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的深远影响党课讲稿31页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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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一是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但大陆的西藏和沿海的台湾少数岛屿还没有解放，人民解放军还有重大作战任务；
二是新解放区剿匪取得了重大成绩，东北、华北地区的匪患已经基本消灭，但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大部分土匪还没有剿灭，特别是广西、湖南、福建、浙江等省，匪患还相当严重，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定；
三是新解放区多数基层政权已经建立，但还有一部分基层政权没有建立，已经建立的也还不巩固；
四是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刚刚开始。
经济上，重点恢复铁路公路交通和水利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全国原有21700多公里的铁路全部恢复通车，东北和华北地区已经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全国工农业生产比1949年有明显增长，其中粮食产量为2400亿斤，增长11%；
棉花产量为1420万石，增长59.7%；
钢产量为60.6万吨，增长283.5%，但是还远未达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最高生产水平。
这几项中，粮食产量仅仅相当于1936年以前总高水平的63%，棉花产量相当于最高水平的86.5%，钢产量相当于1936年以前的83.6%。
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还相当繁重。
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这时候已经达到500多万，极需要精简人员，支援国民经济恢复，精简整编工作刚刚开始。
军队的武器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
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这几个军兵种的领导机关已经相继建立，但作战部队除了炮兵较有基础以外，空军、海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当中，军队极需要加强现代化建设。
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22年革命战争以弱胜强的经验，有同国民党军和侵华日军作战的经验，战斗意志顽强，但现代化水平低，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除了少数部队准备解放台湾、西藏和正在进行剿匪作战外，大部分野战军这个时候已经转入担负工农业生产任务。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前，解放军没有打仗的准备，朝鲜战争爆发后做了必要的防范准备，组建了东北边防军。
1950年6月6日到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部署全国的中心任务，是从1950年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
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刚刚展开，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这个时候都没有步入正轨。
背景二：
国际背景
第一，美苏两国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变成了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对手。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两大阵营已经形成。
朝鲜战争爆发是这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和斗争的产物。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成了两大阵营在东方斗争的焦点。
第二，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这个时候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就是当时比较强大的苏联也惧怕它三分。
美国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推行争霸全球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就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27日，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了上述事项，同时还宣布增加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提供援助。
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组成“联合国军”的决议，使美国对朝鲜内战的干涉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实行战略撤退。
9月27日，美国当局命令“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地面部队要越过“三八线”作战，占领整个朝鲜。
第三，中国革命胜利以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
1950年的2月14日，中国和苏联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美国这个时候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在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的政策。
背景三：
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强弱优劣极为悬殊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还处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状态，而美国这个时候已经有175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跃成为资本主义最强国。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现在叫GDP）一共为574亿元人民币（这是按1955年新币制计算的），相当于229亿美元；
而美国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
中国的钢产量是60.6万吨，美国这个时候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
美国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作战飞机已经达到1200架，海军各种舰船艇达到300艘，坦克800余辆，而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时候一共有作战飞机110余架，无论是飞机的性能还是飞行员的技术水平都不如美军，更谈不上飞行员的作战经验，海军还没形成战斗力。
我国装甲兵也在组建过程当中，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地面部队，每个师就装备有各种火炮950多门、坦克140多辆、各种车辆3800余辆，而当时人民解放军中装备最好的东北边防军一个军装备各种火炮才540余门，相当于美军一个师各种火炮的二分之一略强一点。
我们所有的军都没有坦克，出国的时候每个军临时配属运输车辆100台，美军是一个师3800余辆。
这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背景。
（二）决策出兵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和经济力量强弱优劣对比极为悬殊，中共中央为什么还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呢？
这应该说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
