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讲稿：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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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讲稿：
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的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陈列馆。
总书记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知道在长征途中，1935年的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讲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来展开分析。
今天我们讲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第二，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过程。
第三，维护遵义会议决议与长征胜利。
第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进行长征？
为什么召开遵义会议？
这是我们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长征？
我们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领导秋州起义部队引兵井冈。
主席讲一逼二逼逼上梁山。
刚上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部队不到千人，后来经过朱毛会师，彭德怀上井冈山，到了后来时候，我们先后取得了四是军事反围剿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在1934年又离开中央苏区，原因何在？
我们讲到中央苏区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占有了江西大部，甚至包括福建等重要地区，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局面丢掉了呢？
2011年11月4日，在北京召开过一次纪念中央根据地，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周年的座谈会。
在这个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也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根据地建设的好的局面给丢掉了呢？
这一发问振聋发耳贵，让人值得去思考。
什么原因，最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时我们左倾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斯主义被教条化了，把共产主义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了。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我们知道1928年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了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六大，当时选举向忠发为党的书记。
到了1931年的时候，在上海召开了6届四中全会选出来三位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煮。
这个时候经过米夫，这个莫斯科中央大学的一位领导人，他推荐王明当选为候补常委，因为以后就改为常委了。
这个时候他们推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呢？
具体而言，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
我们后来中央机关被迫离开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我们在北区的工作基本上是丧失殆尽。
当时1931年9月成立了临时中央局，选博古为书记，博古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可以讲是亦步亦趋、惟命是从，此时王明自己去了莫斯科，做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
那么博古就作为中央局的书记来领导全党工作。
我们知道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创出来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样一个比较成功的夺取全国政权的好的经验，披荆斩棘，确实不容易，而且我们领导取得了4次军事反围剿的胜利，这样一个局面为什么会打破呢？
有这样几个事情需要我们来追溯一下。
第一个是1931年11月召开了赣南会议，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撤销了。
到了1932年又召开了年度会议，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又被撤销。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左倾教条主主义、推行这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到了1934年2月，张闻天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我们知道1931年U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们称为毛主席，又成立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腾龙驾雾，这样的话就逐渐在改变以往的一些体制、一些组织和路线。
博古对军事不是很了解，他又搬来了救兵，此人叫做李德。
他是一个德国人，曾经在上海从事一些军事情报工作，后来被邀请到中央苏区担任了军事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
李德曾经有一本书叫《中国纪事》，他自己就讲博古赋予他军事权力，让我掌握了红军行为的决定权，这就大大提高我的工作范围。
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的指挥权，所以是讲没有博古的这种授权、放纵其越权（李德是不会篡夺红军的指挥权的）。
李德在苏联参加过一些军事战斗、也参加过德国的堡垒战术。
