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宝船东亚朝贡的体系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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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激励下，这些被中国自古鄙视的蕞尔小国竟然赶走了凶残可怕的蒙古侵略者，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小民族的成功反抗无疑增加了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屈辱感。
在蒙古帝国的律法中，蒙古人杀死汉人与杀死驴子同罪。
历史如同一个飞去来器。
百年轮回，报应回到了蒙古人头上，还有与蒙古人同样优越的色目人。
朱沐英攻陷云南后，对蒙古人展开同样血腥的大屠杀，甚至更羞辱地一次性阉割了30000多色目人。
这些被阉者有的成为新帝国皇室的太监，其中有一个后来名满天下，他就是马三宝，据说他是先知默罕默德的37代子孙。
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赐姓“郑”，并改名为和，居四品，钦封“三保太监”。
朝贡贸易
如果说蒙元帝国是马上得天下，那么明帝国就是船上得天下。
朱元璋军事集团从鄱阳湖水战中崛起，然后以舟船之利的南京为基地发起北伐，最终完成统一。
明初洪武时期，因张士诚方国珍等军阀势力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后，“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是为明代锁海之始。
《明史》记载：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
成祖朱棣登基后，针对“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下令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几乎占据整个亚洲的蒙古帝国崩溃以后，连接欧亚东西的水陆贸易遭到严重打击，陆路贸易完全中断。
明帝国的反商业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海外贸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国”感到颜面无光的是，朝贡贸易也近乎断绝。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
外国的君主和蕃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亨廷顿）。
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帝国漫长的边疆和平与秩序。
在孤立封闭的东方世界体系中，中华帝国是唯一的没有竞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朱元璋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
中央帝国对藩属的承认，反过来也是藩属对中央权力的承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贡体系与其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扩张和统治，正如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所说：
“进行传播、扩散、赠与，这就是进行统治。
”朝贡说白了，就是通过传播扩散和赠与的方式来进行统治。
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腊和暹罗3国来朝。
在维持海禁的前提下，帝国加大了对贡舶贸易的激励，“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
是有贡船，既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续通考》）。
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贡舶贸易”成为“万国来朝”、“四夷威服”的形象工程，以“厚往而薄来”吸引友邦来朝。
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
“中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和朝贡。
”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日本在朝贡中获利良多。
嘉靖四年（1525年），日本贡使楠叶西忍收到明帝国的厚礼后，无限感激地说：
“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
”利玛窦指出，朝贡完全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的外在需要。
“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
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
作为历史上维持东亚秩序的重要方式，朝贡模式是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性关系，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系。
甚至可以说，这是东方特色的，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类似的模式。
马戛尔尼曾说，“帝国与外国的任何一项贸易都不是为了互惠互利，而是源自前者对后者的仁慈与恩赐。
”应当承认，慷慨的朝贡贸易并非一种经济行为，它看重的是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
“慷慨显然就是一种强加的债务”，人类学家马歇尔·
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谈到，很多原始部落酋长也非常慷慨，这种慷慨对他人往往构成一种约束和权力。
比起战争威胁来，金钱利诱同样有效。
三宝太监
在“请进来”的同时，还嫌不满足的中央帝国进一步“走出去”，去邀请更多的友邦来朝贡我天朝上邦。
对于很多没有路费，没有交通条件的友邦，帝国就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解决通勤，派出使臣“送温暖”，携带大量“利是”“赏赐”友邦，并游说受访国免费搭船来“百鸟朝凤”。
这就是郑和的政治使命。
郑和既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又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和尚，还是一个被切除了生殖器的“男人”。
在帝国眼中，郑和无疑堪称一个最完美的“人”，他的官方身份是帝国四品高级使节——“三宝太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和下西洋与1600年前的徐福下东海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公元前210年，完成大一统伟业之后，秦始皇派齐人徐福数次下海，以求长生不老药。
最后一次，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装载谷种连弩及匠人百工出东海，一去不回。
