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科技发展道路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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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这件事，一方面是关注里面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则是关注这件事对中国粮食安全蕴含的重大意义。
我国农业的发展，一直在围绕着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来进行。
直到本世纪初，开始着眼于满足十几亿国民的小康问题。
至2011年，粮食生产更是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但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这一点不但没有变，而且越来越突出。
之所以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转变为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
资源方面，人均耕地面积目前已降至1.4亩以下，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每年农业灌溉缺水约300亿立方M，人多地少水更少的矛盾愈发凸显。
再加上不断增加的自然灾害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要保持粮食自给率达到90%～95%，肉、蛋、奶、果、菜等主要农产品基本满足国内食用和加工需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有人算过一笔账，到2020年，按我国有14.3亿人口和人均433公斤计算，粮食总产量应增加到6.2亿吨，单产的年均增长率也要有大幅提高，因为那时的人均耕地面积将减少到1.2亩，而且整体质量下降。
所以，这是一场目标与条件十分悬殊的硬仗。
市场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就是说，原来是有啥吃啥，现在不但是吃啥有啥，还要吃啥啥安全。
从今后的趋势看，固有的资源约束只会越来越大，加上种粮比较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有限等诸多压力综合作用之下，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摆脱靠天吃饭的模式，尽可能通过大幅度提升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农业动植物新品种、优质高效种养技术和成果的转化推广；
尽可能通过科技的广泛、深度运用，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确保粮食等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
我国粮食的安全，说到底，还是要靠“科技增粮”和“科技保粮”。
2.生态环境压力亟待疏解，实现可持续发展越来越紧迫
有专家已经断言：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是21世纪世界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把农业的发展、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这是新阶段的另一重大标志。
在全球气候变化频仍的背景下，农业发展与农业资源良性循环的相关性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资源刚性约束增强。
统计资料显示，有40%的耕地处于不断退化的状态，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水土流失的危害；
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旱涝灾害、病虫鼠害等自然灾害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最近100年，我国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1.1℃，高于0.74℃的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极端性气象灾害显著增加；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全国基本农田土壤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特别是城市郊区蔬菜基地污染呈加重趋势。
这里面，有些是不可抗力造成的，有些则与不科学、不环保的种养模式以及不可持续的发展思路有重大关联，后者被称为“人为因素”。
人类对环境的很多破坏是不可恢复的，对环境不友好的农业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点我们已有足够的教训。
这种状况，对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技术研究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
需要加强农业水土资源和废弃物高效利用等技术研究，开发面源污染防治等技术，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开发新型节本增效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需要加强节地、节水、节肥、节药等节约技术研究，开发农产品加工增值技术，推进轻简化技术集成配套，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这些对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确保我国农业及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专家曾提出过“紧缺资源替代”这个概念，也就是提倡“智力资源对紧缺自然资源的替代”，是从另一个角度重视农业科技的独特作用。
现代农业的目标一定是做到人类、资源、环境的良性互动。
3.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农业的国际竞争，技术制高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农业竞争归根结底是各国间农业科技水平的竞争。
近年来，发达国家依靠其科技领先优势，不断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使得我国农产品同时面临“洋农产品”的竞争和国际贸易壁垒的压力，这是新阶段重要标志之三。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来看，农业高技术对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决定性作用。
农业科技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主要推动力，就是最先在发达国家得到验证的。
它们通过对农业技术的支持，推动了本国农业科技的革命，从而让自己的农产品在国际农业竞争中“占尽优势”。
目前，我国农业高技术研究的整体实力不强，处于世界研究前端的领域还很有限，支撑现代农业新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些领域成果供给能力依然薄弱，品种自主供给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立足我国农业发展实际，正确把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态势，想方设法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水平，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先进实用科技成果的供给能力，在农业科技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大应用价值的核心技术，牢牢掌控农业产业发展的主动权，积极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