但是客观而言，到了中央苏区、在江西南部对中国的国情确实不了解。
他就搬运了他非常娴熟的堡垒对堡垒战术，这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陈勇同志回忆过，当时李德搞什么堡垒对堡垒。
因为国民党前几次军事围剿都失败了。
所以第5次反围剿的时候，他就建立堡垒层层推进的方式，而且敌人的堡垒非常的坚固，而我们的堡垒一推就倒。
在这样情况下，结局可想而知。
所以1933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们扩大来的15万以上将近20万的新战士就在这种堡垒对堡垒的短缩突击中损失极为严重。
所以军事失败是我们长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此地已经无法立足了，被迫进行转移了。
我们整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广昌，当时进行了数次的浴血奋斗。
但是这种战术的错误导致战争的失败。
当时红三军团彭德怀非常恼火，他就找到李德说了一句话:
“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有一位翻译叫伍修权，伍修权进行了翻译，李德没有反应。
彭德怀让政委杨尚昆你给我翻译一下。
杨尚昆就把彭德怀这句名言"崽卖爷田心不痛”做了翻译，李德听完之后暴跳如雷。
“应该骂我”但是彭德怀讲“今天我都来了，随便你处置”。
所以真是我们的红军战士、指战员，很多指战员就牺牲了。
当时的参谋长叫刘伯承，他也告诉博古必须换人，再让李德指挥，必然让我们都成为千古罪人。
博古听了之后，当然不敢给李德说了。
后来刘伯承被下放到一个军团当了参谋长，这种惩办主义让广昌保卫战失败，就让转移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是第二个因素一一军事失败。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讲的经济上的枯竭。
我们部队到了中央苏区以后，领导过开展土地革命，从“井冈山土地法”、“新国土地法”搞土地改革。
但是由于他们迷信苏联的一些模式和经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
这个做法一步步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来消灭地主、消灭富农，最终发展为损害中农，你这样就做不好统战工作了。
就把我们比较娴熟的农民运动给绞杀了，也会造成我们与农民这种隔离，导致一些农民“反水”，所谓“反水”就是离开了我们的根据地，走了！
这样极不利于我们的干群关系，所以我们讲我们进行战略转移，就这样三个重要因素，左的路线、军事上的失败、还有经济上的枯竭，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层次一一为什么长征？
第二块，怎么长征？
长征开始以后，当时领导初期这种转移的是三位同志，博古、李德、恩来同志。
后来博古讲长征的军事计划，并未在政治局这个层面进行讨论。
后来讲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一般我们史书上把这样一个领导层面称为是“三人团”，由“三人团”领导了我们长征的早期斗争。
甚至当时出发的时候像搬家一样，什么都带着，什么都拿着，行军极为缓慢，没有给我们的军队以机动的指挥权。
而且前面是红一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就是林彪、聂荣臻领导，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领导，后来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间的中央纵队无疑像抬轿子一样行动，每天的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按部就班的去行走，没有抓住瞬息万变的战略机遇。
虽然我们前面通过了粤军的封锁线，甚至穿过了湖南南部，但是敌人已经布好了袋子，我们还是导致了湘江惨败。
当时我们在长征正式出发之前，曾经派出了红六军团，红七军团。
红六军团主要探路。
任弼时、萧克他们去湖南的西部去找二军团的贺龙同志，我们长征的方向就是去湖南西部，所以是去探路去的，派出了红七军团。
方志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其实吸引敌人走的，我们要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我们主力部队往西走。
这个后来萧克讲，我们中央红军就沿着我们六军团的方向行走，亦步亦趋，萧克的部队把路线行程及时告诉中央红军，连国民党都把这路线都看透了，甚至他们在报纸上讲，前面那无疑是无愧于去趴路去，后面的无愧于又跟上来。
是吧？
这个路线都被敌人摸清了，而且敌人已经布好了几道严密的封锁线，所以后来对于这场长征出去的这种失利，萧克就感叹：
无疑是我军遭受了敌军的围歼，使我们出现了几乎是覆灭的危险。
我们穿过了粤军的封锁线，到了湘军的地带。
其实湘军因为和桂系军阀有矛盾，所以这一个矛盾也可以被我们利用，别的东西不讲，他们桂系军阀既反共也反蒋，只希望红军从我们这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对红军只能去追击，而不能阻击。
所以国民党蒋介石下令组成了将近70个团的部队，15个师在湘江进行部署，本来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战略空隙，但是因为我们行动迟缓。
虽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占领了湘江两岸，但是没有及时通过，就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湘江惨败，所以当时红一军团的二十四团的政委杨成武不讲嘛，敌人向暴风雨高粱叶一样围过来我们又打退一批，顶又冲上来，我们又打退一批，这个又冲下来，而且到了战斗最后是近距离射击，肉搏战，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能够顺利通过湘江，很多战士做出了无谓的牺牲,非常惨烈。
中央红军出征的时候呢，据统计是八万六千人，但是一场湘江之战，我们只剩了多少人？
3万多人。
而且后边掩护的红一军团基本上损失殆尽。
而且这个时候“三人团”仍然坚持北上到湖南西部去。
去与二军团汇合去，其实蒋介石已经又布置了新的4道封锁线。
那么最后生成一些红色的，我们最后的一些这是精干部队，如果再经过4道封锁线，最后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在我们的红军内部，由于这一场湘江惨败，出现了一场争论，而且这场争论是极为必要的，也极为及时的。
因为从红军出发以后啊，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过杀回马枪，我们进入长沙，进入敌人城市，围魏救赵。
那三人他不听啊，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就需要振臂一呼，但是怎么去产生效应？