徐福下东海应是沿岸航行，航线可能是从山东半岛出发，通过渤海口，绕过辽东半岛，再沿朝鲜半岛海岸，经对马岛入日本北九洲，穿过濑户内海抵达纪伊半岛。
今日本和歌山县新宫町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日。
为感谢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日本人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
或许是接受了徐福下海的鸡飞蛋打教训，朱棣才特意选了一位太监公公，以绝其滞留海外甚至独立称王的不归念头。
早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
蒙元时期，被蒙古化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发展，通商国家由不足60个发展到140多，中国海船成为阿拉伯海的常客。
对郑和而言，他的目的地很明确，所谓西洋实则是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南洋。
这片海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东方的地中海。
与风平浪静的地中海相似，南洋风力适中、容易预测、风暴较少、水域恒温；
且沿岸有丰富的木材资源，非常适合造船；
这与阿拉伯半岛及北非一带形成鲜明对比。
南洋地区包括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马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池闷等国。
郑和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作为帝国的散财童子，传播中央帝国的恩德与威严，体现道德与权力的优越感。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朱棣“好大喜功而又刚愎自用”，这个“暴君”通过“靖难之役”的军事政变夺得皇位，又进行血腥的屠杀清洗运动，并创造了“灭十族”的人类记录。
马基雅维利认为，对成功的权力者来说，与其让人们爱戴，不如让人们恐惧。
这个依靠杀戮寻找自信的帝国寡人已经从臣民那里得到了无数恐惧，他唯一感到饥渴和欠缺是来自远方友邦的爱戴和感恩。
中国自古有远交近攻的传统，“四夷顺则中国宁”；
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必须“锐意通四夷”。
“天子”朱棣派郑和敕谕各国王：
“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
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中国官方正史一般认为，郑和此行的目的是全球通缉失败的建文皇帝。
《明史。
郑和传》记载：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
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
累擢太监。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从技术上来说，郑和耀武扬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成就，包括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针路和海图等。
这种官方承办的盛大炫富行为也达到了中国海洋时代的巅峰，可谓是空前绝后。
郑和的出现恰逢其时，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这次古代航海史中视觉效果最壮观的海上行走。
郑和船队体现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顶点，也让人们看到一个文化瓶颈，这就如同冷兵器发展到顶点，接下来就是热兵器时代。
帝国的宝船
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型应是典型的方形中国福船（一说平底沙船）。
福船是明帝国海军主流战船。
这种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驶于南洋和远海。
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吃水约为4米。
全船分4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
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以船力下压可轻易犁沉敌船。
英国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有着无人能及的研究，他给予郑和时代的中国造船业极高的评价：
在它的黄金时代，约公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
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
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公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公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
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
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
中国造船技术很早开始就自成体系。
历史学家罗荣渠说：
“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
”在近代以前，中国帆船在结构上和风力利用效率上都值得称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船与海船完全是两码事，在内河航行与在大海航行有着天壤之别。
海洋首先风浪要大得多，这就要求海船更加结实和稳定；
其次海洋没有陆地作为参照物，导航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其他还有诸如供给、海图、季风等很多复杂的问题。
小小的指南针完全改变了海洋图景，将人类带入一个航海时代，或者说海洋时代。
地球突然之间被缩小了。
对海上航行来说，风帆时代唯一的动力来源就是季风（信风）。
可以说，没有季风就没有风帆时代，季风决定了帆船航行的路线和日程。
“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
在东南亚海面，冬春季刮东北向的季风，而夏秋刮西南向季风，季风平均风速为13公里/小时左右，最高可达200公里/小时。
郑和船队除过第一次夏季启航秋季返回外，其余6次都是在下半年的东北季风期间出发，在西南季风期间归航。
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
应当说，郑和出发之前，就已经对印度洋地理状况了然于心。
前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编队指挥官加文·
孟席斯在《1421年：
中国发现了世界》一书中，甚至认为郑和所用的“世界地图”上已经有了美洲和欧洲；
他因此认定郑和早于哥伦布数十年就发现了新大陆，他还认为郑和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人。
据《明史》中记载，郑和的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马欢《瀛涯胜览》中记载：