转基因抗虫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棉铃虫在我国大部分棉区持续性大爆发，给棉花生产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棉农谈“虫”色变，仅1992年造成的损失就超过100亿元。
为了灭虫，剧毒农药被大量使用，直接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
那段时间，棉农中毒的事件时有耳闻，牲畜中毒的事就更多了。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美国抗虫棉进入中国，一下子便占领了几乎整个市场。
我国抗虫棉的研究在“七五”期间起步，“八五”期间获得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独立研制成功抗虫棉的国家。
至2010年，推广面积达到1.67亿亩，占到国内市场份额的93%以上，基本把美国转基因抗虫棉挤出了中国市场。
同时，我国的抗虫棉还走出了国门，出口到了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依靠科技可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改善农产品质量，打破技术性贸易壁垒；
依靠科技可以增强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抵御国际市场的冲击，保障产业安全和发展壮大。
4.多年积累的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其制约性越来越明显
2011年12月22日，笔者去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哈利哈乡扣花营村调研，发现村里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在家务农的人里面只有一位小伙子是中专毕业的，其他的基本上是既无文化也无技能的“老年部队”。
村支书说，他们村有很好的自然风光，又没啥污染，他一直想发展有机蔬菜种植，但苦于没有几个人懂技术，也没有几个人能学技术。
文化素质问题不是扣花营一个村的问题，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大部分相对较低。
毋庸置疑，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体。
而这种“主体弱势”不是唯一的不利因素。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体制是在原来那种农业大集体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便出现了一系列现在看来是制约甚至是阻碍农业发展的因素所在。
而且随着现代农业的向前推进，这种制约会越来越明显。
这是历史新阶段重要标志之四。
在5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2.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2%，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7.4%。
特别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流动，农村劳动力结构急剧变化，农业劳动者素质呈结构性下降趋势。
带领“386199部队”去发展现代农业，恐怕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
所以，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综合素质，显得尤为紧迫。
因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最终要靠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提高他们接受、运用科技成果的能力。
最近几年，虽然以政府财政为主的农业科技投入不断增长，但投入不足问题依然严重，造成研发能力建设不够，技术储备不足，这严重制约着农业科技的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水平仍然不高。
一直在推动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尚未完全到位。
同时，我国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依然不健全，总量也不足；
农业企业整体实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两者都还不能承担起基层农技服务"
主力军"
的作用。
如此一来，基层的农业科技支持和服务需求就得不到满足和保证。
农业科技人才仍然短缺，我国农村每万人平均拥有科技人员数量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
科研人才的不足，直接导致农业科技水平的落后；
高精尖人才的不足，直接导致战略领域的技术研究开发鲜有突破；
基层科技人员的不足，直接导致技术推广应用能力薄弱。
二、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科技的探索与成就
有人说，农业发展的历史就是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历史。
1949年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也正验证了这一点——农业科技的每一次突破和创新，都带来了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
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一五”时期的19.9%，提高到目前的53%，农业科技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科技难题被一个个突破。
60多年来，我国以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农产品实现了从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其中，农业科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利用新的科技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是我们走向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直以来，在农业科技进步这条路上，我国都在孜孜探求。
毛泽东同志带头学习和研究农业科技，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
邓小平同志说过，农业最终要靠科学解决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就提出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从长远和根本上说，要开辟我国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关键在于农业科技进步。
1.着眼于粮食安全，不断探索新农艺、新模式
60多年间，我国先后培育并推广应用了高产、优质粮棉油等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1万余个，推动农作物矮秆化、杂交化、优质化的三次跨越，实现了5至6次大规模品种更新换代，粮食亩产从1949年的69公斤提高到目前的331.5公斤，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70%，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1949年的2300亿斤提高并稳定在当前的10000亿斤以上。
以水稻为例，上世纪50年代，改良和成功培育了“矮脚南特”等水稻矮秆品种，实现了从高秆到矮秆的革命性重大突破，促进了我国水稻单产的第一次飞跃；
70年代，在世界上率先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成为第一个将杂交稻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的国家，实现了我国水稻单产的第二次飞跃；
80年代以来，育成了“两优培九”、“沈农265”等一批超级稻新品种，实现了我国水稻单产的第三次飞跃。
