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官司碰壁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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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官司碰壁记
医疗官司碰壁记
妻子中风以后，我不得不提前退休，在家照顾她。
除了衣食起居外，还给她当起了按摩师、保健医生。
渐渐地，她能丢掉拐杖走路了，而且能走几百米了，只是体质较弱，很吃力。
脸上有了血色，一日三餐，虽然吃得不是很多。
病情逐渐稳定，一年多的时间内，在湖北省中医院做了四次检查，血脂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我问医生，能否停服降脂的药辛伐他汀和防血凝的药华法林，医生不置可否。
2012年下半年，也就是中风后一年半，我先后给她停服了华法林和辛伐他汀。
专家说降脂抗凝的药服了就不能停，为保险起见，现在每天就服用3粒阿司匹林维持，再服用1粒胺碘酮预防心律不齐。
至今又过去近一年半，妻子生命体征平稳，再没有发生中风。
每天忙碌之余，夜晚仍难入睡，一个问题总是萦绕在脑际：
我妻子一个家庭妇女，每天粗茶淡饭，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身材匀称，一无高血压，二无高血糖，三无高血脂，怎么就中风了呢？
我开始查阅有关资料，观看专家的健康讲座，梳理妻子住院的病历资料。
渐渐地，思路开始明晰起来。
所谓中风，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动脉血管破裂，即出血型中风，一类是动脉血管堵塞，即梗阻型中风。
我妻子就是属于缺血性的脑梗阻中风，这种中风有两个要素，一是缺血，即脑部供血不足，二是血管内有血栓，堵塞了血管。
从妻子中风前后的血脂报告单来看，她血栓的形成，集中在服用降压药的近一年半时间。
国际知名血管外科专家，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海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景在平教授在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上，就明确地说，降压药“用药用过了，吃药吃多了，会导致缺血性中风”。
我妻子的中风，就是因为2010年元月在湖北省监利县人民医院住院，医生把她误诊为高血压2级高危病人，让她错吃了1年5个月的降压药而造成的。
我决定不能保持沉默。
现在的医院，医生给病人一量血压，发现有点高，就要病人吃药，我怀疑，其中有很多中风的高血压病人，很可能就像我妻子一样，是被高血压的，中风是吃药吃出来的。
我要向医院讨个说法，起码要让庸医有所警醒，不能让更多的人再被高血压。
我想到了我县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县长，他和我早年曾在一个乡镇工作过，他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平时见了面都热情地招呼，我决定向他反映。
2012年5月30日，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张县长，你好！
我是邱天华，去年我和老伴去了一趟美国，老伴中了风。
在美国住了20多天院，现已回国在武汉康复。
究其原因，老伴前年心中不舒服，在县人民医院住了9天，医生说她是高血压，而且是高危2级，误吃了一年多降压药，结果美国医生说老伴没有高血压。
中风正因为误吃了降压药。
我考虑再三，决定向你反映这个事情，以免监利的百姓再受庸医之害。
”6月2日晚上，我收到了张县长回复的短信：
“你的短信我已转发给了严院长。
他希望能得到相关资料，并请省专家来会诊，如情况属实，将以此病为例进行整改。
我将严院长的电话告你，你可直接与他联系。
”6月3日，我给监利县人民医院的严院长发了一条短信：
“严院长，你好!
