储蓄率或者说高的投资占比对于一国来讲无疑是一项非常优异的结构性指标。

首先，高储蓄或者说高投资不仅可促使一国迅速挣脱“贫困陷阱”，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而且，高投资也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就业，加快落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其次，高储蓄也是预防经济在工业化中后期突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天然屏障，原因是高储蓄可防止“大消费时代”（房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大量涌现的时代）来临时物质资本积累的突然停滞。

第三，高储蓄率还是有效化解后进国家老龄化冲击的缓冲网。

从性质上看，我国政府持有的大量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和西方社会现存的规模庞大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居民现期不可随意支配的国民财富，都具有维持较高储蓄率、缓解老龄化冲击的作用，因此，我国居民未来的养老形势远不如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严峻。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国有资产收益顺利转化为全民养老基金。

第四，高储蓄率还可明显增加政府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的政策弹性。

在高储蓄支撑下，政府可把更多的经济资源引导到推动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人力资本积累上来。

七、过高的储蓄率也会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首先，从提升全体国民幸福指数角度看，因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而引致的高储蓄，会抑制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从而使普通大众无法充分分享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长此以往，可能会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毕竟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其次，因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而引致的高储蓄，还会导致整个社会非理性投资和重复建设活动的增加，造成经济效率的下降和腐败的滋生；第三，因居民收入差距大而引致的高储蓄，可能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第四，因贸易顺差过大而引致的高储蓄，可能会造成国内投资资源的流失，进而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第五，高储蓄必然伴随高投资，而高投资则可能造成国内投资部门过度竞争，这不仅会压低投资部门的投资效率，而且会形成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一旦外需因世界经济不景气而出现大幅下滑，则很容易引起国内产能的大量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