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大国博弈的货币视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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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大国博弈的货币视角
好的答案必基于好的问题。
拙作“中美博弈：
房地产市场才是终极战场”在网间不胫而走，招致大量批评，其中，以商务部研究院彭波先生“中国可以用房地产对抗美国贸易战吗？
——与赵燕菁教授商榷”一文的批评最为系统。
我丝毫不想隐瞒拙作依托的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宏观经济理论。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批评的答复，公开拙文底层的“源代码”，以便能在更专业的层次展开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古代中国缺乏货币吗
缺乏货币并非我的发现，而是中国货币史学研究的共识。
朱嘉明先生《从自由到垄断》有一节，题目就是“货币供给长期不足”。
朱嘉明先生在书中指出：
“在中国超过两千年的货币史中，‘钱荒’不断。
……‘钱荒’时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时代的一种常态。
”（2012，p125）
彭文中之所以提出“中国自宋代之后，国家就掌握了并大规模推广了纸币的发行，纸币要多少有多少，怎么可能会缺乏货币？
”，乃是因为混淆了“纸币”与“货币”的差异。
这种混淆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学界也普遍存在。
任何纸币的发行都必须有“锚”，也就是给纸币背书，具有流动性的某种商品——一般等价物（货币）[1]。
对于作为“货币”的商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流动性——能够以最少的折损脱手，因此，货币必定那种相对于需求处于广泛稀缺的商品[2]。
万志英（RichardvonGlahn）在《FountainofFortune:
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正确地指出：
“商品经济本能，把尽可能多的物品纳入交易范围。
如果交易扩大，需要的货币也就越多，就需要从实物财富中拿出更多一般等价物作抵押发行货币。
在货币数量扩张短期既定的条件下，这就意味着货币增加，可用于交易和消费的实物财富就会减少。
由此产生一种悖论：
想交易的商品越多，可交易的商品越少。
其结果就是以实物剩余为信用来源的货币，永远少于交易实际需要信用。
由于实物货币数量供给难以和商品种类和数量维持等比例增加，其结果就是货币供不应求。
”
纸币也不例外。
其既被市场接受，就绝不可能“要多少有多少”。
就拿彭波先生所举的宋朝的纸币为例，其发行最初是因为四川地区缺少贵金属而不得不使用铁作为货币。
为了解决金属铁在交易中过于沉重不便于携带的问题，又用纸来代替铁进行贸易结算。
元朝的中统钞一开始也是有足够的金银做准备。
纸币的发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货币移动的不便，而不是为了解决货币供给的不足。
真实的“货币”是铁而不是“纸”，可用来随时兑换成铁，是纸币流通的基础。
彭文认为“国家发行的纸币常常缺乏信用。
政府经常迫于财政压力，经常超过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大量发行纸币。
”问题是缺乏信用的“纸币”是“货币”吗？
纸币之所以会被接受和使用，是由于国家接受纸币纳税或者有金属货币做准备才赋予其流动性。
宋朝“官府规定纳税不能用金、银，也不能全用纸币，一般是铜钱、纸币各半”，随着纸币与准备金属脱钩，“纳税唯有铜（铁）不可。
所以纸币发行愈多，铜钱‘荒’就越严重”（朱嘉明，2012，P131）。
换句话说，或许“纸币要多少有多少”，但“货币”却一定始终不足。
只要正确区分“纸币”及其后面隐藏的“货币”，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纸币大行其道的宋元，还是白银大量涌入的明清，中国货币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无论费雪还是凯恩斯的货币理论，都没有这种货币持久不足的思想，而将货币混同于纸币是一个重要原因。
彭文提到的“古代中国在货币供给当中同时存在两个趋势，一是金属货币的供给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存在通货紧缩的倾向。
另一方面又存在长期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的倾向。
”实际上，这两种趋势都是由货币不足同一原因所致——且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明白纸币和货币的差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纸币增加”和“货币增加”带来的物价上涨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果：