张县长把你的电话告诉了我，说你很重视这件事。
对这事我想了很久，之所以告诉张县长，我是希望用我家的惨痛代价来唤醒那些庸医的良知，也希望监利的百姓不再遭遇庸医之祸。
我现在武汉，你给一个QQ号，我把有关资料发给你。
”严院长随即回复：
“请将资料发895389853，谢谢！
”我于是将我写的一篇《妻子中风记》和有关住院资料发给了严院长。
这期间，我咨询了我县的陶律师，他过去曾在教育部门工作过，和我算得上是同事，后改行做了律师。
他听了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并讲述了他曾打赢的几场医疗官司。
他告诉我，你如果要打官司，一是要把在医院住院的原始病历拿到手，以防医院在病历上做手脚，二是要有医疗损害鉴定，否则法院判不了案。
6月18日，县医院发来了《对患者柳建萍家属来信的复函》。
医院坚持认为他们对妻子高血压病的诊断“符合诊断指南”，是正确的，妻子的中风，应“归因于高血压、心房纤颤、高血脂，以及过度劳累等原因”。
他们说，“对于一个血压正常的人服用降压药是没有用的，不会如您所理解的那样会导致低血压。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没有高血压，那降压药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你只可放心吃，没事！
信中他们还不忘给那位我称为庸医的王主任正名，说他是扩招前正取的本科生，曾代表国家，作为荆州市业务骨干参加了为期2年的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工作。
我给医院回了一信。
我说，你们对我妻子高血压病的诊断，“符合诊断指南”，但这并不能说明你们的诊断是正确的。
我妻子没有高血压病，不仅因为美国医生这么说，众所周知，高血压病是治不好的，病人需要终身服药，事实是，我妻子中风后这一年多，停服了降压药，血压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再没有中风，这足以说明她没有高血压病，如果不信，幸好她还活着，你们随时可以对她的血压进行检测。
我说，你们认为我妻子中风，除了高血压的原因，再就是心房纤颤、高血脂造成的，如果是心房纤颤，当初来你们医院住院，在家纤颤了20多天，那么严重，为什么没有发生中风？
再在你们医院出院时，王主任交代的用药，怎么不把防纤颤、防血脂作为重点？
这是不是王主任的诊断失误？
我还对他们说，你们认为正常人服用降压药不会有危险，不知贵院有没有这方面的药物实验，也不知贵院的王主任肯不肯做这样的实验，你们让患者吃了一年多不该吃的药，没有半点愧疚，反而轻描淡写，遮遮掩掩，真让人心寒。
到了7月19日，医院来电话。
打电话的姓兰，他说是我的学生，20年前曾在我所工作过的学校读过书。
他说有时间来看我。
8月23日傍晚，小兰和他爱人一道，找到了我在武汉的住处。
尽管他已人到中年，但那张圆圆的娃娃脸，总是装着一脸笑容，仍然勾起了我对他学生时代的记忆。
他说他是专程来看望老师的，并拿出500元钱，表示慰问。
我推辞不收，他说这是公家的钱，不收白不收，我只好收下。
他还给我带来了妻子2010年元月在他们医院住院的病历，并加盖了医院的红印章。
他说，您看看病历有没有什么差错。
我很感动，这学生事做得这么细致。
他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只希望医院给我一个说法。
他说我们两家很难说清，得找有关机构进行鉴定。
我说我不熟悉，他说由他来联系。
我留他吃饭，他执意要走，说还有事要办。
9月下旬，小兰来电话，说他已与武汉协和医院法医门诊联系好了，病历资料都已寄过去，要我去找法医门诊的梁主任，有什么想法直接与梁主任谈。
我马上与梁联系，梁主任答应第二天上午见我。
9月27日上午，我来到协和医院。