“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按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就有136米多，宽约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
装备有16~20橹，排水量超过8000吨，甚至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艘万吨巨轮。
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中说，宝船造价之高，“须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
郑和船队作为泱泱大国的流动展示中心，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余艘，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余艘。
除过船队主体的宝船之外，还包括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以及水船等补给辅助船。
强大的补给储备使其在海上航行一年也不用登陆。
即使把当时欧洲所有的大型船只加起来，也赶不上郑和船队的规模与远洋航海能力。
27000人的船队包括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等，仅医生就有180名。
尽管郑和是个太监，但随船还是带了不少妓女。
当然，郑和船队绝不是一支普通的商船，或者说它完全就是军舰编队似乎更贴切。
它配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火器装备。
如此庞大的规模，相当于如今5艘美国海军最强大的10万吨级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全部乘员，或等于运载一个满员的海军陆战重型师，外加一个海军陆战远征旅的美国巨型两栖登陆编队。
毫无疑问，这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
郑和的礼物
永乐三年，即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暂时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
11月，季风极其讲信用地到来，船队便扬帆再度启航，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
由此开始了亘古未有的豪华远航。
这种远航前后总共进行了7次，持续了28年。
“三宝太监”的足迹遍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并友好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和平国际外交的先驱。
江苏太仓的《娄东天妃宫碑文》记载：
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
每次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逻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
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蒙，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郑和船队出发时，满载金银珠宝和中国器物，归来时满船全是从世界各地给自己的主子搜集奇珍异兽：
“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
当然每次也都带回一大群不用买票的四夷贡使，他们也是一种“礼物”。
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如今以海盗闻名，当时称“麻林国”。
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国使者随郑和的船队，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
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中国人把它与龙、凤、龟并称为四神兽。
传说中的麒麟从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
只有在清明之地或圣人出现时，它才显露真身。
如此“祥瑞”给“皇帝新装”的帝国带来莫大的惊喜。
其实，这只“麒麟”只是一头长颈鹿。
经过1600年皇恩浩荡的熏陶，帝国精英仅有的进化是从指鹿为马变为将鹿说成“麒麟”。
与其政治意义相比，郑和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达东非，这种航海探索倒算不得什么。
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考量，那简直是荒诞透顶的破产举动。
据明人王士性记载：
“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
”据此可知，郑和航海运动直接亏损白银6百万两，或者说，帝国的形象工程或者皇帝的礼物用去了6百万两。
永乐十九年（1421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朱棣将帝国首都从南京正式迁往游牧文化区的北京。
这项浩大的迁都计划几致帝国财政破产，“劳民伤财”的郑和舰队更成为众矢之的。
数年之后，官方保存的郑和航海档案不翼而飞。
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记载：
“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
……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
”宣德元年（1426年），内阁尚书范炽上了一道杯葛郑和工程奏章：
尚武为邪恶之首，圣贤之人避之，及至万一。
古之明君，历代贤士，决无滥用民力，以张挞伐之事。
此为长久之国策……内阁诸臣万望圣上垂旨，禁耀武于海外，止扬威于番邦。
弃异域之荒滩，养民生于中华，鼎力治家办学。
自此，前方无战事，军中无损伤，乡间无哀鸿，将帅无沽名钓誉者，军士无命丧海外之虞。
四海之人自俯首，五洲之地终一统，大明基业将永延。
正如德国思想家维尔纳。
桑巴特所说：
“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
”随着狂人朱棣和他的奴才郑和相继死去，郑和时代注定从此断了香火。
这场盛大辉煌的帝国焰火很快烟消云散。
保罗·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这段历史，历史学家多有深刻洞见。
黄仁宇认为，缺乏利润支撑是郑和悲剧的主要根源，“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
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廷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
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
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
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业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说：