增加纸币，带来的是经济失败国家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增加货币，带来的是经济成功国家市场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价格革命”。
纸币增加就好像我们变换尺子的刻度，真实物品间的大小比例并不会随之改变。
一旦纸币被误用，就会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化抵消纸币和货币比例的变化。
这种刻度变化静态上看好像是“中性”的，但在时间维度上却会导致记账混乱，增加跨时交易的成本，使非即时交易难以完成。
货币增加会推动物品的价格和数量同步增加。
“货币中性”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同一个物品在发达国家价格往往会高于发展中国家。
于是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购买力平价”的概念去“校正”各国的价格“误差”。
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前提就是创造了更多的货币，物价高是必然的。
货币增加带来的高物价正是货币发达的表征。
货币增加带来的高物价，必定伴生着分工的深化，体现在市场上就是产品多样化的增加——1元钱对应的商品数量Q虽然减少但种类V却会增加（较少的效用损失）。
由于现代价格理论只有“数量-价格”一组关系，多样化无法取得与价格和数量的相关性，结果只好用“购买力平价”校对物价。
这实际上是想用二维的单位度量三位的物体——为了比较市场的“广度”却把“深度”给过滤掉了。
二、货币数量影响资本利息吗？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
反映的是货币“供不应求”的程度，是货币供需关系的晴雨表。
中国长期的高利环境就是中国货币长期匮乏的最好注脚。
彭文认为“在历史发展实践当中，从战国到清末民国，中国的货币制度及货币种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基准利率水平都是20%左右。
”彭文截取了司马迁的《史记》和毛泽东的《兴国调查》中跨越2000年两个利息作为例子“说明利率水平跟货币的供应没有太大的关系。
”显然是过于粗糙了。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利息不仅大多数时间远高于20%，其变化也与货币密切相关。
根据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
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
“中国利率自古以来就高于外国。
古罗马法定最高利率为一分二厘。
实际通行的资金贷款利率只有每年4%。
同时代小亚细亚一带的利率不过是一分二厘，最高曾到四分八厘。
”欧洲中世纪按照典当估算的“公共利息是6%，私人利率为32.5%~300%”。
历史上，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几乎完全是货币供给的函数。
秦灭六国后，市场规模扩大并没有伴随货币供给的扩大，“秦半两”虽然统一了货币，但禁止原来六国私铸却导致货币数量的减少。
因此，这种货币的统一不仅没有带来红利，利息反而飙升到200%。
商品经济比战国甚至春秋时代（比如管仲的齐国）后退了。
汉朝的繁荣则和文景两帝开放民间货币私铸有密切关系。
到汉武帝铸造三官五铢后，货币供给达到高峰。
从武帝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五年的123年间，国家共铸钱280亿枚，西汉桓谭在《新论》中记载当时国库与皇室年收入竟多达123亿钱。
西汉（司马迁）到东汉（桓谭）期间利率已降到20%左右，其中王莽变法时期的利率在10%~36%之间。
东汉之后商品经济的衰退，则与货币数量剧减有直接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因汉朝厚葬习俗导致货币减少，加上停止铸币，年利率上升到1倍以上，月利率在6分以上。
到了唐朝，商品经济开始复苏。
政府不仅开始重新铸钱，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绢帛也被用来充当货币。
利率又开始下降，比如政府就规定“私债五分”，中唐至宋，月息约三分到五分。
彭文提到创造了纸币的宋朝，恰是中国历史上铸钱的顶峰。
不仅铸币规模前所未有（朱嘉明，2012，p127），而且黄金、白银，甚至铁都加入货币供给（以至于以白银为本位的西亚东部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白银不足）。
为解决金属货币移动的问题，交子、会子、贡子、钱引等一系列制度被发明出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与其同步的是前无古人的货币供给。
