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Word文档格式.docx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Word文档格式.docx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Word文档格式.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

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

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

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

于是进为全盛期。

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

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

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

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

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

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

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

更进则入于蜕分期。

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

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

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

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

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

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

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

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

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

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

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二、略论“清代思潮”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

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

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

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

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

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

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

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

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

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

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

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

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

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

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

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

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

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

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

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

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

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

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

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

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

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

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

开吴者惠，开皖者戴。

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

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

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等。

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

念孙以授其子引之。

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

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

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

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

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

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

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

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

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

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

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

《公羊传》者，“今文学”也。

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

《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

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

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

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

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

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

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

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

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

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

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

千秋早卒。

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

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

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

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

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

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

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

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缺点益暴露。

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

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

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

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

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

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

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

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

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

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九、由启蒙到全盛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

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

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

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

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

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

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

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

其故何耶？

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

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

“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

（《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

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

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

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

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

所谓“礼”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

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

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

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

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

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

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

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

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

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

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

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

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

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

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

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

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

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

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

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

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

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

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

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

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

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

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十三、“朴学”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

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

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

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

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

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

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

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

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

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

其直接之效果：

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

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

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

其间接之效果：

一，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累寸，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

二，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

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

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

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

为无用耶？

此甚难言。

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

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

老子曰：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

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

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

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

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

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

十四、经史考证

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

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

其在《易》，则有惠栋之《周易述》，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

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

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

其在《周官》，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

其在《仪礼》，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珙之《仪礼正义》。

其在《左传》，有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正义》。

其在《公羊传》，有孙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

其在《论语》，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

其在《孝经》，有皮锡瑞之《孝经郑注疏》。

其在《尔雅》，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之《尔雅义疏》。

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义》。

以上诸书，惟马、胡之于《诗》，非全释经传文，不能直谓之新疏。

《易》诸家穿凿汉儒说，非训诂家言。

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

其所著《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絜净精微，但非新疏体例耳。

《书》则段、王二家稍粗滥。

《公羊》则孔著不通家法。

自余则皆博通精粹，前无古人。

尤有吾乡简朝亮，著《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志在沟通汉宋，非正统派家法，然精核处极多。

十三经除《礼记》、《谷梁》外，余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而《大戴礼记》则有孔广森《补注》、王聘珍《解诂》焉。

此诸新疏者，类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加以别择结撰，殆可谓集大成。

其余为部分的研究之书，最著者则惠士奇之《礼说》，胡渭之《禹贡锥指》，惠栋之《易汉学》、《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焦循之《周易郑氏义》、《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陈寿祺之《三家诗遗说考》，江永之《周礼疑义举要》，戴震之《考工记图》，段玉裁之《周礼仪礼汉读考》，张惠言之《仪礼图》，凌廷堪之《礼经释例》，金榜之《礼笺》，孔广森之《礼学卮言》，武亿之《三礼义证》，金鹗之《求古录礼说》，黄以周之《礼书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诂》，侯康之《谷梁礼证》，江永之《乡党图考》，王引之之《经义述闻》，陈寿祺之《左海经辨》，程瑶田之《通艺录》，焦循之《群经宫室图》等，其精粹者不下数百种。

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

其在《说文》，则有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之《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

其在《说文》以外之古字书，则有戴震之《方言疏证》，江声之《释名疏证》，宋翔凤之《小尔雅训纂》，胡承珙之《小尔雅义证》，王念孙之《广雅疏证》，此与《尔雅》之邵、郝二疏略同体例。

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书，差无疑滞矣。

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念孙之《经传释词》，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最精凿。

近世则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

而马建忠学之以著《文通》，严复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学”之椎轮焉。

而梁启超著《国文语原解》，又往往以证社会学。

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

自顾炎武始著《音论》、《古音表》、《唐韵正》，而江永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戴震有《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系》，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有《说文声类》，陈澧有《切韵考》，而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

此学也，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

刘献廷著《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

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

其动机起于治三《礼》，后遂泛滥益广。

惠栋著《明堂大道录》，对于古制度专考一事，泐成专书者始此。

徐乾学编《读礼通考》，秦蕙田编《五礼通考》，多出一时名人之手。

其后则胡匡衷有《仪礼释官》，戴震有《考工记图》，沈彤有《周官禄田考》，王鸣盛有《周礼军赋说》，洪颐煊有《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皆专注《礼》，而焦循有《群经宫室图》，程瑶田有《通艺录》，贯通诸经焉。

晚清则有黄以周之《礼书通故》，最博赡精审，盖清代礼学之后劲矣。

而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

毛奇龄始著《竟山乐录》，项则江永著《律吕新论》、《律吕阐微》，江藩著《乐县考》，凌廷堪著《燕乐考原》，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

此皆足为将来著中国音乐史最好之资料也。

焦循著《剧说》，专考今乐沿革，尤为切近有用矣。

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

王夫之长于史论，其《读通鉴论》、《宋论》皆有特识。

而后之史学家不循斯轨。

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

康熙间，清廷方开《明史》馆，欲藉以网罗遗逸。

诸师既抱所学，且藉以寄故国之思，虽多不受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

相与讨论体例，别择事实。

古唐以后官修诸史，独《明史》称完善焉。

乾隆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最著。

顾炎武治史，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然亦好为考证。

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

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

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再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此其特长也。

其专考证一史者，则有惠栋之《后汉书补注》，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昕之《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梁章钜之《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杭世骏之《三国志补注》，其尤著也。

自万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历代史表》，此后表志专书，可观者多。

顾栋高有《春秋大事表》，钱大昕有《后汉书补表》，周嘉猷有《南北史表》、《三国纪年表》、《五代纪年表》，洪饴孙有《三国职官表》，钱大昕有《元史氏族表》，齐召南有《历代帝王年表》。

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种》，皆考证古史，其中《战国纪年》、《孔孟年表》诸篇最精审，而官书亦有《历代职官表》。

洪亮吉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洪龆孙有《补梁疆域志》，钱仪吉有《补晋兵志》，侯康有《补三国艺文志》，倪灿有《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顾櫰三有《补五代史艺文志》，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有《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皆称善本焉。

而对于古代别史杂史，亦多考证笺注，则有陈逢衡之《逸周书补注》，朱右曾之《周书集训校释》，丁宗洛之《逸周书管笺》，洪亮吉之《国语注疏》，顾广圻之《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陈逢衡之《竹书纪年集证》。

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为一时风尚，则有何秋涛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

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

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

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力著史，惟万斯同之《明史稿》，最称巨制。

而魏源亦独力改著《元史》。

柯劭劭之《新元史》，则近出之巨制也。

源又有《圣武记》，记清一代大事，有条贯。

而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

黄宗羲始著《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

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之。

皆清代史学之光也。

史之缩本，则地志也。

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

其在省志；

《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则阮元也；

《广东通志》，则谢启昆也；

《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

其在府县志：

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长沙志》出董祐诚，《遵义府志》出郑珍、莫友芝。

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

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

十六、校勘学和辑佚学

清儒之有功于史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

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钞踵刻，讹谬愈甚，驯至不可读，而其书以废。

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雠之，校勘遂成一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