毛泽东说服了王稼祥。
王稼祥此前是从政治部主任啊，因为富商与毛泽东一块行动。
然后毛泽东又开始说服另一位同志-张闻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委员会主席，三人在大街上边行军边聊天，边分析，边切磋。
最后他们认为不能再去湖南西部了。
如果去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剩这3万多红军战士就保不住了。
所以毛泽东自己就讲过，我用了很大的耐心，我隐忍着这种痛苦，找张闻天同志做一些开导工作，最后说服了他，这个工作非常必要的，因为只能争取到了张闻天，包括王稼祥了，那么就可以来影响大部分人。
所以我们讲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叫中央中运三人团，我们讲中央层面这样一个争论是极为及时和必要的。
所以就在12月12日，在湖南的通道县。
毛泽东提出来就开个会议，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去湖南西部，而应该转到贵州。
毛泽东讲蒋介石已经布好了一个大口袋，他等着我们去钻，你们谁愿去钻就去钻，反正我毛泽东不愿去钻。
这个仅仅是已经布好了一个口袋，无疑就是一个请君入瓮啊。
你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翁你去钻那不傻瓜吗？
毛泽东说的很很直白也很通俗啊。
毛泽东参加了这样一个军事会议，而且讲贵州的兵好打，贵州农民讲成为双强将一一烟枪和长枪，而且通过报纸知道，贵州的军阀怕我们去，他们开始跑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如谜重就轻。
所以这个会议一个最终的后果，同意转到贵州，只是转到。
这又实现了第一次的引兵贵州。
他到了贵州以后，李德还是下巡视命令，让部队干嘛去，还是要去湖南西部。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提议，在黎平、贵州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而且这个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我们刚才讲到了，包括我讲长征出发之前,长征的方向，战略转移的目标，是没有在政治局通过的。
那么黎平会议就明确了等时机成熟，就召开一次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的时候讨论，可以讲争论是尤为激烈的。
最后大家同意不去湖南西部,所以当时是李德十分恼怒，周恩来讲，因为这个争论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李德的军事智慧才能,也逐渐疏远了与李德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从此以后毛泽东的这种军事的意见开始在军队内部起方向，起作用，更加灵活，更加机动一些。
为了更明确方向，到了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猴场我们开了一次猴场会议，这个会议就开到了凌晨，开到了35年1月1日元旦，这个会议作出了决定，就是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怎么限制呢？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而不是李德一个人下命令，去何方，何时去，哪个部队去，而是由军委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这在长征途中，对于长征的战略转移是极为必要的，是不是？
黎平会议决定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就开始了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
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来，我们应该轰下李德，不能再让他指挥了，让他指挥下去啊，必然出问题，而且应该开一次重要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军事路线。
王稼祥提出了要轰下李德等人，这是第一次提议了。
那么李德下来之后，下一步怎么做呢？
张闻天提出来，把毛泽东请出来,王稼祥提出来轰下里德，张闻天提出来把毛泽东请出来，在1990年在一次座谈会上，耿彪同志曾经回忆到，王稼祥曾经问张闻天，对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啊？
张闻天沉思片刻，回答到没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
他说我们觉得毛泽东这个人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还是把毛泽东请出来。
大家看看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以及王稼祥、张闻天的酝酿，都是遵义会议之前的一个铺垫，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
经过提议，是同意召开的，而且会前的这种酝酿已经在两方面都展开了。
王稼祥、张闻天提出来，请毛泽东出山，王稼祥同意，张闻天同意。
但是另一方面，包括博古他们等人，也开始做一些争取主动工作。
所以我们讲会议之前这样一个氛围，也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已经决定了遵义会议上必然出现一个更大的争论。
上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了一下，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分析了长征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
为什么实行战略转移？
以及长征出发点起初定在湖南西部，为什么改到贵州？
已经开始酝酿一场政治局会议。
我们后来过了乌江，占领了贵州省第二城市遵义市，后来中央提出来就在这个地方开一场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等人提议，开展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就是遵义会议的旧址。
当时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一个新公馆，我们的部队一来吓跑了，我们开会的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16日，17日。
三天。
因为白天还有一些战事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晚上召开的。
经过毛泽东的人提议，邀请了各军团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样一次遵义会议。