医院门诊大楼台阶式的电梯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
现在商家普遍感到生意不好做，但医院，特别是一些大医院，似乎永远不愁没有病人。
我好不容易在4楼一个走道的一间不起眼的小房里，找到了这家法医门诊。
十几平米的空间，挤满了办公桌，每张桌都排着队，来访人员等待被接待：
原来被医坏的人竟有这么多！
我问到了梁主任，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招呼我坐下，要我稍等片刻。
梁主任头上二毛夹杂，看上去六十开外。
他送走了接待的人员，从抽屉里拿出小兰寄去的病历，听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案情，他要我回去后写一个申述意见，他将请专家来论证。
第二天，我就把申述意见通过邮箱发了过去。
我向小兰介绍了事情的进展情况，小兰对我说，您这下就天天催梁主任，让他快些办。
我在心里说，你天天催别人，还不把人催烦。
过了几天，梁还没回话，我就拨通了梁的电话，问他看了我的申述没有。
谁知梁劈头甩过来一句话：
“谁接受了你的案子？
”我说不是您要我写的申述吗，怎么又没受理我的案子？
“我说不受理就不受理！
”梁主任蛮不讲理了。
我无赖地挂断了电话。
我告诉小兰，这样出尔反尔的人，还能委托他鉴定？
小兰劝慰我，您不急，武汉还有好多家，您上网查查，同济医院也有一个法医门诊。
我于是拨通了同济医院法医门诊的电话，电话那头要我把资料送去看看。
第二天，我在同济医院大门内外，怎么也没找到这家法医门诊。
正准备坐下休息一会，蓦然回首，一块“法医门诊”的小牌子，挤在大门内一排低矮平房的一间门框边。
我揭开门帘，十多平米的空间同样挤满了办公桌，几位穿白大褂的长者忙碌地接待着来访人员。
我问到了约我来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位长者，似乎是一名退休医生，他听了我的陈述，看了一下材料，对我说：
“你到后面同济医科大学法医学系去，他们有个鉴定中心，可能会受理你的案子。
”长者热情地把我送出门，并热心地给我指点通往法医学系的路径。
后来我了解到，这些法医门诊，就是一个中介机构，由具备一定政法或医学资质的退休人员牵头，领个执照，挂靠一所大医院，他们受理了案子之后，再联系相应的医学专家，对医疗损害作出鉴定。
像梁主任就曾在武汉中院担任过审判员。
他们不受行政管辖制约，也不肩负什么社会责任，再也不完全受制于金钱，因为他们作鉴定，还需依赖医学专家，他们的能力有限，所以，能做的鉴定他们才做，他们不想做的就完全可以不做。
我找到了同济医科大学法医学系，一位年轻的女士接待了我。
我说明来意，她说帮我问一问教授。
她给教授打了一个电话，教授说正在开鉴定会，会议结束后见我。
将近中午12点，鉴定会才结束。
教授听了我的来意，说我们不受理个人申请。
我说我和医院双方同来申请，应该可以吧。
他说可以，你们就下星期一上午来吧。
教授说话干净利落。
我与小兰联系，他说下星期他没时间，要我一个人去，他来给他们打电话。
我说，别人明明不接受我单方申请，那不又白跑一趟。
我在网上了解到，同济医大法医学系还有一位陈教授，是专门从事心血管疾病和医疗纠纷研究的，我照网上的手机号码打过去，对方居然接了电话。
我说明了来意，陈教授说他下午要出差，要我下午2点之前到他办公室找他。
我喜出望外，不到2点，就来到了同济医大。
按照陈教授的指点，我敲开了他的办公室。
陈教授似乎对我带去的美国病历颇有兴趣，一边翻阅，还一边念着上面的英文词句。
陈教授问我，是谁介绍我来找他的。
我说是从网上看到的。
忽然，陈教授把病历递给了我，说他要出差去了，要我到楼下去联系。
我说我这个案子很典型，应该对您的研究有作用。
他说他只鉴定已死的案例，活的由楼下教研室做。
原来陈教授只和死人打交道，我妻子是个活人，我只有离开。
后来，我在湖北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见过一次这位陈教授，当时是省政府法制办召开的一个听证会，陈教授正襟危坐在圆桌边。