北宋咸平至景德年间（998-1007）在江南铸钱每年高达180万贯。
熙宁至元丰年间，年铸币多大370万贯至500万贯。
这段时间利息下降也最为明显，在官私借贷中出现了一分、一分半的低利。
纸币发行规模更大的元朝，利率反而陡升。
这是因为元朝疆域辽阔，适于远距离大规模交易的“货币”金银，被蒙古统治阶级勾结斡脱输往西亚牟利，货币短缺的严重后果一直延续到接续政权的明朝。
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明朝推翻元朝后不回复宋朝旧制，反而比元朝更严厉地压制商品经济。
但只要从货币的角度观察，立刻就可以知道由于缺少货币，明朝的商品经济根本无法恢复到宋朝的水平。
明朝从1368年至1572年两百年间铸币总额也才400万至600万。
只是宋朝1080年代规模。
流通货币更是只有宋朝八分之一。
“官府很清楚，经过元代，民间的金属货币资源近乎枯竭，如果依靠金属货币，无法逃脱‘钱荒’的陷阱”（朱嘉明，2012，P127）。
这决定了明朝只能依赖非货币的计划经济维持基本的社会分工。
明朝后来废弃纸币，也并非因为彭文所认为的“由于内外大规模战事停止，国家财政压力减轻，纸币的财政功能相对不再突出”，而是因为无锚发行的“纸币信用荡然无存”，致使商品经济大规模萎缩。
直到大航海带来美洲白银的流入，货币供给大增，才有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商品经济的大繁荣。
宋、元、明纸币发行历史说明，1）纸币增加并非货币增加，2）利息是货币（而不是纸币）供给规模的晴雨表。
“但是，即使18世纪后期清朝的利息趋于缓和，商业利率仍然高于西欧国家，也高于日本”，货币不足及其带来的高利息环境，依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比较高的利息率和较高资本成本很可能‘对核心地区的农业或原始工业发展构成致命的差异’”（朱嘉明，2012，p97-98）。
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经济就是明代经济的投影。
由于极端缺少货币，建国初期的中国和明朝初年类似，采用了依赖货币最少的分工手段——计划。
1949年之后的中国几乎就是明朝初年的户籍、身份、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翻版。
而明朝贸易顺差带来的白银流入，和改革开放贸易顺差带来美元的流入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都带来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大繁荣。
明朝的覆灭与白银流入急剧减少几乎同步。
中美围绕着贸易顺差带来的争端，也很可能会导致类似的货币效果（赵燕菁，2018）。
三、为什么中国利息长期高于其他经济？
朱嘉明的解释是“中国在传统货币经济下，对资本和货币的需求长期超过供给，是形成高利贷的真正原因”（朱嘉明，2012，p99）。
我把这一思路拓展为货币数量的“相对规模假说”。
所谓“相对规模假说”就是，当市场规模成算数级数增长时，同样的商品种类带来的货币需求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因此，货币数量相对于生产规模大小，其稀缺的程度不是等比例变化的。
如果采用规模和分工水平两个变量刻画市场M，用Q表示交易的规模（与人口相关），V表示交易的种类（与分工水平相关），ɑ表示规模带来的货币需求，β表示种类带来的货币需求。
则当货币数量一定时（ɑ+β=1），交易的规模和种类之间存在“替代-取舍”（tradeoff）的关系，即规模大则种类少；规模小则种类多。
如果种类不变，规模扩大，货币就会变得稀缺，利息随之上升。
这种“市场分工规模和深度不可兼得”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为M=QɑVβ。
经济增长的前提，就是货币数量的增加（ɑ+β>1）。
彭文在解释高利息的原因时认为，中国“民间乐于储藏货币，尤其是喜欢储藏有实际价值且便于储藏的铜钱、金银之类，而不愿意用于投资借贷；久而久之，流通体系中的货币就不断泄漏”，乃是“相对规模假说”的一个例子。
用于窖存、投资、借贷的货币并非“泄漏”的货币，其本质是代际的交易，可以视作市场规模在时间维度上的扩大。
如果货币供给不变，稀缺就会导致货币利息上升。
而小规模经济体比大规模经济体更容易通过贸易顺差获得足够代际间分工货币。
彭文之所以针对这一现象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恰恰是由于缺少对“相对规模”的考虑。
这个假说回答了为什么“古代中国货币极其稀缺，利息长期高于欧洲、日本"[3]；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高水平的市场分工，总是发生在尺度较小的贸易枢纽地区；为何市场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反而更容易受困于人口规模，出现经济“内卷化”；为什么顺差对于贸易如此重要。
凯恩斯早就意识到作为资本价格的利率对于财富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他在《通论》中说：