所以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刘伯承此时已经回到中央做参谋长，还有当时政治部代政治部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杨尚坤，还有李卓然等人都出席会议。
他们作为军人，作为军事将领，红军的著名将领，他们更有在会上的这种话语权，他们更明白我们的战士对长征出发以来，对于一些问题的反应程度。
这个会议讨论什么呢？
总结一点，核心就是总结我们的军事路线，博古作为书记还要主持会议，博古在这会议上他后来自己回忆“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只承认个别政策错误，而且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你更不承认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来看看，长征出发的时候，部队8万多人经过湘江失败，剩下3万多人，那么你军事上已经证明了出现了严重失误。
但是作为党的总负责的博古同志，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他没有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第一认识不到错误的根源，而且他不承认这样的一个路线的问题。
他就讲军事上如果有错误的话，也是出发以来的一些问题。
但是后来张闻天等人讲，为什么前几次军事围剿我们都取得胜利了？
为什么前几次就是反围剿都取得胜利了？
为什么你领导的这个战略转移出现如此的惨重损失呢？
在这个会议上，作为“三人团”重要成员的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他同意开这个会。
对于开成这个会是极为重要的，再说转移初期，周恩来同志主要做一些后勤保障协调等工作，因为军事是李德负责，党的全面工作博古负责。
所以后来毛泽东讲，如果周恩来同志不同意开这个会，这个会开不起来的，而且会开得非常好。
恩来同志是有了重要作用的。
所以把遵义会议放在我们的长河中去思考，更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对于开这个会起了重要作用。
恩来同志在会议上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所以他是三军团的政委政政委委员杨尚坤讲，恩来同志出于公心，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这种态度就赢得大家的一种尊重。
他也讲如果没有恩来同志站出来，会议要取得后来我们讲的这样的成功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它的地位在什么地方？
所以会议上不同领导者的表现，这些人格的风范影响作用，都值得去去分析去思考。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发言，发言之前的时候，因为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他们住在一起，一块商议发言提纲，所以张闻天在会议上讲，我们之所以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做了错误的估计，现在你们又认识不到，你们又不承认，这样下去我们就意识不到我们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意识不到我们长征初期出现军事失误的原因，所以一定要明确军事失败的原因，也要明确军事失败的责任问题。
所以张闻天同志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一致赞同，特别那些军团的负责人，还认为张闻天发言好。
张闻天这个发言以后，毛泽东也发言，毛泽东的发言引经据典。
他讲一些人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我们战士要睡觉，要走路，走路走山路，平原还是河道？
一些人只知道在军事地图上一画，而且限定时间去打，能打好吗？
毛泽东讲的时候引经据典,“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毛泽东讲的时候大家听得非常认真，气氛也非常活跃。
当时会场上的李德，因为他听不懂汉语嘛，就让他的翻译伍修权去翻译，因为毛泽东的引经据典，伍修权的翻译有时候根本上这个翻译的速度，会场上一片气氛，这个李德也感受不到。
所以我们讲此前猴场会议上已经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通过遵义会议又把军事指挥权转到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这就是我们的遵义会议在引导着我们组织路线在做正确的调整。
主席毛泽东同志发言以后，当时躺在躺椅上的王稼祥，因为他当时不是重伤了吗？
本来可以不参加会议的。
他坚持出席会议，躺在一个躺椅上，王稼祥讲，我就开门见山，就讲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发言。
第二句话，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人来指挥，因为毛泽东有实际经验。
第三点，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这三句话，第一赞同，第二拥护毛泽东来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一个机构“三人团”。
所以到了1945年，当时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后来讲，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关键一票，就讲到这个事情。
当时中国军委主席朱老总朱德同志也说了话，说的话非常精辟，言简意赅同时入木三分“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跟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第一是军事路线的问题，第二个是军事指挥权问题。
如果继续跟你们走下去，那不就失败了吗？
大家看看张闻天、毛泽东重点分析军事上的路线。
而王稼祥、朱老总就提出要变更军事指挥者的问题，所以这个会开得非常的激烈。
在这会议上有人提出来，让毛泽东来做军事总指挥了。
在当年情况下，毛泽东主要是围绕着军事路线进行讨论。
张闻天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敬佩。
他说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这么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
我们知道此前张闻天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在路线上，我们可以讲在政治路线上也可能存在分歧，但这个会议只围绕军事路线展开讨论，张闻天也是非常佩服的。