我找遍武汉三镇，没有找到一家能为妻子作鉴定的地方。
我想，高血压病不是治不好吗？
现在测量血压的仪器又先进，数据在屏幕上显示得一清二楚，不像汞泵血压计，只医生一个人说了算。
我找到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他们说可以检测有没有高血压。
我与小兰联系，他说医院做的没有用，一定要由司法鉴定机构来做。
我只有作罢。
事情就这样搁置起来。
2012年年底，我回到了监利县城。
我告诉小兰，希望能与他们医院面谈。
过了几天，我以前的一位同事打来电话，说小兰请我们以前的几位老师吃饭。
我有点纳闷，小兰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难道怕我不给他面子？
我如约赴宴，小兰还请了高中时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还有在县城的几位同学。
小兰说这次主要是借机会来叙叙旧。
酒宴上，逝去的高中生活成了主要话题，一个学生谈到高考前，我作为校长曾找他谈过话，给了他很大鼓舞。
我已记得不大清楚了，只随声“唔唔”地附和。
酒宴散后，小兰说有几句话对我说。
他说，我今天酒后跟您说几句实话，您的事找医院没有用，院长很忙，他哪有那多精力管您的事，除非您跟张县长关系不一般，再还看院长买不买张县长的账，但就是赔，也赔不了您多少钱。
我问应该怎么办。
他说只有到法院起诉。
我说我教了一辈子的书，对法院一无所知，再我也没有那多钱打官司。
小兰说，不需要您拿钱，现在律师兴风险代理，您把材料交给他们，由他们去打，打赢了他们从中分成，再法院我还熟，我可帮您找他们。
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他说，您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就告诉我，您的事我一定帮忙。
我庆幸，这回还真遇到了一个好学生。
转眼，2013年春节已过。
这期间我查阅了一些法律文书。
法律上有一条规定，医疗官司起诉，从你发现被医坏到起诉，时间不能超过一年，否则法院不予受理。
我与医院的交涉，眼看已快一年，再迟疑，就错过了起诉时间。
再最高法院关于医疗事故举证有一个意见，即举证倒置，由医院举证。
如果医院举证，这倒帮了我的大忙。
即使专家做不了鉴定，我想，法院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至少我和医院可以坐到一起摆摆事实讲讲道理。
正月十五过后，我告诉小兰，我决定到法院起诉。
小兰告诉了我县法院医疗庭杨庭长的电话，要我与他联系。
我给杨发了一条短信，希望能会他一面。
杨回了短信：
“我在法院工作，只有您起诉后我才能根据案件情况来依法裁判，或者来协调。
如果您担心我们处理不妥，可以请律师代理。
您起诉前，我不能提供帮助的。
希望您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原则。
”我说我对打官司一窍不通，只是要您指点一下，不会要您违反原则的。
杨庭长于是答应见我，约我在一个茶楼见面。
那天晚上，天下着濛濛细雨，在一个名为“蓝调空间”的茶楼里，我找到了杨庭长。
杨四十来岁，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高个中年人，姓许。
小许说是我的学生，曾在我工作过的高中读书，他说杨和他是初中同学。
说起来我们就比较熟了，谈话的气氛也比较融洽。
杨谈起他曾调解成功的医疗纠纷，说明他有能力处理我的案子。
我说我的案子主要是医疗鉴定难做。
他说他们有办法，我还以为法院有专门的医疗鉴定通道。
他还诚恳地说，您是私人，医院是公家，即使调解，公家也不会让私人吃亏的。
杨庭长的话让我吃了定心丸。
最后，杨要我物色一个律师，我说监利的律师我只认识陶律师。