“人类经过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储蓄，资本的积累还是如此之少，其原因何在？
依我的看法，既不是因为人类节俭不够，也不是因为战争的破坏，而是，因为以前持有土地的流动性贴水太大，现在是因为持有货币的流动性贴水过高。
”（凯恩斯《通论》pg185）
在传统的增长理论里，几乎完全没有货币的影子。
但如果我们将货币和增长挂起钩来，就立即会看到贸易战背后货币的影子。
承不承认货币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是拙文和主流经济学派深层的理论分歧。
四、纸币就是信用货币吗？
彭文认为“中国至少在宋、金、元三朝和明代前期是大规模使用纸币的，而纸币的使用依赖的主要就是国家的信用，所以同样是以信用为准备的货币。
”依旧是源于对纸币和货币之间差异的误解。
宋、金、元的纸币和当代的纸币完全不同，那时的纸币不过是商品货币（金银铁）的记账符号。
信用货币与商品货币的最大差别，就是信用货币摆脱了真实商品（过去的剩余）的限制，将未来的收益作为货币的准备。
国家的信用就是国家未来的收益。
无论宋、金、元的纸币，都不存在兑换国家未来收益的机制，因此也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辛弃疾曾主张国家税收要铜钱、纸币各征收一半，即“钱会中半”，因为税收是国家未来收益，税收的纸币价格可以为纸币提供信用。
但在推行“钱会中半”的过程中，政府在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时会多收钱、少收会子，而支付时则多支会子、少支钱，因为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会子。
元初20年里中统钞发行规模有限，纸币有充分的贵金属做准备，此时的纸币仍是商品货币的符号。
随着准备金被挪用，纸币大规模超发，元末纸币标价的税额到暴涨20多倍（杨德华、杨永平，2001）。
国家信用（税收）完全与货币脱钩，税收的纸币标价还是退回到其背后的商品货币与其它物品的比价。
彭文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发展总是比较超前，在信用货币的发行方面也是如此。
”就是基于凡是纸币都是依赖国家信用发行的货币的传统认识。
历史表明，纸币从来就是其所能兑换的流动性最大的那个商品（锚）的符号。
离开“锚”商品，纸币毫无价值。
同样，没有可信的国家未来收益作为兑换机制，货币的国家信用就是一句空话。
即使像元朝那样依靠国家暴力，最终也无法禁止市场重归商品货币的道路。
彭文所举的民国法币的例子，就是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依靠政府信用，无需任何准备“成功”发钞的实践：
”国民党发行法币的时候，信用准备本来就不充足，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发行，就更谈不上什么信用准备的问题。
很多地方军阀发行纸币，依赖的就只是强制力而已。
”
而真实的故事是，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而在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受到政府的黄金储备限制。
为增加市场流动性，美国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
1932年开始，中国白银就已经开始外流。
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
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
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改用英镑和美元作为法币的准备。
由于当时的英镑和美元都是以贵金属为本位的，同英镑和美元挂钩的法币，实际上还是实物货币而非信用货币。
所以贸易顺差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依然重要。
没有这些措施，“依赖的就只是强制力”的法币就是一堆纸，根本不会有任何流动性[4]。
只要货币发行者承诺货币兑换实物商品而非未来收益，这个货币就不是信用货币。
不仅人民币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的世界货币（包括民国时的“法币”），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真正的信用货币起源于西方的债务市场。
未来收益得以流通，是过去200年东西方社会“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中国纸币的历史虽早，但真正的信用货币的出现，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在这方面，中国不仅不是“比较超前”而是“远远落后”。
五、货币供给不足怎样解决？
我的另一个与主流观点的不同地方，就是认为今天的“货币”与历史上的“货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