第一个是直接因素。
所谓直接因素就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金日成（当时是劳动党总书记，也是共和国首相）和朴宪永（当时是劳动党副书记，副首相兼外相）联名的形式给毛泽东写了“求援信”。
这封信是1950年10月1日写的，信中介绍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有关情况，信的最后提出：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这是金日成、朴宪永联名信里边提出的请求。
正是因为有了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才在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援助朝鲜的问题。
仅10月上旬就于2日、4日、5日下午召开了三次会议，2日下午是书记处会议，4日、5日两个下午是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这是直接原因：
朝鲜提出请求。
第二个是根本原因或是核心原因，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任何国家领导人做出任何重大决策，首先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
那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是维护国家主权。
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也就是侵占了中国的版图，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所以中国不能没有反应。
当时除了抗议声讨以外，中央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已经考虑到，可能要同美国人打一仗。
周恩来当时讲，“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
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
”
二是保卫东北地区的国防安全。
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飞机，于1950年的8月27日开始，就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地面部队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严重威胁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
三是维护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
东北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
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当时一半在东北，而东北的工业基地一半在辽东辽南。
如果中国不出兵，让美国压在鸭绿江边，整个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无法进行正常建设。
四是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
美国出兵朝鲜以后，中国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就活跃起来，活动明显猖獗，不将美国在朝鲜的气焰打下去，国内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增高，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
这个毛泽东周恩来也讲过。
第三个原因是军事准备的因素。
前面提到了组建东北边防军。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进行武装干涉，虽然战前朝鲜没有向中国提出任何请求，并且战事开始以后朝鲜人民军打得非常顺利，势如破竹。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战局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虽然美国军队介入，但是朝鲜人民军一鼓作气，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或者至少告一段落，美国再想援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也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和调动更大规模的兵力。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战争长期化，甚至战争形势发生逆转。
因此，中国就不能没有防范准备。
所以周恩来当时讲：
“我们设想第一种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
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并且应该很快地积极准备。
”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仅一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是7月1号进来的），中国就于1950年7月7号开始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兵，抽调当时国防机动部队第13兵团等四个军、三个炮兵师等部队，一共是25.5万余人，组建成东北边防军，集中到辽宁东部和吉林省东南部地区进行整训。
边防军集中以后，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在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就明确指出：
将来边防军是准备出动到朝鲜去打仗，“支援朝鲜和保卫我们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
整个边防军的准备都是以美军为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而进行的。
这为中共中央决策出兵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前面讲的三个因素，直接因素是朝鲜的请求，根本原因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第三个就是军事准备的因素。
这三个因素是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这三个因素缺了一条因素，中共中央都不可能做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或者是即便出兵也不会是后来的这种形势和这种规模。
除了这三个因素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对决策出兵也有作用。
一个是历史的因素，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出枪出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新中国的成立以后仍然敌视中国人民，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政策。
还有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意识形态的因素。
朝鲜和中国当时同属于民主阵营大家庭的一员，所以朝鲜有困难，中国有责任帮助他们，这是意识形态因素。
并且，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朝鲜劳动党许多党员和许多朝鲜人都参加过中国的革命战争，对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
如果朝鲜不是中国的邻邦，而仅仅和中国一样是民主大家庭的一员，那么恐怕中共中央也不会做出出兵援朝的决策。
所以，中共中央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识形态的因素。
但是意识形态的因素，绝对不是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因素或决定因素。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动机很重要的因素是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
还有一个对决策出兵有作用的因素就是苏联因素。