杨没有表态，这律师与法官不对路，我就不好往下说了。
我要他推荐，他也不表态。
他对我说，您可到武汉去请。
到外地请律师，那成本多高啊，而且与与县法院肯定不熟，那怎么成？
他坚持让我自己去请律师，我只有告辞。
我要付茶钱，小许执意不肯，并把我送出了门，还安慰我，杨要是不尽力，您就告诉我。
在这春寒料峭的夜晚，学生的话送来了一丝暖意。
回家后我与小兰联系，告诉他杨庭长对陶律师不表态，而我对监利律师界又不熟悉，希望他能推荐一下。
小兰要我去楚胥律师事务所找一个姓柳的律师。
在县城老城区一条巷子里，找到了这家楚胥律师事务所。
柳律师还是个楞头小伙，他说小兰和他打过招呼，他答应做我妻子的委托律师，也同意做风险代理，但要我先付五千元办案经费。
我一愣，不是说不要钱吗，怎么一张口要这么多？
再转念一想，这律师总不能自带伙食去给你打官司，看他们这简陋的办公室，哪有钱先垫出来为你打官司。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他说明天带钱来签合同。
第二天我把钱给了他，他说合同还没拟好，过天把再签。
过了两天，他要我去，结果把五千元钱退给了我，说他父亲病了，他要去照顾，不能做我的代理律师了。
我一愣，这小伙子怎么这么不靠谱。
他又对我说，我联系一下我师父任律师，看他愿不愿意代理。
我说你问问看。
任律师答应下午与我商谈。
任律师四十开外，一脸的朴实，让人感到很沉稳。
他听了我的叙述还显得有些义愤填膺。
我们很快达成协议，他同意代理，我先支付五千元办案经费，官司打赢后，索赔20万按10%分成，20万以上按20%分成。
他还给我出主意，说立案的金额只写20万，因为法院的收费是按索赔金额的多少来定的，官司打赢了，可再追加。
2013年3月18日上午，我和任律师一道去法院起诉。
受理案件的是立案庭的张副庭长，一位很富态的小伙子。
他翻看了一下材料，朝我们看了看，说材料留下，他看后再答复。
晚饭时，任律师来电话，说他和张副庭长在一起吃饭，问我过不过去结识一下，并交代不要我付饭钱。
我哪有不去之理？
在一家小酒店里，他俩在对饮，任律师显然是为我的事请他来的。
我已吃过饭，陪他们喝了两杯酒，饭后，我抢着买了单。
随后，任律师提出去茶楼坐坐。
茶楼里，张庭长从任律师那里看到了我写的《妻子中风记》，大为赞叹，认为文笔不错，并希望能看到《美国就医记》。
回家后我就把文章发给了这位网名为“愤怒的小鸟”的文学青年。
第二天我们再见面时，俨然就是老熟人了。
张庭长说已经立案，要我去交诉讼费，并递给我一张单据：
1300元人民币。
我心中一喜，任律师曾说诉讼费可能要四、五千，看来昨天的饭费赚大了。
我看了一下张庭长，他朝我微微一笑，似乎是特意关照我，我连声表示感谢。
我看遍了法院内外，没有任何收费公示，后来下达的判决书告知我到中院上诉的费用也是1300元，我才知道，张庭长完全是按章收费，那顿饭对收费没起任何作用。
再联系后来我所经历的诉讼过程，这1300元应该叫做高收费。
法院和高中学校都是财政拨款单位，1300元相当一个高中生一年的学费，学校要管学生的学习教育还有生活各方面一年，而法院则只随心所欲地对诉讼材料处置一下，付出的劳动就是一些文牍工作，他们的劳动也太值钱了。
我把立案的事告知了小兰。
他对我说，这以后没什么特别的事，就不要打电话了，以免医院知道了说我吃里扒外。
我心里犯嘀咕，医院不是安排你和我联系吗，我找你是名正言顺；再回头一想，小兰可能是真心想帮我，有点“做贼心虚”吧。
咳，还是把人往好处想。
案子进法院半个月，医院没有任何反应。
4月上旬，法院送来一张传票，说4月25日开庭。
临近开庭，任律师说证据中还缺乏没有高血压病的医院证明。
我说小兰说我们单方在医院做的检查无效。
任律师说，不要管他，有比没有好。
县人民医院是不能去的，我找到县中医院，医生听了我的来意，委婉地拒绝了我。
最后我找了一家民营医院，他们答应做。