这一差异不是来自于货币的使用，而是来自于货币的生成——传统货币的“锚”是“过去剩余的”积累，现代货币的“锚”是“未来剩余的”贴现。
也就是彭波在文章提到的观点“现代经济已经从传统的以商品（金银等）为准备的货币进入以信用（未来的收益）为准备的货币。
”
早在12世纪，基于债务的信用制度，就已经埋下了日后东西方增长“大分流”的文化基因，也为大航海之后基于信用的货币制度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信用货币正式取代商品货币，其间却经过上百年的反复。
从约翰·劳在法国、汉密尔顿在美国发行的基于信用的货币，再到英格兰银行债券、美国银行券的流通，经历了无数危机、破产甚至大萧条，以“信用”为准备的货币不断在丰富着人类的货币实践和认知。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金本位退出历史，严格意义上的信用货币才正式走向前台。
货币数量相对经济增长必定不足的魔咒才得以解除。
从上世纪末开始，千百年来反复出现以致已经被引为定理的一些货币现象开始消失或改变了。
比如，储蓄不再重要了，即使储蓄为零，银行依然可以创造流动性；货币和通胀的相关性消失了，即使货币发行不断超过传统的红线，顽固的通缩依然挥之不去；顺差也不再重要了，即使货币流失，经济也不会出现萎缩……正是由于货币出现这些历史性的大切换，我们思考货币对经济影响的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从商品货币转向信用货币是人类货币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由于这一革命距离我们实在太近，以至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理解其在人类历史上的真正意义。
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师——从凯恩斯、哈耶克，到费雪、弗里德曼——的货币思想却因这种变化失去了其对现实的解释力。
如前所述，新中国之所以转向计划经济，和以贵金属为基准的货币不足密切相关。
类似蒙元金属货币大流失导致明朝初年被迫实行“计划经济”一样，民国迁台带走黄金，也使得中国只能选择需要较少货币但效率较低的计划经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为了解决经济市场的货币需求，在没有充足流动性商品做准备的条件下印发纸币，导致了改革初期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4年汇改将人民币与高流动性的美元挂钩（这和当年为应对白银流失实施的民国法币制度改革类似）。
从那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巨大的顺差通过强制结汇机制带来美元的大规模流入，其效果与大航海时代流入中国的白银效果类似，增加的货币没有像纸币增加那样导致通货膨胀，而是带来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
正像朱嘉明先生所说：
“中国之所以持续对外贸易，固然有对产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换取境外的黄金与白银”（p136-137）。
空前规模的顺差没有导致货币输出国的萧条，没有导致保护关税增加，更没有导致战争，乃是拜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所赐。
正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信用货币取代了商品货币，无限的“未来收益”取代有限的“过去积累”成为货币新的“锚”，货币不足的历史性难题得到了解决。
基于非货币分工的计划经济在面对解除了货币约束的市场经济面前迅速瓦解、退出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并非偶然所致，坐在船舱里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赶上了千年一遇的历史大潮。
过去10年，中国货币生成机制逐渐开始摆脱结汇转向预期收益，开始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贷款创造货币。
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Bolton）和黄海洲（2017）开创性研究中，在比较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三个国家的资本结构后，发现这四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没有外债。
各国1993-2013年外债占其GDP的比美国是0.05%，英国是1.1%，日本是0.14%，中国是0.5%。
他们把国家发行的货币加上其以本币发行的国债视作类似公司股权的资本，结果发现，1993-2014年，美国国家股权占GDP的比例从120%上升到180%，英国从不到100%上升到250%，中国从100%上升到210%；日本从215%上升到300%，都是外债较少而股权极高。