一方面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出兵援朝会有苏联作为后盾，这个因素应该是很有作用的。
另外一方面是苏联对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上确实有压力。
但是，中共中央做出出兵决策绝对不是苏联压力的产物。
在中共中央决策的过程当中，斯大林曾经积极建议中国出兵援朝，但在中国要求苏联履行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的承诺时，斯大林动摇了，他说，苏联的空军没准备好，就是准备好了也不出动到朝鲜境内作战，只是在鸭绿江上空或者鸭绿江以北进行援助。
这个时候，他说，如果没有空军掩护，中国觉得出兵困难，也可以不出兵。
当然，苏联除了没有兑现出动空军掩护的承诺以外，中国提出其他援助的请求，基本上都满足了。
他说，我空军出动不了，你觉得困难，你也可以不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应当参战，必须参战。
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这就是1950年10月12号，周恩来和斯大林谈完了，就是苏联不出动空军，只援助武器装备、援助战略物资，以斯大林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
然后，13号，毛泽东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召在一起，进行了研究，下定了决心，就有了刚才我念的这段话。
总之，朝鲜需要支援，中国的国防安全需要保卫。
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辞中讲的一段话所说的：
“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
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
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已经明白了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也就是说，出兵抗美援朝是出于维护中朝两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虑，所以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两句话八个字，非常恰当地表达了中国抗美援朝的斗争性质、斗争对象和斗争目的，是我们完整准确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核心。
斗争性质就是反抗美国的侵略和侵略威胁。
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战场上的美国侵略军和华盛顿美国侵略当局，而不是南朝鲜军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更不是美国借助的招牌——联合国。
虽然有些具体战役战斗打的主要是南朝鲜军，但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上、政治上和外交上始终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军和美国当局这个主要对手，所以称为“抗美”。
斗争的目的是支援朝鲜、反抗美国的侵略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里面我讲一个小插曲。
2006年的6月，我应韩国国防部军事历史编撰研究所所长的邀请，到韩国参加中韩两国学者一起进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明朝时期中韩两国的抗倭问题。
在预备会的时候，经过介绍，韩国学者们知道我是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的专家。
在所长晚上为我们举行欢迎晚宴的时候，韩国有一个70多岁的地方大学的老学者老教授非常激动，面红耳赤地向我质问。
他说，韩国战争是我们哥俩打架，你们为什么帮老大打老二。
当时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们南北双方哥俩打架，美国为什么过来帮你们老大打老二。
我说，你们哥俩打架，外人帮着你们老大打老二的是美国，不是中国，是美国进到了朝鲜，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中国才派志愿军到朝鲜，中国出动志愿军是对着美国军队来的，不是对着你们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来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说法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这么说完了以后，经过翻译，老学者听明白了，情绪缓和下来。
他会写汉字，用繁体字写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跟我点点头。
这是一个插曲。
所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总方针、总政策，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目的、总目标，也是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动员、教育和国际国内宣传的中心口号。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既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出发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归属点。
这两句话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不可偏废。
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朝鲜战争的结局是：
双方通过停战谈判，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划定军事分界线而达成了停战协定。
所以，这场战争起始于“三八线”，又停止于“三八线”附近。
这就给人一种印象：
这场战争双方打成了平手，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
我们国内学界也有这种认识。
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巨大胜利？
我讲以下四点。
（一）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强弱优劣极不对等
关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和经济力量强弱，我在前面已经做了介绍。
这种情况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就是，志愿军在朝鲜同美国作战就像“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根本没法相比。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当时最现代化的武器，包括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使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后方进行毁灭性的轰炸。
在朝鲜北方一共有12万平方公里，美国人投掷炸弹69万余吨，平均每平方公里落下的炸弹是5.8万吨，在某些地区投弹的密度达到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空前的最高水平。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完全没有制海权和基本上没有制空权的困难条件下作战，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地区，并在“三八线”地区坚持两年多作战，最终迫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字停战，所以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
（二）我方人员伤亡、财力、物力消耗少于敌方
从双方人员伤亡、财力、物力消耗看，志愿军是胜利者。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1953年的8月4号公布了战绩公报，这个公报指出，从1950年6月25日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包括毙伤俘）一共是109.3万余人。
美国官方公布他们的损失情况是，阵亡、负伤、失踪被俘一共14.2万余人。