在那里量了2天半血压，每天早中晚量4次，共量了10次，每天早晨的3次，血压高点，其余7次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过了几天，任律师告知，开庭取消，医院向法院提出了医疗事故鉴定申请。
任律师提醒我，医疗事故鉴定不能做，因为这个鉴定由荆州市医学会主持做，他们的专家就是市里及各县市区医院的一些医生，他们彼此都很熟，难免感情用事。
我说，难道就没有几个讲医德有良心的专家？
又过了几天，任律师说法院鉴定科约我们去商谈。
鉴定科的柳科长是位高度近视的中年人，说话轻言慢语，他要我们对是否作医疗事故鉴定作出选择。
我说，您姓柳，我老伴也姓柳，也算一家人吧，您帮我出出主意。
过了一会，柳科长从电脑中翻出一篇文章，谈医疗事故鉴定与医疗损害鉴定的区别，他让我看。
原来，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鉴定医生的医疗行为有没有过错，而医疗损害鉴定则是鉴定患者是否受到医疗损害，两者有质的不同；再医疗事故由各级医学会组织做，医疗损害则由司法鉴定部门做。
柳科长还告诉我，对医疗事故的认定，还因医院层级不同而不同，如县医院被认定的医疗事故，在乡镇医院可能不成立，因为乡镇医院条件有限，医生已尽力了，不应承担责任。
另外，司法鉴定的专家有义务到法庭接受咨询，而医学会的专家则是个集合体，单个的专家没有到法院出庭的责任，也就是说，医学会的专家昧着良心鉴定，不负法律责任。
我说，先做医疗事故鉴定，如果对我们不利，我们再做医疗损害鉴定。
柳说，那不行，医疗事故鉴定做了，法院就只能以它为依据。
我说怎么办呢？
柳说，你们如果不同意医疗事故鉴定，那就提出做司法鉴定，不过，鉴定的费用先由你们支付，大概要一万多块钱。
我和任律师商量了一下，说让我们考虑考虑。
晚上我咨询了小兰，他很果断地告诉我，不能答应医疗事故鉴定。
第二天，任律师约我去，要我签一个协议，说如果我不同意做司法鉴定，那败诉的责任则由我单方承担。
我说，非要做司法鉴定吗？
我了解，司法鉴定只是法院判案的一种证据，我有美国医生的证明，还有一些国内的检查单据，难道不能证明我妻子没有高血压病吗？
法院还可以由法医出面，对我妻子的血压进行测量。
任律师说，法院不会听您的，他们也不会去做那些调查，你没有鉴定结论，他就判不了案。
我说，那就做吧，如果司法鉴定部门不做呢？
他说，走一步看一步，我们按程序一步步来。
然后说到鉴定费用，任律师要我去准备，我说你们能不能帮忙筹一部分，你们不是风险代理吗，怎么风险都甩给了我？
任说，您没有钱，这官司就打不了了。
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没有半点承担风险的姿态。
他又说，这个钱只是先垫付，打赢了则由对方出。
看来，所谓风险代理，在县城的律师那里只是一个噱头。
没办法，我只有自己去面对了。
我说，我去筹钱，你去告知法院，我们做司法鉴定。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天气渐渐热起来。
6月中旬的一天，任律师又约我去法院鉴定科。
柳科长问我们怎么还没定下来。
我看了一下任律师，任律师忙说，我们今天就是来协商去哪里鉴定的。
柳科长说我把医院的律师通知来，我们一起商量。
不一会，来了一个楞头小伙，他们叫他兰律师。
兰一进门，就来了个先发制人，甩出一句话:
“还鉴什么定，早就过了举证期了。
”我一愣，望着任律师，任一脸坦然，不予理睬。
柳科长则说，我不懂，我来问问主审法官。
不一会，法官来了，柳科长叫他老郑。
郑法官五十开外，一张国字脸，操着一口汉腔。
郑说了一句“没过举证期”，就走了。
于是，兰律师安静下来了。
三方商定，去上海原司法部办的一家鉴定机构，那里可信度高些。
柳科长要我交一万三千元钱给鉴定科，其中八千元鉴定费，五千作为鉴定科人员的差旅费。
我说我去准备，不过，7、8两月正是炎热天气，病人不宜外出，要鉴定也只能在9月以后。
柳科长说，那也只有这样了，如果病人出了什么问题，鉴定也就没有意义了。
8月中旬我给鉴定科送去一万三千元，柳科长开始与上海方面联系。