目前，我国水稻育种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同时，作物耕作制度改革及农作物高产超高产技术不断开发与应用。
上世纪50年代，南方实现单季稻改双季稻，北方发展了间作套种技术；
60年代，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密植为中心的作物丰产技术研究，把群众经验上升到理论，指导生产实践起到了很好作用；
70年代，随着高产栽培技术和多熟制研究的深入，在各地实验示范，创造出江苏苏州地区三熟制等一批作物高产典型；
80年代后，随着作物栽培技术水平提高，多熟制发展很快；
进入90年代，高产模式化栽培技术及生产经管决策系统发展迅速，模式化栽培技术、立体种植技术大面积推广。
目前，全国复种指数已从1949年的128%提高到160%以上，最高的地区达250%。
近年来，深松整地、全膜覆盖、大棚育秧等新的栽培技术不断应用于生产，取得积极成效。
2.着眼于有效供给，不断探索新品种、新技术
成功培育并推广了100多个畜禽水产新品种，开发应用了配套养殖技术，支撑我国畜牧水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肉、蛋和水产品等产量多年居世界第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杂种猪群的整群、选择、提高工作，先后成功培育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了哈尔滨白猪、新淮猪等；
育成了“59－1号”等海带新品种，建立了海带养殖技术体系，使我国在60年代就成为世界第一海藻养殖大国。
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科技的一个很大亮点，便是“四大家鱼”人工繁殖的成功，它直接推动了我国乃至世界水产养殖业大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成立繁育科研协作组，有计划地开展联合育种，陆续培育出中国黑白花奶牛（1992年更名为中国荷斯坦奶牛）、草原红牛、西门塔尔牛，并形成了品种群，在生产上广泛推广应用。
同时，育成了黄羽肉鸡、新疆毛肉兼用细毛羊、中国美利奴细毛羊等一批新品种。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国外引进瘦肉型猪种与地方良种猪进行二元、三元杂交，筛选出了一批瘦肉率高、料肉比低的杂交组合。
先后培育出“黄海1号”中国对虾、建鲤鱼、大菱鲆等近百个优良品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水产养殖品种，推动了养殖新产业的兴起。
蔬菜产业也得到不断发展。
育成“京丰1号”杂交甘蓝、秦冠晚熟苹果等一系列园艺新品种，建立脱毒快繁及无毒化栽培技术体系。
以冬暖式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农业技术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我国蔬菜总量供应不足、周年供应不均的问题，为丰富我国城乡居民“菜篮子”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农作物及禽畜、渔业病虫害防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基本控制了农牧渔业重大病虫害的爆发成灾。
3.着眼于生产保障，解决农业生产能力提高问题，不断探索新体系、新农机
60多年来，我国突破了水盐监测、土壤改良等技术，促进了盐碱化、涝渍化、酸化等中低产田的改造，提高了水、肥等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了黄淮海地区、松嫩—三江平原以及南方红黄壤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开始对豫北盐渍土、南方鸭屎泥田等严重困扰农业生产的低产田实施土壤质量研究和改良，初步解决了当地农业发展的突出难题；
70年代开始，国家对黄淮海平原、松嫩—三江平原、南方红黄壤地区的中低产田治理与区域农业开发组织了联合协作攻关。
通过20多年的努力，研究提出了区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模式和适应不同类型区的主要农作物高产、优质配套栽培技术，一批盐碱化、酸化中低产田变成了高产良田。
通过两次全国土壤普查和综合考察，初步查清了我国土壤和耕地质量状况，广泛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
加强节水农作物品种、节水方法、节水产品等领域研究与推广应用，实现了农业节水增效技术综合集成创新，旱作节水已经覆盖了我国北方近一半的农田，支撑农作物自然降水生产率从上世纪50年代每亩1毫M降水生产粮食0.2斤，提高到现在的1.2～1.5斤。
抗虫棉、沼气等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农业不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52%，推进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以人畜力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
上世纪50年代，主要是增补和改良旧式农具，积极推广新式人畜力农具，并开展拖拉机、收获机械等的引进、实验和仿制；
60年代，以研制推广机械化农机具为主，开展了排灌机械、脱粒机械等全国性的系列研究工作；
70年代后期，研制了单缸卧式柴油机，推进全国形成了小四轮拖拉机的生产热潮，开发了水田拖拉机系列和旱地拖拉机系列等新产品，解决了拖拉机下水田作业的问题，联合收割机、大型植保机械等相继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进入80年代，以小麦、玉M、水稻为重点，紧密围绕机耕、机播、机收、机械脱粒、机械植保、机电灌排等开展研制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同时，农产品加工技术获得长足发展，一大批深加工关键技术难题被攻克并得到大规模应用，主要农产品深加工或二次以上加工的比例达到30%以上，有效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延伸了产业链条。
同时，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涉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不同领域，中央、省、地、县、乡不同层次，较为系统的农业科研体系、技术推广体系和人才队伍体系，促进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调研统计显示，全国共有地（市）级以上农业科研机构1115个，基层农技推广机构12.6万个，建有农业高等院校42所。
据概算，农业人才占全国人才资源总量的10%左右，共有农业科研人才27万，农技推广人才77.7万，农村实用人才约1000万。
三、“十一五”承前启后开创了新局面
“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开始了从模仿跟踪向自主创新、从资源依赖向科技驱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三大跨越。
因此，“十一五”的5年是承前启后的5年，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方向与重点开始战略性调整的5年：
从注重农产品数量增长，转向注重农产品质量和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
从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主，转向为生产、加工与生态协调发展服务；
从以资源开发技术为主，转向资源开发技术与市场开拓技术并重；
从面向国内市场提供技术保障，转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技术服务。
1.政策支撑，开创了农业科教工作新局面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研和讨论，2005年，农业部、科技部等部门共同编制了《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技术方案》。