这和其他发生债务危机国家（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此他们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已经迈入成功国家之列了”。
弱小的资本市场是发展中国家的标配。
只要没有非常发达的国内资本市场，高积累、低外债就是不可能的。
但中国却做到了。
“在发展中大国中，国家资本结构做得与主要发达国家相当的只有中国。
”（博尔顿和黄海洲，2017）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是如何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相对落后的条件下，避免了大规模对外举债的？
答案只有一个——房地产。
没有房地产市场创造的信用，央行根本生成不了那么多货币！
中国只能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依赖外债获得资本。
六、货币增发可以降低利率吗？
针对我的观点“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大，创造的货币就越多，利息也就越低。
长期以来，依托无人能敌的股票市场，美国创造出全球最多的信用，美元也就成为世界上利息最低的资本。
”彭文引用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认为“货币发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利率水平是不会下降的。
因此，不存在货币越多利息就越低的道理。
”网上也有很多人持和彭文类似的观点，还有人讥讽我说，果真如此，津巴布韦、委内瑞拉早就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了。
要理解我的观点还是要回到纸币和货币的区分上。
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指的是纸币而非货币。
“普遍稀缺”是所有流动性的基础。
当一个物品——不要说纸币，哪怕是黄金——一旦不再稀缺，流动性也就随之消失（没人愿意接手），货币的属性也就不存在了。
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曾经的“粮票”。
在食品非常匮乏的年代，粮食本身就具有极好的流动性（人人都接受），因此可以充作有效的货币，“粮票”就相当于以粮食做准备的“纸币”，用来解决粮食移动成本过高的问题。
当粮食问题解决后，其流动性也随之丧失，“粮票”也就不再“值钱”。
用黄金、房子、股票代替粮食，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货币的本质，也可以知道生成有效的流动性多么困难。
现代银行里的基础货币（basemoney）本质上都是“纸币”，它只有放贷出去，才能被发行并成为真正“货币”。
“贷款创造货币”是信用货币生成必经的产道，市场上如果没有足够的信用，再多的基础货币都是废纸。
之所以大家无法“高高兴兴地去贷款，不但不用支付利息，还能够倒找利息”，乃是你创造货币必须依靠能产生真实现金流的信用做抵押。
在这个过程里，有流动性的信用才是真正的“货币”。
如果银行纸币直接可以当货币来使用，欧洲银行和日本银行还负利率贷款干嘛？
他们早就自己去买美国国债去了。
之所以有负利率，乃是因为基础货币（纸币）相对信用而言，太差了。
或者说信用太好了，贴现也值。
“负利率是抵押物信用估值非常高的结果”。
货币不是央行“印的”而是市场“生成”的，这是很多人理解货币出错的地方。
只有市场上的货币有“信用”做“锚”，才意味着有流动性支持，才是真正的货币。
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以为不经过市场的产道就可以直接把货币生出来，就是犯了这个典型的错误。
货币的价格，只取决于市场给信用的标价。
美国国债收益率低，那是因为美国政府的信用好，流动性好。
那些没有流动性的货币，利息再低也没有人要。
到这里就应该明白我讲的低息货币环境和彭文所说的低利率的差异在哪里了。
在我的概念系统了，低息的资本和高信用的资本是一个概念。
美国低息国债不是发债者对美债估值低，而是因为美债的信用太好了，即使很低的回报率，还是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而越是供不应求，美债生成的美元流动性就越好。
这和彭文所说的银行低息贷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谓低息的货币环境，是指一个经济处于高流动性的资产特别丰裕的环境。
货币的利息可以简单视作资产贴现率的倒数。
比如，一套住房每年租金100元，抵押后获得贷款1000元，10倍的贴现率，进入市场1000元货币的利息就是贴现率的倒数10%。
假设租金不变，房价上涨到10000元，贴现率的倒数就是1%。
相对于前者，高房价生成的流动性就是低息货币。
显然，在未来收益不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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