所以张闻天讲，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毛泽东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完全正确，因为当年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路线，我们向何处去？
怎么去？
怎么避免更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讲重新来回顾遵义会议，重新来界定遵义会议，会议主题，更感受到遵义会议它的历史地位。
所以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把此前我们一些错误的路线，导致的一些我们讲的冤案吧，调整路线，平反一些重要将领，打仗还靠一些将领啊。
比如陈庚，因为此人我们知道此前在上海主要做重要特务工作，后来被被捕受诬陷，这个时候被恢复党籍。
肖劲光，他此前在黎川因为黎川失守，差一点被执行死刑，因为毛泽东等人去去保护，后来判了几年刑。
这个时候出山出任红三军的参谋长，当然还有罗明、周子昆、陆定一都一一启用，所以我们就把红军将领给他们以用武之地，这已经开始调整了我们讲的组织路线。
但是遵义会议上最重要的一个成果之一，那就是把毛泽东选为常委。
这个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成果了。
第二个方面，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
张闻天一个俄文名字，它的简称就是罗普，由他起草遵义会议决议，然后委托常委来审查，最后发到支部中进行讨论。
那么常委中还要进行适当分工，他这是个伏笔，因为遵义会议上讨论曾经让毛泽东来负全责，但是毛泽东推辞，所以的话常委中在适当时期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开了三天。
敌人进行反扑，我们只能撤离。
最后一个，取消三人团，仍有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个是后来陈云写的遵义会议的手稿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几个重要内容。
取消三人团，因为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客观讲到猴场会议基本上有三人团指挥，那么通过遵义会议，就把这样一个军事上的，甚至包括我们讲组织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去除了。
就是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的权利，取消了李德指挥军事上权力，这是取消三人团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那么大家推选谁呢，推选毛主席，接替博古来领导全党工作，可以讲是众望所归。
毛泽东讲不行，他本人不愿意，所以在决议上不有一句话，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当时没有定下来。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讨论我们去哪了，此前应讨论过曾经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但发现这个地方不适于发展，沟沟壑壑的、土地贫瘠。
那么我们就过长江去，在会议上聂荣臻、刘伯承，他们提议去四川去，因为他本身是四川的，也了解四川，过长江去，所以会议当时决定的是过长江。
但是遵义会议上，领导权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完成O毛泽东之所以在会议上推辞,不接替博古，毛泽东是有深远考虑的。
因为博古当时通过选出来临时中央局，这是报备了共产国际的。
毛泽东讲如果把我推上去，所以弄僵了，我们在共产国际就不合法了。
我们在斯大林那边就过不去了。
他这个判断、甚至这个做法，事实都证明是正确的。
因为背后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的这样深层次的影响力，这是后来为什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安排潘汉年，先绕道上海，去苏联把会议的情况作为汇报。
所以这个会议它的影响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们讲毛泽东开始成为我们党的核心，因为遵义会议改变了我们以往的不正确的军事路线，部分开始调整组织路线。
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启用一些一些军事将领，而且开始改变当时一些不好的军事路线。
因为我们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那么选择毛主席来领导军队，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大家讲那不是张闻天做总负责，刚才我不是讲嘛，张闻天同志他是个书生，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这一点上比博古要少，但是在实际工作经验上,还不太成熟，一些大事还要经过毛主席。
所以杨尚昆等人讲，全党的领导核心在遵义会议上已经明确，毛泽东成为全党的核心。
我们出了遵义，原计划是过长江，但是受到川军的围追堵截，导致土城失利，被迫一过赤水河到了云南的威信县，就在这个期间又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当然了它是边走边开的，经过了水田寨，经过了大河滩，甚至到了江西会馆，这些会馆在威信县的扎西镇，在水田寨的话实现了党的领导权交接，就选了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
后来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然后传达到部队上去鼓舞士气，因为这支部队只有两三万人了，所以决定整编部队改变战略，来逐渐调整我们的军事路线。
关于遵义会议决议，值得我们认真去阅读。
因为这个会议的决议是极为重要的。
他既分析了此前我们军事上是吧？
我们先后开展了几次军事反围剿，第1次到第4次都成功了。
而第5次军事反围剿失败了，失败被迫进行转移，转移为什么出现失败？
又进行了分析。
所以遵义会议重点是对军事路线做了分析，同时它层层递进，言简意赅。
所以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去各军团去讲遵义会议决议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感觉路线，好的路线也回来了。
所以的话就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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