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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
”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
”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
”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
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
《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
……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
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
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
荀勖、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
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
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
《论衡·
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
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
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
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
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
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
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
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
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
所以,他又说:
”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
”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
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其比喻极为恰当。
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
《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
吴末,右国史华核上疏道:
”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
”《世说新语·
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
《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
”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
”蒙曰:
”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
”权曰:
”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
当令涉猎见往事耳。
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
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
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
quot;
”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
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
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
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
经籍志》载,诸葛亮着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
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着《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
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
”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
《汉书·
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
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
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
《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
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
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
刘知几在《史通·
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
比如:
”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
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
’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
时无二君,何我之有?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
记某事也。
’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
’何以书?
记异也。
’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
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
”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
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亦然。
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
后叙殷铁,则先着景仁。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
最后,刘知几概括说: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
历史着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
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
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
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着《献帝春秋》,孔衍着《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着《魏氏春秋》,习凿齿着《汉晋春秋》,王琰着《宋春秋》,吴均着《齐春秋》,裴子野着《梁春秋》。
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
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
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
史学着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
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
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
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
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
其着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
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
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着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
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
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
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
《续汉书·
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
案:
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
”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
’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
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
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
’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
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
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
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
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
”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
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
”刘千秋即刘珍也。
《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
……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
”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
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
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
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
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
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
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
”[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
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
经籍志》称:
”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
”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着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
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
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
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
《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
《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
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
这个名单并不完备。
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
[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
《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
……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
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
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
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
”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
少传融业,以才学进。
”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
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
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
”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
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
”曰:
”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
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
《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
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问者曰:
”令曰:
七驺咸驾。
今曰六驺,何也?
”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马六种。
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
《左氏传》:
’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
’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
经籍志》载蔡邕着《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
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
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
[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
”[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
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
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
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
《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着述之所。
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
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
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
如贾逵:
”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班固:
”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
迁为郎,典校秘书。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刘珍:
”永初中,为谒者仆射。
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
”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寔:
”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着作东观。
……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
”卢植:
”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
”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
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
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
《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
”慎前以诏书校东观”。
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
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
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
他说:
”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
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
”[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
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着诔、颂、连珠凡七篇。
”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
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着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
刘复”好学,能文章。
”延笃”能着文章,有名京师。
”蔡邕所着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
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
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
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
[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
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
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
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
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
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
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
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着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
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
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
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
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
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
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
”夫立典有五志焉:
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着功勋,五曰表贤能。
”他所说的着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着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
《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
纳好博弈,每谏止之。
纳曰:
”聊用忘忧耳。
”隐曰:
”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
不遇,则以
言达其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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