9月下旬，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回复，以“难以出具明确的鉴定意见”为由不受理此案。
我问柳科长，还能不能联系其他的鉴定中心，譬如重庆、湖南的，他说，上海都不做，其他就更不好办了。
我说，这该怎么办呢？
柳说，你去与主审法官沟通沟通，法官还有一定的权限。
我与任律师商量，任说，没有司法鉴定，这个官司输定了。
我说，法院怎么能这么不讲理呢？
我提供了那么多证据，你都不采信，非得要司法鉴定，而司法鉴定别人不愿做，你法院对鉴定部门又没有约束力，反而逼受害人拿出司法鉴定，否则就败诉，这是什么道理？
何况，我到你法院打官司，是交了诉讼费的，我与你法院就构成了一种信誉关系。
做生意起码得讲诚信，你法院判不了这个案子，非得依赖司法鉴定，这是你能力有限，你没这个能力判案，还反过来说起诉人证据不足，这不是仗势欺人吗？
你法院还有没有一点商业道德？
这法院不就像一个骗子公司，专门骗别人的诉讼费吗，把别人的诉讼费收到手，糊弄一下，再把诉讼人一脚踢出门。
任律师听了我这一番话，脸上有点不自在。
过了一会，他对我说，邱老师，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很难有一致的意见，这样，你的案子我不代理了，我把五千块钱退给你。
我先是一愣，然后一喜，我对这个官司也有些厌倦了，能尽量减少一点损失是一点。
我于是顺水推舟，对任律师说，你对这个案子已完全没有信心了？
你还是考虑一下，我明天听你的答复。
任说，我今天没有现钱，你明天来拿钱。
我说，我等你的电话。
第二天，任约我去拿钱。
他说，这官司复印了一些材料，需支付700元复印费。
我说，你留一千吧，忙乎了这几个月，你去喝喝茶。
他退回了4000元钱。
我开始与法官沟通。
我拨通了杨庭长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已不在法院工作，调到县政府法制办去了。
他说，您有什么事，我还是可以跟法官说的。
我心想，你人都不在了，别人还买你的账。
杨庭长的承诺，已经灰飞烟灭。
我给主审法官郑志斌发短信，他不予理睬；我拨通他的电话，他爱理不理——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不理就不理吧，这个官司你总要给个说法。
11月中旬，法院送来传票，说12月19日开庭。
开庭那天，传票上要求上午8点30分到庭。
8点不到，我和两位妹夫就来到了法院，我带了满满一袋子病历资料，还有电脑，还有电子血压计和平时给老伴量血压的记录。
法院一片寂静，大门紧锁。
初冬的早晨，寒气逼人。
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临近9点，书记员来开门，告诉我们，原定的5审判庭已有庭审，我们改到少年法庭。
少年法庭可能很长时间没开庭了，窗帘歪斜，椅子东倒西歪，桌子上一层灰尘。
我们各自找了一个位置，自扫座前灰。
医院只来了那个兰律师。
又过了一会，郑法官进来了，一身便装，少了法官的威严，多了一份随和。
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宣布开庭。
他翻开小本本，念了起来。
念了几句，他也知道我们不知所云，就放下本本，告诉我们，这上面说，你们原被告如果认为我这个法官不适合审理你们这个案件，你们可以申请回避。
我们说，适合适合，不必回避。
他于是说，现在正式开庭，先由原告陈述案情。
我拿起起诉状，开始陈述案情。
郑法官不时插话，他说，他也是高血压病人，吃药已吃好了，已经三年没吃药了。
我大妹夫立即反驳，高血压病怎么可能吃药吃得好呢，你或许根本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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