韩国公布的人员损失是98.84万余人，美国公布的美国损害数和韩国公布的韩国损失数这两个数字相加之和大于我们公布的109万，这两个数相加之和是113万余人，还不保证其他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这就说明我们公布的歼敌数字应该说比较客观的。
而整个战争期间，人民军和志愿军作战减员总数是62.8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是36.6万余人（人民军他们没有公布，是我们根据材料统计出来的，是26万余人，加起来整个在战场上的减员，是62.8万余人）。
按照志愿军和人民军公布的歼敌数量计算，就是我们歼敌109万余人，那么我们损失是62万余人。
按照这个数字计算，敌我双方比例是1.7：
1。
这样算，志愿军和人民军是胜利者。
单从志愿军的角度看，1950年10月25日到1953年7月27日，两年零九个月，歼敌71万余人（包括毙伤俘）。
那么志愿军的作战减员（阵亡、伤、失踪、被俘）是36.6万余人，按这个数算起来，敌我双方对比是1.9比1，志愿军是胜利者。
这里我说明一下，现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经过官方认可公布的烈士数量是197653人。
这么听起来志愿军的阵亡公布的数字是11.5万多人，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公布烈士统计数字的时候，做一个说明，志愿军阵亡的数字统计基本上没有变化，烈士和阵亡虽然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阵亡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死亡的，烈士除了阵亡以外还包括失踪的官兵、受伤以后死亡的官兵、病亡的，包括之前民兵、民工（有19万多人），包括之前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停战以后一直到志愿军撤回朝鲜回国这个期间牺牲的官兵，还包括志愿军撤回朝鲜以后，朝鲜有个停战委员会这里面有志愿军代表团，工作人员病故、牺牲的也算在抗美援朝的烈士里边。
我做这么一个说明。
美国在战争中的战费支出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是7300余万吨，中国支出的战费是6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是560余万吨。
从这个角度说，志愿军也是胜利者。
（三）我方在战线上进多退少
从双方战线进退的情况看，我方最终占优。
其实，前面已经涉及到了，自从志愿军参战以后，双方战线互有进退，志愿军入朝打响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军已经快到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
志愿军连续举行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后，把美国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志愿军、人民军又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军”打退到“三七线”附近。
“联合国军”也从“三七线”附近和汉江两岸两度将战线再向北推，但也只推进到“三八线”南北地区。
最后，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形成了相持局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这样算起来，从志愿军这个角度说，双方进退相抵，那么志愿军是净进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的纵深数百公里，联合国军是从鸭绿江净退到“三八线”的数百公里，志愿军和人民军粉碎了美国当局军事占领全朝鲜的企图。
两相比较，志愿军当然是胜利者。
这一块，我也加一个说明。
最后的停战线不是严格的“三八线”，“三八线”以南、“三八线”以北都有。
南方在东部“三八线”以北占领的地盘是4337.7平方公里，主要是山地，人口稀少，物产不太丰富。
那么，北方在西部“三八线”以南占领的是3665平方公里，包括开城在内，主要是平原和丘陵地带，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
从土地面积上说，与严格的“三八线”相比，北方比南方少了672平方公里，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四）我方部队在作战中遭受的打击小于敌方
从双方部队在作战中遭受打击的情况看，我方也占优。
志愿军入朝的第一、第二两次战役是在双方对立的状态下进行的。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就给予美军历史最长的“王牌”部队之一——美国骑兵第一师以重创，并且歼灭其一个团大部。
第二次战役当中，志愿军在东西两线给美军参战的七个师当中的第二师、第七师、陆战第一师以歼灭性打击，第二师失去战斗力，歼灭第七师一个加强团，陆战第一师损失过半。
他自己讲也是有史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
除了给这三个师歼灭性打击以外，还给美第二十五师予以重创，这他们都是认账的。
第二次战役打得痛快淋漓，虽然这次战役中东线作战的志愿军第九兵团减员比较大，但这主要不是因为遭受美军的打击，而主要是因为这个兵团临急入朝，缺乏必要的物资，主要是冻饿减员比较大。
相反，志愿军第九兵团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却把美国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
美国陆战第一师也是美国“王牌”队伍之一，不得不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撤退”这个字眼。
几乎所有美国当局的军政要员都认为志愿军第二次作战对于美军来说是美军历史上的一次惨败，一次丢脸的失败。
而志愿军除在第五次战役进攻作战结束以后，转移准备修整的过程当中，第180师掩护主力转移，因处置不当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外，没有一个建制团以上部队遭受如此打击。
虽然在第四次战役当中，在汉江南岸组织防御的第50军和第38军部队伤亡比较大，那是为了掩护主力歼敌而预期的伤亡，当时是“你必须给我顶住，掩护主力歼灭敌人”。
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阶段，特别是1952年夏季以后，志愿军在战场上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
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方针，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几乎是攻则必克、攻则必歼，有许多经过反复争夺以后，我们又巩固了阵地。
到了1953年的金城战役，志愿军可以对南朝鲜军四个师防守的坚固防御阵地同时发起进攻，突入阵地最远达到18公里，一举歼灭其四个师大部。
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从1952年夏季以后，除了发动一次他们自己称为失败的恶性赌博的“金化攻势”（我国称为上甘岭战役）外，两个点之间一共不到4平方公里，争夺了43天，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完全守住阵地，他们败下阵去。
除了发动一个“金化攻势”以外，从1952年夏季以后，一直到朝鲜停战，美国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作为。
这一点美国人写的战史和韩国人写的战史都是承认的。
美国人在评论这场战争时，只是说“成功地阻止了共产主义的进攻”，这是政治上的因素；
说他们的海军和空军优势威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一点确实如此。
所以，我们作战受到它的海、空军的威胁很大，损失也很大。
因为海空军轰炸、封锁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很大。
我们志愿军许多师级以上干部，包括军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牺牲，都是由于空军的轰炸。
美国人除了阻止了共产主义的进攻，他们海、空军优势的威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取得了军事胜利。
讲到这场战争时，他们用的比较多的词是“受挫”、“失利”、“苦涩”、“损失”、“没有获得胜利”等字眼。
美国西点军校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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