技术方案总体思路是围绕国家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民增收三大任务，加强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创新团队和创新机制三项建设，形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国家农业科技区域创新中心和国家农业科技实验站三级网络，提升农业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转化应用三个能力。
《技术方案》在国家农业创新体系的目标、任务、机构、人员、经费、体制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指标，为整个“十一五”的农业科技工作奠定了基础。
2006年，有两项政策正式启动，一是开始实施“农业科技研究计划”，二是设立了“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
前者是在当时的科技经管体制下重视发挥行业部门作用的重大举措，后者则是作为专门针对农业科技人员的部级奖励。
这两项新政策顺应了农业科技界多年的呼吁和期望。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工程运行机制，即以重要农产品为主线，以重大工程为纽带，整合从研究到产业化等各个环节的力量和资源，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贯通，研究、教案、推广、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左右互动、共同参与的工程运行机制，推进形成研究工程直接来源于生产一线、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制。
农业部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意见》，对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应用和科技培训工作提出新要求，并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作出新部署。
2.创新工作，积累了农业科技发展新经验
立足农业产业特点和国情特色，坚持以农业产业重大科技需求为导向，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强行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实施重大技术推广与示范工程，开展大规模农民培训和科技服务，切实服务产业发展大局。
“十一五”的这些有益探索，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科技进步之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通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促进了科技与产业的紧密结合。
从2007年底开始，农业部与财政部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先后建立了50个农产品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强化了科技与产业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的产业技术链。
同时，注重推进产业技术体系功能拓展与延伸，着力强化与农技推广体系的紧密衔接，促进整个产业技术体系真正能够落地生根。
到2010年，共建设50个农产品的产业技术研发中心，聘请945个岗位专家和970个综合实验站站长，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1.218亿元。
通过实施公益性农业行业科研专项，推动了行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的联合攻关。
围绕不同产业发展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组织全国优势研究力量，根据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共同编制行业科研专项立项规划，确定了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立项的重点领域、重点工程和重点课题。
2007至2010年，公益性农业行业科研专项共立项187项，中央财政投入专项资金超过35亿元。
通过启动实施生物新品种培育转基因重大专项，提升了我国种业育种水平。
根据国家战略部署，2008年7月，农业部启动实施生物新品种培育转基因重大专项，在转基因新品种培育、基因克隆验证及转基因操作技术、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中试推广与产业化、条件能力建设五大领域启动实施了研究类工程几十个重大课题和几百个重点课题。
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培育将会取得重大突破，大大提升我国生物育种水平，增强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
通过实施农技推广示范县工程，实质性地推动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2009年起，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5.7亿元，在全国800个县启动实施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示范县工程，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工作，经管体制逐步理顺，队伍组成逐渐合理，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条件建设进展加快，财政保障日趋有力。
通过加强农业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增强了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不断优化农业学科领域，不断改善科研条件和装备，已建成一大批重点科技创新基地，促进了一大批优势单位、一大批优势学科、一大批优秀人才的集聚。
累计投入20亿元以上，专门用于农业部部属科研机构科研条件能力建设工作，极大改善了科研单位的面貌。
通过加强农业教育与人才培养，增强了我国现代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通过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稳定支持2200名围绕50个主要农产品的产业技术发展的科研团队，着力培养围绕农业产业的国家科技团队。
被温家宝总理称为“德政工程”的“阳光工程”，5年共培训农民1650万人。
“十一五”是我国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积极探索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5年，是我国农业挑战极不寻常、成就历史少有的5年。
5年中，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粮食连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201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2%，农业科技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四、当前面临的六个瓶颈问题
一个国家的农业科技发展状况如何，从其农技推广模式中基本就能看个大概。
国内众多学者对美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研究后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模式之所以成功有效，主要源于五个方面：
一是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
二是健全的推广体系和高素质的推广队伍；
三是有明确的推广指导方针和目标；
四是推广经费分级负责，确保到位；
五是推广手段现代化，基层推广人员待遇高。
不可否认，与之相比，我国的农技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差距显而易见。
因此，尽管我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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