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印度洋和中国周边海洋沿岸，从韩国和日本到马来群岛和印度，以及非洲东岸，所有的重要商业据点在名义上都处于中国势力之下，并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地位。
在如此完美的历史时刻，中国本来可以巩固统治地位，从而成为塑造现代世界的支配性力量。
当时欧洲仍在极力摆脱黑暗时代，郑和巨大的海军舰队完全可以使中国成为16世纪的殖民强权，取用全球各地的财富，可惜这种鼎盛时代只维系了5年的时间。
南洋的中国化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编写的《政治和时间史》中说：
“到16世纪，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
它统治海洋，主宰世界贸易。
虽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郑和船队都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然而这支豪华的舰队却连眼皮底下偌大的夷洲（台湾）都没有详细的勘察和记录。
很多年后回首这段吊诡的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最大遗产，或许是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移民运动——而不是殖民运动。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
“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
在郑和之前，中国人向包括台湾的南洋移民寥若晨星，在郑和之后如过江之鲫。
在一定程度上，郑和的航海运动推动了南洋的中国化进程。
郑和首航200年后，发生马尼拉大屠杀的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已经建城32年，当地的中国居民超过2万，而西班牙人不足1000。
当时整个南洋几乎成为华人的世界，他们就像永嘉南迁后的客家人一样，成为这些海洋岛国最谦卑的“华侨”。
所谓“侨”，就是寄居在外国的人，他们既不是南洋人，也不是中国人。
这就如同“桥”，既不是陆地，也不是水面。
中国专制体制下，这种民间自发移民行为不仅从未受到帝国的支持和鼓励，相反被视为离心叛国行为，而遭到明清两代官府的严厉限制。
新加坡学者王赓武将南洋华人社会网络的发展称之为“没有帝国的贸易”。
它的反面是，欧洲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都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保护下的贸易。
郑和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数杀戮和屈辱也不能换来帝国对这些弃民的同情和谅解：
“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
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
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诞生的同一年，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数万华人和几十万土著在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共同建立了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
作为首领的“大总制”传承不是中国传统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
罗芳伯系广东省梅县石扇堡的客家人，经公推为首任“大唐总长”，罗之后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至刘台二，这个|由三十余万华工形成相当独立的政权”被人称为共和国。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郑和船队也是当时世界一支最强大的海军远洋舰队。
今天中国海军的所有70余艘主力驱护舰群中，超过5000吨排水量的也不过有9艘，而这种庞大的宝船，郑和船队则拥有30艘以上。
这30多艘宝船相当于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作用和炮舰时代的战列舰，今天航母编队的航母一样。
郑和的遗产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
……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
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据说这是郑和最后向明仁宗朱高炽说的一段话。
据记载，这支代表帝国权力的威武之师曾经四次海外用兵：
第一次，在锡兰（斯里兰卡）遭遇5万国王军的围攻，郑和船队被迫自卫反击，一举擒获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朱棣“悯其愚无知”，又礼送其回国；
第二次，苏门答腊王子苏干剌试图谋夺王位，郑和擒获苏干剌送京伏法；
第三次，爪哇西王都马板杀害郑和船队170名官兵后，朱棣要他赔款黄金6万两，遭到拒绝，经郑和严正交涉，最后以1万两成交；
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战争，是遭遇流落海外的中国海盗陈祖义，郑和船队毫不留情，予以全歼，陈祖义等3名海盗首领被押回帝国正法。
或许可以说，越洋追剿剪灭那些背国逃逸的帝国流民才是郑和舰队的真正使命——虽远必诛；
从这一点来说，追杀建文帝绝非官方妄语。
这种航海其实是对海禁的延伸，此举不仅斩断了陈祖义们的颈项，也斩断了一个海洋中国的梦想。
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
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中说：
郑和多次远征，却没有为明廷开拓海上帝国，中国沿海及百姓的海上活动相当频繁，移居东南亚的人口也不少。
中国官方常将这些外移人口视为叛逃的弃民，抓回来惩罚，却没凭借这些民间活动建立太平洋霸权。
郑和下西洋如同一场梦，很快就被帝国遗忘，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海洋一直成为帝国的禁区，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全部。
或许人们难以理解，郑和下西洋竟然是海禁政策的产物。
“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帝国试图以官方的贡舶贸易来垄断或者杜绝海上贸易。
从很大程度上，正是海禁制造了海盗，反过来，海盗泛滥又使帝国进一步加强了海禁。
明朝中后期，倭寇成灾。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后郑和时代如此评价：
明朝海军力量式微，一度只准兴建小船，因此为海盗横行中国南方海岸开启了大门。
这些海盗表面上是日本人，实际上大多是中国人。
明朝并没有反击，而是大费周章地强迫中国人撤离沿海，企图饿死海盗，却白花力气。
简言之，反商和排外情绪占了上风，中国从世界舞台上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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